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不当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公

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引入市场机制后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行政管理不当形成的，行政管理不当是政府失灵的主要内容。政府管制的“越位”或者“不到位”，以及政府因内部权力垄断后形成的寻租行为，在监管不力和制度不完善情况下出现的灰色收入都比因市场失灵造成的收入差距更为明显、更不能被社会所接受，这也是当前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中最突出的社会矛盾点。

（一）寻租行为产生的灰色收入造成收入不公

寻租获得的是一种非正常的收入，利用权力寻求高额租金使一些人成为高收入者。此外，对特职和特权的占有也可使一部分人获得不合理的隐性福利收入。由于缺乏规范和有效的监管，一些垄断行业、职能部门和职权拥有者通过单位福利方式谋取数量不菲的灰色收入。这些权力寻租滋生的灰色收入，助推了收入分配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在现实生活中，寻租行为又分为垄断寻租、税收寻租和财政支出寻租，寻租活动增加了市场交易成本，减少了国民福利，破坏了市场平等有序的竞争规则，阻碍市场化改革的进程，造成了社会生产的低效率、腐败问题恶化以及收入差距扩大等消极后果。

除了权力寻租外，职务消费也可使一部分人获得灰色收入。在公务的消费支出时，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所导致的职务消费膨胀，甚至是因职务特权而产生的不规范消费的行为，被认为是不规范的职务消费。这部分消费不仅增加了管理成本，更成为一部分人假公济私、获得灰色收入的手段。这部分隐性收入远大于实际的工资收入，滋生了“吃拿卡要”的恶劣风气，增加了民众的额外支出，并成为官民关系的主要矛盾点。其次，权钱交易使一部分人获得黑色收入。现阶段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政府手中依然掌握着大量分配资源的权力，特别是对土地、资金等重要生产要素的配置权力。当资源被推向市场时，由于政府职能并未完全转变以及制度、法律的不完备，一部分人便利用手中职权进行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假公济私，为自己或利益集团谋取非法经济利益。近些年，在我国经济案件和领导干部犯罪案件中，不少是由寻租而引发的，这种权力寻租引发的贫富差距是社会最不能容忍的。

寻租活动不仅直接引起收入差距的扩大，且在再分配中也会间接地发生消极作用，使旨在纠正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再分配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因为行使分配的权力有相当大的主观性，再分配中资源是具有竞争性的，授予某些人的时候就要拒绝另一些人。权力的再分配给分配不公和滥用职权提供了机会，旨在修正收入不均和不公平的努力可能导致更严重的问题。

（二）行政管理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造成城乡之间不平等

我国二元经济特征明显，以现代工业为主的城市劳动生产率比以手工和半手工为主的传统农业生产率高出许多倍，劳动生产率决定了收入的高低，进而导致了收入差距。形成这种二元经济结构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行政管理的不当。数据显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在1978年为2.6∶1，引入市场机制后，到1983年下降为1.8∶1，1983年后城乡农村人均收入比不断增加，到2009年达到峰值3.3∶1。从这个数据的变化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市场机制的引入有效缩小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然而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日益分割，行政管理造成了“二元经济”结构，阻碍了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其中包括户籍制度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歧视、公共资源为城市发展的过度倾斜等，正是这种行政管理的政府失灵行为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三）政府对高收入者调控的不到位造成分配不公平

如果要坚持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限制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速度和努力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收入分配改革方向，就需要出台相关政策措施调控高收入者收入增长速度。虽然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收入差距，但是仍不完善，而且所得税标准需要根据整体收入增长情况作出及时的调整，真正起到“限高”的作用。要不断的完善税法制度，积极推动遗产税的出台，以提高对收入差距调节的力度。高收入群体面对较高税率更有动机和方法逃税漏税，所以要加强制度监督，对违法者严惩不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