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与历史

时空、记忆与历史——读《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

何建国

作者简介：

何建国，山西大同大学云冈文化研究中心讲师，历史学博士

孙中山被誉为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在他逝世后，为了纪念他生前的功业，南京国民政府将“永丰舰”改为“中山舰”，其故乡“香山县”改为“中山县”。及至今日，分布在各地的中山路、中山公园、中山纪念馆不知几许。然而，那些常常漫步于中山路，休憩于中山公园，参观中山纪念馆的人们在休闲游览之时，不知能否晓得这些司空见惯的生活空间曾经所具有的特别的政治寓意。它们昔日曾凝聚着权威的象征，是国民党建构对孙中山崇拜的重要场域。

正是基于对这一文化现象的解读，陈蕴茜博士所著的《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以下简称《崇拜与记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引用只注页码）一书，在众多的孙中山研究中，独具特色。

一

当前视野下的孙中山研究，定期举行学术讨论，研究机构遍及世界各地。在大陆，仅广东一地，就有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广东省中山市孙中山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在台湾也设有众多的“三民主义研究所”或“中山学术研究所”，如中山大学中山学术研究所等。即使在国外，如日本神户在1983年建立了“孙中山纪念馆”，1984年又成立了“孙文研究会”，发表专著和论文3 750篇。⁽¹⁾

总的来说，对于孙中山的研究，在中外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旅程。正如尚明轩先生所言，经历了初始、复苏和前进三个阶段，积累了丰硕的成果。截至2011年4月底，以孙中山为题名的论文达7 419篇，其中硕、博士论文有88篇。⁽²⁾仅1997年至2006年，有关孙中山的研究著作就达72部，发表的论文总数为1 473篇，各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会举办20余次，平均一年举办两次。内容涉及孙中山的思想、孙中山与近代化、孙中山与世界、生平与事功以及与同时代人物的比较研究等方面。⁽³⁾

纵观这些研究成果，从内容来看呈现出显著的特点：一是主要侧重于对孙中山思想的阐释，二是重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和政治活动。从研究方法来看，大体不越“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两种模式。从时段上来看，主要集中在对孙中山身前的研究。

《崇拜与记忆》一书既不是停留在基于文本“注经”式的、从文本到文本的内容阐释——思想史，也不是脱离文本的单一的政治事件史，而是把孙中山研究的重心从孙中山身前转到身后，对南京国民政府建构孙中山的形象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为了全景式地展示民国时期的孙中山崇拜，该书选取仪式、时间、空间三个维度作为研究国民党对孙中山符号的建构和孙中山的崇拜的突破口，将民国时期孙中山的崇拜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纳入近代政治文化的生态环境中进行考量，全面分析南京国民政府如何将孙中山逐步推向“神坛”，将其建构为国家认同的对象和民众崇拜的对象，展现国民党为推动孙中山崇拜所运用的策略和手段。进而考察，国民党如何将其所宣传的意识形态由上而下向大众灌输与渗透。在具体的微观研究中，作者还注意到了孙中山的崇拜在政府官员、社会精英、商人和下层民众等各个阶层以及在不同地域中的差异性。这种对日益渗入社会各阶层的意识形态进行的具体分析与解读，无疑丰满了历史，加深了我们的理解。

通读本书，作者在分析论证中使用了记忆、空间、时间、仪式、符号、建构等一系列词汇和概念，因这些都是新文化史研究对象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具有明显的新文化史印迹。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他那本简约的著作《什么是文化史》（What is Cultural History？）中认为，新文化史就是“通过借助一些新概念，让许多新的主题得到了发挥和探索”来突出它的创新之处，最终拓宽了历史学家的研究视野。⁽⁴⁾

而由此路径拓展出来的是，这种表述问题的方式，给我们展示了作者的研究旨趣。正如本书的副标题“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所透露。实际上“孙中山符号”只不过是一条线索，是作者展开论证的途径而不是目的。本书真正关心的问题在于探究从传统国家到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国家权力如何进行现代性的建构并发挥其控制社会的功能，以折射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文化变迁的复杂面相，（第10页）这也就是作者的问题意识。它以孙中山崇拜为明线，以国家权力的渗透和控制为暗线展开分析论证。由此出发，表明作者的问题意识和书写方式是实现由文化史而达政治史的学术抱负，折射出来的是受政治史洗礼过的文化史。在这里，政治史和文化史并非不可逾越，其间的有机交叠展示的是史学研究对以往政治史的逃离与回归。

正是由于该书从新文化史的视野出发，转换了孙中山的研究视角，从身前转入身后，拓展了孙中山研究的领域。惟其如此，使该书在众多孙中山研究成果中独具特色，与众不同。

二

近几十年来，随着西方社会学、历史学的诸多理论引入，为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充分展示了各种理论在史学研究中的阐释力和表现力。例如，年鉴学派拓展了我们的研究对象，后现代主义理论丰富了我们的研究视角，社会科学的理论则为我们提供了多种研究方法。总体而言，西方理论在史学研究中已经普遍地运用，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呈现出由纯粹的经验研究向注重方法理论的转变趋向。有鉴于此，黄宗智等人则发出建立中国学术理论的呼吁，强调经验研究与理论方法的链接。

《崇拜与记忆》一书，即是在此种语境下对上述呼吁的一种回应，并尝试与西方中国学研究对话。作者认为，“如何将现象考察上升为理论研究，既是对史学研究者的挑战，也是史学研究的最高境界”，并且表示“愿意为之进行有益的尝试”。（导言，第15页）该书以民国时期孙中山形象的建构和传播为问题导入，探究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如何对孙中山的形象进行建构，以塑造对孙中山的崇拜，从而呈现国民政府时期政治文化的复杂世相。

为了提升读者对孙中山崇拜的认识，作者采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具体的论证中除了运用福柯、涂尔干、布尔迪厄、特纳等人的时间和空间、符号和仪式以及国内外关于社会记忆、教育学、传播学的诸多理论外，还借鉴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及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对这场运动做全面的考察。

例如，为了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孙中山崇拜这个“故事”讲得更加生动、直观，更好地表达本书的主旨，作者引入具有立体感的时空观：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尽管我们对时空观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并不陌生，也认为不是什么鲜招，因为我们对此太熟悉了。比如，近代历史的几大事件，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基本上是按时间维度来划分，著名的“三大战役”则是按空间维度来界定。但是，当它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出现在研究者的面前时，却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从早期的福柯、施坚雅的运用，一直到近来杨念群的《再造“病人”》，衍生出城市空间、公共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政治空间等诸多概念，“空间”一词成为许多研究论著的关键词。

问题在于，这些对时空的运用，论者常常是把它们作为研究的背景或前提，而不是作为研究的对象。而本书与人相异的恰恰在于把以往研究的前提“对象化”，即把时空“对象化”，选取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为研究对象，将这些习以为常的观念重新放回社会的整体运动中。如对植树节、孙中山的一系列纪念日以及中山公园、中山路等中山纪念空间的分析与论述。这样就使平常因熟视而无睹、常见而被忽视的场景在文本中陡然显示它原本具有的分量。特别是在此场景下对所铺陈的不同群体和个人表现的描述，尤为鲜活、细致、精彩，具有历史的现场真实感。特别是书中围绕对孙中山遗嘱的恭读、背诵等各种人物情态的书写，即是对此最佳的诠释。

在汲取和借鉴诸多理论的基础上，作者通过严谨的分析与论证所提炼的孙中山符号”的概念，让人耳目一新，别开生面。她给读者重新呈现了民国时期孙中山崇拜的立体画卷。其宽广的视野、宏大的场景、新颖的立意、生动的叙事、逼真的“深描”给读者以强烈的共鸣，既有历时性也有共时性，同时也构成了本书的一大特色。

需要指出的是，作者不但注重理论，而且更重视经验研究的基本材料。也就是说，“孙中山符号”这个概念是以史实为中心的论断，即在宏观的理论背后有扎实丰富的材料支撑，做到了史料与史观并重。作者用七年之功力，从浩如烟海的材料中艰难地耙梳，虽有案牍之劳，但对学术的向往与追求，仍使其乐在其中，“以至于搜集资料上瘾”。（后记，第611页）本书运用了各地档案馆所藏的档案文献、报章期刊、回忆录、文集、日记、报告、统计、年鉴、课本、文史资料、地方志以及图片、漫画等全面反映孙中山崇拜的第一手文本材料和实物材料。所有这些绝大多数是作者自己挖掘的新文献，在其行文论述中，引用现有成果的比例很小，实为一大亮点。与众不同的是，其中所用的49种民国方志及648种新地方志以及对各地中山公园、三民主义乡镇、中山路的数量统计尤为注目，足见作者用力之深。尤有进者，作者还对当年受过国民党教育的亲历者进行了走访，使用了口述材料，这种“手脚并用”的研究法，当为后学所重视。

这种不但“用新史料讲新故事”⁽⁵⁾，而且既“讲故事”，又“讲道理”的研究路径，在理论和经验的双向互动中，既提升了我们的认识，也凸显了本书的研究主题与特色。

三

通过作者对民国时期孙中山崇拜的梳理，展现出国民党为了全面提升孙中山的形象，最终将孙中山升华为各族人民共同的“国父”的途径与策略。孙中山符号空间化、普及化的过程，昭示出孙中山崇拜的本质特征是：国民党通过对这些不同场域的建构和操纵，将国家权力向其中渗透，对民众进行规训，以便将它的意识形态内化到人们思想的深层。

在这个建构的过程中，孙中山由一个具体的人，逐渐演变为一个符号，一种象征。与此同时，孙中山符号随着国民党政权对建构活动的操控，“孙中山符号得以深度植入社会生活的深隐层面，从而使民众无可逃避地习得有关孙中山符号的知识，形成普遍的孙中山符号记忆”。（第565页）通读本书，作者通过翔实的史料和充分的论证，这一点无疑是令人信服的。

应该说，孙中山逝世时，国民党在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中还是一个革命党的角色，其奋斗的目标没有实现，还有诸多的未竟事业，正如孙中山勉励来者"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人能取代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因此，对孙中山本人的渲染自然是国民党动员群众和聚合人气的最佳资源。北伐成功，国民党取得政权后，为了昭示政权的连续性、合法性、正当性，高举孙中山这面旗帜，构筑对孙中山的崇拜，也是政府权威树立的理想途径，特别是在党派斗争的时候。以此为出发点，国民党推行对孙中山的崇拜运动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性。

但是，就孙中山崇拜的运动而言，在这些轰轰烈烈的表象下所掩盖的出于各种不同目的与动机的复杂情势是不能忽视的，需要做具体的分析。如，在国民党内部各派的斗争中“西山会议派”利用孙中山之名来证明其活动的正当性，各地割据的军阀利用孙中山之名笼络人心，商人通过售卖中山产品逐利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利用孙中山这面旗帜，为他们的行动披上美观的外衣。作者也注意到了这种认同表象下面所掩盖的对孙中山这一符号的利用，但只论及它们的负面效应，却忽略了这些人虽然出发点不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充当孙中山崇拜的推手，为孙中山崇拜运动推波助澜。

实际上，那些对孙中山符号的利用者，同时也是孙中山崇拜运动不可或缺的参与者、推动者。孙中山的崇拜运动正是由社会不同的阶层，在这种不同动机的“合谋”下所推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孙中山的崇拜运动并不完全是由国民政府一方的行为所致，特别是在国民党连名义上都未统一中国之前。

此外，书中多次提到人们对孙中山符号的记忆，却始终没有给出孙中山符号记忆的具体内涵。它是对孙中山的追忆与怀念？还是对国民党的拥护和支持？是对国民党的绝望与痛恨？还是对国民党推行孙中山崇拜的厌倦与拒绝？对于这一问题，作者并没有明确的表述。在这个概念没有明晰时，对于我们理解民国时期国民党对孙中山崇拜的程度以及意识形态渗透的效果，自然有一定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理解作者在结论部分所提出的“人们按照国家强制性的主导，从学校和社会接受知识的过程中，必须接受关于孙中山符号的社会记忆规训，从而对孙中山产生认同和崇拜心理，进而认同国民党、中华民国”第565页）的论证就缺乏必要的认知基础。因为，很显然记忆并不完全等于认同和崇拜。

尽管如此，对于一部作品来说，给读者的收获重要的是它提出的问题所引发的思考，而不是它的结论。本书观察问题的视角，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在论证过程中所展现的多维场景使其创新性凸显。作者提出的“孙中山符号”这一概念，无疑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深化了我们对孙中山的认识，丰富了孙中山研究的成果。

【注释】

(1)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孝感市委员会编：《杨玉清文史著述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93页。陈占勤：《从日本出版〈孙文选集〉谈日本研究“孙文热”》，《中山文史》总第10辑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专辑，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编辑委员会1986年版，第8页。

(2)根据中国知网的检索结果，检索日期为2011年4月29日。

(3)王杰、张金超：《跨世纪的孙中山研究（1997—2006）》，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40页。

(4)参见【英】彼得·伯克著，蔡玉辉译：《什么是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5、148页。

(5)周武：《用新史料讲新故事——韩书瑞教授访谈录》，《史林》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