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诞生和工业化、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任何一个国家（state）总是既处于国家（nation）间进行政治、经济和战略互动的国际体系之中，同时又处于该国国内社会的运行范畴之内。正如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指出的，“国家在国内社会和外部世界间扮演着某种‘看门人’的角色。”［2］正因如此，一国对外战略的形成才不可避免地同时受到国际体系和国内社会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当然，在不同的国内政治体系下，上述两方面压力对国家对外战略的塑造程度存在巨大差异。按照美国政治学家戴维·阿普特（David Apter）的研究，自18世纪以来，按照工业化的先后顺序，现代国家主要具有三类政治组织方式。首先，早期工业化国家（如英国和美国）奉行的是以代议制民主为特征的世俗—自由模式（secular-libertar-ianism）；其次，后发工业化国家（如德国和日本）则大多采用以威权统治为特征的新重商主义（neo-mercantilism）；第三，更晚的后发工业化国家（如苏联）往往推行的是以极权统治为特征的神圣—集体模式（sa-cred-collectivity）。［3］在后发及更晚的工业化国家中，政府为了以最快的速度推进工业化，从而确保国家的生存与安全，甚至赶超工业化的先行者，不得不最大限度地集中国家的权力和资源，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加之它们中的大多数或是二战后新近独立的民族国家，或是经历长期国内革命后组建的共产党政权，因此国内的社会力量十分脆弱，无法产生政治上的足够影响，甚至不存在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市民社会”。［4］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在制定对外战略时的首要出发点即为建立在国际体系力量分配基础上的国家安全。［5］因此，在体系变量和社会变量中，前者对于这些国家对外战略的演化发挥着压倒性的作用。
与作为国际体系绝大多数成员的后发及更晚的后发国家不同，美国在自身经济发展和崛起的历史过程中，主要依靠建立在自由市场、个人主义和竞争意识基础之上的企业创新精神，政府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较小，因而一种高度发达的市民社会和法治观念得以在美国发展壮大。追根溯源，这种发展模式得益于其背后一系列不可复制的先天优势，尤其是极为有利的工业化时机、丰富的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及独特的历史经验和民族信仰。［6］这一系列独特优势的结果是，美国采用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治发展模式，通过代议制民主这一中介将国家与市民社会连结起来，其中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举产生的代表来行使对于政府的最终控制权。［7］基于此，在美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社会力量远为强大，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政治是植根于社会的。因此，无怪乎美国政治学者理查德·本塞尔（Richard Bensel）声称，社会力量在美国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根本作用。［8］
社会力量的上述作用传导到外交层面，便集中体现为它在美国对外战略演化过程中始终扮演着核心变量的角色。例如，早在美国独立之初，来自东北部和南部的不同社会力量便在国会中围绕同前宗主国英国如何发展外交关系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而这种斗争无法从国际体系角度给予充分解释，只能依照国内社会利益在外交上的差异进行解读。［9］一方面，由于东北部的工商业、金融集团及其利益代言人联邦党（Federalists）主要通过对外贸易获取经济利益和相应的政治好处，并且该地区进口的货物绝大部分来自英伦三岛，故而主张与英国保持友好关系。另一方面，代表南部农业利益的民主共和党人（Democratic Republicans）则从自身利益出发，反对英国商品大量涌入美国，主张对英采取强硬政策，迫使其在贸易政策上让步，从而保护南部地区落后的产业。［10］正是上述两大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才衍生出美国外交思想中所谓的“汉密尔顿主义”（Hamiltonianism）与“杰斐逊主义”（Jeffersonianism）两种传统。因此不难看出，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依附于现实利益的，无法作为独立的变量发挥作用。
社会利益在美国的对外战略中之所以能够扮演关键性的角色，除美国特殊的“国家—社会”关系原因外，还在于优越的地缘环境使美国从立国时几乎没有遭受过重大的安全威胁，而自19世纪末随着自身实力增长而开始海外扩张后，美国进一步崛起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因而国际体系赋予它的行动空间便进一步扩展，以至于当二战后美国成为首屈一指的全球超级大国时，它甚至拥有了按照自身意志重塑国际体系的能力。［11］因此，从体系—结构层面看，由美国强大的国力以及特殊的地缘环境所决定，国际体系因素无法在其对外战略演化的过程中扮演核心变量的角色，而只能通过干预国内社会变量的利益偏好，用以最终塑造美国对外战略的形态。［12］
综合以上分析，由于美国与外部国际体系及其内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殊性，体系、国家和社会在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进程中分别扮演着干预变量、中介变量及核心变量的角色，因而一种“社会中心论”（so-ciety-centered approach）的研究视角是我们深刻理解美国外交的基石。当然，全面把握上述三个变量间的关系还需要明确两点。其一，由于美国具有高度开放的政治、经济体系，多元化的社会力量在美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必然产生建立在自身利益基础上的对外战略选择偏好，从而导致国际体系变量在美国外交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干预作用。因此概言之，体系变量对于社会变量的影响“间接”参与了后者塑造美国对外战略的进程。其二，美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虽然揭示了社会力量的决定性意义，但这些力量又必须以国内政治过程作为中介来推动完成对外战略决策，因此抛开国家/政府这一国内政治变量，社会因素便失去得以发挥作用的机制。基于此，社会联盟理论的核心就在于论证体系、国家和社会三大变量如何通过上述相互作用决定美国对外战略的演化，并挖掘这种相互作用背后的逻辑动因。
2.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根本逻辑
自19世纪末以来，伴随全球性国际体系的形成，世界经济的开放性与一体化程度与日俱增，并开始不断挑战传统的关于民族国家统一性的理论假设。［13］在美国，由于地域、产业和阶层等社会力量的多元化特性，国际商品、资本和技术的流动经常导致一种“非均衡”的后果，从而极易使这些社会力量在外交上产生趋同或冲突的利益诉求。［14］例如，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美国国内某些地域、产业和阶层可能因受惠于经济全球化并迅速崛起，另一些则可能因激烈的国际竞争而面临巨大的困境。又如，军事开支中的“转移支付”（transfer payment）效应往往有利于军工产业和分布有这些产业的地域，而不利于其他地方，因为后者交付给联邦政府的税收有很大部分被转移支付给了前者。［15］总而言之，社会利益在外交上的差异与失衡总是不可避免地成为围绕美国对外战略选择（包括军费开支、贸易政策、海外承诺等）而引发的国内政治冲突的主要来源，甚至成为造成这种冲突的“结构性原因”。回顾历史，这一现象并非仅仅发生在美国，只是由于美国特殊的“国家—社会”关系和极为多元化的社会利益，社会力量间的竞争与合作在美国对外战略制定和变迁的过程中发挥着比其他国家更为显著的作用。正是不同历史时期美国国内多元的社会利益在对外战略方面相似或相冲突的偏好——而非意识形态差异或权力制衡的政治制度设计——塑造了美国对外战略演化背后的国内政治格局，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国内政治制度这一中介，最终决定了美国外交的走向。正如本书导论指出的，这一分析框架挑战了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许多假设，尤其是将研究的重点从体系和国家层面转移到国内社会层面。通过对历史尤其是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史的回顾，该框架将试图表明，美国在各个发展阶段的对外战略选择都是国内社会利益相博弈的产物。在政治实践中，这种博弈背后的驱动力存在于如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第一，由于美国政治植根于国内社会，因而社会利益从根本上决定了政治人物在对外战略方面的政策立场。上文已经表明，社会利益诉求的多元化是一种结构性的必然现象，加之自立国时起，美国始终奉行以代议制民主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制度，因此总统特别是国会议员从自身的政治利益（包括赢得连选连任和推动政策议程顺利实施等）出发，不得不在对外战略制定的过程中回应他们所代表的那部分社会利益的诉求，这就使得特定的社会利益对政治人物的行为起到了约束甚至是塑造的作用。［16］因此，围绕美国对外战略的政治合作或斗争本质上反映的是国内社会利益趋同或相冲突的现实。在这种背景下，多元化的社会利益传导到国内政治层面，便形成了国会中多元化的政策立场，从而为针对对外战略制定的博弈提供了政治舞台。不难看出，以上逻辑建立在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假设之上。依据该假设，政治人物可以被理解为在国内政治这一“市场”中寻求选票的各类“企业家”，因此他们在外交上的立场取决于各自代表的以不同地域、产业和阶层为核心的社会利益的偏好，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并无实质性的发挥空间。如果政客采取违背选民利益的立场，必然在选举中遭受惩罚，而这正是任何一个“理性人”极力避免的结果。
第二，美国政治的制度设计及其游戏规则使得政治上多数联盟的构建成为必要，并且只有形成一种基于共同利益且相对稳定的多数联盟，美国的对外战略才有可能较为长期地持续推行下去。因此，基于“多数决定”原则，社会力量为了使国家的对外战略选择符合自身利益，必然致力于构建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多数”社会联盟，从而实现主导政策议程的目标。［17］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联盟可以被理解为，以共同的对外战略利益为纽带并以国内不同地域、产业和阶层为代表的社会力量的联合体。例如，美国之所以能在二战后初期构建起国内的“冷战共识”，并在此基础上成功地推行以遏制政策为核心的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就在于当时美国国内出现了一个能够从该战略中获益的、由东北部工业力量和南部种植园经济组成的社会联盟，从而占据了政治上的多数地位。按照特鲁波维茨的研究，由于美国宏观上存在三大社会力量的中心，即东北部、南部和西部，因此只要三者中有两者能够形成联盟，便能在政治上获得多数地位，从而使美国的对外战略成为其意志的体现。［18］总之，美国对外战略的制定根本上体现的是一种政治学因果机制，其相互嵌套的过程与逻辑是：植根于多元化的社会利益及其外交诉求，在每个历史时期，美国的社会联盟格局都决定了国家/政府层面的国内政治博弈格局；在此基础上，国内政治的博弈格局又对美国对外战略的具体选择起到直接的塑造作用。
第三，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关键动力来源于国内社会联盟的分化重组，而后者又植根于不同的社会力量随自身和外部环境变化而不断调整的外交利益诉求。正是出于这一原因，美国的对外战略才体现出鲜明的实用主义特点。自19世纪末开始海外扩张以来，美国国内社会联盟格局经历过四次主要的分化重组，每一次都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对外战略的方向。例如，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连同美国国内的“冷战共识”之所以渐趋衰落，就在于维系这一战略共识的东北部—南部社会联盟出现了分裂。究其根源，主要是随着东北部传统工业中心的衰落和经济转型，代表这部分社会利益的民主党人在美国对外战略的认知上出现变化，认为自由国际主义式的遏制战略成本过于高昂，因此转而倾向于降低对苏遏制的战略成本，突出多边主义和国际制度的作用，强调减少海外干涉及承诺，同时缩小军费开支规模。毫无疑问，民主党的这种转型就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表现，而非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使然。因此，对于美国国内社会联盟格局变迁的探究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其对外战略演化背后的关键性动力，从而丰富和完善学界对于美国外交的理解。
综上所述，美国的对外战略归根到底是其国内多元化社会利益相互博弈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国际体系因素对于不同社会力量的外交利益诉求起到干预作用，而这些社会力量为了使国家的对外战略选择符合自身的利益，总是倾向于构建基于共同利益并能占据多数地位的社会联盟，因此便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了相应的国内社会联盟格局；由于美国一直以来都奉行以代议制民主为主要特征的政治制度安排，政治人物的个体理性使得社会联盟得以通过国内政治过程这一中介变量，最终塑造美国对外战略的形态。此外，由美国社会的高度开放性和多元化所决定，随着社会利益自身的不断变迁及其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国内社会力量往往会形成新的战略选择偏好，进而引发社会联盟的分化重组，这一点构成了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关键动力。基于此，美国对外战略的形成及其变迁所蕴含的根本逻辑是一种建立在社会联盟格局演化及其力量博弈基础上的政治学机理，其中美国国内多元化社会利益的动态演进以及它们之间的共识与冲突，构成上述机理的逻辑“内核”。
3.19世纪末以来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四个阶段
19世纪末是美国国家发展历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在外交上，美国开始由大陆扩张阶段进入海外扩张阶段，由此逐步成长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在内政上，1896年的总统大选正式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两党制”，形成了以积极政府（active government）为施政理念的民主党与坚持传统的小政府（minimum government）哲学的共和党相抗衡的政治局面。［19］因此，无论对于美国内政还是外交而言，19世纪末都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研究起点。本部分以社会联盟格局的变迁为视角，简要论述19世纪末以来美国对外战略经历的四个阶段的演化历程。
（1）东北部—西部社会联盟主导时期（从19世纪末到罗斯福新政）
19世纪末，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进，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国内的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社会矛盾日益深化。分裂社会的现实反映到政治和外交上，便形成东北部与西部联合对抗南部的格局，进而致使美国国内政治出现两党“非对等极化”（deeply but not closely divided）的局面：一方面，代表东北部工业、金融、商业以及西部出口农业利益的共和党人始终占据着政治上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代表南部种植园利益的民主党人则在政治上处于少数地位，在此期间，仅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曾问鼎白宫宝座。［20］
社会联盟形成上述格局的结果是，美国在这一时期的主要对外战略——包括大规模扩建海军、大举进行海外扩张和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等——反映的都是共和党所代表的东北部与西部社会联盟的利益。［21］例如，在相互关联的海军扩建及海外扩张两个问题上，由于东北部的制造业巨头、金融和商业集团致力于打开并控制拉美和非洲市场以出口自身的工业产品、扩展商业利益，从而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解决当地的劳工就业等问题，因此它们极力鼓吹建造一支强大的“深蓝海军”（blue-water navy），向拉美和非洲进行战略渗透，并吞并夏威夷。与东北部的对外战略利益诉求类似，尽管美国西部农业地域以经营国内市场为主，但出于扩大农产品海外出口的考虑，以及太平洋沿岸本身拥有的天然造舰优势，西部社会力量同样支持东北部的上述主张。［22］与东北部—西部社会联盟的利益相反，美国南部以种植业产业和种植园主为代表的社会联盟则极力反对扩建海军和海外殖民地。一方面，扩建海军使南部地区不仅无法获取相应好处，反而成为财政转移支付的受害者；另一方面，由于南部生产的工业初级产品主要瞄准的是欧洲发达国家的市场，因而美国在海外扩展殖民地的做法势必会同欧洲国家形成竞争，从而恶化美欧关系，最终波及双方的经贸往来。［23］
同样地，在贸易政策上，由于东北部新兴的工业力量以及西部相对落后的农业产业在此期间均面临着来自欧洲发达国家产品的激烈竞争，这一地区的国会议员纷纷主张采取保护主义；但就南部而言，因为该地区生产的棉花等主要经济作物集中向欧洲出口，与后者的贸易互补性很强，因此代表南部社会联盟利益的民主党议员极力鼓吹自由贸易。［24］不难看出，在东北部—西部社会联盟主导美国对外战略决策的政治背景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外交成为东北部和西部社会利益的体现，并且这种选择建立在牺牲南部社会利益的基础上。
（2）东北部—南部社会联盟主导时期（从罗斯福新政到越南战争）
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彻底重塑了美国的政治格局。随着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多年来占据政治主导地位的共和党及其施政理念宣告破产，民主党在有利的国内政治环境下不仅顺势崛起，而且不断扩大自己的政治阵营，成功塑造了著名的“新政联盟”（New Deal Coali-tion），使得现代自由主义成为美国意识形态的主流。［25］民主党的崛起使美国政局由共和党一党独大演变为两党势均力敌，尤其是民主党在巩固南部阵地的基础上，不断向东北部拓展影响力，导致共和党在东北部日趋式微。另一方面，随着二战的爆发和冷战的开始，两党虽然在一系列内政问题上龃龉不断，但在外交上的分歧却逐步让位于合作，最终形成了以东北部—南部社会联盟为基础的“冷战共识”。因此，这一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的国内政治背景便表现为两党的“非极化对等”（closely but not deeply divided），亦即两党在实力接近的同时，战略分歧也不那么突出。
上述社会联盟格局的出现，根本上源于美国东北部“核心地带”与南部“边缘地带”在外交上形成了广泛的共同利益。［26］一战后，随着美国国力的持续、快速增长，尤其是东北部逐渐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性工业、技术、金融及商业的中心，美国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已将欧洲各国远远甩在身后。因此，代表该地域利益的国会议员（包括民主、共和两党）纷纷致力于改变保护主义的倾向，向欧洲及全世界出口商品并输出资本。由此，东北部与传统上支持自由贸易的南部种植园主形成了外交上的广泛共同利益，也正因如此，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合作要求两党弱化在对外战略制定方面的斗争。此外，二战时期的德国和战后初期的苏联对美国造成的强大地缘压力和安全威胁，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两党增进了团结。因此可以说，以上因素即为自由国际主义共识得以形成的最重要原因。当然，自由国际主义在美国国内也存在一批反对者，那就是西部的孤立主义势力。［27］毫无疑问，西部地区的这一立场同样植根于自身利益诉求。首先，20世纪30年代，美国西部的主要经济部门仍然是农业及原材料加工业，该地区超过三分之一的劳动力从事的是农业生产，从事制造业的人口比例则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8］其结果是，西部仍倾向于对外贸易的保护主义政策，担心随着美国市场的开放，会有越来越多的外部农产品进入美国，对其国内市场份额形成冲击。［29］其次，在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中，西部地区是全美的“重灾区”，加之与欧洲的联系相比东北部和南部大为疏远，因而西部社会联盟极力反对美国参加二战，并对战后初期的冷战对抗持消极态度。［30］概而言之，西部社会联盟面临的困境使其“要黄油而不要大炮”（butter over guns），认为军费开支急剧增加带来的转移支付效应会牺牲自身利益。［31］
总之，自罗斯福新政开始，美国对外战略的国内基础开始由以共和党一党独大的东北部—西部社会联盟主导的格局，转变为以两党合作为特征的东北部—南部社会联盟主导的格局。因此，美国在此期间以自由国际主义为核心的对外战略所反映出的主要是东北部和南部的社会利益，并且这一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部社会联盟的利益为代价的。当然，与19世纪末不同，由于这一时期社会联盟的合作与竞争并非以党派划线，具有鲜明的跨党派性质，因此美国政治在此期间并未走向极化，而是进入罗纳德·布朗斯坦（Ronald Brownstein）笔下的“谈判时代”（the age of bargaining）。［32］
（3）主导性社会联盟渐趋分裂时期（从越南战争到冷战结束）
“谈判时代”大体维持到20世纪70年代。此后，以越南战争为主要的催化剂，尽管国际体系的“两极”特性并未出现根本变化，但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国内基础——东北部和南部合作形成的自由国际主义社会联盟——开始出现分裂，致使自由国际主义逐渐走向衰落。由此，美国正式告别了近一个世纪的对外战略“多数”社会联盟时代，开始进入一个过渡（transition）时期，这也为冷战后两党在对外战略上的“对等极化”埋下伏笔。
自由国际主义联盟走向分裂的根源在于维系美国南北合作的共同外交利益渐趋消失，这一点在政治上表现为民主党内部显现出无法弥合的裂痕，尤其是南部社会联盟日益成为共和党的坚定支持者。［33］具体而言，这一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随着自身经济结构转型和国际经济格局的变迁，美国传统的政治、经济中心东北部走向衰落，代表东北部传统工业力量和劳工阶层利益的民主党人日益倾向于以战略收缩、贸易保护主义和多边国际合作等“低成本”的方式进行对苏联的遏制。其次，随着新兴崛起的西部和南部产业地带力量的渐趋强大，代表这部分社会利益的共和党人则日益倾向于以战略扩张、自由贸易和单边主义等强势外交政策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以至于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时期，美国发动了对苏联的“第二次冷战”（the Second Cold War）。［34］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冷战后期，原先支持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核心力量东北部—南部社会联盟出现了明显的内部分裂，东北部社会联盟日益倒向民主党，南部社会联盟则逐渐归属共和党的政治阵营。结果是，两党都在很大程度上“净化”了自身的社会联盟基础，“谈判时代”的跨党派合作逐渐走向党派两极分化。［35］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整个冷战时期苏联对美国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始终是超越党派、地域和阶层等国内政治、社会力量的首要因素，因而尽管自由国际主义社会联盟内部出现了分裂，但两党在遏制苏联的战略目标方面仍然维持着共识，因而该战略大体上持续到冷战结束。
（4）社会联盟“对等极化”时期（冷战结束以来）
到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维系“冷战共识”和自由国际主义联盟的体系力量（即“干预变量”）已经彻底不复存在，因而国际体系因素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力急剧弱化。［36］更重要的是，东北部/太平洋沿岸社会联盟与南部/中西部社会联盟在外交上的利益诉求差异进一步增加。由于冷战后美国兴起的“信息革命”主要由中西部和南部新兴产业地带所引领，尤其是高科技和军工技术等相关领域基本上集中于上述“阳光地带”，因而南部/中西部社会联盟倾向于运用美国的优势地位进行全球扩张，以拓展海外市场、增加通过国防开支的转移支付所带来的红利。与之相反，东北部“铁锈地带”则仍然在经历“去工业化”过程中产业转型的巨大阵痛，尤其是工人失业和福利下降。［37］基于此，两党及其各自代表的这些社会利益在对外战略选择上便逐渐呈现出日益显著的“极化”趋势。
此外不容忽视的是，与19世纪末社会联盟的“非对等极化”不同，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政治格局表现为社会联盟及其相应党派的“对等极化”（closely and deeply divided），亦即由于两党处于“势均力敌”状态，极化的结果是任何一个政党及其代表的社会联盟都无法成为政治上的“多数”，这就导致美国的对外战略在冷战后一直处于“扩张”与“收缩”交替的“钟摆”状态中。［38］例如，在民主党及其代表的东北部/太平洋沿岸社会联盟看来，冷战的结束使得美国应将解决国内问题放在首要位置，因为地缘压力的消失赋予美国一个绝佳的进行战略收缩的机会。然而，共和党及其所代表的南部/中西部社会联盟则认为，“单极时刻”的到来使得美国可以充分利用地缘优势进行进一步战略扩张。［39］
总之，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之所以体现出鲜明的党派极化和内在矛盾的特征，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对等极化”的社会联盟格局是19世纪末以来最糟糕的一种组合。而追根溯源，由于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美国社会联盟重组彻底重塑了美国社会力量对比的格局，因而美国对外战略所呈现出的这种特征在短期内将难以出现根本改观。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