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不公加剧总量不足

（二）分配不公加剧总量不足

1.春运票源分配不公加剧运力不足

长期以来，铁路客运因其价格低廉而成为中低收入人群，尤其是农民工、学生等弱势群体春运出行的不二选择。火车票16年没有涨价^[42]，这是铁路作为国家垄断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发挥社会托底作用中，对弱势群体的一种关照。为此，作为公共资源的火车票，在分配中首先要考虑其正义性，正义性表现为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的统一，并且这种正义不是简单的均等化和市场化，而是要通过制度安排和政府配置来体现对弱势群体的社会关怀和社会再分配中的公平正义。但是，现实却如前面论述的，在春运火车票的分配中存在着程度不等的不公正现象，而春运火车票资源配置不公的直接结果是损害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不仅无法充分享受农民工团体票等制度带来的福利，还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公平购买车票的机会。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因为农民工团体票的门槛过高而从未享受过这一政策带来的好处，甚至有些农民工还需要加价从“黄牛”手中购买原本为他们增开的临时客车的车票。

春运火车票排队购买的制度设计初衷是把政府补贴的低廉的车票提供给愿意付出时间成本的弱势群体，但是，由于分配的不公，愿意付出时间成本换取经济成本的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却无法实现公平交换，因为拥有社会资源的人群通过权力和关系提前分割了火车票资源，这些资源或被提供给具有一定社会资源的人群自己使用，或是被“黄牛”获取用以牟利。众所周知，春运是大交通概念，除了铁路还有公路、水路和航空，这是一个以客运价格来分层级交通系统，铁路是托底的客运方式。如果在完全按照排队公平购买的方式，不愿或者无需用时间成本换取经济成本的人群可以选择价格较高的航空或者公路等方式出行，这样就保障了更多的公共资源留给选择余地较小的弱势群体。也就是说，如果在分配公正的情况下，那些特权阶级或者有支付能力的人群被分流到了其他价格更高的客运方式上，留给弱势群体的铁路运力资源就会更加的充足。但是，实际上，分配的不公使得部分人群通过加价或者关系获取了火车票，导致本应该弱势群体享有的资源被侵占了，而这些弱势群体除了托底的铁路客运，无法选择其他的交通工具，供需矛盾自然更加尖锐，于是运力不足的状况进一步加剧。

2.公共资源分配不公加剧总量不足

公共资源分配上的不公，使得少数人占有了大量的资源，甚至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使得可供多数人尤其是弱势群体分配的资源更加的紧缺，造成了更加尖锐的供需矛盾。在教育资源分配领域亦是如此。教育资源在地区间分配上的不均衡，将使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学生不能平等享有教育资源，在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将导致不同地区学生的入学机会和升学机会的不平等。从我国目前情况看，由于长期存在教育资源分配的地区差异，在办学水平和教育发展程度上地区差别非常突出，大体上由东向西呈现出梯度推移的格局，东南部明显优于西北部，城市明显优于农村。教育资源和办学条件好的地区，其教学水平高，教学质量也好，升学机会就大，考上名校的机会也大。另外，由于招生录取分数线各地区的相差，很大不同省市学生、城乡学生进入高等学校的机会不公。实际上，录取学生采取的是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办法，按各地高教资源的状况，以及优先照顾城市或重点城市考生的准则。在这种情况下，地区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所导致的地区之间的入学机会和升学机会不均等就会引发“教育移民”。因为做父母的都期望自己的子女享受到最好的教育，为了实现这种愿望，必然地选择将子女往办学条件好、教育教学水平高的地区或城市送，从而衍生“教育移民”现象。“教育移民”现象的产生，尤其是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转移，就愈发加大了流入地的政府财政在教育经费供给上的压力，从而加剧了教育资源投入与需求之间的矛盾。

即便是在同一城市里，校际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名校”或“重点学校”获得太多的物质资源，造成强者恒强，弱者越弱，强弱之间差距也进一步拉大。学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将导致不同层次的学校在获取优质教师资源、高校自主招生名额、加分保送机会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就必然会引发“择校热”，而且越演越烈，高额的择校费、高价的学区房都是其产物。而在疯狂的择校热潮背后，实质上体现出来的是通过争取优质教育机会来赢取升学和进名校的机会。而引发“择校热”的不公，也必然就会导致优质教育资源进一步的稀缺和不足。

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上，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列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倒数第四。正如前文所阐述的，中国医疗卫生资源的分配不公，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医疗资源的分配在城乡之间差距极大，二是，医疗资源的分配，在阶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套用二八定律^[43]，分配的不公很可能导致80%的民众，其中包括亿万农民，仅能共用20%的医疗卫生资源，这将极大地加剧可分配资源的不足。目前一大社会问题——“看病难”、“看病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也曾面临着卫生领域的“三难”（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问题，不过那主要是资源短缺所造成的。而现在的“难”与“贵”更多是总体短缺情况下的结构和体制不合理造成的，看病难“难”在三级大医院的挂号、“难”在医疗卫生质量的保障；看病贵，“贵”在治疗费用远远超出低收入群体的承受范围、“贵”在成本虚高和医院寻租、商业贿赂所带来的社会成本。^[44]为此，学界对于中国特需医疗服务是否有必要存在这一问题一直有争议。特需医疗服务的产生最初是为了弥补公立医院财政机制的缺陷，但后来越来越多的特需服务和病房挤占了本就有限的医疗资源，并且正如一些专家的看法“只是因为社会地位与经济能力的不同，享受的医疗服务就不一样，这就是‘向钱看’，违背了医者‘向病看’的原则。”也许卫生部门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普通医疗卫生上，把有限的医疗资源转移给老百姓，解决医疗资源匮乏，改善看病难、看病贵的尴尬局面上。

【注释】

[1]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页。

[2]刘圣中：《历史制度主义怎样“重新发现了制度”》，《学习时报》2009年第3期。

[3]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9页。

[4]杨清等：《社会学家：解决了户口问题春运终会成为历史名词》，《今日早报》2004年1月9日。

[5]黄若君：《合理分配教育资源保障教育机会均等》，《沿海企业与科技》2012年第6期。

[6]　吕柯、马英鹏：《当前我国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08年第6期。

[7]数据来源：《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2》，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8]　吕柯、马英鹏：《当前我国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08年第6期。

[9]数据来源：《中国交通年鉴2007》，人民交通出版社2007年版。

[10]张璐晶：《教育经费10年“欠账”超1.6万亿》，《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第9期。

[11]田磊：《教育投入：总量不足与分配不公》，《南风窗》2012年第4期。

[12]高培勇：《财政与民生》，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

[13]刘世民、赵洪文、杨仕其：《东西部教育的比较与分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14]杨林、张敬聃：《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公平的财政实现机制探析》，《学术交流》2012年第6期。

[15]杨悦、尹戎：《关于中国卫生资金配置的评价与思考》，《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4年第20期。

[16]刘文海：《“三医”问题》，《中国改革》2005年第9期。

[17]刘涌：《卫生部调整医疗资源分配20%归社会资本》，《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7月12日。

[18]许丽英：《教育资源配置中的权力失范及其规则》，《教育发展研究》2005年第11期。

[19]刘细良、樊娟：《基于公共资源配置的腐败形成机理分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20]丁媛媛：《义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现状分析》，《当代教育论坛》2005年第7期。

[21]田毅、季谭：《中国医疗改革解读：多重垄断致医疗卫生体制扭曲》，《第一财经日报》2008年1月4日。

[22]梁小民：《经济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3]吴家喜：《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寻租行为》，《社会科学家》2010年第7期。

[24]柳晞春：《预防职务犯罪的基础理论与实务导引》，中国检察院出版社2005年版。

[25]孔汝洋：《浅议教育管理中的寻租行为》，《中国经贸》2009年第10期。

[26]杨东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扩大之中的阶层差距》，《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年第1期。

[27]苏淼：《促进教育公平实现的问题及对策探究》，《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28]陈威：《后现代教育思想中“平等与对话”的意蕴及实施》，《学术交流》2010年第8期。

[29]冯钢：《转型社会及其治理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30]朱富强：《分配体制缺失与收入差距扩大——基于社会原则的分配问题研究》，《改革与战略》2008年第10期。

[31]吴盛光：《论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福州党校学报》2009年第1期。

[32]资料来源：《刘志军受贿、滥用职权案提起公诉》，新华网2013年4月10日电。

[33]OCEO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34]刘明慧：《公共财政医疗卫生投入问题分析》，《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35]王丽、王善迈：《义务教育中择校寻租主体的行为分析》，《教育科学》2005年第6期。

[36]孙立平：《迈向对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37]郑功成：《社会保障学：理念、制度、实践与思辨》，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38]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39]边燕杰、罗根：《市场转型与权力的维续：中国城市分层体系之分析》，载《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边燕杰主编，三联书店2002年版。

[40]冯钢：《转型社会及其治理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41]梁发芾：《为什么中国卫生分配公平性低》，《中国医药报》2005年10月27日。

[42]目前实行的铁路部门客票价格是1995年制定，至今未更改。

[43]巴莱多定律（也叫“二八定律”）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巴莱多发现的。他认为，在任何一组东西中，最重要的只占其中一小部分，约20%，其余80%尽管是多数，却是次要的，因此又称“二八定律”。生活中普遍存在“二八定律”。商家80%的销售额来自20%的商品，80%的业务收入是由20%的客户创造的；在销售公司里，20%的推销员带回80%的新生意，等等；“二八现象”竟如“黄金分割”一样普遍。

[44]田毅、季谭：《中国医疗改革解读：多重垄断致医疗卫生体制扭曲》，第一财经日报2008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