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步论与历史“终结论”

一、历史进步论与历史“终结论”、“末世论”

马克思的历史进步观因直接涉及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及未来社会的指向，因而遭致各种各样的非议和歪曲。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进步观与“历史终结”之类的末世论思维是一样的，不仅带有神秘的、理想的色彩，而且是一种激进的乌托邦哲学。

“末世论”起源于基督教。基督教认为人类历史起源于上帝造人，终结于末日审判。后来，“末世论”又逐渐演化成这样一种观念：历史是一个有始有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均朝着一个目标前进，目标一旦实现，历史就会终结。所谓“历史终结”，不是说人类历史不再有什么发展变化了，也不是说社会生活不再发生什么问题了，而是指从此以后不再会出现大的问题，社会历史也因此不再需要彻底的变革，所需要的最多不过是一些简单的修补和调整。

西方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社会进步观就属于末世论，因为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后一种社会形态、一种终极状态，社会发展由此进入了真正的人类史。按照这样的认定，一些学者对马克思的社会历史思想均作出了类似“末世论”的理解和评价。如美国社会学家阿斯巴图连就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历史思想乃是预言救世主义和科学理性主义混合的产物，前者产生于犹太基督教的预言救世传统，后者产生于古希腊罗马的理性传统。德国哲学家卡尔·阿佩尔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实际上是古老的基督教的历史目的论的当代变形，它一方面以一种对历史无条件进步必然性的信念取代了经验实证科学对未来的有条件的预测，另一方面又以一种揭示客观必然性的科学名义完成了对历史进步问题的道德化论证。^[1]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类似《旧约全书》中的神话预言，它相信历史未来可预测，相信规律决定进化的方向和特点，这是一种具有宗教迷信色彩的观点，因而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从《资本论》的理论体系堕落为《二十世纪神话》的历史。^[2]

上述观点之所以把马克思的历史进步观列入“末世论”，主要的理由就是认定马克思的进步观所持的哲学立场是“历史目的论”，所运用的解释方式是抽象的历史哲学，即抽象的历史决定论。这样的理解是否符合马克思的真实思想，有必要加以澄清。

首先，应当明确指出，马克思的历史进步观并不是一种“历史目的论”。这里关键是要区分两种不同形式的目的：一种是存在于历史本身之中的隐秘的“目的”，另一种是人从事活动的目的。按照前者，历史的发展虽然也要借助于人的活动，但归根结底还是受一种神秘莫测的“目的”驱使和引导的，因而历史的发展不过是这种目的的追求和实现而已。按照后者，历史的发展并不存在什么隐秘的、先定的目的，存在的只是现实的人的具体活动目的，正是这种目的的产生及其实现推动历史发展。所以，只有主张前者才能导致历史目的论，承认后者则无论如何不会导出这样的目的论。马克思的历史进步论，实际上就是作这种严格区分的。马克思所讲的目的，并不是历史本身的目的，而是人活动的目的，由此建立的历史观当然不同于西方学者所谓的“历史目的论”。事实上，马克思正好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在批判和清算鲍威尔一伙思辨唯心主义基础上实现这一思想变革的。

鲍威尔的历史观，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历史目的论。如果说，以前的目的论主要是从生物进化链来立论的，即植物之所以存在，是为了给动物充饥，动物之所以存在，是为了给人类充饥；而鲍威尔的目的论则主要是从“自我意识”的实现来立论的，即人为了历史而存在，而历史则为了证明真理(达到“自我意识”)而存在。对于这种神秘的历史目的论，马克思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同时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历史是通过各个时代的依次更替来体现的，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生产力和环境来从事新的活动。“然而，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这样：好像后期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例如，好像美洲的发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使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其实，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4]在这里，马克思对历史目的论的拒斥态度是非常鲜明的。拒斥历史目的论决不是讳谈目的，而是要正确说明人的活动的目的。正因如此，马克思始终是从人的活动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中来谈论历史的。所以，不能一讲目的，就是历史目的论。

其次，应当指出，马克思的历史进步观也并不是抽象的历史决定论。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进步观是建立在对历史无条件进步必然性的信念基础之上的，而这种必然性的信念又奠基于抽象的历史发展规律；这样的发展规律不仅为未来社会的论证提供了保证，而且要求人们相信人类的未来是可以预言和预测的。这样一来，马克思的历史进步观被解释成一种无视人类文明多样性发展的抽象历史哲学，同时也被解释成充满神话预言的历史决定论。其实，承认历史发展规律并不就是主张决定论的抽象历史哲学。一种历史哲学是不是超历史的、抽象的，不在于它是否承认历史发展规律，而主要在于它所承认的规律究竟是如何提炼出来的，或者说，是按照某种抽象的理念或既定的原则推论、演绎出来的，还是依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联系总结概括出来的。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正是在批判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历史哲学以及德国历史编纂学的基础上，通过研究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而形成的。由此发现的社会发展规律显然不同于抽象的历史哲学。而且，马克思所讲的社会发展规律(尤其是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规律)也只是就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世界历史整体的大致走向而言的，而并不是指每个国家、民族的具体发展道路，根本不存在什么用抽象历史发展规律来否定人类文明多样性的问题。马克思非常厌恶有些人将他的社会发展理论解释成抽象的“历史哲学”，曾经公开声明：有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5]

至于把马克思依据历史发展规律而确立起来的历史进步论说成是神话预言，更是妄加评说和比附。这里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看待预言或预测。按照西方一些学者的观点，只要在社会历史领域中一讲预言或预测，就是宗教性的，因而马克思的进步论也难脱这一窠臼。严格说来，预测也有宗教与非宗教之分。如果完全像宗教的“先见”那样来看待预测的话，马克思的进步论绝对与这种预测无缘；如果依据社会发展规律来看待预测的话，马克思的进步论自然含有这样的意蕴。当然，社会发展的预测是非常复杂的，需要合理把握。假如完全用自然科学的尺度来衡量，那么社会发展确实难以预测，即使分析、考虑得再周密、再准确，也难以精确到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程度。而且，即使可以运用一些现代自然科学方法，如系统方法、数学统计方法、模拟方法等，对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以至整体进行定量的分析，也只能作出近似正确的判断。不过，社会领域终归不同于自然领域，前者的预测也终归不同于后者的预测。社会生活中由于加进了许多人为的因素，因而社会生活的联系远比自然界复杂。所谓社会预测，只能是对这些联系的大致走向或发展趋势作出判断，而不是要对社会发展具体进程乃至具体细节作出精确断定。具体的历史事件是很难预料的，但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可以预见的。诚然，有时根据预言而采取某些行动避免或延缓了预言的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预言不能实现，而只不过表明预言的实现方式发生了改变。就像人可以创造条件改变规律作用的方式来为自己服务一样，人也可以创造条件改变预言的实现形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里，承认历史预见的可能性与承认历史发展规律是完全一致的，前者正是以后者为依据的。因此，马克思所提出的预见与宗教预言显然是大相径庭的。

再次，还应当看到，马克思的历史进步论所追求的目标也并不是末世论式的“乌托邦”。共产主义无疑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目标，但共产主义绝不是一个宣布人类历史已经终结、人类社会种种矛盾彻底消除、千年王国最终实现的终极图景，相反，“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6]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马克思则以更明快、更坚决的口气来反对这种乌托邦，认为“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7]这就是说，共产主义并不是先验地构造出来的，而是从对历史运动的批判认识中，从对现实社会条件的实际改造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共产主义的实现肯定是一种社会进步过程，但这种进步过程决不是一个朝着所谓的终极理想迈进的末世论过程，而是一个不断适应改变着的历史前提条件、不断改变着解决现实问题能力的进化过程，因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8]“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9]而且，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自由王国”，决不是与经济必然性王国毫无干系的彼岸世界，相反，它是在同不断扩张的经济必然性王国的盲目性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存在和发展起来的。这样的自由王国决不是必然王国的彻底终结和人类获得绝对自由的“千年王国”。实现这样的自由王国，其前提是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们能够自觉地调节和控制生产，使生产变为“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10]

关于共产主义与“末世论”的看法，日裔美国人弗朗西斯·福山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的“历史终结论”把苏东社会主义体制的崩溃看作是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利，认为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制度，此后是这一制度在世界的扩张，人类最终将进入普遍的自由民主社会。

这种“历史终结论”显然有悖于社会历史发展实际。历史总是在向前发展的，社会进步是一个不断实现的过程，为历史设定一个终点未免荒唐。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问题，原有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历史就是在这种不断提出问题又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向前推进的。对于这种“历史终结论”，且不说马克思主义者，就连一些西方学者也深表怀疑和不满。如有人问到哈贝马斯如何看待随苏东剧变而来的东西方对抗结束时，哈贝马斯明确表示，福山关于“历史终结”的说法曾经风靡一时，但“我得声明我对历史终结的这种诊断不以为然”，并不是历史到了终结点，而是“被操纵的世界已经到达了崩溃点”。^[11]在哈贝马斯看来，虽然自马克思以来，资本主义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它仍然是一个病态社会，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造。苏东剧变只是使资本主义世界面对新形式的危机，而不是消除了所有形式的危机，不是资本主义的胜利。今天，资本主义原有的矛盾并没有克服，外在的对立面虽然旧的消失了，但新的又产生了。如欧美的工具理性把一个全球化的工业文明推向世界，特别是向苏东国家均质扩张，这种扩张导致了当地生活方式、文化样式的新的多元化和个性化，进而导致文化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因而“它现在面对的是来自外部的全新的挑战”。^[12]因此，哈贝马斯认为，苏东剧变并没有终结历史，它只是使资本主义面对新的困难和问题；要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应当诉诸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哈贝马斯说：“马克思和圣西门又一次处在正确无误地揭示我们这种类型的社会发展趋势的位置上。”^[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