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各历史时期贺兰山森林变迁
人类历史时期森林变迁，除受自然因素作用外，人类活动是主导因素。人类的出现，标志着森林纯自然发展阶段的结束，开始朝着利用与破坏森林阶段迈进。由于人类的进化、人口的增加、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类向森林索取越来越多，再加上战争等因素的破坏，导致森林经历着从多到少、从好到坏的演变过程。因此，一部森林变迁史，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说是人类与森林的关系史。
根据陈加良对贺兰山林区6处历史森林火灾遗迹的发掘研究，以及引用宁夏地质学全新世地质沉积的植物“孢粉”资料，贺兰山古林区针叶林分布广阔，源远流长，森林资源历史衰竭严重，4 000年来森林垂直分布下限上升了300 m。
《1980年水洞沟遗址发掘报告》和《考古学报》1987年第4期报道：“最迟在4万年前，银川平原的黄河两岸就有人类活动，是人类发祥地之一”。在贺兰山东坡洪积扇上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说明宁夏原始农业起始于“甘肃仰韶文化”，距今五六千年。2 000多年来，宁夏北部，尤其是引黄灌区的开发和发展同贺兰山森林的兴衰息息相关。
秦汉以来，贺兰山东侧向为塞上重镇，因地广人稀，历来远离全国政治经济中心，为巩固边防，历代王朝无不热心于推行屯垦和戍边政策。历史上曾频迁徙秦、晋、江、淮之民来宁，有力地促进了贺兰山东侧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但也给贺兰山森林植被和整个生态以极为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一、秦汉至北魏时期
据有史可查，这是人类社会因素迫使贺兰山森林出现第一次历史大变迁的时期。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帝派蒙恬率30万大军征战匈奴，收复河南地，修筑长城，沿黄河两岸屯垦，汉代继承和发展了屯垦戍边的事业，特别是大规模地兴修了汉渠、唐徕渠、美丽渠和七星渠等大型水利工程。近年来考古发现的城址遍布南北，汉代墓群在银川、贺兰、吴忠等地大量出现，并发现新莽、东汉的墓葬。经秦汉两代积极经营，宁夏平原造成了第一个引黄灌区，农业生产力得到巨大飞跃，使地处半荒漠的宁夏平原成了“沃野千里，谷稼殷积”“牛马街尾，群羊塞道”（《后汉书·西羌传》）的人工绿洲，这固然是人类改造自然取得伟大胜利的一曲凯歌，但同时，这又是以牺牲环境条件，尤其是贺兰山森林资源为代价的。这里地属寒冷荒漠之域，人口大量涌入，又举办如此浩繁的水利工程，能源和建材的需求量大而急，岂有不就近大肆砍伐贺兰山森林之理。正如汉文帝刘恒采纳募民徙塞下居的奏议之后，晁错再奏的那样：“使（募民）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则贫民相募而劝往矣。种树畜长，屋室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汉书·晁错传》）。尔后汉武帝以及历代多次募民实边，开发宁夏平原，不可能有什么例外。恰如马克思所精辟论述的那样“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它所起的相反的作用，即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所起的作用则微乎其微。”贺兰山历经秦汉以来几百年的大量耗费到北魏时已无造船巨木，至少浅山区已经没有。
另外，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部门调查，在贺兰山西侧的哈拉乌沟、东侧的西峰沟等处，在海拔1 680～2 180 m的坡地上，发现6处炭迹，经同位素炭14测定，距今约2 090～4 000年之间。其中，在新柴沟渠门海拔1 680 m处发现的炭核，经测定完全为针叶林木炭，距今4 000±77年。而现在的油松针叶林，主要生长在海拔2 000 m以上的地方。这就是说，在4 000年前，贺兰山的针叶林还分布在低中山地区，海拔比现在低300多米。贺兰山现存森林，多为次生林，而有的地方还有原始森林，是古代森林的“直接历史孑遗”（陈加良《贺兰山自然保护区森林历史考察报告》）。这又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古代贺兰山是有繁茂森林的。
据考，在唐代以前，由于贺兰山地区人口稀少，技术落后，人对自然界的影响微乎其微，对森林的破坏也只能是局部性的。所以，贺兰山的森林植被是良好的，没有受到根本性破坏。“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的美丽景观的形成，与贺兰山丰富的森林资源和良好的涵养水源也是息息相关的。
二、唐宋元代时期
贺兰山见诸史籍记载，起始于《汉书·地理志》，当时叫卑移山，实际上涉及山上森林的记载则始于唐代，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贺兰山”条：“山有树木青白”，是古文献中第一次对贺兰山森林植被的直接记载。“树木青白”可以理解为，深绿色的油松和浅绿色的山杨、白桦混交生长，显示出青白斑驳的色彩，说明贺兰山森林植被的繁茂。当时山上树木色青白，远看如驳马，驳者毛色不纯之谓也，古游牧民族称“驳马”为“曷拉”，演绎为“贺兰”。因树而得山名，可见山上森林到了唐代还是可以称道的。有唐诗曰“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水木万家朱户暗，弓刀千骑铁衣明”，山下一派经济繁荣景象，但仍然衬托在边境屯戌的紧张气氛之中。这对山上森林不能不继续起着消极的影响。
到了宋代，西夏国割据政权很重视贺兰山，是七大重兵驻守地之一，山上屯兵五万，仅次于京城兴庆府（指今银川市）。现今阿拉善蒙古族牧民习住蒙古包，而支撑蒙古包喜用轻直耐用的青海云杉幼树，八九百年前游牧的党项族早就如此，《宋史》卷486记载：西夏按官兵民分级。“其民一家号一账”，“团练使以上账”，“刺史以下幕梁”。“幕梁织毛为幕而以木架”。另外还有取自于幼树、灌木的大量弓箭消耗。西夏更视贺兰山为皇家林囿，元昊不仅在府城营造“逶迤数里，亭榭台池并极其胜”的宫殿，更在贺兰山“大役民夫数万于山之东，营离宫数十里，台阁十余丈。”西夏这些频繁而浩大的营建，用木之大，从后代嘉靖志记载“元昊建此避暑宫遗址尚存，人於朽木中尝有拾铁钉长一二尺者”可以窥见其一斑。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在皇家贵族的带头影响下，贺兰山上大兴土木之风盛行，到了明代“贺兰山上有颓寺百余所”，其中有相当多数为西夏所遗留。
近年的考古调查中，在贺兰山发现多处西夏建筑遗址。这众多的遗址和“营离宫数十里”的记载，说明当时的贺兰山是树木葱郁、山清水秀、风景优美，可供西夏统治者“晏游”的好地方，但也是贺兰山森林开始受到损伤的有力证明。成吉思汗灭亡西夏的战争，使西夏都城兴庆府和贺兰山西夏宫苑、陵园建筑付之一炬。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贺兰山良好的景观，无疑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贺兰山乃银川屏障，在战乱频纷的历史时期，历代攻守各方均不会怠慢于用火之术。以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辽夏一次大战为例，辽主兴宗起兵十六万七千骑，南北夹击元昊，八月五日辽韩国王自贺兰北与元昊接战，数胜之，辽兵至者日益，夏乃请和，退十里，韩国王不从。如是退者三，凡百余里矣，每退必赭其地，辽马无所食，因许和。”夏乘机反攻，大获全胜。元昊放火烧的，虽然主要是草场，但竟不殃及山上的森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这次战乱贺兰山北部百余里内不少森林则化为灰烬矣。
元代战乱依旧，垦荒交替。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由于战乱“民间相恐动，窜匿山谷”，郎中董“文用镇之以静，民乃安”，唐徕、汉延、秦家等渠“兵乱以业，废坏淤浅”，文用疏浚乏术，才调来京畿水利专家郭守敬，诸渠“皆复其旧”，并“垦水田若干，”从而“民之归者”不少，悉授田种，颁农具。“至元八年（公元1272年）徙鄂民万余于西夏，使耕以自养，官民便之”。又言“西夏羌、浑杂居，驱良莫辩，宜验已有从良书者，则为良民，从之得八千余人，官给牛具，使力田为农”。众多人口战乱窜匿山谷，战后返回乡里，又从湖北徙民万余，生产生活资料的耗费和重建家园的需要，无不依赖于对贺兰山森林资源的索取。
宋、西夏、元朝间，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宁夏北部人口增加，人类对贺兰山的影响逐渐加深。西夏建都银川，使银川平原的政治、经济中心由河东移到河西，与此相应，人口的重心也由东向西转移，人离贺兰山更近了。如果说，汉唐时期，人们的主要活动仅仅是在洪积扇上，而且数量有限；而西夏在贺兰山大兴土木，营造离宫别院，不但规模大，而且直接插入贺兰山本体，这就不能不给贺兰山的森林植被造成重大影响。
综上唐、宋、元3代，尤其将近200年的西夏，是贺兰山森林第二次历史性大破坏时期。对此历史上不乏有识之士以各种形式发出过保护森林的呼吁，如宋代张舜民《西征》诗曰“灵州城下千株柳，总被官军砍作薪。他日玉关归去路，将何攀折赠行人”。灵州距贺兰山如此之近，灵州城下千株柳都难保，贺兰山上万株松更难幸免于难。
三、明朝时期
到了明代，对贺兰山产生严重消极影响的，莫过于长城的修建。数万兵丁役夫涌来，建造营房、炊事取暖、施工架木、箩筐扁担，无一不用木材。长城修好后，调遣重兵把守，用材烧柴，全要仰仗贺兰山。加上常年不断的樵牧采伐，更加剧了贺兰山林木的消耗，于是形成了如《明经世文编》卷228中所记述：浅山区“陵谷变迁，林莽毁伐，樵猎蹂践，漫漫成路”，林木“皆产于悬崖峻岭之间”的状况。更有甚者，在今三关口和大坝之间，也即明代长城的西关门，在嘉靖十年（1531年）“役屯丁万人”，挖修壕堑，结果是“风扬沙塞，数日即平”，“随挑随淤，人不堪其困苦”。这说明，植被严重破坏，部分地区出现沙化现象。
明代人口、战乱因素影响更甚过往，明“洪武五年（公元372年）废（宁夏）府徙其民于陕西。有人据此研究，当时明军为“北虏”而坚壁清野，将银川、灵武、鸣沙州等地居民迁到关内，使银川成为一座空城，使整个宁夏北部成为“真空地带”。可为时不久，大概这一战略无济于事，洪武“九年（公元376年）立宁夏卫徙五方之民实之”。人口大进大出，猛增猛减，莫不给贺兰山森林带来灾难。据《嘉靖宁夏新志》记载，贺兰山“自来为居人畋猎樵牧之场。弘治八年（1495年），丑虏为患，逐奏禁之。然未禁之前，其患尚少，既禁之后，而患愈多。何也，盖樵牧之人，依穷岩绝壁结草庐、畜鸡犬。虏骑乘夜而入，鸡犬鸣吠达于台，烽炮即举。每每兵至山麓，虏方进境，扼之无所掠矣，或闻炮即回。禁后，止以台为恃，风雨晦冥，耳目皆所不及，往往获利出境始觉。是故患益滋矣。说者或谓：‘林木采尽，恐通入寇之路’ 。殊不知木皆产于悬崖峻岭之间，非虏骑之所至者。使林木可以遏寇，岂特严于禁止，尤宜勤于栽植。”
四、清朝时期
清代更迫于人口压力，残余森林进一步受到摧残。乾隆四十五年宁夏北部人口达135万，占当时全国人口27 755万人的4.87%。比63年前的明万历四十五年增加107万，净增3.8倍。为现今宁夏北部人口占全国比值20‰的2.4倍。乾隆盛世“百余年来外番宾服，贺兰山进一步成了“人榱桷薪蘸之用，实取材焉”的地方。当时银川城里不仅有米市、猎市、骡马市，同时还有木市、柴炭市。征税中也就有木税这一项。可见伐禁一开，难能节制。吏治腐败，失于管理，也酿成森林的重大损失。据宁夏林业部门调查，清朝末年，在苏峪口发生过一次森林大火，火势从南向北，“殃及九条山沟，直烧到鬼头沟，历时两月余，遇暴雨方息”。苏峪口的火烧坡和裸露的大面积阳坡，就是那次火灾的遗迹。这九条沟，正当今日贺兰山自然保护区的中心地带。又据张古1964年访问一位80多岁的贺兰山老砍手：在60多年前，黄旗口沟一带起火，也是延烧数月，因雨自然熄灭。贺兰山森林反复遭到涂炭，但从植被景观的总体看，深山也还一定程度地保持了“深林隐映”和“万木笼青”的景观，山下荒漠草原也较现今为好。清初康熙三十六年（公元697年），著名学者高士奇随帝征讨噶尔丹，从宁夏黄河西岸北上直抵磴口，记曰“地多柽柳甚密，两岸新薄可充饥，沙上丛柳，为矢极佳，列子所谓朔蓬（柠条）之干也，金桃枝，皮如桃而金色，开花如迎春，不香，对之转增凄淡”。贺兰山浅山区同山下荒漠草原断续相连。高士奇对山下的描述，也间接反映了贺兰山冲积扇至浅山的灌丛草坡比后来为好。
晚清时期，社会动乱，战争频发，烧毁和砍伐林木在所难免。《朔方道志》卷九载：“清初，宁夏户口最为繁盛，道咸以降，迭遭兵燹，同治之变，十室九空”。“同治之变”即清统治者镇压回民起义的战争。这次战争波及范围广，投入兵力多，持续时间长，对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包括自然生态的破坏，是特别严重的。宁夏是重灾区，战火波及到贺兰山下的每一个县。
森林植被的破坏，直接导致了部分地区的沙化。文献记载，贺兰山余脉今中宁县境内的双龙山，在明代还是一座林草茂盛的“青山”，以开凿石空寺而闻名。在《崆峙题诗》中，就有“僧闲夜夜燃灯坐，遥见青山一滴红”的语句。但到了民国初年，山上吹下来的黄沙竟将石空寺淹没，而双龙山也成了一木不长的荒山。
五、民国时期
辛亥革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贺兰山森林沿着每况愈下的方向，日愈加快衰竭。据1945年下半年民国政府农林部农业调查团负责人王战带领宁夏省农林处技正安得顺、技工郭日升等人考察的结论是：森林地带南起三关口，北迄小松山，长约100 km，估计共18 500 hm2，合185 km2，均属国有。天然林内，云杉为6 600 hm2，合66 km2；油松为900 hm2，合9 km2；其他林木约1.1万hm2，合110 km2。
贺兰山天然林，以山势之高低、气候之寒暖，分布有所不同。民国时期，科学工作者将贺兰山林区从下到上大致分为两界，即森林界与高山界，均属寒带林。森林界自下而上，又分为落叶阔叶林带、阔叶针叶树混交林带及常绿云杉林三带。
落叶阔叶林带，分布在山麓，所占面积甚狭。乔木主要为灰榆，兼有柳树，生长溪边及屋旁，为数较稀。灌木则颇茂密，种类亦多，率皆生于岩缝。常见者有蒙古扁桃、水子、单瓣黄刺梅、茶子、紫丁香、麻黄、虎榛子、忍冬等，均杂集丛生，高不及丈，夏秋季节花叶鲜明，别现景色。
阔叶针叶树混交林带，分布于山中腰稍下之处，面积尤狭。主要林木为云杉、油松、杜松、山杨、山柳及红桦等树种，中以山杨最多。灌木层主要有丁香及金银花，刺亦时见之。
常绿云杉林，分布于混交林上缘以至于山巅，面积甚大，占贺兰山森林之大部。为纯云杉林，林相发育良好，已呈郁闭状态。唯以滥伐之结果，云杉林常有间断，形成大片林窗，尤以阳坡（东坡）为甚。灌木则有金银木、金腊梅及高山锦鸡儿等。
由上述森林分布的情况来看，贺兰山林木数量最多，经济价值最大者，主要是油松及云杉。此二者木材质量好，用途广，因此也成为人们砍伐的主要对象。贺兰山的天然林资源，也主要指油松及云杉而言。下面将1940年经宁夏省建设厅调查队调查测定的贺兰山油松、云杉的生长、材积及采伐等情况，略述如下。
油松，其直径生长前20年甚微，25年时之直径为4.3 cm；25年以后生长加速，生长速度最大时约在百年左右，百年时其直径为34.2 cm。树高生长，幼年时较缓，渐长则生长渐速，生长最快时期约在71年，此时树高为7.6 m。材积生长，前30年极微，30年时之材积为0.002 95 m3。50年后则生长渐增，生长最速时在102年。可惜贺兰山当时尚无102年树龄之油松。
云杉，直径生长在前25年甚微，25年时之直径为1 cm；25年后生长速度逐渐增大，最大时期之到达，较油松为近。树高生长，最高时期约在135年左右。前40年云杉之生长略较油松为大，过此时期，约至95年时，油松之生长又超过云杉，而95年后，复又相差不远。材积生长，前35年生长甚微，35年之材积为0.001 529 m3；35年至80年生长速度则渐增大，85年之材积为0.376 5 m3；85年后则骤形增大，材积生长最大时期，尚在139年以后。
据王战1946年考察当时贺兰山森林“其地权与产权均属国有。现由宁夏省政府及阿拉善旗政府监督并利用之”。“惟无论东坡西坡，倾斜度均在二十五度至六十度之间，加以羊群牧放，践踏所及，小道不可数计，以故表土剥落，多为雨水冲奔”。“山前人烟稠密，建筑繁宏，需木材特多，故森林破坏甚剧，只余岩骨一列，暴露于云表而已，分水岭脊稍东之谷中，有青海云杉、油松、杨及桦木等，由西坡延生，但面积狭小。山后人烟稀落，多系蒙胞设包而居，建筑极少。炊饭多用畜粪，需木材之处极罕，故西坡森林异常茂盛”。“山前森林以滥伐之结果已破坏无余，越山采伐日众。昔年只向阿旗政府每人交纳伐木税一元，即可入山任伐至一年之。数年前，全山有伐木夫二百余人。以成材渐少，约有百人。据告称，每工每日可伐木二十根，一季至少可伐二千根。又每工每日可伐桁条八根，每工一季可得木五百根，桁条三百根。再驮至定远营（今巴音）或省垣及平贺宁三县出售。木材市价以距山最近之定远营为最低，较山价高五倍……”。“副产物取自林木本身者，主为桦木皮，含单宁颇富，宁夏制革业均赖此种树皮之单宁制革，贺兰山中部以下此树昔年极多，近来采剥颇繁，已残存无几，且均为稚树”。王战还提到20世纪40年代贺兰山药材有黄芪、升麻、防风、乌药及黄精等，野兽有石羊、鹿、獾、野猪、松鼠、狼等。现今桦树已属稀见，野猪、松鼠等早已绝迹。
新中国成立前，贺兰山的天然林资源，由于遭受人为的过度采伐，资源遭到严重破坏，致使贺兰山木材寥寥，以至于到了没有百年老树的地步。宁夏建省以前，贺兰山木材由内蒙古阿拉善旗监督开采。1929年宁夏建省后，额济纳、阿拉善二蒙旗划归宁夏省，木材采伐则由宁夏省政府与阿拉善旗政府双方监督执行之。据《宁夏资源志》记载：由标准地实测，贺兰山天然林（油松、云杉）木材的总储蓄量443 358.6 m3，其中：油松每公顷为2 760株，其材积为39.490 377 2 m3，900 hm2，计2 484 000株，材积为33 741.334 m3；云杉每公顷为1 370株，其材积为56.959 m3，6 600 hm2计9 042 000株，其材积为375 875.94 m3，合计共有林木11 526 000株，材积为409 617.274 m3。
《宁夏资源志》记载了新中国成立前贺兰山木材的砍伐情况：每年由俗称“山头”的伐木者，向阿拉善旗政府纳税后，即可以进山采伐。伐木季节，为避免山顶之积雪崩塌及树皮易于剥落，限于5月至9月之间。凡云杉及油松、杜松年龄在20年以上者，长3～4 m、直径10 cm以上、树干生长端直者，均行砍伐。20年左右者多伐为盖房用的椽子，50年以上者则多伐为桁条。出产木材之山沟，共计16条，出产最多者如雪练子沟、刀缺沟、大殿沟、下令南沟、哈喇坞沟、水磨沟等。中以哈喇坞沟出产木材最多，抗战前曾有砍木夫170余人，其他各沟各有20或30人不等。比如，赵家沟、大树沟、峡子沟、漕渠沟、赖子沟、冻子沟、小殿沟，所产木材较少，仅有伐木夫五六人至十来人。全山二百余人。抗战开始以后伐木夫减少，减至百余人。如以每人季伐椽子500根、桁条300根计算，每年的砍伐数量亦很惊人。据阿拉善旗政府统计，自1937年至1942年的6年中，贺兰山木材的砍伐量就达到椽子79万根、桁条26.1万根，共伐树105.1万株。抗战前与抗战胜利以后的砍伐量，可想而知。若非建国后的大力保护，贺兰山的天然林资源可能早就不复存在了。
明清以来至民国的500多年间，无穷尽的盲目开发利用和过度放牧，迫使林区大幅度萎缩，形成贺兰山第三次历史性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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