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老人居住问题的缘起

0.3　大城市老人居住问题的缘起

上一节阐述了研究者的基本观点，老人居住问题的产生是4个重要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这4个因素分别为:自然老化、居住条件改善、家庭价值变化以及人口老龄化。如果说第一个因素是所有生物恒有的规律，那么后3个因素的变化就是老人居住问题缘起的关键所在。

当代的中国社会似乎还没有出现上述后3个因素的共同变化。虽然我们的家庭价值已经由多代扩展家庭转变为了核心家庭^[21]，虽然我们也在2002年进入了老龄化社会^[22]，但是至少我们的居住条件与国际平均水平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很多地方至今仍未完全解决住房困难，有些地方甚至连基本的饮用水卫生都得不到保证。如果参考我国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以及低收入国家的现实经济发展水平，现阶段我国似乎并不会全面发生老人居住问题，也不具备解决这个问题的经济条件。

但是如果就此认为我国不存在老人居住问题，就可能违背了现实的国情。政策因素与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共同作用，使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其范围涵盖了经济发展、社会福利、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等诸多方面。

由于各种复杂因素，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出严重的不平衡状态。这种不平衡性不仅体现在城市与农村的不平衡，也体现在地域之间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并非始于当代，而是地域间自然地理与相互竞争的结果。但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模式”，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开发区和特区模式”将这种不平衡扩大化，并形成了我国当代城乡间、地区间现实中难以回避的巨大差异。

这种不平衡并非仅见于经济领域，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样具有重城市轻农村的不平衡特征。这种倾斜始于20世纪50年代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初期并延续至今。我国早在1956年就建立了基本覆盖全国城镇职工的退休养老保障制度，相应的农村地区仅仅是建立了五保户制度，仅规定了对无依无靠老人的基本生活救助。

这种现实的差异究竟达到什么程度，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按照经济学学者胡鞍钢先生的研究分析，中国地区差别可以分4个等级，即“一个中国，四个世界”^[23]。这种观点基本上也是官方认可的说法。

由于全国范围内的发展不平衡，不存在同时出现并解决老人居住问题的现实可能性。但是在中国的某些地区，人民生活水平与社会发展已经达到了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在这些地区中，不仅老人居住问题已经或即将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而且也初步具备了解决老人居住问题的能力。

参考我国的现状，大城市就是这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较突出地区的代表。首先，大城市具有较大的人口规模，且符合当代我国的人口结构特征，促使其产生大城市的集聚效应，从而拥有足够的社会成本解决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其次，大城市在居住条件、城市化水平，以及经济实力、改革开放、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文化以及其他社会发展特征上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即各项社会发展指标都应该大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代表着其他地区的未来发展方向。

在大城市这个范畴中，特大城市突出具备了以上的特征。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通常所说的大城市往往也就等同于特大城市。我国的特大城市指城市人口规模大于100万的城市。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总则第四条规定了小城市、中等城市与大城市，但是却没有对特大城市的定义立法，因此特大城市定义本身并不严密。一般而言，衡量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既不等于城市辖区内的总人口，也不等于辖区内城镇人口规模，其标准是市区非农业人口的数量以及诸如市区建成区面积、城区人口密度等其他评价因素。因此，官方承认的特大城市需要建设部与公安部的双重认可，加上国务院批准才有效。按照官方的这个标准，截至2000年中国共有39个市区非农业人口大于100万的特大城市^[24]。

2000年国务院认定的39座特大城市包括了直辖市4座，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副省级城市（包括省会城市）14座，分别是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南京、杭州、宁波、济南、青岛、武汉、广州、深圳、成都、西安，地级省会城市11座，分别是石家庄、太原、合肥、福州、南昌、郑州、长沙、贵阳、昆明、兰州、乌鲁木齐，地级城市10座，分别是齐齐哈尔、吉林、鞍山、抚顺、唐山、包头、洛阳、徐州、无锡、苏州。

根据对于上述39个特大城市的统计分析^[25]，研究者认为，特大城市代表了我国社会发展的较高水平。综合人口老龄化、家庭价值变化与居住条件等基础数据，上述地区有可能已经出现了广泛的老人居住问题（表0.4）。

表0.4　我国特大城市基础情况对比

续表0.4

资料来源:1.中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2.各城市2000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城市化水平系研究者根据全国人口普查中全部居民与城市居民数据计算而得，非官方统计数字。
4.人均GDP系研究者根据统计公报数据与普查人口计算，非官方统计数字。
5.老龄化比例系研究者根据全国人口普查中全部居民与老年居民数据计算而得，非官方统计数字。

第一，特大城市平均老龄化水平高于全国，基本反映了我国的人口结构特征。2000年全国总人口1265830000人，特大城市共有人口283371000人，占全国人口的22.39%。相对全国6.96%的老龄化水平，全部特大城市的老龄化指数为7.61%，略高于全国水平。除移民城市深圳外，其中多数城市已经进入或者处于老龄化社会的边缘；很多城市已经在向老年型社会过渡。参考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即便将年轻的外来人口包含在内，仍有16座特大城市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超过了8%。其中青岛市人口老龄化程度达到了9.36%，苏州市达到了9.58%，老龄化程度最深的上海市则达到了11.46%^[26]。

第二，特大城市的家庭价值变化较为突出。全国共有家庭户348370000户，特大城市共有家庭户82285831户，占全国家庭户总数的23.62%。全国平均家庭户规模3.44，特大城市平均家庭户规模3.23，其核心家庭化的趋势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准。

第三，特大城市的居住条件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仅以人均居住面积为例，2002年全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达到21 m²，而2000年全部特大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就达到23.54 m²，其中最高的苏州市高达41.43 m²，超过半数的特大城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7]。除了居住面积外，特大城市的住宅建设在质量、形式与内容方面均具有样板作用，围绕着住宅本身，特大城市在交通、社会服务以及其他公共设施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无疑又进一步提升了大城市的居住质量。

这些数据不仅证实了广泛的老人居住问题的存在，更重要的是揭示了特大城市已经具备了初步解决老人居住问题的社会基础条件。当代国外对于老人居住问题的研究显示，老人居住问题不是单一的居住（住宅）问题，而牵涉到其他相关因素，如社会保障、照护服务以及社会服务。例如胡本（Piet Houben）认为，老人居住政策应包含3个要素，即住宅、护理和社会服务^[28]，而高登（Paul A.Gordon）认为，与长者社区相关联的4个重要因素是:住宅、舒适的服务、健康照顾与辅助以及保险^[29]。研究者认为老人居住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离不开居住条件、社会保障与照护服务3个因素的作用。综合上述3个因素，特大城市在住宅、社会保障与照护服务上都具备了良好的基础条件，有利于其先于全国解决老人居住问题。

以经济发展作为后盾，特大城市不仅有着较优越的居住条件，也拥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2000年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人民币7078元，而全部特大城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人民币14064元，接近全国水平的2倍，其中最高的上海市达到人民币27737元，仅有洛阳、齐齐哈尔与重庆3座城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全国水平^[30]。由于现阶段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仍处于地区统筹（往往就是城市统筹）^[31]，社会养老保险无论支付水平还是可持续发展能力都与所在城市的社会经济实力密切相关。特大城市优于全国的经济实力无疑使其所在地的社会养老保险以及其他的社会保障都高于全国的水准。

另外，家庭价值带来的照护服务困难在特大城市可望通过利用城乡收入差得到解决。随着身心的自然老化，老人需要越来越多的照护服务。然而随着家庭价值的变化，由家庭成员（尤其是子女）提供照护的模式越来越难以延续。但是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一方面这种非正式照护服务很难被正式的照护取代，另一方面我国也不具备发展社区化正式照护的国力^[32]。因此就有必要建立一种新的非正式照护体系。研究者认为，城乡间的巨大收入差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而新的照护服务提供者可以锁定特大城市外来女性劳动力。与城市中的女性适龄劳动力相比，她们对于收入的要求较低，对于工作类型的选择更广泛，而现实中的就业状况可能更低。实际上目前在医疗部门内从事非正式照护工作的，以及在社会上提供家务劳动服务的基本上都是外来女性劳动力。如果能够将外来女性劳动力系统地组织起来，并经过照护服务的培训，就有可能以较低的支出解决特大城市老人的照护问题。

综上所述，在我国的大城市中老人居住问题正逐步转变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在相当数量的特大城市中甚至已经成为现实的社会问题，而大城市作为一个群体也已经逐步具备了初步解决老人居住问题的社会基础。需要强调的是并非只有大城市才有能力解决老人居住问题。一方面很多的中心城市已经在综合解决老人居住问题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文化与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城市间的差异必将逐步缩小。研究者坚信，在不远的未来，老人居住问题必然会在我国绝大多数的城市地区得到全面而完善的解决，而这也正是城市老人居住问题研究的缘起所在。

【注释】

[1]穆光宗.有关人口老龄化若干问题的辨析.人口学刊，1997（01）

[2]人生的8个阶段（eight age of man）的对应英语单词:infant，toddler，childhood，teenage，adolescence，adulthood，middle age，old age。

[3]陶立群.再谈人口老龄化若干问题的辨析:兼与穆光宗等同志商榷有关人口老龄化的几个理论与概念问题（一）.人口学刊，1997（06）

[4]世界银行《防止老龄危机》编写组；劳动社会保险研究所等译.防止老龄危机:保护老年人及促进增长的政策.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

[5]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等.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7]原新.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展望.人口学刊，1999（06）

[8]Jackson R.The Graying of the middle Kingdom:the demographics and economics of retirement policy in China，New York:Center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nal studies，2004

[9]人口老龄化数据系研究者根据人口普查数据自行计算.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等.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中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10]The Global Retirement Crisis:The Threat to World Stability and What to Do about It.New York:Citigroup，2002

[11]也有学者认为65～75岁为低龄老年人，75～85岁为中龄老年人，85岁以上为高龄老年人。

[12]原新.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展望.人口学刊，1999（06）

[13]根据研究者的考证，老人居住建筑最早的雏形出现在中国唐代的“悲田养病坊”。

[14]关于三种家庭结构的常见定义如下:核心家庭指以婚姻关系组成的家庭，通常由丈夫、妻子或父亲、母亲与未成年的子女组成；扩展家庭指除核心家庭成员外还包含其他具有亲属关系的成员，如兄弟、表亲等等；多代家庭则指除核心家庭成员外还包含有其他直系亲属关系的成员，如祖父母或者孙辈等。以上定义翻译自Laslett P.Household and Family in Past Time:Comparative Studies in the Size and Structure of the Domestic Group over the Last Three Centuries in England，France，Serbia，Japan and Colonial North America，with Further Materials from western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2.28～32。在研究中，有时扩展家庭也包含了多代家庭。

[15]关于核心家庭的普及，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最早见于Greenfield S.Industrialization and family in sociology theor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61，LXⅦ，312～322。也有观点认为，英国家庭结构的变化在工业革命前的16世纪已经开始，在18世纪就已经成形。如Wrigley E A.The preindustrial family in european population.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 Meeting，［s.n.］，1971；又如Laslett P.Household and Family in Past Time:Comparative Studies in the Size and Structure of the Domestic Group over the Last Three Centuries in England，France，Serbia，Japan and Colonial North America，with Further Materials from Western Europe.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2

[16]Lawrence S.The rise of nuclear famil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the patriarchal stage.In:Charles Rosenberg Family in the History.［s.l.］: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75

[17]Doreen C.The introduction of old age pensions in great Britain.The Historical Journal，1965，8（02）:246～259

[18]正式照护（formal care）与非正式照护（informal care）都是以老人为服务对象，但含义不同。前者由政府或者其他组织支持管理，内容包含医疗服务与心理服务在内的工作。后者指的是由家庭成员或者朋友等社会关系提供的服务，内容是以对日常生活（ADL）与工具性日常生活（IADL）的帮助为主。就心理服务而言，正式照护与非正式照护具有重叠的内容。家庭成员是非正式照护的主要提供者。来源:Chappell N L.Social support and aging.Toronto and Vancouver:Butterworths Canada Ltd，1990

[19]2002年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会议对1982年通过的《国际老龄行动计划》进行了修改并通过了修改后的新的行动计划，即《2002年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资料来源: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2002年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EB/OL］.（2002-04-12）.http://www.un.org/Chinese/documents/decl-con/docs/ageing-progr.pdf

[20]1996年联合国人类住区第二次大会（简称“人居Ⅱ”大会）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会议通过的《伊斯坦布尔宣言》和《人居议程》充分体现了联合国宪章关于实现社会进步和改善所有人生活水平的宗旨，反映了世界各国政府对改善住区条件和促进住区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愿望。

[21]2000年全国平均家庭人口为3.44人，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2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23]胡鞍钢.地区与发展:西部开发新战略.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1。其主要观点如下:“第一世界”是北京与上海两座发达城市，这两座城市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2.2%。但如果按照平均购买力计算，北京与上海的人均GDP在1999年就达到了9996美元和15516美元，明显高于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8320美元的水平，分别为高收入国家24430美元水平的40.9%和63.5%，在世界206个国家和地区中分别列第64位和第45位。“第二世界”包括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辽宁等6个沿海省份。6省人口约27404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21.8%。按照平均购买力计算，这些省份人均GDP均高于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3960美元的水平，而低于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第三世界”是沿海地区的河北以及东北、华北中部部分地区。这些地区人口约32783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26%，人均GDP均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位居世界第100～139位之间。“第四世界”包括所有未述及的地区，这些地区覆盖了中国超过50%的领土，人口约6.3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一半。它们的人均GDP按照平均购买力计算位居世界第140位之后。其中，贵州人均GDP仅1247美元，为全国最低，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1790美元的平均水平，在世界排名177位，与上海相差132位，与北京相差113位。

[24]从学术角度分析，以非农业人口这种户籍身份来衡量城市化水平无疑是不严肃的，因为今天生活在大城市里的绝大多数农民工显然不是在从事农业生产。但是如果用城镇人口替代非农业人口，并以人口规模大于100万的标准来衡量，那么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显示，我国的特大城市数量在2000年就有166个之多。

[25]所有数据均为2000年。

[26]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计算，基数为地方普查人口而非户籍人口。如按照户籍人口计算，老龄化程度则更高。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27]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提供了全国分县的人均住房面积，但未提供特大城市人均住房面积。研究者的数据来自于对全部39座特大城市各自人均住房面积的简单平均数。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28]Houben P.Challenges in the modernisation of dutch housing and care for the elderly.Housing Studies，1997，12（3）:355

[29]Gordon P A.Senior’s Housing and Care Facilities:Development，Business and Operations.Washington D C:U LI the UrbANLand Institute，1998

[30]各特大城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39座城市的平均值为研究者根据2000年统计公报与普查人口自行计算，非公报数据。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各城市2000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1]截至2001年，除了直辖市以及个别省区之外，绝大多数地区仍处于低层次统筹阶段，这种格局在近几年内还很难打破。资料来源: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2]这个问题包含几个内容。第一，正式医疗照护成本高昂；第二，以正式照护服务代替非正式照护是对有限的社会医疗资源的浪费；第三，实际操作中长期的正式医疗服务对于老人的健康未必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