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考察

第二节　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考察

一、我国生态建设的历史与现状

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是工业文明发展的特殊存在方式，这种借助于机器对自然界的活动方式在人类社会具有普遍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与其它的工业化发展国家并没有什么不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起步阶段，由于尚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之中，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还没有能力造成具有工业社会特征的生态环境问题。在5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的飞速发展，生态环境问题在部分地区已经出现端倪。1972年6月5日我国派团参加了在瑞典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参与这次会议的基础上，我国对生态环境问题提出了“三同时原则”，即在计划、设计和施工过程中同时安排保护环境、治理“三废”的措施项目。还制定了著名的三十二字方针：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类。当西方社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遭受到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时，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日显突出。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开始表现出工业社会生态环境问题的特征，由工业发展所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迅速扩展，包括农村。在这一时期，我国产生生态环境问题的范围已前所未有地扩大。

1990年7月6日，国务院环境与发展委员会通过的《中国关于全球环境问题的原则立场》明确指出，“全球环境问题是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热点，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有关环境问题的国际活动日益频繁，涉及政治、经济、科技、外交等许多领域，具有十分广泛的影响，是今后一段时期内国际关系中的一项重要议题。”在这份声明中，我国政府指出，全球环境问题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十分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已将保护环境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努力坚持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方针。我国幅员辽阔，保护好我们的环境，就是对改善全球环境的重要贡献。应把国际保护全球环境的浪潮作为一次机遇，促进我国的生态环境改善和资源能源合理利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生态环境虽然在局部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从整体来看呈现出整体性的恶化趋势。从我国《1991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的情况来看，全国城市大气污染仍呈煤烟型污染。全国废气排放量为10.1万化标立方米(不包括乡镇工业，下同)。废气中烟尘排放量为1 314万吨，其中火电厂排放364万吨；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 622万吨，其中火电厂排放460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为579万吨。在水资源方面，1991年，废水排放仍以工业为主，废水中有机污染物增加，重金属和有毒物质基本得到控制或有所下降。全国废水排放总量为336.2亿吨(不包括乡镇工业，下同)，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为235.7亿吨。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为718万吨，比上年增长1.4%；重金属排放量为1 836吨；砷排放量为1 127吨；氰化物排放量为4 666吨；挥发性酚排放量为7 863吨；石油类排放量为68 353吨。城市地面水有机污染较重。在监测的82条城市河流的190个断面中，氨氮、挥发酚、石油类和亚硝酸盐氮年均值超标的断面分别占38%、31%、40%和30%，溶解氧不足的占22%。内陆河水质良好。在评价的7 732公里河长中，符合1、2类标准的占91%；符合3类标准的占2%；符合4、5类标准的占7%。内陆河城市段主要污染物是耗氧有机物和氯化物等。主要淡水湖泊总磷、总氮污染面广，滇池、镜泊湖、太湖、巢湖年均值超标。淀山湖、玄武湖、西湖、大明湖、东湖五个城市湖泊主要污染物是总磷、总氮，年均值均超标，大明湖污染最重。大型水库的水质较好，监测的16个大型水库中，符合1、2类标准的有14个。城市地下水水质大部分较好，但总硬度有升高趋势。大中城市地下水超采现象仍十分普遍，至少有17座城市的地面沉降有不同程度的发展。1991年，大部分海域水质良好，部分近岸水域、河口和港口水质较差。与上年相比，渤海湾西部和胶洲湾海域污染状况有所减轻，山东半岛北部、杭州湾、舟山群岛和珠江口海域污染有所加重。近海海域主要污染物是氨氮、亚硝酸盐氮、硝酸盐氮和石油类。“三氮”污染严重的近海海域是长江口、杭州湾、舟山群岛和珠江口。石油类污染严重的是海口湾和珠江口。1991年度共发生赤潮38起，其中东海24起，南海12起，渤海2起。土地方面，1991年，全国工矿生产建设造成的塌陷、占压和毁损的土地面积已达200多万公顷，复垦利用率仅2%。全国遭受工业污染和城市垃圾危害的耕地达1 000万公顷。

1995年《中国环境公报》指出，大气污染方面，全国工业废气(未含乡镇工业，下同)中污染物排放量呈上升趋势，烟尘排放量845万吨，比上年增长4.7%；粉尘排放量630万吨，比上年增长8.1%；二氧化硫排放量1396万吨，比上年增长4.1%。1995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未含乡镇工业，下同)356.2亿吨，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222.5亿吨，比上年增长3.2%。工业废水处理量215.7亿吨，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123.4亿吨。外排工业废水中含化学需氧量770万吨，比上年增长13.1%；重金属排放量1 823吨，比上年增长7.4%；砷排放量1 084吨，比上年增长4.4%；氰化物排放量2 504吨，比上年下降1.7%；挥发酚排放量6 366吨，比上年增长17.0%；石油类排放量64 341吨，比上年增长15.4%；悬浮物排放量808万吨；硫化物排放量4.3万吨。国地表水资源总量为28 124亿立方米，地表径流27 115亿立方米，地下(浅层)水量8 288亿立方米。1995年我国江河湖库水域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除部分内陆河流和大型水库外，污染呈加重趋势，工业发达城镇附近的水域污染尤为突出。

2000年《中国环境公报》指出，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恶化的趋势有所减缓，部分城市空气质量有所改善，但整体污染水平仍较严重。总悬浮颗粒物（TSP）或可吸入颗粒物（PM10）是影响城市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物，部分地区二氧化硫污染较重，少数大城市氮氧化物浓度较高。酸雨区范围和频率保持稳定，酸雨区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30%。2000年中国环境公报的综述指出：全国城市空气污染依然严重，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的城市仅占三分之一；地表水污染普遍，特别是流经城市的河段有机污染较重；湖泊富营养化问题突出；地下水受到点状或面状污染，水位下降，加剧了水资源的供需矛盾；生态破坏加剧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控制。

2003年，全国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总量2 158.7万吨。其中工业来源的排放量1 791.4万吨，生活来源的367.3万吨。烟尘排放总量1 048.7万吨。其中工业烟尘排放量846.2万吨，生活烟尘排放量202.5万吨。工业粉尘排放总量1 021万吨。487个市（县）的降水监测结果显示，2003年降水年均pH值范围为3.67（江西省萍乡市）～8.40（甘肃省嘉峪关市）。出现酸雨的城市265个，占上报城市数的54.4%；年均pH值小于和等于5.6的城市182个，占上报城市数的37.4%；酸雨频率大于40%的城市138个，占28.4%。与上年相比，出现酸雨的城市比例增加4.1个百分点；降水年均pH值小于和等于5.6的城市比例上升了4.7个百分点，其中降水年均pH值小于4.5的城市比例增加2.8个百分点；酸雨频率超过40%的城市比例上升了7.2个百分点，酸雨污染较上年加重。

国家环境保护部发布的《2007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07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增幅明显回落，并且首次出现“拐点”。我国的污染防治已经由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控。然而2007年水污染形势依然严峻。监测的197条河流的407个断面中，一至三类、四五类和劣五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49.9%、26.5%和23.6%。七大水系中，只有珠江、长江总体水质良好，松花江为轻度污染，黄河、淮河为中度污染，辽河、海河为重度污染。我国河流污染相当严重。局部海域污染加剧。全国近岸海域一、二类海水比例为62.8%，比上年下降4.9个百分点；三类为11.8%，上升3.8个百分点；四类、劣四类为25.4%，上升1.1个百分点。四大海区近岸海域中，渤海为轻度污染，东海为重度污染。广大农村更面临着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双重威胁，突出表现为生活污染加剧，面源污染加重，工矿污染凸显，饮用水存在安全隐患，生态退化尚未得到有效遏制。

通过对我国生态环境状况十七年的综合观察不难看出，所有的污染物来源几乎无一例外来自于工业生产的各个方面，例如，我国的煤炭含有较高的硫，大气中的二氧化硫污染主要是来自于工业燃煤锅炉与居民家庭燃煤，由于较低的燃烧率与低空排放导致我国成为二氧化硫排放头号大国。1991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 622万吨，2006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2 594.4万吨。这类工业生产所必需的化石类能源在燃烧释放能量的过程中产生的细颗粒物（直径小于10微米）和超细颗粒物（直径小于2.5微米）对人体健康最为有害，直接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急剧恶化。

在党的十七大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报告还强调要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是我们党首次把“生态文明”这一理念写进党的行动纲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意义重大。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继工业文明之后的新型文明形态，其本身依然是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结果，更加强调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与允许这种生产力发展环境之间的相互依存﹑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关系，体现出人类在实践活动中主动调整与适应的主体性精神。在上文的论述中不难看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发展阶段，伴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伴随着工业文明社会人类活动方式前所未有的拓展，同时也伴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不完善性，导致工业文明在自身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基础上逐渐发展出了否定这种历史存在的力量。在由工业文明带来的具有整体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引发一系列人类活动与人类活动环境的尖锐对立的过程中，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宗旨，符合人类发展方式的，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据的遵循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的生态文明新形态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逐渐得以确立，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符合科学发展观内在要求的新的文明形态，是人类实践活动在更高水平上的展开，是科学发展观在新的文明形态中的践行。

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导思想

从工业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可以观察到，发达工业国家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在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均造成了各种程度的生态环境问题，存在着一个“先发展﹑后治理”的工业文明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建立在自然资源相当充沛的基础上（例如利用全球性自然资源的一国工业化发展）则可能实现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现代化，享受到工业文明的成果。然而我国的自然资源原本就不富裕，根本经不起如同西方发达工业国家那种在依靠强大自然资源供给基础上，以付出生态危机的代价换取工业文明成果的发展模式。其他工业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对我国来说有借鉴和少走弯路的价值，但是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这个条件重复走别人走过的路，更何况发达工业化国家过去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也早已不适应当前的时代。

随着由工业文明发展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影响到人们最基本的生存方式，由此带来了人的活动方式与活动环境的整合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意识到，必须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才能积极应对这种人与环境的整合过程。我国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建设自新中国成立至今的经验表明，中国的生态环境建设离不开我国国情，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离不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由于生态文明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指出“因此，工人在这两方面成为自己的对象的奴隶：首先，他得到劳动的对象，也就是得到工作；其次，他得到生存资料。因此，他首先是作为工人，其次是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够生存。这种奴隶状态的顶点就是：他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自己作为肉体的主体，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是工人”。在同私有制相结合的劳动者分工强制性作用下，人们在劳动中感到自己不能支配自己的活动，劳动带给人的不是幸福，而是不幸，没有办法摆脱这种与劳动者相对立的异己的力量。由于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相分离，劳动者无法看到物化了自己个性的劳动产品，从而使劳动者发展个性的需要始终处于被奴役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与自然生态是分离的，而且劳动者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合造成劳动者活动方式与自然生态的对立关系，劳动者同自然生态环境的疏远更进一步导致劳动者自我完整性的分裂。受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奴役的劳动者难以保持与生存生态环境的和谐，由此成为一种“奴隶状态”，在这个意义上的人的生活方式只能是符合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生活方式，这是由于这种生活方式不具备生态文明整体性的要求，完整的﹑具有主体性精神的人才可以发展出生态文明的生活方式，而遭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裂的﹑处于被奴役状态的人，或是一种单向度的人，则必然体现的是旧的工业文明的生活方式。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是统一的，然而当人的自然属性被放大到误认为是人所独有的属性时，人的社会性却又被降低到动物的层面上。人的这种分裂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尖锐对立，人疯狂攫取自然资源以满足人的自然属性，形成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特有的一种分裂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同生态文明的要求格格不入，是一种落后的生活方式。生态文明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所强调的必然是具有整体性的人，生态文明强调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联系，这种联系必然由具备主体性精神的人通过新型的生活方式来完成。由此来看，生态文明具备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与核心价值，生态文明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同生态文明关系紧密，这是由于生态环境在保证人物质生存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涉及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当生态环境无法确保人最基本的生存活动时，任何在生存基础上的其他活动都将无法保证。

我国自建国以来生态建设的经验表明，改善生态环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所在，在对生态环境资源的开发﹑保护和利用上需要相互协调，必须要尊重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坚持生态优先，以江河湖治理工程、林草生态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治理沙化工程以及水污染等工程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生态工程进程。要大力加强生态环境知识的普及与教育工作，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引导人们的生活方式朝向符合生态文明新型生活方式的方向发展，艰苦奋斗，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