重视对社会科学的奖励

四、重视对社会科学的奖励

1939年，J.D.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问世了。他在书中称，科学的最终目的不在于发现真理，而在于为人类谋福利。他主张人们不仅要致力于基础理论的研究及科学的发现，更应该关心科学的应用。1976年，邓肯·麦克雷(Duncan Macvae)写出了《社会科学的社会功用》一书。他认为：“社会科学的社会功能，并不是简单地在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也不是为科学而科学，而是通过研究和探讨，通过进行关于在特定环境下应该服务于什么利益和怎样服务于这一利益的教育来指导社会。”这些观点对于帮助我们认识社会科学的社会功能是有好处的。

社会科学是对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研究，以探索其内部运行、发展、变化的规律。社会科学领域每取得一个新的知识，都标志着人们对社会现象又取得一个新的认识，使人们对社会的认识前进了一步。社会科学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帮助人们不断地提高认识，反过来又促进社会科学自身一步一步地发展。

社会科学的社会功能还表现在它制约着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发展方向并为技术科学的运用提供条件。任何自然科学的发明创造和运用推广都离不开人与社会的关系，协调这些关系，规范自然科学沿着人与社会需要的正确方向发展，这一切都离不开社会科学。正如波兰学者J.波尔戈什所说：“在今后的发展中，已经不能听任科学技术的盲目发展，它必须受社会科学乃至人文科学的指导和限制。”^[18]社会科学的社会改造功能首先是通过影响、制定社会政策来调节人的行为及人与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科学由于揭示了社会运动的规律性并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手段，因而成为制定各项政策的理论基础和依据。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新技术革命的影响加深，使社会生产系统、管理系统异常复杂，要实行决策，要制定政策，没有社会科学是不行的。

其次，社会科学还能够通过多种途径，教育人们，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文化水平。社会科学的教育作用，主要靠理论的力量、真理的力量。一种理论要能说服人，必须讲出道理，使人信服，它不像法制和行政命令，强迫人们接受。为了说服人，就要使理论符合实际，理论自身更加科学、更加完善。理论在教育的过程中，不断地显示自己的力量，同时，它也在不断接受人与社会的检验中获得新的生命和活力。

奖励作为调动人们积极性、创造性和开发潜能的一种有效方法和手段，对于社会科学人才和成果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它可以加速社会科学人才自身的社会化过程，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为国家为人民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

奖励，对于社科人员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第一，聚合作用。社会科学研究是一项十分艰苦、十分复杂的工作，需要多方面人员较长时间的相互配合，共同努力。有了激励目标，大家就可以团结一心，为了既定目标的实现形成一股合力。

图5-9　我国5大国家科学技术奖

第二，求变作用。奖励目标的制定，为人们提出了一个更高的努力方向，为达此目标，社科人员必须不断提高自己各方面的素质，找出自己与奖励目标不适宜的地方，作相应的调整。这样有利于社科人员的成长和进步。

第三，协调作用。奖励机制的建立、奖励目标的提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改善社科人员之间、成员与领导之间的关系。大家的一切努力及其得到的利益都和目标有关，而较少受各种“关系”的影响，大家都会把精力放在努力完成目标的过程之中，由此减少成员之间的内部消耗。

第四，导向作用。奖励只是一种方法、一种手段，但是它的实施却可以在科研方向、科研方法和科研作风上起到导向作用。如奖励了优秀科研人才和科研成果，就为人们树立了学习榜样；批评、处分了抄袭者、假冒者，就为人们敲响了警钟。

第五，传播作用。奖励也好，惩罚也好，通过各种宣传工具的传播可以使更广泛地区的人们知道好的榜样和坏的典型。奖励了一项优秀科研成果，就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推广和应用；批评了一种不实的研究方法，就可以使更多的人受到教育，不蹈覆辙。

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只有在正确理论指导下才能坚持正确的方向，进行得更快更好。但是，目前的状况却是，我们党开始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全面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并取得伟大成就时，我们的理论对如此丰富生动的实践未能作出全面科学的说明，在不少方面还显得落后和不那么得力。为此，中央多次号召理论界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社会科学工作者大胆探索，大胆创新。

社科工作者为何还不能甩开膀子大干，理论为何还呈滞后状态？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如管理体制的陈旧，领导人对理论的不重视，理论研究和实验的环境和条件还不理想和充分，理论工作者自身素质还需提高，等等。但是，扭曲的赏罚机制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扭曲的评价机制。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探索性，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敢于提出别人未曾提出过的见解，由此而产生学术争鸣是少不了的。由于参加者各人的知识和认识程度不同，研究对象向各人展示的方面也不一样，在探索中出现不同意见或错误意见或被别人误解为错误意见，是一种正常现象。作为决策机关、领导人、舆论单位，鼓励和赞赏的应是人们为之探索、创新的精神(也包括社会效果)，而不能以权力者个人的好恶作为评价人们行为和成果的标准。但现实的情况却是，见之报端，受到领导人接见和奖赏的，只是那些提出被采纳了的政策或方案的一批人或少数人，对于其他参加研究、争鸣者和其学术观点很少介绍，更谈不上奖励，即使偶尔介绍，也只是作为陪衬，有的甚至是作为批判的靶子抛出。

扭曲的任用机制。理论探索、争鸣，不仅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促进了社会科学人才的展现和成长。这对壮大社科队伍，提高其素质是大有好处的。现在不少地区和部门，领导者和组织人事部门往往把对人才的奖赏误认为都在提拔到各级行政领导岗位上来(这实际上是官本位在人才培养中的新表现)，而且提拔的也只是些被领导者采纳理论和方案者，即使是学术职称，“破格者”也往往是在他们中间产生。对那些提出和坚持不同意见或被领导者、其他人误认为是错误意见者，则不予重视，有的甚至以“政治倾向有问题”、“不尊重领导、狂妄自大”为由予以学术或行政的处罚。

扭曲的利益机制。那些提出理论和方案为领导者采纳的，可受到优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待遇，他们的劳动与自身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同步增长；而未被采纳者，其投入研究中的劳动量和他们所得到的报酬却不成比例或成反比例。有的甚至是提的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越多，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越大。1993年9月11日，首届“中华人口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前北京大学名誉校长马寅初获特别荣誉奖。但是，马寅初先生30年前却为提出节制人口理论而受到严厉的批判。我们现在都讲市场经济，讲价值规律，但孙冶方却为此吃了不少苦头。这样的历史悲剧可能不会重演，但现实生活中崇尚权威、亵渎真理的怪事却还时有发生。

图5-10　我国经济学泰斗马寅初

图5-11　马寅初格言

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是与他的利益相关的。在这种扭曲的赏罚机制的作用下，为了得到社会的好评，为了得到领导人的赏识，为了获得优厚的物质和精神利益，势必会有社科工作者只注重揣摩领导人的旨意，做奉命文章或作“注释家”(有些人特别是有的年轻学者已经尝到了甜头)。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必将引导人们趋炎附势，急功近利！长此以往，科学将不复存在，真理将暗淡无光，社会科学理论必将永远落后于实践。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扭转这种不正常现象，其中就包括正确运用激励方法。

社会科学人才的成果多少、优劣，是对他们评价的重要方面，它不仅涉及社会或集体对社科人才贡献价值的认可，而且也是社会科学人才自身价值实现的一种反映。在目前形势下它还是社科人员晋升专业职务、增加工资、分配住房等方面的一个重要砝码。但是，现在却有不少非科学的因素影响了对科学成果的正确评价。

“形势需要”评价方法不可取。社会科学研究都是要为一定的阶级、一定的社会制度服务的，它必须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利于人的素质的提高。这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出发点和归宿。对社科成果的评价如果离开了这个基本点就会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这是不允许的。但是，形势是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其中既包括社科人员对客观规律把握不准确，也包括领导人的错误决策，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仅凭一时形势的需要对某一成果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是不科学的。它既不利于社科人才的成长，也不利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正常发展。社会科学的许多研究成果是需要一段时间或很长时间检验的，要在短时间内对它下结论，评价其优劣也是不实际的，执行的结果只会导致社会科学研究的急于求成，急功近利，从而造成社会实践的失误。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为何急于求成的毛病屡犯不止，无不和理论研究上的短期行为有关。评价社科成果须坚持政治标准，但以一时的形势需要作标准却是不妥当的。有些研究成果纯属学术问题，非要与政治相联系，甚至以此作为对人的评价，就更没有必要了。

“名人名言”评价方法不严谨。名人既包括国内外学术上的专家学者，也包括地方和中央的领导人。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无一不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深化、综合产生的。名人名言对社科成果的评价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正因如此，不少成果鉴定会都请一些权威人士参加。这是很正确、很重要的。但是，社科成果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是要经过实践检验的，绝非某一或几位知名人士能够武断决定的。况且，随着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新知识、新技术、新信息日益增多，任何高明的专家都无法全部知晓甚至精通。在这种情况下，仅凭一两位名人在短时间里做出的判断就能决定某一成果的最后价值么？显然是不行的。在“名人名言”评价中，还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即国内某一成果，外国人说好了，中国人就把它捧为至宝；外国人说不好，国人便把它鄙为一钱不值。

“非此即彼”的评价方法不合理。社会科学研究是一项探索性很强的工作，社科成果存在多样性也是很正常的现象。领导机关在多种方案中择善而行，是保证决策科学化的重要保证。但是，对社科成果的评价，绝不能循着“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对某一成果的判断，不是好就是坏，不是成功就是失败，将未被采纳的或领导人不喜欢的都斥为错误的，不仅没有奖励，有的还要受到批评，这是不妥当的。学术研究都是在探索争鸣中进行和发展的，不用说基础理论研究允许多样性，就是应用理论产生多种方案也是大有好处的。一种方案未被采纳，这是从总体上考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该方案没有一点可取之处。恰恰相反，每一种方案都可能存在着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合理的、优秀的成分。将这些合理的、优秀的成分吸收过来，不是可以补充、丰富已经被采纳的方案么？在有些情况下，其他方案未被采纳，是由于客观条件还不具备，时机还不成熟，一旦条件成熟了，时机具备了，马上就可以付诸实践，这不是一件大好事么？

“指标分配”评价方法有局限。现在，不少地方开展评选优秀社科成果并予以奖励，这对于调动广大社科人才的积极性、繁荣我国社会科学事业是大有好处的。但评选方法却多是在确定名额总数的基础上，按各个学会的大小分配指标。由此，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1)某学科有研究成果，但未参加该学会的会外人员失去了申报成果的机会，不利于调动整个社会人才的积极性。(2)按学会大小分配指标，好像照顾了人头，但社科成果的多少并不是与学会的大小成比例的。有的学会人数多，但在一段时间内的成果并不一定就比学会人数少的成果多。这种分配方法不能充分反映某一学科和该学会成员在一段时间里的优秀成绩，因而也不利于调动各学会成员的积极性。(3)由于按指标分配名额，学会内名额有限，就会出现论资排辈、压抑后生或轮流坐庄的状况。也有的老学者或知名学者为了奖掖青年，即使自己的成果很有水平，也谦虚推让，使评选不能反映真实情况。(4)由于名额限制，即使某人的成果多，也只能择其重点申报一项。这对于成果累累、多有建树的同志来说，也是一种压抑。

“发表级别”评价方法有失偏颇。一般来说，社科成果都是要通过一定的报刊发表来反映的。全国的报刊成千上万，人们习惯把它们分成中央级、省级和市县级。一般来说，发表在高一级刊物上的文章质量要高一些，这是因为它的作者和读者对象比低一级刊物的面要广泛一些，编辑的力量也要相应强一些。但是，这不是绝对的、唯一的标准。一篇文章质量的好坏，关键还是取决于这篇文章的本身，发表于什么刊物只能作为参考因素。但现在有些地方的社科成果评选，明文规定成果必须是发表于哪一级的刊物，因为发表的级别不够或没有公开发表，即使被决策机关用于实践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也不能评奖或获奖等级较低，这些都是不正确的。

这些扭曲的奖励机制带来的死板的约束像“人头税”一般迫使科研人员疲于应对数目繁多的任务指标。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博士后、36岁的茅广军因此选择了一个极端的方式。有报道称他自杀的原因之一是没有通过中科院三年一次的考核，据说是文章数太少了，中科院高能物理所让他把房子交回，并在一年内离开，另找单位。当下科技评价体系的机械与生硬，由此可见一斑。^[19]

评价一项社科成果，主要从其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两方面考虑，以达到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所谓学术价值，是指一项成果的出现对某一知识体系的丰富、完善和发展，或是开拓性地创立了一门新的学科、新的理论、新的概念，弥补了前人的不足，或是对相邻学科领域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等等。学术价值的高低，在于该成果对原有的知识体系在多大的程度上进行了丰富和完善，或是创造性的范围和难度有多大。社会价值是指一项成果提出后为社会创造的实际效益，主要表现为经济效益和观念转变。社会价值的大小，主要看它能产生多大的经济效益或在多大范围内、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社会科学成果的价值是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两者的统一，在考核一项科研成果时，要统筹考虑，不可顾此失彼。不同的科研成果，其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在其内部的构成比重是不相同的。有的学术性很强的成果，其直接的社会效果特别是经济效果是不明显的，如语言学方面的成果就有这种情况；而一些社会效益明显的成果，又没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如对某一地区、某一部门所进行的社会调查、经济分析等；还有一些基础理论的成果，学术价值是很高的，社会价值也巨大，但不是直接地、及时地反映出来，如哲学领域里的一些成果就具有这样的特性。由于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多样性、复杂性，我们在评价某项成果时要着重于不同的价值方面。对于基础性成果，要着重于学术价值的考核，对于应用性成果，则要着重于社会价值的考核。既不能用严格的学术价值标准去要求应用性的成果，也不能单纯用社会效益标准去看待基础理论性的成果。一项有较高社会价值的应用性成果与一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基础性成果，都应受到人们的重视。

评价一项社科成果可以采用定性和定量标准相结合的方法。

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方法一般有两种：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定性评价要由专家、学者对成果按拟定的标准，进行个人评价，主观色彩较浓，常常受到人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定量评价则是将定性指标转化为数量化的评价指标，实行打分的方法，这样可抑制一些主观因素，比较公平、合理。由于社会科学成果的复杂性，仅凭专家和学者的定性评价可能谁也说服不了谁，而要完全做到精确的数量化，又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成果评价时，一般采取两者相结合的方法。在具体操作时可循着如下的思路：定量——定性——定量——最后产生评价的等级和名次。根据成果查新和评委们的判断(含有定量的成分)，将申报成果大致分档(含有定性的成分)，在分档的成果中再进行量化评定，决出等级和名次。其实，定性和定量两者是不可分的：专家、学者凭什么判断一项成果是优秀还是良好，是甲等还是乙等，不论是否进行书面打分，他们在心中都是掂量了一下的，这种掂量的过程就是一种量化的过程；再说打分，好似很精确，但是他们并没有什么度量的标准，还是靠定性、靠主观作出分数判断的。所以，过高地估计定量的作用或过低地贬低定性的作用都是不妥当的。

比较也是一种标准。学术价值也罢，社会价值也罢，在有些情况下，某项成果的水平高低很难用精确的尺度衡量出来。此时采用比较的方法是可行的。比较一般有以下几种：(1)在同一学科、同一选题内进行比较。根据资料查新，考查某一申报成果在该领域与其他成果比较，有哪些差异，有哪些变化，有哪些发展，有哪些特色，一比较，就能大致确定该项成果水平的高低了。(2)与国内外、省内外的同类成果相比较。看到了国内外、省内外同类的其他成果，再考察一下申报的成果，比较一下，该成果价值的大小也就出来了。(3)在同一届参加评选的成果中进行比较。有时候，某项成果在大的范围内一时找不到可比较的对象，那么，可以在本届申报的成果中进行比较。这种比较既可是学术价值方面的，也可以是社会价值方面的，也可以是两者的综合考虑。有时，也可以与本地区前几届的评选成果相比。当然，比较方法也不是万能的、绝对的，而且，比较的结果也同比较者的主观意识有关。不过，掌握一下比较方法在有些情况下还是管用的。

社会科学工作者劳动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创新，评价其成果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准也在于它的创新价值。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科学学创始人罗伯特·默顿在著名的演讲《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中所说，如果已有第一个人的发现，而第二个人也得到了同样的发现，但他宣布在后，尽管他的工作完全独立于第一个人，那他实际上也失去了得到承认的机会。因为这“是科学本身体制方面的规范的产物”。“像其他的建制一样，科学建制也发展了一种给那些实现了规范要求的人分发奖励的经过精心设计的制度。”^[20]如从1969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每年评一次，但只授予在经济学上有创见的经济学家。由此看来，一项成果是否具有创新性，是衡量它的成果价值的重要标准。

然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中竟然没有一个我国本土科学家的名字，以至每一次诺贝尔奖的颁布都会在我们这个十几亿人的大国激起种种感叹。虽然以杨振宁为代表的部分人称：“以中国目前的国情来看，最需要的是任天堂和盖茨这种会赚钱的人才，需要的是大量的年轻人才，拿一两个诺贝尔奖并没有什么用处。”^[21]但是更多的中国人渴望以诺贝尔奖证明自己的国力强盛。为何我们与诺贝尔科学奖之间总是可望而不可即？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佑寿曾指出：“制约我们获诺贝尔奖的关键因素在于我们缺乏创新精神，特别是有的决策者缺乏创新精神。”^[22]

科学研究成果就其总的功能来说，都是为社会实践服务的，这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但是，由于学科研究的对象和侧重点不同，社会科学体系内又分为基础理论学科、应用理论学科和应用业务学科，它们在为社会实践服务的功能、时效上是不尽相同的。一般来说，应用理论科学的成果效应反应较快，而基础理论科学的成果效应却很难迅速反应。在成果考核时，要注意防止只重视应用科学成果而轻视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倾向，否则会促使社科人员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只注重应用科学的研究而轻视基础理论科学的研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注重现实的、眼前的利益，而忘记长远的、根本的目标，最终是要吃苦头的。一门学科、一种理论，只注重应用、只注重技术，轻视了基础理论的建设，最终这门学科、这种理论是难以发挥持续的最佳的效益的。

美国作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在诺贝尔奖项的获得上也表现出了与之对应的实力。在2000年度诺贝尔科学奖和经济学奖11名获得者中，美国占了8名，再次成为诺贝尔奖的“得奖大户”。

图5-12　诺贝尔奖照片

自1985年以来，33名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科学家中有20名是美国公民或者是在美国从事研究的人；在34名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中有23名美国科学家；37名物理学奖得主中也有23名是美国科学家或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的科学家；22名经济学奖得主中有15人在美国工作。

美国人特别聪明吗？答案并非如此。美国科学家认为，美国之所以能造就这么多的诺贝尔奖得主，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它的科研经费雄厚，二是美国鼓励竞争和创新的学术气氛较浓。

美国每年从公共和私人渠道投入基础研究的经费达数百亿美元。如在2001年度财政预算草案中，总的联邦研究和开发经费达到853亿美元，其中约50%用于基础科研。企业支持的研究机构如贝尔实验室等在这方面也倾注了数十亿美元。美国全国科学基金会主席科尔韦尔博士说，基金会对优秀科学家不遗余力地资助，成为强大的科学驱动器。

除此，美国教育界和学术界里的挑战权威和竞争创新气氛则是美国孕育众多诺贝尔奖科学家的另一重要因素。美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舍韦说，在许多国家里，学术气氛过于传统，前辈的观点必须被尊重；但美国科学家对老观念不是特别恭维，而是敢于挑战旧学说。从小学开始，美国人普遍接受的教育是，你只要努力工作，加上“运气”，你就能做成一切事情。

如果从数学和科学测试传统来看，美国的小学或中学教育水平在全世界只能排28名或30名，落后于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但大学的情况并不如此。美国大学教育水平很高，它不主张学生死记硬背，而是提倡学生独立思考并具有更多的主动性。

美国曾有两名小发明家：一个是十岁的柯蒂斯·劳森，另一个是十四岁的刘易斯·巴顿。他们发明了游泳清洁器、多用防溅饮水架和汽车上使用的食品盘等，拥有十项美国发明专利，成为获得美国发明专利最年轻的发明家。小小年纪，为何能取得这大的成果？这和他们的妈妈玛丽·劳森的奖励家规是分不开的。玛丽·劳森创造一切条件，鼓励孩子们每天下午做完功课后进行两个小时的创造性工作，培养他们形成强烈的创造意识和习惯。对于孩子们的创造性活动，做母亲的不仅没有训斥干预，还经常和他们一起讨论。当他们发明了防溅饮水架和汽车上用的食品盘后，不仅受到父母的鼓励而且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赏：作家为他们写书，电视台为他们拍电视，美国副总统为他们颁发全国发明家奖章。发明家吉奇说，在青少年中，发明创造是常见的事，“问题是人们不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因而不能鼓励他们发明创造”；又说，“这两个孩子并没有发明震撼世界的东西，我们奖励的是他们的潜力，而不是现有的发明”。

美国的学校教育和它在诺贝尔奖中的特殊表现告诉我们，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奖励必须高度重视创新。

2005年10月8日《新京报》发表了《诺奖再让我们反思科技创新体制》的社论，文章指出，中国需要诺贝尔奖，并不仅仅是因为它在科学界的崇高地位，也不是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或面子问题，而是它让我们再次认识到科研中的原始性创新有赖于宽松的研究环境、让思想自由奔驰的学术氛围以及勇于接受挑战的科研态度。而诺贝尔奖恰恰让我们见证了中国科技体制和科研政策中这方面的缺陷。正如评论中所点明的，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期待着新的更科学更合理的奖励机制激起更大的活力。

本章结语

历史发展的方向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种趋势：系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由关心物到关心人；由惩罚人到奖励人；由物质奖励到精神奖励；由满足人的低层次精神需求到满足人的高层次精神需求。当今时代竞争激烈，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研究人，重视人，激励人，调动人的积极性，是历史赋予系统组织者领导者的重任，理论工作者应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今天，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旷古未有的伟大事业，为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努力奋斗，而建立科学合理的奖励机制无疑是保障这一美好愿望实现的有效途径。

【注释】

[1]赵振宇：《激励效应为什么减弱了》，载《人民日报》，1989年11月27日。

[2]《坚持改革开放争当科学发展排头兵》，来自中广网，2008年2月24日。

[3]《历史，因他们而改变》，来自金羊网-新快报，2008年8月17日。

[4]参阅《光明日报》，1992年4月20日。

[5]赵振宇：《要奖与给奖》，载《吉林日报》，1995年10月6日。

[6]庄子：《逍遥游》。

[7]王勃：《上刘右相书》。

[8]赵振宇：《形式主义为何屡禁不止》，载《深圳特区报》，1995年3月1日。

[9]［美］鲍勃·纳尔逊著，朱和中译：《1001种奖励员工的方法》，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

[10]赵振宇：《“甩红包”的办法行得通吗》，载《社会》，1986年第3期。

[11]《湖南奖励袁隆平三百万元》，载《人民日报》，第2版，2001年2月23日。

[12]赵振宇：《要奖励知识分子的业余劳动》，载《光明日报》，1986年10月26日。

[13]参阅《文汇报》报道，2008年6月24日。

[14]赵振宇：《请尊重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载《光明日报》，1985年11月13日。

[15]《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3页。

[16]《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2页。

[17]赵振宇：《划清骄傲问题上的几种界限》，载《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18]参阅《国外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

[19]《拿诺奖的时间表》，来自腾讯网，http://news.QQ.com，2005年10月8日，转自《新民晚报》。

[20]参阅《文汇报》，1993年4月30日。

[21]《杨振宁称清华学生超哈佛，中国暂不需诺贝尔奖》，来自东南新闻网，2006年3月15日。

[22]徐晓：《从现行教育看我国和诺贝尔奖的距离》，来自红网，http://news.qq.com/a/20051006/00000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