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与章士钊

民国初年，海内盛传两章的学术，他们就是章士钊与章太炎。

章太炎称国学大师，衰世凯还推他为文圣人。对文字训访之学，尤有独到的见解。

章士钊名行严，号孤桐，长沙人。曾留学海外，研逻辑学，并率先将此学传人我国。使国人始知所谓思想方法、演绎、归纳及形式论理与逻辑论理之分别。对词章亦曾精研，偶有所作，不同凡响。

士钊对太炎由于气类相通，以兄礼待之。有《元日赋呈伯兄太炎先生》云：“堂堂伯子素王才，抑塞何妨所地哀。谋国先知到周召，论文余事薄欧梅。世甘声作高呼应，召亦名从弟畜来。浙水东西南岳北，人天尔我两悠哉。”太炎和之云：“十年誓墓不登朝，为爱湖湘气类饶。改步渐知陈纪老，量才终觉陆云超。长沙松菌无消息，樊口编鱼乍寂寥。料是赢洲春色早，霸人楼上更招招。”从诗中可看出，两人交情确非一般。借景抒情，各诉心声，用事之切，格调之高，堪称佳构。

行严佳作甚多，兹再录二首。《次韵翘云九日见调之作》：“词坛托契盛依阿，独共丘迟夺锦案。(自注：“锦察不是寻常锦，兼向丘迟夺得来。司空图句)。持酒蟹空磋对菊，(自注：“此地菊盛却无蟹，与上海相反”。)和诗羊在枉寻何。雅才半付虫沙去，恨事常嫌八九多。岸柳园桃等闲咏，不须椅撅到裁娥。”(自注：“柳桃，退之妄名”。)此时翘云在上海，行严在北京，乃用李苏堂九日韵者，语颇风趣。

《用九日韵和伯鹰》：“入海逃名不厌深，却忧尘外损秋心。人高比似龙山峻，年少参成洛社吟。灯影恋诗如旧识，隙风翻札得重寻。与君交涉天排遣，更待伊谁撰意林。”信手拈来，使笔如舌，诗有别才，于行严诸作中可见。

《章太炎与章士钊：发明“孙中山”的革命家》

这是在1903年的上海，一日，四个青年正在一处酒馆举杯畅饮，其中一人喝到尽兴处便提议说：“诸位，我们四人既然同心努力革命运动，就应该不分年龄大小，结为兄弟。”其他三人一听，齐声叫好。于是，这四人便举杯尽饮，自此结成金兰之交。其中，已剪去发辫、将留有五寸长的头发左右分开留至脑际，身穿长袍，以一根草绳做腰带，一副放荡不羁形象的提议者正是当时34岁、已经声名鹊起的浙江余杭人章太炎，而其中戴着眼镜，相貌清秀，略显羞涩者是刚满22岁，从江南陆师学堂退学，立誓“废学救国”而来到上海的湖南长沙人章士钊。另外两位，一位是直隶沧州人张继，另一位是四川巴县人邹容。他们，尤其是二章的故事便由此开始。

“风吹枷锁满城香”

章太炎，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炳麟、章绛，字太炎。自幼在外祖父身边接受经学教育，16岁参加县试，却因为癫痫病发作而未能如愿，后放弃科举安心读书。23岁时，赴西湖湖畔当时最为著名的诂经精舍学习，师从清末经学大师俞樾。章太炎在诂经精舍里潜心一呆便是8年，此后他在国学上的成就即是在这里下的基底。但章太炎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清净书生。1897年，他离开诂经精舍，先后帮助张之洞在武昌办《正言报》，在《时务报》任主笔，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由于戊戌变法失败他不得不辗转于台湾、日本、上海。章太炎第一次在日本遇见孙中山，是在1899年6月某日的横滨。这时孙中山与梁启超正在商议两派合作之事。但两派合作未能成事，相反，檀香山、横滨的兴中会都给保皇派瓦解了。到1902年3月章太炎致吴君遂（保初）信中说：“今者，任公、中山意气尚不能平，盖所争不在宗旨而在权利也。”“吾不敢谓支那大计在孙梁二人掌中，而一线生机，惟此二子可望，今复交构，能无喟然！”他的思想在此期间由于对清政府和维新派内部的失望而渐渐由支持康梁的变法转为赞扬孙中山等人的革命。

1899年，章太炎宣传反清思想的《訄书》在苏州付刻。这时，刚满18岁的章士钊对政治还没什么兴趣。他在两湖学院读到曾国藩的《欧阳生文集序略》时，向慕不已，希望做个传统文人。但1901年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丑条约》的签订打扰了章士钊的清净，他曾在后来的一首诗中这样描述那一年：“独忆辛丑岁，豹变潜非常。”章士钊此后读到谭嗣同等人的文章，反满思想逐渐发展，并在1902年与陈独秀等人相识。1903年4月，因不满江南陆师学堂压制学生，干涉言论自由而愤然退学，带领30多名同学赴上海，投入爱国学社。

二章相识在上海泥成桥福源里，一处聚集了众多留学生与国内进步学生的新式学校———爱国学社里。爱国学社附设于革命组织中国教育会，由陈独秀创办，以教授文理课程与宣传革命思想为主要宗旨。1903年3月起，章太炎开始在爱国学社任教，负责三、四年级的国文教学，并常常撰文宣扬革命。章士钊则任军事教习，并被湖南同乡、《苏报》主办人陈范所赏识，聘为主笔。

百日维新惨淡收场后，逃亡海外的康有为从事保皇活动。由于1899年3月康有为离开日本后，梁启超在横滨曾一度与孙中山谈合作革命，加上部分保皇会会员也因为对清政府的不满，有了放弃保皇转投革命的意向。为此，康有为在1902年发表了《与同学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两篇文章，旁征博引，介绍西洋各国富强之法，列举了中国不宜革命的四个理由：一曰革命残酷，二曰国情特殊，三曰革命必然招致外国干涉，四曰皇帝圣仁，并在文中强调光绪皇帝与慈禧、荣禄不同，表示“坚守保皇主义，圣主必复，中国必全，幸福必至”。

章太炎在看过康有为的文章后，于次年发表了《驳康有为书》，对康有为的论点逐一予以驳斥，以进化论的观点强调革命暴力是一切社会变革之必须，反驳康有为所谓光绪是明君的说法，公然宣称“载湉小丑，不辨菽麦”，攻击光绪不留余地。章太炎在文中明确地表示：“今以革命比之立宪，革命犹易，立宪犹难。”

章太炎的这篇《驳康有为书》与结义四人中的另一人邹容所著的小册子《革命军》刊布以后，在20世纪初的上海掀起了一阵革命的风潮，据说当时这两篇论著在上海市人人争购，各地书局纷纷翻印。章士钊此时已成为《苏报》的主编，他接连在报中的“来稿”、“新书”等专栏刊登这两本的序与介绍，并在其后刊登了两本书的节选。据资料记载：“自章炳麟邹容之论著先后在苏报上发表后，举国上下无不震动。”多年后，章士钊在回忆青年办报时的经历时曾称当时办报使用的是“自杀式编辑方法”，也确实如此。整个上海日渐火热的革命舆论形势引起了清政府的关注，特别是“载湉小丑，不辨菽麦”一句使整个朝廷极为震惊。很快，《苏报》被列为查办对象。1903年6月30日，公共租界工部局派出侦探与巡捕在爱国学社逮捕了章太炎，章太炎面对巡捕表现极为镇定，他说：“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7月1日，邹容到租界自动投案。这便是当时引起整个上海滩震惊的“苏报案”。这一年，章太炎36岁，邹容18岁。在狱中，章太炎仍笔耕不辍，他在《狱中与吴君遂、张伯纯书》中曾写道：“乘马车归捕房，观者填堙，诵‘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而返”。从此，“风吹枷锁满城香”便成为章太炎一生中最具光彩的瞬间之一。

发明“孙中山”

章太炎与邹容被捕后几日，《苏报》也被查封，但由于章士钊一直以来都以笔名写稿或干脆不署名，因此清地方当局不知道还有章士钊其人，因此他在“苏报案”中幸免于难。一个月后，他与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创立《民国日日报》。在此期间，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说。

1902年，日本人宫崎寅藏出版了一本回忆录《三十三年之梦》，章士钊将书中有关孙中山的部分，参以己意，节译成小册子，取名《孙逸仙》，予以出版。此书编译完以后，章太炎为之作序：“索虏昌狂泯禹绩，有赤帝子断其嗌，揜迹郑、洪为民辟，四百兆人视兹册。”这是我国出现的第一本介绍孙中山革命经历的书，也是章的第一本译著，章士钊当时署的笔名是“黄中黄”。此书发行以后，在一代知识青年中起了极大的宣传作用。另外，孙中山在1897年流亡日本，取了日本姓名中山樵。1903年，章士钊“贸贸然以中山缀于孙下，而牵连读之曰孙中山。”一旦用了起来，倒也顺口，约定俗成，在外界几乎取代了孙文、孙逸仙的姓名。中山，也被误作孙文的名字了。因为“孙中山”是别人给孙文起的，孙本人后来事实上也默认了，尽管他本人极少使用“孙中山”这个姓名。

就20世纪初的国内形势来看，孙中山在当时还尚没有太大的名声，由于其主要的活动都在广东地区和海外华侨中展开，在国内，知道孙文的人还并不多。即使在日本，与孙有紧密来往的也只是几人。章太炎后来回忆他与孙在东京见面的情形：“那时留学诸公，在中山那边往来，可称志同道合的，不过一、二个人。其余偶然来往的，总是觉得中山奇怪，要来看古董，并没有热心救汉的意思。”直到《孙逸仙》出版后，孙逸仙的名头才开始和革命联系在一起，“孙中山”这一误会之所以能迅速传播开来可能与人们还对于“孙文”或“孙逸仙”尚不熟悉有关。

章士钊本人事后在回忆编译此书经过时曾说：“时海内革命论已风起云涌，但绝少人将此论联挈于孙先生。吾之所以知于先生，较之秦力山所谓海贼孙汶，不多几许。一日，吾正在湖北王侃叔（慕陶）处，见先生所做手札，长至数百言，用日本美浓卷纸写，笔迹雄伟，吾甚骇异。由此不敢以草泽英雄视先生，而起心悦诚服之意。”“吾既因王侃叔而知先生之抱负与方略，复求得滔天先一年壬寅所发行之新著作，本其一知半解之日文知识（吾曾在江南陆师学院习日文），择要迻録，成此短书。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竟成鼓吹革命之有力著述，大出意外。”

由此看来，孙中山的声名鹊起，多少与章士钊与章太炎二人宣传有关；不过，章太炎不满孙中山，矛盾难以调和，终于两次发动“倒孙”风潮又在1909年在日本成立光复会，造成同盟会分裂。

1907年3月，孙中山在被日本礼送出境前接受了日本政府与一个叫铃木久五郎的商人赠送的共1 .7万元远走南洋。临走前用1000元举行了一次宴会，仅交给《民报》2000元，其余便自己带着到南洋去了。这样处理，引起东京部分同志不满。当时主编《民报》的是章太炎。以后，《民报》的经费问题十分紧张，让章太炎头疼不已。据同是同盟会员的吴玉章回忆，彼时章太炎与《民报》工作人员已经到了无米下锅的程度，还是他将四川学生捐的一点儿钱交给章太炎暂渡难关。而当时的孙中山也并不宽裕，在沿海发动的一次次起义均告失败，每一次起义，制造舆论，联络会党也都需要钱。

但这次孙中山与章太炎之间关于经费的冲突还不仅于此。1907年，孙中山在日本购买了大批武器用于起义。但章太炎在日本偶然听说这批武器虽数量多，但“陈旧不堪作战”，立即火冒三丈，在同盟会内表示：“孙某所购军火是村田式，这种式子在日本老早不用了，用到中国去不是使同志白白地丢了性命吗？”当时许多东京的同盟会员都支持章太炎的看法，陶成章也表示：“宁可少购，购必精良。”而孙中山和黄兴则认为：“求其多而价廉，械多可张大声势。”

在争执中，章和陶用明码电报致电香港《中国日报》，强调“械劣难用，请停止另购。”这一电报泄露了孙中山购买武器的消息，正在亲自指挥钦廉起义的孙中山已派人攻占防城，就等武器送到，谁知这个明码电报毁掉了孙的计划，孙中山为此极为恼火。事后警告章陶等人，禁止他们以后再干预军事。而此后，孙中山也不大过问东京同盟会本部的相关事宜。

章孙二人的矛盾固然有经费问题的成分，也有对孙不重视同盟会本部工作有关，还有，就是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东京同志中的影响。《民报》在日本被当局查封后，在章太炎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孙中山身边的汪精卫等人组织复刊，让章太炎气愤不已。多种因素凑到一起，便鼓动成“倒孙”风潮。所幸风潮都被黄兴等人平息下去了。

在章太炎等人与孙中山发生冲突时，章士钊则已经离开日本，赴英国留学去了。

“倔”士钊和“疯”太炎

曾经放弃学业并大喊“废学救国”的章士钊在义兄章太炎身陷囹圄的日子里有了些思想上的变化。

先是，1904年，一名叫做万福华的革命者欲在英租界暗杀广西路矿巡抚王之春，谁知等万福华掏出枪，并将王之春堵在楼梯上时，由于不懂手枪使用方法，根本没有将枪的保险拔开，连开数枪都没能射出子弹。最终暗杀未成，万福华当场被捕。次日，与万福华相熟的章士钊怕万福华一案会牵累革命计划，于是到监狱探望万福华，商量对策。谁知章士钊被侦探跟踪，当晚被捕。警察连夜审查章士钊，结果章因为一语不慎，泄露了革命机关所在地，连累苏鹏、徐福苏、张继、章勤士等十余人被捕。直到40天后经蔡锷等人的营救才出狱。

随后，章士钊便远赴日本。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众多留学生踊跃入会。但章士钊却作出决定———拒绝入会。虽经义兄弟张继多次劝说，也无济于事，决心苦学救国。

“上海之新败也，吾才短力脆，躁妄致敌，潜怀我杀伯仁之惧，兼蓄愿为周处之思；加以未达壮年，了无学殖，人众茫然无主，事到不知所裁，眼前失机犹小，将来误事必大。”———章士钊决定继续读书。当时章士钊正25岁。

章太炎刑满后也来到日本，得知章士钊不愿加入同盟会，与朋友将章士钊诱至一间房内，反锁门，告诉他，他不参加同盟会，便不放他出屋，章士钊硬是不同意。他们相持两昼夜，最终章太炎失败，叹息道：“行严当世奇才，他不革命，是吾侪事业的一大损失！”

又一日，张继为章太炎出谋，由章太炎请吴弱男说服章士钊入会。吴弱男是清军将领吴长庆之孙女，吴保初的女儿，人称其“平日眼空无物”，很少有男子能得到她的青睐。张继提醒说，章士钊此前就对吴弱男表示过倾慕，因此吴是最好的说客人选。吴弱男（已加入同盟会）应允去劝说，却没想到与章士钊坠入了情网。1907年章士钊赴英，主修政治经济学兼逻辑学，一年半以后吴弱男也去了伦敦，二人在伦敦举行了婚礼。

事后，孙中山谈到此事戏称：“同盟会与章士钊的关系真乃‘赔了夫人又折兵’”，一时传为笑谈。

而关于章太炎的性情———批评梁启超、弹劾孙中山、大闹总统府……从来仗义执言、耿直倔强，世人常以“疯”字形容，章太炎自己亦坦然地“承认”，他曾说：“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癫，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为什么缘故呢？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前，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

章太炎之孙章念翔曾向记者回忆：“我祖母说我祖父，不修边幅，烟瘾很大，出了门就不知道回家。桌上的菜要放在他面前才吃，隔一个地方就不会找了，就这么一个人，不修边幅，人也很骄傲。”章念翔告诉南都记者，他认为这种骄傲与“疯癫”其实是一种精神，是一颗革命人的赤子之心。

“政治家非文章之士所能充”

事实上，在与孙中山等人经历了辛亥革命前的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后，章太炎与章士钊两人都对于革命与革命中的自我实现产生了疑问，也许与能在争夺地盘或一呼百应中轻易体会出快感的职业政治家不同，容易不停地批判自我与要求他人私德完美，并对理想世界有着纯净追求的人是天生的文人。章氏义兄弟应属此类。

一涉及讨论政治问题，“两章”往往都期望能将理想体制直接嫁接于中国实际之上。如在辛亥革命胜利不久，章士钊便提出“毁党造党”说———主张将一切政党解散，按照不同政见分为两党进行竞选，得多数支持的政党可以管理国家———这显然是照搬西方政党体制。又如章太炎在武昌起义后不久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便显然大不利于革命胜利后政府的建立。

对于中华民国该采用什么样的政体，“二章”都一度赞同“联省自治”。按照章太炎的期望，联省自治可分为三个步骤：“有省自治而后有联省自治，有联省自治而后有连省政府。”章士钊也赞成这一主张，他曾在自己创办的《甲寅》杂志中提出“为政有容”，提倡邦联制。在中国近代，孙中山是最早提出实行联邦制的政界人物，从1894年提出“建立合众政府到1911年年底明确表示中国最适宜建立联邦制国家。但到1912年1月，他改口了。到20世纪20年代，他决定反对联省自治。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军阀混战，各自为政的形式下，”联省自治“的理论确实得到了众多知识分子的支持，但实际上中国历来是中央集权的国家，地方若要与中央分权，各自为政，在当时十足成为一种制度去加强军阀混战。因为不适合中国国情，所以这一说法也就慢慢消失。

而在学术领域，两人倒是甚有建树。章太炎满腹经纶，被称作“国学大师”。其在东京授课时的弟子就包括陈大齐、康宝忠、朱希祖、黄侃、钱玄同、周作人、马裕藻、朱宗莱、沈兼士、刘文典、鲁迅等人。据说，章太炎每次上课，都会有五六个弟子一字排开静立在旁。章太炎国语不灵光，便由刘半农任翻译，写板书则由钱玄同代劳，就连倒茶水的，都是马裕藻这样的人物。

章士钊则是促进将“逻辑”一词在国内普遍使用之人。当时，对于logic一词，国内多译为“名学”或“论理学”；或音译为“逻各斯”。1900-1902年间，严复曾第一个将logic一次译为“逻辑”，但并没有加以推广。章士钊自英国学习逻辑学归来，便大力推广“逻辑”一词的使用，并在北京大学开课讲授逻辑学课程。

同时，“两章”也都是使用古文的倡导者，反对白话文运动。据资料记载，一次，倡导白话文的刘半农到上海见教师章太炎，但章拒绝与他合影，以示不满，然后大谈白话文古已有之，非刘半农所说之标准，白话文是满人的，而不是刘半农所说汉人的，弄得刘半农甚为尴尬。章士钊则先后写下《评新文化运动》等文，称新文化运动是“亡文化运动”。

而章太炎留给世人最清晰的印象大概是袁世凯末期以“首如飞蓬，衣衫不整，留着长长的指甲，大冷的天气却手持羽扇，扇柄上摇摇晃晃坠着一枚景泰蓝做的大勋章”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形象了。袁世凯死后，章太炎曾一度与孙中山重新合作，1917年7月南下护法。护法失败，他回到书斋，设帐授徒，以此终其余生。

章念翔认为，对于祖父的各种评价中，鲁迅的评价最为准确———“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念翔说：“祖父不是政治家，尽管他在生前曾经说‘自己以为政治是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但他并不是政治家，只能说是个革命者，归根结底他还是读书人，有着读书人特有的耿直和倔强，而也正是因为祖父的国学功底，才使他在革命中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才使他的文章能有众多读者，因此，学问与革命在祖父身上分不开。”

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后，章士钊亦逐渐退出政界，当了一名大律师。

民初政界闻人张謇曾在日记中评价章太炎说：“乃知政治家非文章之士所能充。”今日看来，“充”字实在没有贬义。后来，“国学”命悬一线，“逻辑”名词仍存，而辛亥革命时的口号与激情早已随历史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