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生态文明建设对策

3.东亚生态文明建设对策

环境危机，时不我待。作为新兴工业化城市化区域，东亚生态环境污染显得特别严重，东亚生态文明建设要走在世界前列，创造出东亚生态文明和东亚经验。

3.1　发掘东亚文明智慧，接续东亚优秀传统

弘扬东亚儒家思想、佛教、伊斯兰教等亚洲原生宗教文化传统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文化理念和生活方式。

东亚生态环境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引发东亚生态环境危机的深刻根源仍然存在。解决这种危机需要在价值观和制度建构方面有新的突破。这就是重新评估东亚历史文化传统的价值所在：东亚的现代化、东亚的复兴、东亚的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东亚的历史文化传统，东亚的现代化不能对西方亦步亦趋，而需要接续东亚的历史文化传统，回归东亚的历史文化之根，融合东亚与世界的多种元素，成就一个新生的东亚生态文明。历史上东亚存在着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山林文化，东亚人民早已认识到保护自然资源的重要性，倡导合理开发利用。东亚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有关环境保护的思想资源。不同典籍中记载了古代先哲及人民尊重自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环保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儒、道、佛三派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思想，构成了中华文明环境保护思想的核心，反映了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为后人保留了尊重自然、爱护生命的环保传统，为今天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儒家环境保护思想以“仁”为核心。孔子曰：“仁者，爱人。”（《论语·颜渊》）他认为，人对自然不能只讲索取与征服，必须把自然看作人类的朋友，像爱护朋友一样爱护自然，并将其上升到道德伦理的高度。例如，他说：“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孝经》）除爱护自然外，儒家还提出了朴素的“可持续”思想，强调了保护生物资源的重要性，反对滥用资源。《论语·述而》记载孔子“钓而不网，弋不射宿”的主张，对捕捉进行限制，从而达到保护生物的目的。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上》中也说道，“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树木不可胜用也”。

道家环境保护思想以“无为”为核心，强调人要尊重客观规律。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是人、地、天在相互制约中发展，这是一种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作为人不能违背它，而只能与“天”和谐相处，即“天人合一”。此外，在道家戒律中，“戒杀生”始终是主要大戒。道家认为，一切有血性之物，皆有灵性，须爱惜。

佛家环境保护思想以“慈、爱”为核心。佛家认为，万物都有佛性和自己的价值，主张善待一切生灵，强调众生平等和尊重生命。佛教《大智度论》中说：“诸罪当中，杀罪最重；诸功德中，不杀第一。”佛家还教导人们要惜福知足，清心寡欲，勤俭理财，节省和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通过净化人的心灵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东亚传统环保思想是心灵净化和环境美化的有机结合。它启迪我们，面对日益匮乏的自然资源和人们日益膨胀的消费欲望，在解决目前生态环境问题时，不能局限于技术手段，还需要从人们的内心精神层面拓展新途径。

3.2　吸收西方发展智慧，构建东亚生态文明

吸收西方社会关于生态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的理论、科技及其环境管理经验，自觉走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现代化之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政府推行绿色新政，公民参与生态保护，严格进行环境保护，构建东亚生态文明。

以生态经济、生态社会和生态意识为突破口，以轻量化、绿色化、生态化、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脱钩的“三化一脱钩”为主攻方向，努力完成现代化模式的生态转型，实现环境管理从“应急反应型”向“预防创新型”的战略转变。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走绿色工业化道路，降低新增环境压力。促进传统工业流程再造，加速环保产业的发展，降低工业污染。实施污染治理工程，逐步清除重点地区和重点产业的污染遗留。推进循环经济，降低资源消耗，建设资源节约型经济。实施绿色服务工程，加快服务型经济发展，促进经济的“三化”转型。实施新型城市化战略，走绿色城市化道路，建设绿色家园。实施绿色家园工程，改善人居环境，发展绿色能源和绿色交通。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发挥生态服务功能，同享现代化成果。完善自然灾害减灾机制，发挥城市服务功能，保障环境安全。定期开展全国生态系统评价。实施绿色消费工程，扩展绿色产品的市场空间。没有现代生态意识，就没有生态现代化。提升全体国民的现代生态意识，是当务之急。生态现代化建设，还须促进环境友好的技术创新、环境友好的制度创新、生态和环境领域的国际合作。

3.3　走有东亚区域和文化特色的现代化之路

减缓政府主导型现代化的步伐，摒弃赶超与攀比西方现代化指标的理念，重点消除贫困，切实关注民生，走有东亚区域和文化特色的现代化之路。

东亚地区政府主导的现代化往往以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指标为参照，赶超和攀比西方的现代化标准，结果是愈来愈脱离东亚自己的文化国情和发展实际，而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则是以大量消耗本土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源，污染破坏本地与全球环境为代价的。中国自然环境先天脆弱和地区发展不平衡，本应在不同阶段出现的生态与环境问题在短期内集中呈现，表现出显著的系统性、区域性、复合性和长期性特征，这一复杂性是历史上任何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所不曾遇到的。东亚的现代化农业严重破坏自然环境，导致原始森林消失，水域和海洋生物多样性锐减。现代化的工业主要转移和仿制西方的技术和产业链，过快地耗竭亚洲地区的物质资源，并产生大量的污染。中国第二产业产值比重高达49%，由于传统产业技术落后与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能源利用率普遍偏低。2009年，中国GDP约占全球的8%，但消耗了全球53%的水泥、18%的能源和44%的钢铁。

东亚的现代化需要进一步强化自主创新，关注本地发展需求，顾全本地发展特色，适宜本土文化传统，走自主发展之路。绿色低碳发展，是一种资源节约的、环境友好的、具有高效性、可持续性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东亚地区在吸取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工业化发展经验教训之后，逐渐树立了生态文明与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开始加大绿色财政支出，发展循环经济，促进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使用，生产高效清洁燃料车辆，生产更多的绿色低碳产品，减少碳依赖，降低碳排放，加强废物和污染控制，保护脆弱的生态系统，消除生态性贫困，保护生态多样性。目前，日本在大力发展知识经济，建设循环型社会；韩国在努力实施绿色新政；中国在积极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东亚其他国家与地区也在努力保护环境。东亚地区率先探索绿色低碳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积累经验，树立标杆，对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发展很有裨益，对发达国家也有启发。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社会，自觉走生态文明之路，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经济发展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引起了政府高度重视。1973年中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拉开了中国环保工作的序幕。1994年国务院批准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新时期，揭开了现代化的生态转型序幕。“十一五”规划（2006—2010）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发展战略。2009年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发表了《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演讲，向国际社会表明了中国实施生态文明战略的决心。“十二五”规划（2011—2015）提出要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提高生态文明水平。走绿色小康之路，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是中国未来十年发展的战略选择。

3.4　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改变我们的生产、服务与消费模式

美国生态学家西蒙·莱文（Simon Levin）曾指出，人们对世界的看法迥然不同，源于人们藉以观察世界的窗口大小的不同^[7]。从以人类为中心去征服和控制自然转向以地球为中心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是我们发展的新起点和归宿。

控制自然是现代社会极有影响的意识形态^[8]。控制自然造成的社会与环境困境在于，社会问题能否归约为技术问题？如何保证控制自然的权力不会滥用？以什么标准作为选择控制自然技术的标准？不断创新的新技术虽然给人类改造自然的巨大力量，但人类如何才能正确使用？不断创新的新技术加上不断膨胀的人口，将对自然形成越来越大的环境压力，更多的道德约束与更高的道德智慧是否能够俱进？在这种困境不断强化的过程中，20世纪70年代以来，现代化先行国家首先开始了具有社会共识性的反思，主导范式从70年代激进的非现代化范式，发展到80年代以来的较为平和的生态现代化范式，而第三世界国家则在90年代开始接受了国际社会达成共识的可持续发展范式。中国在2007年提出了生态文明范式。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何传启研究员认为，按照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假设单位GDP的环境压力不变，在这种相对比较理想的情景下，中国的实际环境压力，2020年将是2000年的3.4倍，2030年将是2000年的4.6倍，2050年将是2000年的8.1倍，2100年将是2000年的18倍。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大规模的环境灾难将不可避免！如果按照生态文明的发展模式，假设环境技术进步的年增长率为2%，单位GDP的环境压力的年下降率为2%，那么，中国的实际环境压力，2020年将是2000年的2.3倍，2030年将是2000年的2.5倍，2050年是2000年的2.9倍，2100年将是2000年的2.5倍。未来中国环境压力将扩大1倍以上。

发展是可欲的，但必须是可持续发展；现代化是可欲的，但必须是生态现代化。发展与现代化仍然是人类的美好追求，但发达国家和现代化先行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化历程告诉我们，发展不是短期利益的，不能以耗竭资源、牺牲环境、破坏生态和威胁人类共同的家园为代价。现代化也不是短期速效的，不能以牺牲发展中国家利益、牺牲弱势群体利益、消解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割断历史文化传统与自然环境传统为代价。

实现生态现代化，走生态文明之路，需要以生命共同体和生态时间观念来重新看待经济与社会发展。我们应该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看作一个包括细胞、个体、家庭、物种、种群、生命社会和生态系统在内的生物整体。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放在流域、生物圈和太阳系这样更大的生命系统来考量。作为生态系统的自然，不是人类之外的荒野，不是人类可凭借主观意志去征服的、可随意改换的，与人类自身生存系统无关的另一种物体，而是一个包含人类本身在内的、美丽的、完整与稳定的生命共同体。

人类应该摆脱片面的物质追求与过度的消费，过一种适度消费的、有节制的、精神充裕的生活。地球上生命的未来，取决于世界人口中最富裕的五分之一能否从物质需求的充分满足转向非物质需求的满足。接受和过着一种充裕的生活而不是过度地消费，将使我们重返人类的美好家园^[9]。人类需要克制过度消费的诱惑，及时转变发展理念、生活理念、消费理念与发展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从不可持续的消费社会向可持续的生态文明社会发展，自觉走生态文明之路。

生态环境是一种极其重要的社会公共财富，需要社会全体呵护和珍惜。一个健康的环境，即清洁的空气，清洁的水，未受污染的土壤和干净的城市，是与良好的秩序和完善的教育同样重要的公共社会财富。人们必须懂得，保持健康的环境条件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

3.5　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大气污染和水域污染，重建以保全生态和地球中心为基础的资源与环境保护系统

东亚地区的大气污染与气候变化主要源于高碳排放、温室气体排放、汽车尾气排放、工业废气排放、沙漠地区的沙尘搬运、森林草原和农牧区域的荒漠化等，因此，解决办法就是企业大力节能减排，发展有利于节能减排的新能源汽车和公共交通系统，工业废气循环使用和清洁处理，保护森林草原耕地，大量植树种草，治理沙漠化与荒漠化。东亚地区燃煤电厂污染很严峻。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占世界耗煤量的1／4，且高硫煤、高灰煤的比例较大。尽管中国也曾下令关闭那些落后的小火电，但执法不严。在世界污染最重的十大城市中，中国就占了5个。中国的两控区政策提出多年，但巨大的排放量尚未得到有效控制。有效控制大气污染，迅速应对气候变化，刻不容缓。

东亚地区的水域污染主要源于污水排放和面源污染，需要在民主、公开、透明的流域水环境管理与决策基础之上，建立有效的流域污染控制和协调机制。通过立法授权建立流域管理机构，依据相关法规、规划开展工作。流域管理机构由流域内的主要利益代表组成，以规划、报告和协调为主要职责。流域内的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作为执行机构，负责实施流域管理委员会的各项决策。设置流域污染控制协调小组，在协调流域利益冲突和引导支持公众参与监督方面发挥作用。在流域不同利益团体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流域水污染控制协调小组可组织政府、企业、公众三方力量的利益相关者，并邀请相关专家进行平等对话、共同协商，就环境保护目标或污染治理责任等达成协议，有效地解决流域上下游、污染者和受害者、个人和整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共同致力于水环境质量的改善。水环境问题往往涉及多方面的利益冲突，流域管理机构的决策过程往往必须权衡各种利益关系，确立环境民主原则，健全民主决策机制，充分吸纳公众参与，保障流域水环境治理决策上的公正和透明。

容量有限的地球再也不能忍受人类无限制的掠夺。随着自然资源的短缺和生态系统的破坏，以增长为基础的全球体系将有崩溃的危险。走向生态现代化，必须摆脱以经济利益和人类中心为基础的资源与环境保护系统，重建以保全生态和地球中心为基础的资源与环境保护系统。我们要谨记：保全生态即是维护人类可持续的经济利益，只有以地球这个太空中小小的宇宙飞船为中心，人类的可持续生存才能得到保障。

【注释】

[1]本章作者系上海论坛生态文明分论坛课题组，课题组组长为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姜义华教授，课题组成员包括中国环境科学院赵章元，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郑正、庄国顺，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何传启，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何爱国，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温宗国。执笔为何爱国。本文也吸收了出席生态文明分论坛的其他专家的意见，特此感谢！

[2]〔美〕格雷姆·泰勒：《地球危机》，赵娟娟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0年，第9页。

[3]又称为亚洲棕色云团（Asian Brown Clouds），后称为大气棕色云团（Atmospheric Brown Clouds），简称ABC。

[4]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全球气候变化——人类面临的挑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前言第1页。

[5]〔美〕阿尔·戈尔：《难以忽视的真相》，环保志愿者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第250—251页。

[6]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0》，王辉等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年，第149—150页。

[7]〔美〕斯蒂芬·施耐德：《地球：我们输不起的实验室》，诸大建、周祖翼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第4页。

[8]〔加拿大〕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岭、李建华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163页。

[9]〔美〕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毕聿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12—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