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的货币学著述

一、章太炎的货币学著述

章太炎有关货币学说的著述分别撰写在辛亥革命前后，前之《制币》⁽¹¹³⁾被收入《訄(qiú，逼迫)书》初刻本，是1900年1月31日之前的作品。1907年主编《民报》期间发表的《五无论》，⁽¹¹⁴⁾1908年的《代议然否论》;⁽¹¹⁵⁾后之民国初，1912年1月3日发表的《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演说辞》，⁽¹¹⁶⁾1913年3月前撰写作的《东省实业计划书》⁽¹¹⁷⁾及1914年发表的《惩假币》⁽¹¹⁸⁾。

他的货币学著述可分作三个时期介绍。前期正值他倾向维新，撰写了近代热门的经济学话题——《制币》，对于以王瑬和魏源为首的两种币改方案展开评论，认为魏源反对王瑬的钞法是“罔(蒙蔽)民”，提出“仿番饼以抑番饼”，兼行玉币和贝币以“佐银之穷”的“更币”方案是迂腐之见，难以实施。以玉为币有三不便:“玉不从革(更改)者也，因璞为大小，勿能以意壹其形范，其不便一矣;抵触而碎，直(值)千者不当一，其不便二矣;追(雕)琢之功，劳于铸金十倍，必有定形，则旷日持久，成币勿能多，若苟取珮环而(镌)其等直，则贵贱无所准，其不便三矣。”就是说它的品质，如一触即碎，成币困难，计值无准，不能适应流通的需要，不可能通过它来实现币制的统一;相反，对于纸币能够满足流通需要的品德则予以充分肯定，“足以奔走食货”，具有“绵薄易举”，“行旅之赍(通“资”)，又便其轻”的优势。可他对于王瑬推行纸币的主张不敢苟同，予以坚决反对。王瑬主张“造百万即百万，造千万即千万”，章太炎则认为国家不分东西，发行纸币必须坚守“储臧(藏)固足以相任”的原则。当初清廷财力“匮乏，官无见(现)钱，卒(猝)然以纸币下行，其无根株也⁽¹¹⁹⁾。”故币制得“先取夫有用无用之间”，即先铸金银币以固民心，政府铸币的信用树立起来以后，再以纸币“相摄代。”这样做的意义在于，“虽卒暂无见钱”，也不会危及商品流通和社会秩序，“而后可与西商格拒(抗拒)”。币改一定要“先取有用无用之从革，而至无用者从之如形景(影)”，是“厚生之大衢”。1904年的重订本则进一步表明作者已经抛弃对清政府的幻想，尖锐地指出清廷只知“婪民”，自铸16铢龙圆“不当十二铢”，故“非革命者，犹若不能行”，“必俟诸后起者⁽¹²⁰⁾。”不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币制改革就不可能奏效。只有依靠前赴后继的奋斗才能实现。于是，章太炎把货币改革与社会政治革命联系起来，并认为币制改革必须以政治革命为前导，而不是像其他近代民主革命家那样，过分夸大币制革命的作用，以至把币制改革抽象化，简单化为毫无意义的空谈。

中期主张民主革命，反对君主立宪。可由于他在同盟会内部与孙中山龃龉，渐失群众;在外对西方制度失去信心，消极遁世思想上升。在《五无论》中兼用无政府和佛教思想，一方面努力宣传国家政府是一种虚幻不实的东西;另一方面又在筹划如何增进物质文明，直斥政府发行纸币是愚弄其民，私人银行享有发钞权是“得与政府相等”。故共和政体下贫富悬殊，“不分散财权，防制议士，则犹不如专制政体之为善⁽¹²¹⁾。”1908年他对革命成功后的建国方案进行了深入细微的研究，提出反对立宪骗局，建立一种“谛实(真正)之共和”，以克服欧美议会弊端的主张。在币制方面，他强调“政府造币惟得用金银铜，不得用纸，所以绝虚伪也。”不啻要铸造金属币，还要名实相符，足值正品，才能不使物价上涨，中小商人和生产者破产。总之，他是作为中产及中产以下阶层代言人的身份反复陈词的。

后期，他力主增加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以为富国务先足民，足民务须发展国民经济，宜求整理金融机构。则“统一币制，设立国家银行，实为今日不可缓之事。”在东三省筹边使任上，他在长春召请专家，测绘地形，实地查验，草拟出《东省实业计划书》⁽¹²²⁾。耳闻目睹当地“财政紊乱，已至极端”，而黑龙江、吉林二省“尤岌岌不可终日”，币制紊乱愈加严峻。“久之铜圆空匮，而吊只为虚名，出票愈滥，其价愈低，最初以三吊合一两，今乃以十一吊合一两。”“银价日涨一吊，自八吊至十一吊而后止，民间怀钞票者，皆失利三分之二，道路怨咨，商场冷淡”，“两省人民，走相诉者相踵也”。面对此情此景，章太炎提出“先设银行，以其纸币与实银循环周转，凡矿中所得余金，可以悉归收买，如银行有基金五百万圆，出票可千五百万，则收买沙金之费，略当二分之一耳。成币以后，向之钞票，悉有豫金(准备金)，则银行既深根宁极而不摇，币制亦同度齐衡而不二。”并认为这个方案“非只为东三省谋”，在全国各省都可以推行照办，以拯救国家财政于燃眉之急。他为着实现自己的实业计划和货币主张，积极奔走，多方争取，却遭到袁政府的种种阻碍和牵制，几个月的工作一筹莫展，未能如愿以偿。

这一时期的货币专论《惩假币》是为谴责袁世凯政府滥发纸币而作。惩者，戒止也;假币者，纸币也。即“作空券以为实币(金银铜币)，则是巫师鬼道之用”，“徒以欺网其民”。他揭露袁世凯政府借助随心所欲制造的花蝴蝶，把财富“从公众的钱袋里诱入空虚的国库里去”(恩格斯)的卑劣伎俩，痛斥为“诬民”、“欺民”、“网民”，与清政府勾结富商巨贾，滥发纸币，“愚弄其民”没有两样。他对袁世凯政权的不满显而易见。对于高居于统治集团的“幸人(得宠的人)浚民(煎民)以生，而不任信其国权;又不转贩，其资储于外人之廛肆，所储则尽实币也”，同样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和无限的忧虑。“中夏之大垢(耻)者，贾不获赢，而宦多致暴富。一国之资，其半常在贵戚⁽¹²³⁾。”他重申金本位制、开采金矿、发展本国实业的主张。然而，从《制币》到《惩假币》，前后越十余年，跨过两种社会制度，他的货币主张未见有大的发展，而他的货币学说倒较前有所发展和深入，特别是他对于货币性质的认识则较同代其他人要高明了许多，在认识的科学性与深刻性上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