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文明的现代发展

如果说，东亚文明的历史形成，再现了作为农耕文化典型代表的东亚农业文明，曾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历史辉煌;那么，东亚文明的现代发展，则展示着东亚工业文明拥入时代潮流的勃勃生机和广阔前景。从东亚文明的历史形成和现代发展中我们更会惊奇地发现，作为东亚文明重要文化支柱的儒家伦理，不但推动了东亚农业文明的形成发展;而且，在近现代以来东亚工业文明和现代文明的行程中，也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这种作用的发挥又总是同儒家伦理自身的现代转换和现代重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近代以来，在西方工业文明及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传统的儒家思想，虽然也曾遭受了很大冲击，并不再占据东亚各国统治意识的正统地位。但传统儒家思想中那些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甚至阻碍现代化发展的消极因素，也在儒学的现代转换中逐渐被扬弃、被革新。这样，渗透到东亚各国人民日常生活和文化深层结构中具有新的生命活力的儒家伦理和文化价值，就构成各国国民性的重要成分，在现代生活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成为支撑现代东亚工业文明和经济高速增长的优势人文资源和强大文化力量。

同东亚农业文明的缓慢发展相比，东亚工业文明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东亚诸国及一些地区，在先后进入市场经济之后，其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坚持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其经济发展规模也随之而不断扩大，都远远超过了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曾经创造过的最高纪录。

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东亚是世界各地区中变化最大的地区。日本在二战以前，由于实行“明治维新”，坚持“脱亚入欧”，向西方学习，早已进入工业化国家，但在侵略战争中一败涂地，战后的重建实际上是第二次现代化，到了70年代日本又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大国。继日本之后飞速发展的是亚洲“四小龙”。这些国家和地区，在50年代的发展水平只相当于拉美中下水平的国家和非洲一般国家，属世界贫穷国家(地区)之列，但到80年代末则已进入世界中等发达水平之列。自1960—1990的30年间，其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8%。继“四小龙”之后，中国内地坚持改革开放，连续26年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这种持续稳定的高速增长，实属罕见。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也一跃而成为新兴的世界经济大国。

东亚地区经济的相继崛起，不但显示了东亚工业文明的新生命力，而且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其现代化进程具有许多不同于西方发展模式的独创性的特色，从而对战后几十年来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和发展理论提出了挑战。由此，国际学术界也不得不开始思考东亚工业文明，与东亚儒家伦理的相互关系。因为，中国、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同属于中华文化圈，同是深受儒家思想或儒家伦理影响的国家和地区。

对东亚工业文明与东亚儒家伦理相互关系的这一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主导西方对中国思想文化研究趋向的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曾经作出了断然否定的结论。在他看来，西方由于它的新教伦理精神，才产生出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相反，中国的儒家伦理没有西方理性的向外发展精神，也没有自我得救、道德自主、人同宇宙之间的紧张等精神体验，人同宇宙之间的矛盾几乎化解为零，结果使中国人丧失了挣脱传统规范的内在动力。在韦伯看来，中国缺乏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学基础，无法产生出资本主义和现代工业文明。韦伯的这一论断长时间被西方学者奉为中国社会和文化研究的圭臬，同时，也禁锢了一些中国学者的思想。但东亚地区的迅速崛起及市场经济的发育成长，使韦伯的论断受到了严重挑战。许多学者甚至日本、韩国学者也针锋相对地作出了新的判断，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岛峰雄就非常肯定地说:“儒家学说是当今东亚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中的毋庸置疑的重要因素。儒家学说是他们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精神源泉。”^[3]韩国学者金日坤也认为，“儒教文化圈的巨大经济潜力，来源于全社会所具有的统一机制”，“但社会仍保持着统一，因为根深蒂固的儒教文化仍然在发挥着作用，仍是社会的核心文化”^[4]。

我们再来看看东亚诸国政界和商界的一些认识。日本的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1983年一次讲话中主张:“日本要把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孔子的教导调和起来。”1987年8月，他在自民党一次政策研讨会上又曾指出，为了协调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必须把日本引上“中庸”的安全航道。日本的许多企业家为了发财致富，更是热心于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寻求智慧，以便确立自己的营销战略和构建企业的经营管理形式。其中最受欢迎的典籍是《论语》、《孟子》、《大学》、《孝经》，《老子》、《孙子兵法》与《三国演义》也受到欢迎。日本松下电气公司商学院，还开设了商业道德课，专门讲授“四书”等中国传统经典，将儒家学说与现代化企业管理熔于一炉。有的竟将“和为贵”、“礼为本”、“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等儒家格言，作为劳资之间及企业与顾客之间的信条。韩国的商界更重视家庭道德、血缘意识、伦理观念，诸如“相助共生”、“勤奋诚实”、“孝敬节俭”、“为人正直”等优良品质的培养。相对而言，儒家的传统道德和社会礼俗在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至今仍保留较多，并对他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二者相互作用，相得益彰，有着较好地结合。

为什么儒学传统能在东亚的工业文明和现代文明中，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呢?关键在于儒家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积淀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乃至东亚特色的优势的人文精神，而这种人文精神，又培育生发出一条底蕴深厚的文化价值魅力链，从这条文化价值魅力链所集结的价值体系来看，主要包含着如下七大价值理念:

其一是，仁者爱人，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

“仁者爱人”、“泛爱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在《论语》中所反复论述的这些道理，表明“仁”这一儒家伦理的最高范畴，正是人的本性或人的感情中所有其他美德的基础，只要具备“仁”的思想精神境界，其他诸如仁、义、礼、智、信、孝、忠等均可做到。孟子又主张“民贵君轻”。于是，人本、民本、爱人、达人也就成为儒家伦理的核心内容。但直接提到“以人为本”四个字的却是唐太宗李世民。他说:“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5]可见“以人为本”是施“仁政”的根本。所以，韩国李朝时代的儒学家李退溪也说“盖圣学在于求仁”，“仁政德治，以爱民为主，而行之以诚心”。^[6]这说明儒家学说的核心价值就是“爱人”、“爱民”。

其二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基本价值理念;

已故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将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概括为《易传》中的两句话，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意思是说，人应像天体、日月、星辰那样，昼夜运行，自强不息，永远前进，勉力向上，尽心竭力，决不停止，具有顽强拼搏的精神;同时，要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胸怀广大，眼界开阔，能团结各方面的人，能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这两句话在铸造中华民族基本精神乃至东亚文明方面，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其三是，正心修身，追慕圣贤的做人价值理念;

儒家学说的基本精神，就是只求圣化，不求神化。所谓“圣化”，即是要人们学习圣贤之人，为社会为国家“立德”、“立功”、“立言”。由此，首先要从修身做起，《大学》一书中的“三纲”、“八目”就是个人修身的必由之路。后来的儒家以及东亚各国的儒学，都将“正心修身”，作为儒家伦理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见儒家及儒学传统对学习做人的重视。

其四是，慎终追远，家国同构的政治价值理念;

孔子虽不语怪、力、乱、神，但对亲自参加祭祀祖先的仪式却特别重视，他说:“吾不与祭，如不祭。”^[7]曾子也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8]可见儒家重视祭祀的目的在于让人们不忘远祖，更不忘自己的传统。孔子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9]这种对文化传统与民族传统的关注，使后来的儒学更具有强烈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视国如家，家国一致。这也是东亚儒学的基本传统。所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也就成为儒家伦理中最重要的政治价值理念。

其五是，以和为贵，谐和相处的社会价值理念;

东周时代有过“和同之辩”。对此，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0]晏子也讲过“和”，他说:“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是说君的意见不正确，臣可以提出意见，这就是和。此后，儒家就把“以和为贵”作为最高的社会价值原则。《论语·学而》篇讲“和为贵”，《易传》讲“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虽有和气、和睦相处之意，但更多含有多样性统一的意思，即将各种不同人群的意志，统一起来，协调起来，和谐起来，让大家去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奋斗。

其六是，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天人价值理念;

张载在他的《西铭》中不但明确地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而且也清楚地表达了“民胞物与”的思想，从而揭示了天人的实在性以及人作为自然一部分而“与物同体”的同构性。这不但使“天人合一”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挥，而且，也为现代经济和现代文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思考的资料。特别在当今环境污染，能源困乏，人类生命和人类社会面临科技进步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的时候，“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价值理念就显得特别重要。

其七是，见利思义，义利并举的生存价值理念。

义与利，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史上所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一般都认为儒家重义轻利，但总体而论，并非全然如此。孔孟及宋儒朱子相对尚义、别义与利为二;墨子重利，合利与义为一;荀子、董仲舒、张载、程伊川等，虽尚义而并不绝对排斥利，有兼重义利的倾向;义利兼重的也有一些儒人。就拿孔子来说，也并不完全否定利。他不但在《论语·尧曰》中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又在《论语·里仁》中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意思是承认有“以其道得之”的富贵;而且，他还在《论语·公冶长》中，将“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作为“君子之道四”中的两条。可见孔子也有义利兼重的想法。所以，总体而论，儒家并不绝对地排斥利，而是将见利思义、义利并举的基本原则作为其谋求生存的价值理念。

可见看出，儒家文化价值魅力链中所集结的价值体系，是一个既相互联系又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其形成过程，也正反映了中国乃至东亚诸国敢于应对也善于应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艰难险阻及严峻挑战的胆识与理智。因此，许多西方人又将儒家伦理称之为“东方智慧”，并与“西方智慧”相提并论。最近，当中国、韩国等东亚诸国的经济增长与和平崛起，再度引起世人关注的时候，一位外国学者竟在新加坡2005年6月28日《海峡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儒教国家欲与西方较量》的文章。文章开头这样说:“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主宰着世界。如今这一主宰地位似乎受到东亚儒学传入的威胁。”作者认为，“几百年来代代相传的儒学思想之于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重大意义，并不亚于新教和资本主义兴起相结合之于西方”。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儒学传统不但推动了东亚文明，而且，还将促进东亚文明走向世界，影响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