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钊的信（一）

牛钊⁽¹⁾的信（一）

流萤同志：

承蒙赐书赐字，又获赠先祖手迹拓片，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我前一时期因病往院，又患眼疾，视力模糊，写字困难，曾勉强用电脑打了封信，打成后又遇电脑死机，印不出来，没办法只好再来动笔，拖泥带水了这么长的时间，实在太抱歉了。

大作《塔影河声》，我借助放大镜看了一遍，令人惊叹不已，钦佩不已。关于兰州碑林也曾有耳闻，没有想到规模如此之大，搜罗如此之广，镌刻如此之精，是一浩瀚的文化系统工程，它将与曲阜碑林、西安碑林鼎足而立，传之于永久。曲阜碑林、西安碑林，声名远播，气度煌煌，自不待言，但兰州碑林有其无法替代的特点，它从大地湾先民遗迹到现代名士手札，反映了超过五千年的文化脉络，不仅有官私巨碑、摩崖石碣，且有秦汉简牍、敦煌写经，不仅有各体汉字，且有七种少数民族文字。我过去在雍和宫和承德看到过满汉蒙藏四体碑，如今却看到了阿文、女真文、回鹘文等等，真让人大开眼界。近年来建造碑林的颇多，如黄河碑林、皇帝陵碑林等，我看过一些照片，大多粗率拼凑，应景而已，而兰州碑林所包含的文化底蕴，非其他碑林可比拟，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碑的第一工程，也是继曲阜、西安之后的第一工程。我虽未能实地观摩，仅读您的书就令人激动不已。

做千秋事须千秋心。您在文章中说：“不唱天，不唱地，单唱碑林一本戏。”这其实是一本大戏，是一本挖掘西北文化宝藏的戏，是一本发扬先贤潜德幽光的戏，是一本使甘肃人民扬眉吐气的戏。以往谈到金石文物，人们注意力都集中在河南、陕西、山东诸地，至清中叶，学者始把目光投向南海各省，至于甘肃，经常提到的也只有西狭颂，西夏碑，敦煌太守纪功碑以及兰州阁帖等。如今您把如此丰富的文物宝藏展显出来，说明甘肃自古以来也是文星璀璨，人才辈出，且多慷慨悲歌之士，耿介廉直之士，特立独行之士，这对西北人民也是一种激励，再者甘肃位居全国之中央，与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接壤，古代的敦煌郡就是全国之大郡，后来的甘肃也是全国之大省，有段时间辖区直达新疆，敦煌太守记功碑出土于新疆，即是明证。与这种地理位置相适应，必然有文化上的反映，敦煌宝藏即是这一地区的文化结晶；兰州碑林则又是这一地区文化概括。

人生有限，时不我与，您在晚年把全部精力集中于此一文化工程，做前人未做之事，尽前人未尽之功，这是一种高境界的人生追求，在当前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中是少有的。想这些年来您不畏艰辛，四处奔波，跋山涉水，探隐抉幽，锲而不舍，孜孜以求，真是令人感动。你的搜求，实际上是对甘肃历史的一次再认识，对甘肃文化的一次大检索，也是对甘肃文物的一次大抢救。文物的散失，常在倏忽之间，刀兵水火，灰飞烟灭，荒烟衰草，断碑残碣，都是我看到过的景象。而现在又处在“文化大革命”重创之后，在商品经济大潮汹涌之时，实际上是在古文化断档之期，您挺身而出，独担重任，兴亡继绝，为保存西北历史文脉而竭尽全力，真是功德无量。例如关于李贺墓的发现，关于王羲之家谱的发现，关于安维峻奏章的发现，件件都是极重要的事。即以先祖牛树梅来说，他的手迹我小时候只见过祠堂的一副对联：“念先世灶有凝尘床无宿火，望后人出耕绿野入课青灯。”后来有友人从四川寄来一些手迹照片，也都是颜筋柳骨，方正规矩，而碑林所刻的手迹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要不是您发现保存，牛氏后人就根本无从得见了。

你的文章不仅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而且文字朴实亲切，别具风格，与一般的访碑录、金石录有很大不同。以往这类著作，大多是根据所藏所见，考证其年代，辨别其真伪，纪录其完缺，品评其品第，也就是以碑论碑，以字论字，而您是怀着对祖国历史文化的深厚感情，对故乡故土的深厚感情，以新的历史观、文化观、艺术观，对每一碑石、每一人物，都追溯其历史背景，论述其生平行止，阐明其历史价值，记载其流传经过，条陈缕析，娓娓而谈，于大处见学问，于小处见功力。如西狭颂，昔人认为，“創”字下有“口”字者为旧拓，您经过实地观察，发现“口”字只是下凹，有无此字，只在于拓工之精拙，这就改正了“校碑随笔”等书之谬误，前人还认为此碑有“建宁”二字者为明拓，二字漫泐者为清拓，而从您的释文来看，此说也是不正确的。其他如对免粮恩碑的补缺，对哥舒翰碑的订正，以及对少数民族文字之译释，件件都表现了严谨周到之处。

当然，您的功绩还不仅在于千里奔波，仔细校订，旁征博引，广泛搜求，还在于擘画筹措，苦心经营。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进行了这一浩大工程，完成了这一文化殿堂。艰苦卓绝之精神，令人感叹。此工程还开创了一种风气，珍惜和重视古文物的风气，培养了一支队伍，能够传承古文化的队伍。我注意到您在书中记下了到各地时由当地领导干部陪同的情况，这固然由于您是他们的老首长，他们不能不出面接待，但从另一层意义上讲，您不是去检查工作的，也不是去游山玩水的，而是去访查文物的，这本身就是一种言传身教。过去的地方官，每至新的任所，先看两本东西，一是县志，二是粮册，看县志是为了了解历史文化沿革，看粮册是为了了解生民的疾苦。现在当然不能与过去比，但一个地区的领导，如对当地的历史文化漠不关心，总是一种缺陷，您的活动对下面可能起到示范作用。他们陪同您访碑拓碑，检查文物，品评书画，总会受到一点熏陶。至于碑林建造过程中的设计、建筑、选料、刻石等等，都是对专业人才的培养。以刻工来讲，木版刻书时代，这是一个大行业，一些大收藏家在家中就养着一批精于此道的高手。现在日渐式微，几成绝活。您能找到这样一批人，通过锻炼，精于刀法，这也是很有意义的。

您的书内容太丰富，用放大镜看，断断续续，难成系统，我想在视力恢复以后再看一遍。

至于我一生庸碌，老而无为，现在只是给报刊写点零星文章，不成系统。不过我也作过一件傻事，刚离休后，花了几年时间，以甘肃历史为背景，写了四部小说，一是讲“帝王后代”，讲明太祖封三太子于甘肃事。二是“造反者后代”，讲李自成大将贺飞虎流落甘肃以及米刺印造反事，三是“塾师后代”，写农村塾师事，四是“戏子后代”，写农村戏子事。初稿完成后选了一部分给出版社看，他们看后说：这种书根本不会有市场，要出版还得大改一番，但对一百多万字的书稿要修改，我已感到精力不济，只好置于一边再说。

随函附上我父亲的一篇遗稿《陇上优伶志》。我父亲叫牛士颖，字芮青，光绪拔贡，民国时任省参议员，兼省通志局编纂和通渭县志总编纂，不过后来多数时间住在西安与天水，于一九四一年去世。他遗稿甚多，除诗词外，大多是有关地方史料方面的，皆已散失，这篇“优伶志”，写的是民间戏子，地区又限于“陇上”，用的又是文言文，估计不会有什么人感兴趣，藏之多年，现在寄给您一阅。

即致

敬礼！

牛钊手启

2002年11月20日

【注释】

(1)牛钊（1928—2007），甘肃通渭人，曾任江苏省政策研究室主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常委和副秘书长。离任后，创作了新编历史京剧《精忠报国》和数部昆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