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家章太炎

章太炎(1869～1936)原名绛，字枚叔，太炎是其号。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和学者。一生孜孜不倦地研究国学和佛学，成就卓著，并将此与其革命活动有机地联系起来，为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

为了对章氏的佛学思想略作介绍，本文谨就其学佛因缘、过程和变化，提出一些浅见，就教于有关专家和学者。

为叙述方便，按时间顺序，划为四个阶段，分述如下：

青少年时　早结佛缘(1877～1897)

一个人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对其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一生走什么样的道路，起着重要的作用。

章氏出生于书香门第，从9岁起在家习诵四书五经，并“涉猎史传、浏览老庄。”1890年春，22岁进诂经精舍从著名朴学大师俞樾受业。历7年，“精研经训、博考事道”，学业进步甚快。其父章濬望子成才，从小对太炎训教甚严。在《家训》中一再告诫：“只有精研经训，博通史书，学有成就，乃称名士。”对“妄自卑贱，足恭谄笑”等行为深恶痛绝，认为这是“人类最佣下者”(见汤国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第3页。以下简称《年谱长编》)。章氏秉承父训，终生不渝，他最终能成为一个治学严谨、学问精深的国学大师，以及他素为人所称道的刚直不阿、蔑视权贵的高尚情操，是与其父的教育分不开的。

研究章氏思想的人往往忽略了这一时期促成章氏后来转向佛学的家庭和师门影响的因素。章濬在《家训》中自称“中年颇好禅学”。又说：“曲园(指俞樾)设教诂经精舍，吾时充监院，相处数岁；今闻其茹蔬念佛，贤士晚节往往至此。”(同上第4页)这里使我们不但知道了章濬“中年颇好禅学”；而且了解到章氏所崇拜的老师俞樾也是“茹蔬念佛”的佛教信徒。身教甚于言教。章氏对父亲的好禅和老师的念佛耳濡目染，思想上自然要因之而潜移默化。佛学的种子很早就播撒在章氏幼小的心灵世界了。

初出茅庐　探佛胜义(1897～1903)

甲午中日战争后，使本不平静的中国社会更加动荡不安。一些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对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深感不满，积极要求变法维新；在思想上则对日渐衰微的儒学失去信心，转而向西方科学和东方佛学寻求出路。他们认为“佛教有益于群治”，“适合中国民族之感情”(见梁启超著《论佛理与群治的关系》一文)。当时社会上讲求佛法、探讨禅理蔚然成风。尤其是所谓新学学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载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02页)。章氏就是在这样背景下踏上社会的，他初出茅庐就崭露头角。剪辫绝清，立志革命。在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上抨击时弊，宣传新学。很快以文笔犀利、文章“瑰丽闳雅”而蜚声文坛。谭嗣同曾赞美说：“读其文，真钜子也。”(见《谭嗣同全集·致汪康年梁启超书》)宋恕认为：“杭州新起学人，训诂词章当以章枚叔为最。”(载《中国哲学》第九辑宋恕《致王六谭书》)这些学者对佛学都深有造诣，其中对章影响最大的首推宋恕。

宋恕，原名有礼，后改名衡，字平子，浙江平阳人。长章氏七岁，与章先后受业于俞樾门下。丙申年(1896)十二月与章始相识于《时务报》报馆。其后二人过往甚密，遂成至交。章对宋恕极为佩服，每每谈及，语多褒誉。认为“平子疏通知远，学兼内外。”“内之颉籀儒墨之文，外之玄奘义净之术，凑于一身。”“以为梵方之学，知微者莫如平子。”(载《章氏丛书初集·瑞安孙先生伤辞》一文。以下简称《初集》)章氏在谈到自己学佛过程时说：“炳麟少知经，交平子始知佛藏。”(同上)“……三十岁顷，与宋平子交，平子劝读佛书。始观《涅槃》、《维摩诘》、《起信论》、《华严》、《法华》诸书。渐近玄门，而未有所专精也。”(载《太炎先生自述学术次第》第53页)在《章太炎自定年谱》中对宋平子引导他学佛一事写得更加具体：“会平阳宋恕平子来，与语，甚相得。”“平子因问：‘君读佛典否？’余言：‘穗卿(指夏曾祐)尝劝购览，略涉《法华》、《华严》、《涅槃》诸经，不能深也。’平子曰：‘何不取三论读之？’曰：‘读竟，亦不甚好。’”(同上文，第5页)

以上史料，使我们知道了章氏从“少知经”到“始知佛藏”进而“观《涅槃》诸经”以至发展到“渐近玄门”这一过程，宋平子始终是他的开导者和引路人。同时了解章氏这一时期对佛学还仅处于“不甚好”、“未能深”、“未有所专精”的阶段。

几乎与当时的中国社会一样，章氏此时的思想也充满着矛盾。一方面，20年的读经学史，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思想仍在头脑中根深蒂固，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家庭、社会和朋友们的影响，使他对佛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大量浏览佛教典籍，并从中汲取精华。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在他这一时期的著作中反映出来。如在1899年发表的《菌说》一文中写道：“佛必以空华相喻，庄亦间以死沌为词，斯其实之不如儒者也。”(载汤国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33页。以下简称《政论选》)也就是说三者相权，儒家最高，佛与庄均在其下。而在这两年前发表的《变法箴言》中说：“浮屠氏之书，吾无訾謷焉。龙池须弥，吾据之足以考地望；夜叉阿修罗，吾据之足以辨种族。”(载《政论选》上册第18页)表明他对佛学已持肯定态度，没有什么批评意见(“无訾謷”)。在《菌说》及《儒术真论》二文里，就已大量地引用佛教义理来说明或强化自己的观点，据统计，引用的有《宝积》、《圆觉》、《楞严》、《涅槃》诸经和《毗婆沙论》等，引文达十二处之多。说明他已逐渐步入佛学的大门。

有人说：章氏还曾向佛教著名学者杨仁山学过佛学。《中国佛学人名辞典》《章炳麟》条载章氏“从杨仁山居士学佛”事，但具体细节不详。查章杨二人各自《年谱》均不载此事。据《年谱》分析，他们之间如见面应在1897年至1903年之间。因1897年杨与《时务报》的汪康年、梁启超、夏曾祐等人往来密切，章氏此时正在《时务报》从事撰述，杨仁山当时年已五十，并以“学问博而道行高”(梁启超语)为世人所推重。章氏风华正茂，有意学佛，求教于杨仁山，不是不可能的事。在章与友人的书信中有两处提到杨氏。一是1909年《与余同伯书》中有：“如能告仁山居士……。”(见《年谱长编》“写于1909年春夏间”，第301页)再是1912 年1月章与友人信中提到：“杨仁山曾注内篇，未审其悟此否？”(见《章太炎论学集》)据此两则资料的口气，均不象章氏曾受学于杨门。又据《章太炎年谱长编》所说：“章氏以汉学兼治佛法，又以‘依自不依他’为标准，故推重法相与禅宗，与杨仁山不能相合。”(载《年谱长编》第302页)古人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从学之说，似难成立。

蒙难流亡　精究上乘(1903～1911)

1903年6月30日，章氏因反清被捕入狱。3年狱中生活，促使他向佛学领域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他对此始终铭刻在心、牢记不忘，在后来的著作中多次述及：

余素以先秦经法教，步骤不出孙卿、贾生，中遭忧患，而好治心之言。(见章太炎《支那内学院缘起》一文，载《中国哲学》第六辑)

遭祸系狱，始专读《瑜伽师地论》，及《因明论》，乃知瑜伽为不可加。(载《太炎先生自述学术次第》第53页)

章氏对佛学本来向往已久，只是因为多年奔走革命“烦扰未卒读”(见《章太炎自定年谱·附录》第10页)。入狱后，恶劣的生活环境，使他第一次对人生的苦痛有了切肤的感受，认识到监狱的黑暗只是黑暗社会的缩影，更坚定了他寻找理论武器去冲击封建网罗的决心。在狱中每天“役毕，晨夜研诵”，最后“乃悟大乘法义”。(同上)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家，他的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始终是紧密相连的。从踏入社会的第一天起，他就开始了对革命理论的寻求。正如他所说：“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见《政论选·菿汉微言》下册，第734页)

甲午战争的失败，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戊戌六君子”的被杀，使他感觉到中国人民还没有觉醒。为此，他对中外各种学说进行了研究、分析和比较。

首先，他探讨了儒家学说，结果令他失望。他发现中国“民德衰颓、受侮邻国”的现状，“姬孔遗言无复挽回之功，即理学亦不足以持世。”(载《初集·人无我论》，见《别录》卷三第42页)因他看到“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所以孔教是断不可用的。”(载《政论选·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

与此同时，他又“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想从外国科学中寻找治理中国的理论。他对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叔本华的实体即意志，尼采的超人哲学，贝克莱与马赫的存在就是被感知，以及康德的自在之物与费希德的自我意识等哲学观点，都产生过很大的兴趣；同时还涉猎了西方自然科学中的生物进化论、细胞学、天体演化学等科学知识。广泛的学习使他开阔了眼界，也看清了西方列强对外扩张、奴役他国人民的罪恶事实。他说：“西方列强始创自由平等于己国之人，即实施最不自由平等于他国之人。“(载《初集·五无论》)”从理论上看，他认为：“西方新学亦徒资窃钩发冢，知识愈开、则志行愈薄，情葸愈甚。”(见《政论选·与吴君遂书》)结论是，与儒家学说一样，都不能鼓起中国人民争民主、争自由的勇气。

最后他把注意力集中转向佛学。从开始探讨到深入研究，一直到最后试图以佛学的一些观点作为指导治理中国的理论。他的这一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反复的认识过程。

在刚接触佛学时，他觉得佛学理论“深微渊眇，知帝之悬解，而不剀切于民事……，徒费日损功以目游衍，目睹百姓之啼号宛转，而欲以空言济之也。”(载《政论选·变法箴言》)即是说：为了救民于水火，要的是急功近利，如利用佛学理论无异于远水不解近渴。

经过狱中三年的佛学研究之后，紧接着东渡日本，在这个笃信佛教的国度里“佛藏易致”，他“暇则读藏经，其思益深”，从而彻底改变了以前对佛学理论的看法。认为佛学这个古老的学说在思想上能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对此，他作了多方面的阐述和发挥：

首先，他根据佛教“缘起性空”的根本教义，运用“万物无常”和“万法唯识”的辩证观点，鼓励人民的斗志。他说：“法相宗所说，就是万法唯心。一切有形的法相，无形的法尘，总是幻见幻想，并非实有真有。”只“要有这种信仰，才得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来。”(载《政论选·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

其次，他认为佛教可以成为团结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积极因素，改变中国一盘散沙的状态。他说：“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同上第273页)

第三，他觉得提倡佛学，可以“制恶见，清污俗”，增强人民的道德观念。他说：“欲兴民德，舍佛法其谁归？”(见《政论选·答梦庵》)“华严宗所说，要在普渡众生，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于人，在道德上最为有益。”(同上)并进一步说：“所以提倡佛教，为社会道德上起见，固是最要；为我们革命军的道德上起见，亦是最要。总望诸君同发大愿，勇猛无畏，我们所热心的事，就可以干得起来。”(同上)

第四，他大力提倡禅宗“依自不依他”(《初集·答铁铮》)的观点，树立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以求自立自强。他主张“自贵其心，不援鬼神”(同上)，轻躯命旷览死生，达到“自尊无畏”的思想境界，就会具有赴汤蹈火，永不退却的大无畏精神和不贪财色，不计私利的高贵品质。他说：“大乘戒律都说：‘国王暴虐，菩萨有权，应当废黜。’‘杀了一人能救众人，这就是菩萨行。’”(载《政论选·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

为了引起人们对佛学的高度重视，他又从中外历史事件中举例说明。他说：“昔我皇汉刘氏之衰，儒术堕废，民德日薄，赖佛教入而持世，民复挚醇，以启有唐之盛。”(见《初集·送印度体罗罕保什二君序》)“明之末世，与满洲相抗百折不回者，非耽悦禅观之士，即姚江学派之徒。”(见《初集·答铁铮》)“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王学岂有他长，亦曰自尊无畏而已，其义理高远者，大抵本之佛乘；而普教国人则不过斩截数语。此即禅宗之长技也。”(同上)

这些论述都充分说明了“经世致用”是他研究佛法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他锲而不舍、勤奋治学的原动力。

佛家典籍浩如烟海，师说宗派亦复不少。章氏为何偏重法相、禅宗呢？关于法相，章氏的好友宋恕曾说：“说佛道专取法相。”(见《中国哲学》第九辑460页)夏曾祐甚至认为“只有法相宗才算真佛学。”(载梁启超《饮冰室全集·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这些观点对章氏自当有一定影响，但更主要的还是如他自己所言：“此一术也(指法相唯识宗)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从入之途，与平生朴学相似，易于契机。”(载《政论选·菿汉微言》)

所谓朴学，指的是清代三百年间学术的主要思潮，是摒弃宋明理学而返于两汉经学的所谓汉学。以考订名物、解释训诂为治经之正轨。其治学主要精神是：一，无征不信，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二，实事求是，从历史的观点出发，以求发展变化之真实。三，重分析比较。四，重探赜索隐，钩深致远。

此中“实事求是”一则，尤为章氏所重。他说：“仆之所以独尊法相者，则自有说。盖近代学术渐趋实事求是之途，自汉学诸公分条析理，远非明儒所能企及，逮科学萌芽，而用心益复缜密矣。是故法相之学，于明代则不宜，于近代则甚适，由学术所趣然也。”(载《初集·答铁铮》)可知章氏偏重法相，实有他的重要依据。如他所说：“汉学考证，创科学之先躯，科学又法相之先躯也，盖其语必徵实，说必尽理，性质相同尔。”(载《太炎先生自述学术次第》第54页)

此外，章氏也重禅学。这与他看重自心的力量和作用密切相关，他曾明确告诉人们：“我所靠的佛祖仍是依的自心。”(载《政论选·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在法相学方面，他也十分重视“万法唯识”

(心)的主张。禅宗以觉悟佛心为禅之体，所以章氏认为禅宗的“自贵其心”尤为可取。

桑榆夕照　晚景余辉(1911～1936)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紧接着是袁世凯窃国、军阀割据，中国社会依然混乱。由于民主革命遭到了挫折，看不到革命的前途，章氏思想由原来“不忘经国、寻求政术”的积极进取精神转变成为“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的消极态度。(见《鲁迅全集》第六卷，第550页)他在任总统府枢密顾问时，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主张，并教育弟子：“功成便退。若遇中材，一事得就，便可退矣，毋冀功成也。入吾门者，宜视此。”(载《年谱长编·通告及门弟子》)

作为构成他学术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佛学，此时在他头脑中的地位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他的学术思想有以下特点：

(一)从“始则转俗成真”，到“终乃回真向俗”，依然退到尊孔读经的儒家立场，并后悔以前的批孔行为是“前声已放，驷不及舌”了(见《政论选·致柳翼谋书》)。这时，他认为“佛法虽高，不应用于政治社会。”(载《章太炎自定年谱》《附录》第10页)“于今读经(指儒家经典)有千利而无一弊也，可以处社会，可以理国家。”(载《政论选·论读经有利而无弊》)

(二)认为应“以经为本，旁参佛老。”(同上)也就是说：儒、佛、老庄三家思想相通，但须以儒家为根本。他又对三家思想的融合作了进一步的说明：(1)儒、佛观点相合：“大抵佛法究竟，不过无我二字，则孔子绝四，颜渊克己，正与之合。”(载《章太炎论学集》第462页)(2)佛与老庄观点“相涉”。“终日读《齐物论》知多与法相相涉”(载《自定年谱·附录》第54页)。又在《菿汉微言》中说：“端居深观，而释《齐物》乃与《瑜伽》、《华严》相会。”(见《政论选》下册，第734页)

不过，他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仍参加了讨袁活动；1917年又参加了“护法运动”，担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只是到了1924年，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他持不同意态度，因而脱离了改组后的国民党。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又旗帜鲜明地主张抗日救国。

结语

从章太炎的学佛过程，我们了解到，他之所以能从一个国学大师，进而学习佛学理论，最终又成为一个佛学家，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既有家庭和启蒙老师的熏陶、社会风气的影响和朋友们的引导，又有个人不幸遭遇的促成，而寻求救国救民之术的迫切愿望，则是致使他步入佛学之门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这一点，我们从他的“学佛”与“革命”紧密相关的一生经历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