霭理士与《性心理学》

霭理士与《性心理学》

霭理士是人文主义者，一个人文主义的思想家。

从上一世纪末开始从事性科学的研究，他先后完成了七大卷《研究录》和潘光旦先生译述的这部简本《性心理学》。霭理士从学医以后才进入性科学研究领域，但他和同时代也兼做性科学研究的专业医生、精神病学家等都不相同的一点是他以更宽阔的眼光来看待他所献身的这门学问。他一开始就认识到性科学和其他部门科学的分界的不易确立。他说性科学中心射出的光芒所至“不过是一切医科的部门，并且是邻近许多表面上和医科很不相干的学术领域，甚至可以说和全部的人类文化都有连带关系。顺了光芒走，我们可以接触的许多传统的思想和习惯，道德和宗教也可以影响到它”。所以霭理士不是狭义的专家，而是一个以思想家的精神贯注于专门研究的学者。他对于古代希腊精神的向往，他的广泛的文学兴趣与论著，而尤其重要的他思想中的中庸主张和对于宽容的珍视，这些都构成了他作为性科学研究学者的独有的精神表现，这也就是为什么本书译者潘光旦先生称他为人文主义者的原因。

第三章论青年期的性冲动，可能是全书对今天最富有启迪意义的一章。我们可以从这一章和随后的各章中，看到霭理士思想的两个侧面，其一是他对待弗洛依德学派的态度，另一是他的性教育的观点，这两个侧面都显示了霭理士作为人文思想家的折中的温和的精神。上世纪末进化论学说渗透入医学界以后，人们才开始把青年期的性心理作为科学的课题来探讨。而承认人类的性意识已潜伏于早年时期，这是弗洛依德一派所作的最大贡献。不过霭理士并不完全赞同弗洛依德学说中依迪泼斯症结这个假设。他说恋母情结的倾向必先有父权制度的存在作为前提，家族制度虽说是生物的，但它也是为社会组织所制约的。因此霭理士对于弗洛依德学说的这一重要核心，他的观点是接近于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功能说的。霭理士说：“我对精神分析学说一向采取同情的态度，但又从来不是这个学派的同调的信徒。”在霭理士看来心理学的路是一条崎岖的路，非大胆的人走不来，变态与病态的例皆有，可是不应根据一两个例或好多例，就说许多概括的话。这样，弗洛依德虽是本世纪初最有影响的人物，霭理士的折中的立场却使他和这个学派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立场在下面的例子中也表现得很清楚。这就是关于童年期的性意识的醒觉问题。人类童年期的性冲动往往是朦胧的，无意识和不自觉的，因此在固有的文化传统特别深重的社会里，这种现象最易被忽视，也最易招致粗暴的对待。霭理士没有忽略从科学的理论来阐释童年期的诸种性问题，但他在联系到治疗和教育时都表现出极坚定的折中立场。他说凡是足以使童年的性意识的自觉得到展缓的途径都是可取的——当然它必须是顺着自然的——，相反一切引起神秘的观念的作法则都是有害的。又说童年性生活的变态倾向，不足的问题要比过渡的问题为单纯，而易于设法应付。他说不足的状态，与其看作有害，毋宁看作有益。由此可见对于生活，他是主张有抑制的，所谓抑制就是指对于种种冲动的裁节和对于自然倾向的驾驭。这就是霭理士所崇奉的生活的艺术，即在取与舍之间微妙地加以混合，对于成年人固是如此，对于尚在成长中的儿童当然更具有保护他们的健全的身心发展的一面。

在今天尚存的一些原始民族社会里，性的启发与仪节还被公认为有种族价值。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发育成年在萨摩亚》一书（已有中译本）就描写了在这地方的健康的性教育与生活。霭理士说很可惜的是在信奉基督教的国家里这种制度的遗迹已经完全找不到了。在西方有历史可稽的只有古代希腊的令人羡慕的性与道德的健全的明朗的思想。在这方面可供参看的还有柏拉图的《宴飨篇》，在那里面哲学家愉悦地讨论了后来西方人视为“邪孽”的事情。霭理士说古代曾有过的启蒙制度以人的完整的人格作对象，可以由此产生“完人”、“成人”，反之现代的教育则是重理智的教育，在那里性教育是不占有地位的。这种情况在古代中国却有些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显示了中西文化形态上的差异。在西方由于信奉基督教的结果，霭理士所说可能存在过的原始启蒙制度已经不见了，而代之以严肃的性道德戒律。中国方面的情况，译者潘先生在注释里补充说：“中国古代男子的冠礼与女子的拜礼显然是此种启蒙制度的遗迹，见《礼》经《士冠礼》、《士昏礼》、《冠义》等篇。士冠礼是适用于士以上的为各级的，包括天子的元子在内，而别无他种的冠礼，可见它是很普遍的一种礼节，此种普遍性多少暗示着它的古老性。《士昏礼》说‘女子许嫁，笄而礼之，称字，礼庙未毁，教于公宫三月，老祖庙已毁，教于宗室’；此数语最能表示笄礼是从更古远的启蒙仪节蜕化而来的。”潘先生又从《周礼•地官》和《礼记•月令》证明中国古代是极重视性的时期性的。所有这些文献和中国的历史都说如中国古代确实在实行着一种启蒙的仪节制度，它们可以追溯到中国初民社会时期，越早越保持着原始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繁文缛节增加了，原始的淳朴的风习也消失了，到了宋代道学思想兴起，哲学家有理欲之辩，把一切饥寒愁怨饮食男女都视为人欲，于是贞节观念加强，妇女成了最大的受害者。此时中国性道德的严厉或者并不下于信奉基督教的欧洲。然而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指出的性冲动是最富有颠倒迷离性质的，它是导致社会分裂的力量，这样，中国古代比较完整的一套教育成年男女的仪节，对于保持社会的稳定是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即使在道学盛行之后，它的精神受了歪曲，也还发挥了文化功能的效力。

在讨论性歧变和性道德的问题时，霭理士也表现了深刻的人文主义思想。尽管科学家从遗传学等方面对这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但由于它牵涉到心理因素、社会道德行为，所以问题的解决就不会是单纯的。霭理士说作为社会这一面应当对于性变异要有科学的了解，然后才是对待的问题。社会需要过问的只是纯粹从健康与治疗这方面着想，而不在于作善恶的判断。这里特别需要的是同情、公允和宽容。在本书讨论到这里时，霭理士很明显地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这不仅因为社会对变异这类行为所做出的反应没有达到预期的遏制目的，而且也因为不可能设想出一套完整的措施让社会去采择。虽然他对古代希腊精神充满着向往的热情，但他清醒地看到恢复希腊那种精神是非现实的想法，他这样说：“我们不能希望，也不愿意，恢复希腊时代的道德观念，而希腊人‘身心俱健康’的理想，我们轻易也不敢仰攀。不过不得已而思其次，至少下文要说的一些信念，是不容摧毁的。我们要把许多虚伪的见解扫除一下，要把我们自己从许多舆论或法律的生吞活剥的科条中解放出来。在近古以来的西洋，全部性生活的历史所以如是其支离灭裂，恶浊混乱，为之厉阶的便是这些见解与科条。它们一日存在，那生活便一日没有澄清的希望。我们能做到这一步，我们也就可以把我们精神生活的空气变换成更新鲜的，把我们道德的习俗，补充为更巩固的。”这里霭理士表达了跟他所称为的旧的见解、旧的教条作斗争的坚定的思想，这也可以说即是他以毕生精力从事性科学研究的原因之一。

霭理士身上所表现的人文思想，我们能找出它的更确切的思想来源吗？十九世纪是达尔文进化论盛行的时代，而后心理学后来居上也有成为主宰思想潮流的趋向，但是西方思想界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首先在哲学这一领域就出现了新的格局，过去世纪那种一个学说定于一尊的形势改变了，从这一广阔的文化思想来看，这是人文思想获得复现的主要原因。近代人文思想对于人的价值的重视正是在这背景下再度为人们所接受的。

人必须对于他自身以外的事物怀有兴趣，然后才能使他对人类的普遍价值看得特别重要。宽容的精神是在这里和它相联系着的。虽然我们看到本世纪开始后，文学上出现了迷惘与困惑的一代，但在一些作家中却也表现了对于人的价值，对人和自然的关系，对情感和想象力的珍视，这在作家如E•M•福斯特等人的作品中都有着突出的表现。这是对工业文明占统治时代的一种反抗，在一定意义上它反映出过了时的浪漫主义精神的某些侧面，即当浪漫主义思想大部分受摒弃之后，人们却恢复了其中重情感的一面。这我认为即是我们能给霭理士的人文思想找到的一个近亲的思想渊源。

霭理士《研究录》末卷完成于一九二七年，《性心理学》则是一九三三年出版，距离现在都已有半世纪以上了。霭理士不及见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发生的急剧的变化，性解放的泛滥，还有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范围广泛的社会思潮的汹涌澎湃。它的主要标志是变化的速度之快到了令人眩惑的地步，其次是青年人成了一切新思潮的中心，信仰宗教、家庭所出现的危机导致了青年人不再以上一辈人作为他们行为准则遵奉的榜样，青年人以青年人自己的行为相互影响变得更加突出。这样，霭理士所阐述的有关性行为的论点就必然要转移到以青年为中心这一面了。译者潘先生在谈到他的译书时也说介绍只是第一步的，还必须从中西文化形态的不同作对比，然后可以算不止是引进了新学说，而且要在中国开花结果。可是现在距离本书译成初版已将近五十个年头了，最近十几年中国社会思潮的变化也是潘先生所始料不及的，所以所谓从中西文化形态不同作比较这句话是具有更迫切的认知当前思潮的现实意义，决非纸上谈兵或为比较而比较。在人类性生活中，其核心问题就是它合乎自然吗，所有与之相关的道德问题、社会法律的权限问题，以至浸透于文学中的性意识这些方面，可以说都不离于这一核心。尽管世变日亟，我们既然读的是霭理士的书，就不能不回到霭理士的人文思想，他的中庸与折中的立场上，在他所发表的性生活问题见解中下面是最委婉的一段话：“人类若没有活动则已，有则艺术的成分，或人文的成分，当然会演展出来，而此种演展并不会和自然发生真正的冲突。”这是人文思想家的纯粹的理想主义，它所侧重的是人的价值。面对今天剧烈变化的世界，它能应付起这一种挑战吗？本世纪从弗洛依德的性决定论到人类学家的文化功能说，这中间经过了多少的变化，精神分析学说有被融入其他学说的趋向，文化功能学说也在修正和完善之中，它们都将继续对当代社会问题做出贡献。而人文思想所体现的则是一种精神与信念，它信赖世界具有它自己潜在的自愈力。霭理士在思想方面的主要贡献即在这里。现在霭理士的书已介绍过来了，不过这正如潘先生所说这还只是做了第一步的工作。在短文结束时，我希望表示一下我个人对这位师长的一点敬意，他一生不倦的求知精神和性格中所显示的异常的坚毅与勇气是我永远怀念不能忘记的。除此外，潘先生为本书所添加的注释也是最精彩的，这里所显示的敬业精神和渊博学识也远远超出于一个普通的翻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