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真实与悖论

3．1．2　历史的真实与悖论

威廉斯堡之前的美国建筑遗产保护，大多是由一些像弗农冈女士协会、弗吉尼亚古迹保护协会等非专业的社会团体负责，建筑师并非建筑遗产保护运动的主要参与者。而威廉斯堡的修复工程，由于空前的规模和充足的资金，注定要以一种专业化协作的形式来进行，建筑师成为修复工程的主要参与者。除此之外，还有规划师、景观建筑师以及历史学家和考古学者等等。除了佩里的建筑事务所外，工程还聘请了当时美国建筑师协会（AIA）权威的历史建筑保护专家费斯克·肯贝尔（Fiske Kimball）和劳伦斯·库彻（A．Lawrence Kocher）^[8]作为工程顾问。这些工作人员在修复过程中进行了专业上的分工协作，成为美国建筑遗产保护走向专业化的开始。专业化的团队带来了对待建筑修复的专业态度，这体现在对历史真实性的重视和修复过程的严谨中。

1）历史真实性

在威廉斯堡的保护工程中，保护者们清楚地认识到了历史真实性的重要。这给威廉斯堡之后的保护工作带来了重大的影响。起初一些建筑师仍然从建筑美学的角度出发对建筑进行一些修饰和臆测，但随着保护工作的推进，保护者们意识到具有历史真实性的物品是不可替代的，即便保留这些历史原物与当前的美学观念有所矛盾，抑或比重新建造需要更大的资金投入。威廉·佩里认为，真实性是保护的第一法则，不应从主观出发为建筑增加修饰，照搬相邻街区样式或按典型风格进行设计皆不可取。例如，在韦恩大楼的修复工作中，建筑师们对原有入口的式样不甚满意，希望从美学角度上做一些改变使其与大楼更协调。但经过一系列的历史材料研究后，建筑师们意识到保护不能被创造所左右，这一入口仍旧被保留了下来。对于那些已经毁掉的建筑，建筑师采用了原样重建的方式。修复与重建工作都尽量依据有可信度的资料来进行，这些资料包括绘画、照片、各种文字记叙以及现场进行考古分析和测绘。在保护过程中，过去的一些旧的工艺做法也需要重新恢复，例如按照18世纪的工艺来烧制和砌筑砖块（图3．4、图3．5）。

图3．4　威廉与玛丽学院的韦恩大楼

作为工程的负责人，古特温最初醉心于保存整个威廉斯堡给社会所带来的教化与激励作用，与建筑师们相比，他对修复的真实性关心甚少。工程进展了几个月后，古特温意识到为了尽量达到历史真实性，调查研究工作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所花费的时间比预计的要长得多。建筑师要等待重要的文件和考古依据完备后才能进行制图。工程开始的第二年，古特温彻底地接受了建筑师们的意见，认为“修复工作只能对理想负责，而不能对时间表负责”，即使花费巨大，也要尽可能保留所有的历史遗存。同时，古特温意识到应当依赖于建筑师们的专业知识而不是自身的经验。例如，他提出让建筑师给修复后的房间加上粗斩梁（Rough－hewn Beams）^[9]，而绘图员发现，18世纪威廉斯堡的建筑不会在较为正式的房间里暴露梁架。他还曾建议在户外做一些历史上常见的圆木屋（例如车库、谷仓等），但建筑师哈洛德·舍立夫（Harold Shurtleff）很快否定了这一建议，因为没有依据表明在威廉斯堡的历史上有这一类型的建筑。

图3．5　按照18世纪工艺烧制砖块

古特温对于工程的方向有清晰而长远的构想。洛克菲勒方面的建筑师肯尼思·彻里（Kenneth Chorley）写道：“古特温博士有非常丰富和大胆的想象，可以在脑海中让一匹马同时向好几个方向奔驰。由于小洛克菲勒对项目的资金支持，古特温可以更多地考虑修复的方向。”^[10]早在1930年，古特温就深入地想到宣传的重要性，并计划留出展览场地。他告诉伍兹，很快就会有大批的参观者到来，以批评的和研究的眼光考察威廉斯堡。1933年，整个美国社会处于大萧条之中，正当小洛克菲勒开始考虑停止这一项目之时，古特温仍向肯尼思·彻里建议，应当修复面对集市广场和官邸花园的大住宅，以便来访者理解在当时殖民首府的中上阶层的生活。^[11]

1928年对威廉斯堡的修复工作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当建筑师们将第一批绘制好的图纸交给小洛克菲勒和他的同僚们时，工程的重点由设计开始转向对历史真实性的强调。一位青年建筑师奥林·布洛克（Orin Bullock）后来回忆道：

当佩里、肖与赫伯被雇佣时，他们对学院式的修复并无太多了解，他们来到了威廉斯堡，察看场地，然后就开始着手准备草图。精致的图纸，充满艺术灵感的概念，并没有过多追求历史研究的支撑。但所有人很快就发现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学术而不是设计上问题。我想这就是威廉斯堡的修复工作胜过其他工程的地方，我们在修复和保护时不去考虑设计。没有适当的依据和先例为基础，我们不会凭空创作任何东西。^[12]

1927年秋，佩里就修复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请教了工程的顾问，当时著名的修复建筑师费斯克·肯贝尔和劳伦斯·库彻。肯贝尔认为，对于威廉与玛丽学院韦恩大楼的修复，建筑图纸应当尽量的朴实，不应去理会所谓的“韦恩传统”的影响而为建筑加过多的装饰。库彻提出所有在修复中使用的新材料和原有材料应当在视觉上明显分开，这种做法在欧洲已有先例。新英格兰的埃伯顿也采用了类似方法，只不过所作的标记比较隐蔽，^[13]依然保持了视觉上的协调。在当时的美国，这种方式并不多见。美国的建筑遗产保护中更强调和谐的历史氛围。佩里同样回避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对修复后住在房屋里的人们来说，建筑本身的岁月感和视觉上的协调是很重要的，故而没有采纳库彻的建议。时至今日，将新旧材料加以区分在建筑遗产保护中已经成为普遍的原则，并早已被写入了《威尼斯宪章》之中，但由于对象和地域文化的不同，这一原则在当时仍然存有争议。与埃伯顿一样，库彻注重建筑修复中的严格保护和信息的准确传达，坚持以诚实的态度对待新旧材料，认为美观与和谐不能以历史信息的混淆为代价。这些在今天看来更符合现代保护理念的观点在当时则显得过于“纯粹”，还不能为建筑师们所接受。事实上，在今日美国内务部的建筑保护标准中，仍然强调整体的历史氛围，认为在不混淆新旧之间差别的基础上，新材料应当与原有材料相和谐，详见第5章。1930年春，对威廉斯堡的路德威尔住宅（Ludwell－paradise House）进行修复时，发现墙壁上应该覆盖有木镶板，但都已佚失，后来不得不从经销商手中另外购置。查尔斯·豪斯默在书中有这样的记述：

纽约的顾问劳伦斯·库彻（Lawrence Kocher）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我认为既然路德威尔住宅被归于修复的范围，就应当保持室内的原真性，或忠实复原，而不是用从其他老建筑中买来的构件来装饰。这样才符合修复的严格定义。”库彻建议应当仔细地给木板加上标签，注明来自其他建筑。马考伯则将这些木板安装上去，并没有加以说明。他觉得一个正式严肃的室内环境和完整的历史气氛更为重要。而库彻则始终坚持非原始材料要注明出处；新材料要与旧材料分开，并让人感觉到其时代信息。^[14]

肯贝尔和美国建筑师协会针对威廉斯堡的修复工程起草了二十项决议，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修复理念，作为给威廉斯堡工作人员的实践导则。佩里对这些导则进行了进一步改写，以此作为工程的规章。佩里提倡建筑应当在原址被修复，即使其不在修复区的范围之内，也不应当人为搬迁而破坏原有的历史。佩里认为可以利用从其他房屋上拆除的旧材料来进行修复，但应当适当标明。他主张修复中不能拷贝那些为人熟知的殖民地式的建筑入口或其他典型特征。因为虽然复制弗吉尼亚其他地方的殖民地风格是一种简便有效的办法，但建筑师们担心这样会让威廉斯堡的修复变成一种精心编排过的拼凑。

室内修复也秉承了真实性的原则，各种木镶板都尽量按原样或类似式样，而不是从其他建筑中拆移过来。建筑师用财产清单来确定室内家具陈设，对于那些没有类似文件的建筑，则参考同一时间的类似建筑的室内陈设。但其室内色彩后来证明有些过于朴素简单和概念化。^[15]

在威廉斯堡工程完成两年后，古特温在《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上发表文章，表明该工程对民众的教育与启发意义的同时，古特温强调历史真实性（Authenticity）对来访者的重要。他讲述了1928年至1929年所做的研究和资料搜集工作，声称“所有在欧洲和美国的文献依据的可能来源都被考虑和利用到了”。^[16]

2）历史修复的悖论

威廉斯堡修复工作的一个前提就是其“一刀切”式的时间设定，即恢复到1776年^[17]，也就是威廉斯堡作为弗吉尼亚首府时的状态，这一时间的选择也使其官方名称前被冠以“Colonial”的称呼。这意味着：首先，1776年之后建造的建筑将被拆除，其中包括许多优秀的古典复兴建筑；其次，1776年后对建筑的任何改动将被恢复到之前的状态；最后，这也意味着有些业以消失的建筑将被按照1776年的状态重建。这种单一历史阶段的保护是威廉斯堡修复工程的特点所在，也是其屡遭诟病之处。但当我们回顾古特温关于“恢复历史的辉煌与荣耀”的慷慨陈词———也正是这段陈述打动了洛克菲勒，工程才得以启动———不难发现，当时这一修复工程的目的正是出于对历史某个辉煌时期及其代表的精神的纪念与再现，而不是出于一种现代史观的精神，不是对于各个历史阶段和文化层面的正视与保存。对历史纪念和教育功能的强烈要求导致了某些历史阶段被忽略。历史遗产的保护在此不是一种开放式的展现，而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封闭式”的历史，成为一种纪念物（Monument）。在这一意义上，建筑遗产与纪念碑取得了实质上的等同。与安·坎宁安对弗农冈的保护相对照，可以发现其保护理念的一脉相承。这也是美国早期建筑遗产保护的一贯特点。

工程顾问们对于这种做法也有不同的意见。对于那些不属于18世纪这一背景，但比较重要的建筑，工程顾问费斯克·肯贝尔坚持予以保留。他认为应该将保护的时间跨度适当放大，让来访者们可以感受到城市建筑的发展历程。建筑师顾问组敦促佩里和洛克菲勒将修复的范围至少扩大到1840年。

作为建筑师的发言人，佩里组织了建筑师顾问小组的会议，并提出了一些纲领性的陈述。在1928年9月提交的一份报告中，他提出这种严格的将修复对象的范围定在1776年的做法，会忽略一些重要的建筑，而这些建筑的存在会使威廉斯堡的历史形象更加完整。他建议保护1699至1840年之间在威廉斯堡存在的一些建筑和景观。佩里相信这样可以使参观者了解到城市建筑发展的轨迹。经过折衷，最终保留了少部分1776年后的建筑，核心历史风貌区内有454座后来建造的建筑因为与设想的时代背景不协调而被拆除。^[18]特别是由于有些建筑带有后来杰斐逊倡导的希腊复兴式风格，被认为有损于18世纪的城市景象而未能保留。^[19]

将1776年作为时间坐标进行“斩尾”确定了威廉斯堡的修复范围。对单体建筑而言，则意味着独立战争后的改建都要被丢弃。例如在布拉什·艾弗拉德住宅（Brush Everard House）的修复中，19世纪加建的门廊被拆除，并将中间经过放大的老虎窗恢复到与其他老虎窗同样的尺寸和样式（图3．6、图3．7）。同样，在当地法院的修复中，经过对历史资料的搜集与分析，发现支撑山花的几棵柱子并非在建造之初就存在，而是后来的加建，故据此将其拆除^[20]。

图3．6　修复前的布拉什·艾弗拉德住宅

图3．7　修复后的布拉什·艾弗拉德住宅

图3．8和3．9是格洛斯特公爵大街修复前后基本同一位置的街景，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有些1776年之后的建筑被彻底拆毁（图3．8、图3．9）。而对于普伦特斯商店（Prentis Store）的修复则显示了威廉斯堡修复工程中的专业经验的积累。在最初，这一建筑被修复成为图3．11中的样式，而后来建筑师们对此持怀疑态度，经过深入的档案研究和实地勘察后对其进行了重要的修改：店铺的楼板被抬高到砖线脚处，一段露天木楼梯代替了原来的砖踏步；普通的上下各十二格的双悬窗代替了原先的商店橱窗（图3．10～图3．12）^[21]。这种基于历史真实性的质疑和检视，在威廉斯堡的建筑和景观修复中是相当普遍的。

图3．8　修复前的格洛斯特公爵大街

图3．9　修复后的格洛斯特公爵大街

图3．10　修复前的普伦特斯商店

图3．11　最初修复的结果

图3．12　按照1776年修复的结果，与修复前亦有所不同

威廉斯堡修复工程对于美国甚至整个西方的保护实践都有重要的影响，成功地建立了一种基于特定时代场景的修复模式。但另一方面，由于注重历史纪念和历史教育的功能，对城市的时代背景和风格过分强调，导致殖民地式的城市景观带有强烈的排他性。虽然建筑师们试图保留更多历史时期的建筑，核心历史风貌区内仍有许多建筑因为与设想的时代背景不协调而被拆除。这种排他性还体现在对于历史真实性的理解上，修复者们将历史的真实性定义为18世纪的初始状态，后来历史上陆续形成的一些建筑或加建部分均被认为是不真实的。

今天的威廉斯堡是保护、修复与重建的集合体。例如，在威廉斯堡的“T”字型规划中，首府大楼和威廉与玛丽学院一起组成了主轴线的两个纪念性的终端，短轴线的尽端是行政长官府邸，首府大楼和行政长官府邸早已被毁，威廉与玛丽学院则损坏严重。古特温等人认为，如果缺少了这些纪念性的建筑作为轴线的高潮，无论从视觉上还是概念上，参观者都很难完全理解威廉斯堡的意义。于是，首府大楼和行政长官府邸被彻底重建。威廉与玛丽学院则被修复到1755年之前的外观状态。

这些重建遭到了多方面的质疑。首先，对于这些很早就佚失的建筑，重建缺乏足够的证据。行政长官府邸在1781年毁于大火，而首府大楼则毁于1832年。事实上，早在1747年该建筑就曾被烧毁而后重建。经过长期的研究，1747年以前的老首府大楼史料依据比较丰富，而之后重建的首府大楼则缺乏足够资料。而且，现有资料中大部分是文字叙述，缺乏直观图像。直到1929年，在牛津大学伯德雷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古特温夫人发现了一个铜盘上刻有行政长官府邸、首府大楼以及威廉与玛丽学院的主楼韦恩大楼的完整立面（图3．13）。这也是当时发现的关于韦恩大楼和首府大楼唯一可靠的形象依据。^[22]对于其室内则无从考证，不得不以假定的方式进行重建。在缺乏足够依据的情况下，这两座建筑的重建也招致了许多批评。

图3．13　在牛津大学伯德雷恩图书馆发现的铜板雕刻

主要的建筑修护完成于1934年，其中包括韦恩大楼（修复完成于1920年）、布鲁顿教区教堂（修复完成于1920年）、首府大楼（重建完成于1934年）、行政长官府邸（重建完成于1934年）以及莱利酒馆（修复完成于1932年）等一系列重要建筑（图3．14、图3．15）。总共有88座建筑得到了修复。有413座已毁的建筑采用了原地重建的方式，通过对留存的绘画以及历史文献的考证来确定具体式样，但其中不可避免地有再创造的成分^[23]。

图3．14　首府大楼的遗址

图3．15　重建后的首府大楼

威廉斯堡工程对于保护、修复与重建三者关系的处理也显得模糊不清。一方面保护者希望最终结果是对某一辉煌时刻的真实再现，另一方面却不自觉对建筑进行遴选。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这一具体时间很难落实。但这也带来了一个悖论：保护者们试图真实地再现某一特定时期的场景，而其结果却是修复后的威廉斯堡从未在历史上任何时间出现过。其街道两旁的城市景观，固然不乏保存完好的史迹和细致的修复，以及考证后的重建，但这些却是对历史的过滤和压缩。修复工程一直致力于对史实的追求，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求证工作，但从史实的角度来看，最终的结果却是虚构的。

整个威廉斯堡展示了殖民地时代的建筑、景观和城市规划，但并没有城市化的市民生活。威廉斯堡的这些问题也是由其室外博物馆（Outdoor Museum）^[24]的性质所决定的。这种情况在很多以展示为主的历史区域都无法避免。詹姆斯·芬奇（James Marston Fitch）对此写道：“在威廉斯堡……还有更为怪异的地方：感受不到居民的日常工作和相关活动；有的只是对房屋过于精心的打理和修缮，以及导游们的解说中表现出的势利态度。”^[25]

此外，威廉斯堡的修复工程中刻意回避了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当时南方社会的主要劳动力都来自黑人奴隶，由于当时的黑奴与威廉斯堡所展现的上层白人的价值观有太多抵触的地方，因此一些与黑人日常生活相关的场所———例如黑奴市场和一些奴隶的居所———都被抹掉了。在当时的保护者看来，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场所不可能被修复并作为美国殖民精神的代表。而在今天，黑人的历史遗产已经受到了美国社会的重视。

在任何时间，建筑遗产保护都体现了主流文化的价值体系。如果将历史事物客观事实称为“历史真实”（且不论这种“历史真实”是否存在），那么建筑遗产保护中所体现出来的历史则是经过选择和某种“转译”的历史真实。这种对历史的主观选择和“转译”往往体现了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中主导人群的价值观念，也是对历史的一种“重塑”过程。

通过公共建筑和几个住宅的修复实例，我们可以看出修复中的一些决策过程，以及修复过程中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和矛盾。^[26]

韦恩大楼（Wren Building）

韦恩大楼是修复过程中第一个大型项目，威廉斯堡的修复者们都把其称为“培训学校”。经过这一修复工程，建筑师以及工匠们对当地历史建筑的特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他们找到了一张在1859年大火之前东立面的历史照片，他们意识到经过1710年学校的重建，最初的建筑实体大部分已经不存在了。

为了让承包商们能够持续工作，在建筑师们开会讨论之前，很多重要的事项已经被决定了。韦恩大楼的老的外墙已经经历了三次大火，1710年立面的最顶层部分在19世纪被拆除了。因此不得不恢复历史上的制砖工艺来对大楼进行全面修复，开始建筑师们想过购买附近地区烧制的砖，但他们发现数量远远不够。让威廉斯堡的工作人员高兴的是，经过对当地黏土的几次试验，已经找到了18世纪制砖工艺的诀窍。

1928年6月，佩里遇到了一项挑战，由于韦恩大楼是弗吉尼亚的公共财产，所有的设计必须经过当地艺术委员会的审批，其主席是弗吉尼亚大学的埃德芒德·坎贝尔（Edmund S．Campbell）。

1928年12月，坎贝尔提出了他对于韦恩大楼入口的看法，即1710年建造的门廊是不庄重的，而应当恢复到1699年的门廊外观（依据一幅粗糙的18世纪的草图）。在报告中他列出了三条意见：

（1）入口门廊过于丑陋，比例不协调；

（2）屋顶的尖塔应该放大，以与学院内其他后期的建筑相呼应；

（3）室内楼梯的位置是不正确的。

经过长时间的争论，由于有足够的历史依据，佩里最终赢得了胜利。坚持了他按照1732年的式样进行修复的决定。他认为17世纪的立面仅仅存在了两三年就毁于大火，而他想修复的是存在了150多年，在美国历史上颇有影响的韦恩大楼。

在1929年1月的会议上，艺术委员会同意了佩里按照1732年的式样来进行修复的方案，但依然不同意狭窄的砖砌入口门廊。在一封给阿瑟·伍兹（Arthur Woods）的信中，佩里表达了作为受过良好美学训练的建筑师，在面对注重考证的修复工作时的困难，他写道：“对1732年的这一建筑的严格修复需要放弃对建筑美学质量的追求，并摈弃一些不同意见。我们坚持主入口的设计，而学校和艺术委员会方面不喜欢这样的入口———其实我们也一样———而坚持从建筑整体外观来重新考虑其比例尺寸。我们则声明从外观而言的确可以加以改进，但这样一来，修复就会被创造所击溃。”

在韦恩大楼现场的一些发掘工作表明，在散水线以下，1732年的入口门廊的基础依然存在，后来的入口是加建上去的，但是从砖上看，与1695年的基础的用砖颇为相似。在佩里给顾问委员会一位成员的信中，他谈到同事安德鲁·赫伯聪明地将坎贝尔推到一个很尴尬的境地：“我们相信艺术委员会自身也有不同意见，但希望把事情做到最好，赫伯有一天在纽约遇到坎贝尔，谈论了这件事情。我们很清楚这些砖是1732年门廊的基础，他对坎贝尔说这些砖工历史如此久远，我们无法承担毁坏的责任，不知是否坎贝尔可以以个人名义批准毁掉这些历史遗迹。坎贝尔回答说在毁坏任何东西之前，这一问题要仔细考虑。”

后来伍兹找到了地方长官伯德（Byrd），而后者也倾向于佩里的方案，这一问题才算告一段落。

在韦恩大楼西侧的修复中，建筑师们也面临问题。在面临庭院的西侧，建筑师们找不到像东立面的照片那样精确完整的依据。建筑师们更多地依靠现存的砖墙，但大火造成了很大的毁坏。从事修复工作的佩里、肖恩和赫伯事务所的首席设计师赫伯向威廉斯堡的官员沃尔特·马考伯（Walter Macomber）坦陈，在西立面的初步设计中存在着太多的臆测：“我们仔细检查了西立面，也只能做到如此了。那个小女孩的绘画（约19世纪中期）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原来的部分在1829年以前就被改造过了，除了广场尽端的那一小段砖墙外没有对最初外墙的记录。在依据匮乏的情况下，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坎贝尔反对由波士顿的建筑师们提出的方案，对于窗户的安排有不同的看法，但也没有足够的历史依据。建筑师们很焦急，由于这种拖延，用来支撑旧砖墙的钢骨架无法定位安装。

1929年12月24日，建筑师们收到了古特温在威廉斯堡发来的电报，玛丽·古特温（Mary Goodwin）在英格兰牛津大学图书馆发现了一面铜盘，在上面刻有韦恩大楼各个立面的完整形象。与目前方案显著不同的是屋顶上有隆起的山花。在建筑师的要求下，洛克菲勒提供了额外的两万美元来对屋顶作改动。

在1928年和1931年分别由历史学家厄尔·斯威姆（Earl Swem）和普林特斯·丢厄（Prentice Duell）提供了历史参考资料和考古报告，为建筑师们提供了详细的历史依据。

住宅的修复

洛克菲勒方面决定将格洛斯特公爵大街的路德威尔住宅（Ludwell－paradise House）变成一个住宅展览馆。在住宅的室内，墙上的痕迹表明墙面很可能铺过木制镶板，但没有一块原始的木镶板遗留下来，顾问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决定利用其他弗吉尼亚住宅的木板。但建筑师们不肯像强盗一样从其他历史建筑上拆取构件，后来与一个可以提供旧板材的供应商签订了合同。

1930年春，当瓦尔特·马考伯（Walter Macomber）准备对路德威尔住宅（Ludwell－paradise House）进行修复时，顾问费斯克·肯贝尔（Fiske Kimball）提出，除非有确切证据，否则他对建筑内墙面是否覆盖木镶板持有疑问。因为许多18世纪的住宅完成后就是这个样子的。马考伯认为订购的两个房间的木镶板与建筑内墙非常吻合。唯一的问题是壁炉的开口比路德威尔住宅的壁炉开口小很多。罗伯特·贝洛斯（Robert Bel－lows）倾向于改变壁炉大小以适合木镶板，而将拆下的壁炉作为展示和过去存在的证明。费城博物馆的馆长经过研究后写信证明这一住宅的墙壁确实是被木嵌板覆盖的。纽约的顾问劳伦斯·库彻（Lawrence Kocher）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我认为既然路德威尔住宅被归于修复的范围，就应当保持室内的原真性，或忠实复原，而不是用从其他老建筑中买来的构件来装饰。这样才符合修复的严格定义。”库彻建议应当仔细地给木板加上标签，注明来自其他建筑。马考伯则将这些木板安装上去，并没有加以说明。他觉得一个正式严肃的室内环境和完整的历史气氛更为重要。而库彻则始终坚持非原始材料要注明出处；新材料要与旧材料分开，并让人感觉到其时代信息。

对于那些并非用来展示，而是依然作为住宅使用的房屋，其修复同样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对圣·乔治·图克住宅（St．George Tucker House）的研究表明，该建筑在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中，经历了许多次的改动。最初这座房屋体量较小，坐落在宫廷花园对面，住在其中的是威廉斯堡的首家剧院的经营者威廉·莱温斯顿（William Levingston）。1788年开始迁至现在的基址并经过多次改建，到1930年，图克住宅已经在不同方向上有所加建并与附属建筑一起形成了一个组团，层数增加到了两层半。

1929年2月，佩里、肖恩和赫伯建筑师事务所声明：作为一项策略，图克住宅将只做外部细节修复，而没有必要对内部空间做改动。而修复工作将保证图克住宅适合乔治·考勒曼（George Coleman）一家继续在此居住。赫伯借此向洛克菲勒方面提出：

“对我来说关于第一点（对室内作完全的复原）的决定仍然是一项有待商榷的策略。如果室内条件依然保持完好，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将其一扫而光，应该只做必要的修缮。在修缮过程中我们将会参照其历史原貌的特征。”

洛克菲勒方面的建筑师肯尼思·彻里（Kenneth Chorley）认为最可行的办法是建筑师们对此作必要的研究，然后提交两套方案和预算。一套是只对室内作简单修缮，而另一套是完全修复。结果前者预算在38 000美元而后者需41 000美元。彻里接受了建筑师们只作简单修缮的建议。

对于其室外附属建筑的安置也成为问题。在住宅前有一栋两层的希腊复兴式的办公室。而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不适合放在庭院中，最后这个小房子被减到一层并放在另一个庭院建筑的基址上，然而这座附属建筑的放置又牵扯到威廉斯堡的两个主要的开放空间的景观。它们分别是集市广场（包括图克住宅）和宫廷花园（在图克·考勒曼花园的西侧）。参照威廉斯堡的规划，建筑师们认为最早的剧院应该在宫廷花园一侧重建，而这样一来则顺理成章地应该同时重建剧院的经理威廉·莱温斯顿（William Levingston）的住宅，而该住宅的地基就在图克·考勒曼（Tuck－er－Coleman）花园的下面。另外还可以将图克住宅的主附属建筑和其他小附属建筑全部重建，并按18世纪晚期的式样围绕在图克住宅的周围。但事实上威廉·莱温斯顿住宅在18世纪80年代被搬迁，图克住宅的主附属建筑就是由搬迁后的威廉·莱温斯顿住宅发展而来。这样势必造成两个时期的莱温斯顿住宅同时存在。对于任何一个假定时间背景来说，这都是荒谬的。重建后的威廉·莱温斯顿住宅会使宫廷花园的背景变得完整，但对于后来的图克住宅来说，这又是一个谬误。佩里对此总结道：“对于我们的修复来说，宫廷花园的历史重要性要大于周围的任何一个环境组成部分。我们必须放弃对图克住宅的主附属建筑和其他小附属建筑的重建。”顾问建筑师们同意佩里的提议，后来威廉·莱温斯顿住宅被重建，而图克住宅的组团被限制在集市广场一侧。

3）对美国建筑遗产保护的影响

在1934年，威廉斯堡部分修复完成的地段对外开放，虽然大萧条的阴影还未完全过去，但仍吸引了众多参观者，并很快在美国掀起了一股风尚。其建筑、景观、室内家具影响了四五十年代的美国生活的品位。在60年代，威廉斯堡已经成为美国最具吸引力的旅游地点之一，到90年代，每年的游客超过百万。除了威廉斯堡之外，洛克菲勒家族后来还购买了其他一些地产，交由国家公园组织（National Park Service）管理。不但有文化遗产，也包括一些自然风景区。^[27]

威廉斯堡的修复工程是美国建筑遗产保护专业化的开始。威廉斯堡工程建立了一种修复工作的模式，即对于历史真实性的重视、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及协调的专业团队。古特温和他的保护团队此后继续为类似的工程担任顾问工作。自威廉斯堡开始，建筑师和专业修复工作者成为建筑修复的主要推动力量，历史真实性成为建筑遗产保护的首要因素。建筑遗产修复由此开始了专业化的历程。

此外，威廉斯堡的修复工程对美国当时的建筑研究和室内风格也产生了影响。30年代，一些媒体，如《建筑实录》（Architecture Record）和《住宅与园林》（House and Garden），以及《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等都发表了大量关于威廉斯堡保护工作的文章，并形成了一种18世纪殖民地建筑及室内风格研究的趋势。这同时也招致了一些质疑，例如有些学者认为，正如1893年在芝加哥举办的哥伦比亚博览会使这一时期的建筑一直停滞在新古典的形式，威廉斯堡对于18世纪殖民地式建筑的推崇对于美国建筑学发展也是一种阻碍，因为这导致了日后许多对殖民地式建筑的模仿与复制之作。詹姆斯·芬奇也曾就此提出批评。^[28]

正如弗农冈是19世纪中期住宅博物馆的典范，威廉斯堡也成为美国户外博物馆的滥觞。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类似的户外博物馆区建立起来，包括汽车工业巨贾亨利·福特（Henry Ford）在密歇根州迪尔伯恩（Dearborn）建立的绿野村（Greenfield Village）；阿尔伯特·威尔（Albert Well）在马萨诸塞州斯特桥（Sturbridge）建立的老斯特桥村（Old Stur－bridge Village）；史蒂芬·克拉克（Stephen Clark）在纽约库柏镇（Cooper－stown）建成的农场主博物馆（the Farmer’s Museum）；以及亨利·弗林特（Henry Flynt）夫妇建立的位于马萨诸塞的鹿野村（Deerfield Village）等等^[29]。这些室外博物馆都是由私人慈善家出资建立，并且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威廉斯堡修复工程的影响，但由于项目条件和负责人的观念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点。例如在鹿野村，弗林特努力展示一种“活着的历史”。对历史的展示并没有影响人们的生活，这一地区现在已经成为新英格兰的一个极具特色的小镇。

在威廉斯堡的影响和推动下，20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保护组织开始致力于更大范围的社区保护，1931年，查尔斯顿（Charleston）颁布了地区性的保护法令，成为美国最早的历史保护区。同一时期，尽管缺乏一系列系统的法令规章，一些州政府已经将社区修复和保护列为施政的纲领之一。人们也在探索建筑遗产保护与社区生活之间的关系，历史保护的内涵和价值体系都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