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实在与历史理论

四、历史实在与历史理论

如果否定了历史与自然的绝对统一性，否定了历史主体的无限能动性，也就否定了黑格尔式的主体与客体的绝对同一性，以及卢卡奇的能实现“同一的主体—客体”的“创世的我们”，而这也就否定了黑格尔式的完全地把握历史实在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只有当人们设定了对历史实在的认识只不过是历史主体的自我认识的条件下，这种对于历史实在的完全把握才有可能。而如果历史的主体不是绝对精神、“创世的我们”，而只是现实的个人，同时历史实在也不是历史主体的外化，而是现实的个人在既定的条件下的有限的创造的结果，那么，这样的历史主体是不可能实现与历史实在完全同一的，即便在思想中也不可能，而只能做到有限的同一，即对历史实在的有限把握。

在此我们回顾一下马克思对于理论对象或知识对象与外部实在的区分，是十分有益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写道:“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实在主体仍然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而“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21]。这也就是说，理论的对象与实在本身是不能混为一谈的。理论是对于实在的一种把握，这种把握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构造。因此，理论对象，如自然科学中的理论模型，是思维的创造物，人们用它来掌握实在，但它本身并不等同于实在。而如果将理论等同于实在本身，那就必然模糊了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

我们还可以重温一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所作的特别强调:“我的辩证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22]马克思关于自己方法的唯物主义性质的强调往往被忽视了，人们只是把它理解为一种方法论的前提，而并未深入理解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本身即是方法的有机构成部分，而不可能仅仅是外在的前提。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按照黑格尔的方法，既然观念“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那么，作为观念或思维过程的理论就与现实事物或实在是完全同一的，即思维与存在是完全同一的。而按照马克思的方法，第一，不仅是说物质的东西是独立于人的头脑而存在的，人的观念不过是对物质的东西的反映而已，而且，第二，并非不重要的是，马克思强调，人的观念并不是直接地对应于物质的东西，而是“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因此，一方面，观念的东西作为“移入人的头脑”的“物质的东西”，不言而喻是与物质的东西之间存在着某种同一性的;但另一方面，观念的东西作为“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又不可避免地是与物质的东西之间存在着非同一性或异质性的。观念与事物之间的同一性意味着我们可以借助于理论来预测并控制事物的发展变化，而这又进而意味着理论与实践的某种一致性或同一性;而观念与事物之间的非同一性则意味着我们的理论在任何时候都是有限的，无限的外部事物的发展变化从根本上说只可能有限地表现于我们的理论之中，而这又进而意味着理论与实践的非同一性，即任何实践都具有超出理论的内容，而理论对于实践的规范只能在一个有限的程度上是有效的。

既然任何理论不可能完全地同一于实践或历史过程，那么，一个必然的结论就是，从马克思哲学的立场上看，任何一种历史理论都只能是关于理论对象的，而不是直接地关于实践对象或历史实在的，从而，任何一种历史决定论也就只能是关于理论对象的决定论，而不是关于实践对象或历史实在的决定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理论在都是基于因果关系而对于事物的说明的意义上是决定论的，这是为理论的工具性所决定的。近代科学理论的实质“就是把一个有待说明的事件分析成为比较简单的(而且往往是预先存在的)的构件，以及以原因为手段对结果进行预言和控制”^[23]。因此，一种没有因果关系说明的理论必定是无用的，而能基于因果关系进行预言的理论在广义上就是决定论的。但很明显，这种决定论只是关于理论对象的，而不是关于实在本身的。理论对象作为实在的模型必定是简化的、抽象的、片面的，而实在则必定与之不同。不言而喻，如果存在着有效的历史理论，则从理论与事物或实在的有限同一性可以推知，历史过程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确定的，从而是具有有限的决定论性质的。因此，就实际的历史过程而言，一方面的确是存在着某种确定的规则的，但另一方面，也并非是全然被决定的，而是给人的能动性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显然，在此问题上，波普及其批判者将马克思描述成为一个历史决定论者，从认识论上看，就是混淆历史理论与历史实在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此而言，在历史观问题上区分理论与实践或理论与历史实在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

【注释】

[1]［德］黑格尔著，杨祖陶译:《精神哲学》，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6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169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97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2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77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

[12]［匈牙利］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28、275、318页。

[13]［匈牙利］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新版序言(1967)”，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8页。

[14]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此虽然力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中以卢卡奇为典范的黑格尔主义进行批判性清理，但并非是要否定卢卡奇的理论贡献。相反，笔者一直认为，卢卡奇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有着巨大的贡献的，而这种贡献至今并未得到人们较为深入的研究和公正的评价，因而，通常的情况便只能是，无论对卢卡奇的理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只是在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水平上进行的。但这是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话题，在此显然无法展开。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6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6～927页。

[17]依笔者之见，这个象征的世界就是审美的世界、艺术的世界。参见拙作:《人类活动论导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9～298页。

[18]［匈牙利］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新版序言(1967)”，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9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页。

[23]［美］伯特著，徐向东译:《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