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文明的历史形成

东亚文明，是一个表示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且历史形成的区域性的文化发展概念。著名学者费正清曾经指出，“东亚”概念除了地理和人种含义外，更包含着文化的含义，“主要指渊源于古代中国的文化圈”，“这些地区高度发达的文明及基本的文字体系都渊源于古代中国，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东亚就是‘中华文化区’”。^[1]这就是说，东亚文明这一历史范畴是指一个多样统一、有机组合的文化发展实体，是指在地理上以中国本土为中心、文化上以中华文化为轴心、通过多方面的交流沟通，使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扩散到周边东亚各国，形成包括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在内的“中华文化圈”或“东亚文明秩序”。而这一文化区域或文化秩序的形成，不但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而且，始终保持了文化交流的不间断性及文化内含的相一致性。直到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侵入东亚地区之前的千余年间，东亚文明这一文化格局和文化态势一直基本保持未变，并成为规定东亚各国文化发展趋势和历史变迁轨迹的重要因素。

东亚文明又是一种由东亚诸国共同参与创建的独特的文明形态。东亚文明的主要成员国，除中国之外，朝鲜、日本、越南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对东亚文明的创建形成，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文化早在汉唐时代已经达到一个兴隆昌盛、腾达壮阔的高峰，而且，儒家的伦理学说及人文精神，已经处于统治地位，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这样，东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从一开始就将目光倾注于孔子的儒家伦理，并按照各国的实际情况，分别从不同的方面，接受、诠释、汲取、融合儒家思想，形成具有各民族特色的多民族儒学文化。因此，东亚文明，又被称之为“东亚儒教伦理”或“东亚儒教文化圈”。这说明，孔子的儒家学说，已经成为东亚文明的合理内核，分别被东亚诸国的民族文化汲收融合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东亚文明形成的进程来看，朝鲜乃至韩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不但因为朝鲜早在其“三国时代”(高句丽、百济、新罗)，即在公元4—7世纪左右，已经大力吸取中国文化，传播儒学思想，而且，比较全面完整地引进了孔子及儒家思想体系，涌现出一些儒学思想家。对于儒家学说，朝鲜儒学家特别重视仁和孝的思想，认为孝是先天的，是人人都需要遵守的绝对准则，主张以孝的精神忠于国王，认为家国一致，孝忠一致。这与孔子儒家有关“仁”论的思想基本相符。后来，到了高丽王朝，特别是15世纪至19世纪的李朝时代，朝鲜朱子学的兴起发展，使“儒家思想在朝鲜达到鼎盛”，^[2]并被宣布为国家的正统思想，孔子被称为“素王”，儒学无异于“国教”，儒家思想得到空前的普及。李朝时代朝鲜(韩国)朱子学中，以李滉、曹南冥为代表的主张“理气说”的退溪学派，与以李珥、赵光祖为代表的主张“主气说”的栗谷学派之间的辩论，将儒家的伦理思想作了创造性的发挥，形成了具有韩国民族特色的儒家学说。可以看出，朝鲜(韩国)不但较早地汲取了中国文化，而且也较全面完整地引进了孔子及儒家思想，并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韩国儒家学派，涌现出一大批卓有成效的著名儒学思想家。因此，朝鲜(韩国)成了“比中国还完善的儒教国家”。

日本作为东亚文明的重要成员国之一，虽在儒学的本土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曾将儒家思想作为7—8世纪时，圣德太子推行新政、制定《17条宪法》及后来仿唐改革之“大化改新”的重要理论依据，但在吸取引进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上却有着不同的考量，竟在政治层面将儒学引向与其基本精神完全相反的方向。

儒学传入日本要比朝鲜晚几个世纪，而且是经过朝鲜半岛的中介才传入的。在初传阶段，儒家思想是在宫廷内部皇族子弟和部分贵族中流传，未被视为独立的思想体系。直至宋学传入以前，日本只是片面不完整地引进了孔子及儒家思想的某些部分，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儒学又是依附于佛教而在日本传播和发生影响的，其传播的广泛性与影响的深刻性都受到限制。在儒学的应用方面，日本儒学虽然也将“和为贵”、“礼为本”、“信是义本”等基本的文化精神，作为《17条宪法》立国、立民、建立民族国家的基本内容，树立了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和伦理体系，这使日本在社会生活和民间习俗层面，确实受到儒家“五常”思想的深刻影响。但在政府机构和政治层面却颠倒了“仁”与“忠”的次序，忽略“仁”而强调“忠”。按照中国儒学仁、义、礼、智、信的美德，“仁”是作为人格的最高点，治国的最高理想(“施仁政”、“行王道”)，儒家强调“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但日本儒教的五个美德却是:忠诚、礼仪、勇敢、信义、节俭。其主要范畴是“忠”而非“仁”，这与儒家思想大相径庭。中国儒学的“勇”也是相对处于次一层次地位，孔子在《论语·宪问》中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说仁可以产生或派生出勇。日本儒教，却以勇敢为主要美德，并成为武士阶级所尊崇的最高层次的美德。对此，路易斯·弗洛伊斯撰著的《日欧比较文化论》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名日本武士在夸耀自己脸上的刀疤(向疵)的同时，却可以鄙视脑后的伤痕。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是一个士庶官僚的儒家思想国家，而日本则是一个武士阶级的儒教国家。”弗洛伊斯的这个结论，与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肯特在其名著《菊花与军刀》中，对日本只有耻辱感而无罪恶感的描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后来，日本又将这种武士道式的“忠诚”，与其“国家神道、天皇崇拜”的政治制度结合起来，直接为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服务。这种所谓的“忠诚”实际上已与儒家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

东亚文明的另一个成员国就是越南。对于儒学在越南的传播，越南人陈重金在其《越南通史》一书中这样说道:“当儒教、老教、佛教在中国兴盛之时，我交州之地还属于中国，因而我们的人也皈依了这些宗教。后来我国自主后，这些教更形兴盛。”可见，无论是“北属”时代或自主以后的越南，儒学的传播都比较普及，而且成了越南传统文化思想的渊源和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在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传播，主要以越南为中介，通过商贸和文化交流，以及大量移民或“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的，以至影响到海外一些国家，从而将儒学传播的范围扩大到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形成地域辽阔、影响深远的东亚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