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量不足引发分配不公

（一）总量不足引发分配不公

1.运力不足引发春运票源配置不公

从前几个章节的分析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铁路春运中这种资源总量不足进而引发配置不公。首先铁路运力总体不足，导致了在地区之间铁路网线的配置不平衡。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铁路资源的分布与配置上看，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主的大城市及其周边城市铁路建设投入大、网络健全。以上海为例，江浙沪地区的铁路网络发达，快车、动车、高铁列车几乎每隔十几分钟就有一班，已经通过铁路网线形成了同城效应。但是，一些内地城市，尤其是农民工输出地的相对落后地区的铁路建设投入不足，不仅班次少、列车差，而且与公路等交通方式的衔接也不到位。这就使得每年春运期间铁路线路忙闲不均，一些以大城市为中心辐射周边发达地区的线路较为宽松，那些需要大量列车以供运输需求的开往内陆城市的长途线路却非常紧张，甚至很多农民工因买不到车票不能回家团圆，他们与家人团聚的正当权利被无情地剥夺了。

其次，铁路运力的总体不足也导致了铁路运输资源在满足不同类型的需求时分配不合理，这在普通铁路建设不足与高速铁路快速发展的比较中更为明显。高铁的建设初衷是为了改善我国铁路运网建设，解决运力不足的问题。近年来，高铁的建设突飞猛进，铁道部的数据显示，2003—2010年4月底，中国高铁累计投资已经达到17 366.6亿元。高铁的网络越来越广，速度越来越快，但是春运问题仍然严峻，除了价格昂贵的高铁票，其他普通列车的车票依旧“一票难求”。春运买票难、列车拥挤不堪是周而复始的春运状况，然而有媒体报道，在许多人在春运列车上备受煎熬的同时，高铁列车上却上演另一番景象，高铁列车普遍上座不足，较为宽松，甚至一些豪华列车上，旅客不仅可以躺在宽敞的软卧上看着液晶电视，还可以在车上的酒吧休闲地品尝鸡尾酒。这不由得使人们质疑高铁时代的公共资源配置是否公正。总体来看，目前我国铁路运力仍然不足，春运火车票还是紧缺资源，铁路应该将有限的资源配置用以解决普通旅客的运输上，这才契合公共产品普适性的特征。高铁的过度建设投入，“豪华列车”的超常规发展，这无益于解决目前的供需矛盾；高铁上座率低，不仅给铁路本身的经济效益带来损失，从公共资源配置和社会效益角度来看，更是一种资源配置上的极大浪费。如果因为开通高铁而减少普通列车，这不仅无益于解决春运问题，还极有可能会加剧普通列车的运力不足。因此，理应增加公共资源的供给总量，使之尽可能普遍地覆盖到最广大的人群；同时，在总量受限的情况下尤其要注重公共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如高铁建设需要从国情考虑，科学规划，避免过快、过度发展，更多地为广大普通乘客着想，保障其公平享受公共产品的正当权益。

再次，由于建设滞后，客观上造成铁路运能在一定时期内表现为一种稀缺性资源，这就更加放大了铁路客运供需市场“一票难求”的非均衡效应。正如前面大篇幅的阐述，铁路春运“一票难求”是在社会转型期，旧的制度体系向新的制度体系变迁的过程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作用下产生的社会问题。即制度变迁引发了社会结构分化，结构分化带来了社会关系变革，社会关系变革又加剧了处于不同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中的个体获取社会资源能力的差异，这种差异甚至妨害到了他们在享受火车票这种公共产品时的正当权利。

2.公共资源总量不足引发配置不公

公共资源总量不足是当前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这集中反映在教育、医疗卫生服务乃至基础设施等诸多领域。公共资源这一稀缺资源主要由政府为主体进行分配，目前我国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的体制和机制尚未健全，有些领域甚至还处于在垄断体制之下，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在正式制度的异化和非正式制度的嵌入的共同作用下，容易出现权力的错位、缺位和越位，便会导致公共资源配置的失衡与不公，最终甚至诱发一些部门或个人的权力寻租和腐败。

比如在教育资源方面，乡村教育资源相对匮乏，东、中、西部教育资源配置差距明显，即便在同一城市，中心城区与郊区、新区的差别也很大。这种现象不难理解：社会总资源对教育的分配比例偏低，必将导致教育资源总量不足，从而不能完全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教育发展的整体需求，因而在制定教育政策和在教育制度安排上就会选择有所着重。对某些教育阶段或某些地区或某些学校将给予更多的支持，使该教育阶段或地区或学校获得更多更优的教育资源，造成不同教育阶段或不同地区或不同学校不能均衡与协调地拥有教育资源和办学条件。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地区和校际间得到的资源多寡，将导致处于不同教育阶段或不同地区或不同学校的受教育者所享有的教育机会不均等。尤其是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分配不合理，将剥夺农村学生均等地享有教育资源的权利，其严重后果就是城乡办学条件、师资素质、教师待遇、教学与生活条件差距大，农村学生因此不能获得与城市学生一样的优质教育机会，并有可能因此失去升学机会。因为教育资源的不足使得基础教育水平非常低，农村学生在开始就不能与城市学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线上的不均衡就难以保证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的均衡。虽然在义务教育阶段，在入学机会上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是平等的，但因教育资源匮乏导致教育质量的差距必将导致农村学生升学机会远低于城市。义务教育阶段之后，绝大部分农村学生不能升入高中，上大学就更不用说了，上重点大学就更渺茫。这样就必然导致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资源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分配不公。因此，教育资源总量不足，就难以避免教育资源分配的非均衡性，教育资源不能合理分配，就难以全面实现教育机会均等。

再如我国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状况。据统计，占全世界22%的人口的中国，卫生投入却仅仅是世界卫生总投入的2%。这种投入本来已经严重的不足，却又被不公地分配。长期以来，由于“重城市、轻农村”的先天结构性失衡，政府资金投入偏向城市高层医疗机构，基本医疗卫生和公共卫生服务主要由城镇社区和农村乡镇两级机构提供。这造成城乡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优质资源过度集中在一线大中城市。据调查，占总人口30%的城市人口享有80%的卫生资源配置，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享有20%的卫生资源配置，87%的农民是完全靠自费医疗的。据卫生部基层卫生组织的2003年有关资料显示，农村36%的患病农民应就诊而未去就诊，65%的患病农民应住院而未去住院，这种情况比往年都有所增加。在农民陷于贫困的几种原因中，生病是很重要的一条。^[41]

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城乡抑或城市内部不同城区之间，还是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由于体制机制的问题，公共资源由于总量不足引发配置不平等是各个领域都存在的普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