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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精神

时间:2022-01-0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据杨伯峻先生统计,“士”在《论语》中,一共出现过15次。“士”,最初是成年男子的通称。在春秋战国之前,“士”是贵族中最末一等。总之,做为“士”最基本的有两点,即知识与道义。仔细审视孔子对于“士”及“士节”的论述,孔子所言,更值得重视。有一段时间以来,我很怀念“士”人,觉得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子路第十三·二十章》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宪问第十四·二章》

据杨伯峻先生统计,“士”在《论语》中,一共出现过15次。其中只有三处是泛指一般的人士,如“虽执鞭之士”,其余的都是特指具有一定社会地位或者有修养的人。“士”,最初是成年男子的通称。在春秋战国之前,“士”是贵族中最末一等。《左传》就记载有这样的说法:“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这十个等级,都是“吃官饭”的,自食其田的上层庶民不包括在内。王、公、大夫是上层贵族,从皂到台属于官奴,“士”在上层贵族和官奴的居间位置上,经办具体的管理事务。《说文》:“士,事也”,即指此义。孔子的时代,随着阶级的分化,一些人从没落的贵族中脱离出来,不再具有贵族的身份,或者不再直接为贵族服务,但这些人却有较高的学识和较高的修养,人格水准较高,这部分卓然于世,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士”阶层。

从《论语》中看,孔子对于“士”这个阶层是赞赏的。他说,“士志于道”、“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于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他要求君子要象“士”一样修身正己,心怀为天下事,以天下为己任,如“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对朋友以诚相待,能够互相勉励,对兄弟亲切、关爱,能够和悦相处,这种人可以用“士”来称呼)、“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总是以自己的处境安逸为考虑,这种人不足以被称为“士”)、“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见危而受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总之,做为“士”最基本的有两点,即知识与道义。一方面,“士”作为古代的知识群体,一定要承担起文化知识传承与创新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就是“士”作为“天下有道”的追求者和实践者,又总是以一定的操守和尊严为其行事处事的显明标志,也就是“士节” ,这个方面更重要些。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士”,我觉得张载的“横渠四句”最为恰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说到“士节”,应该讲一讲王炎午生祭文天祥的故事。

王炎午是文天祥的学生。文天祥被元朝俘虏时,他才二十几岁。当文天祥被押送元都燕京经庐陵时,他写下了千古奇文——《生祭文丞相文》,劝文天祥放弃幻想,以死明志。文章一开头就单刀直入:

“维年月日,里学生、旧太学观化斋生王炎午,谨采西山之薇,酌汨罗之水,哭祭于丞相文山先生未死之灵而曰:呜呼!大丞相可死矣。”

紧接着,他在文章中列举大量事实,说明文天祥可死而不可生:

“文章邹鲁,科甲郊祁,斯文不朽,可死。丧父,受公卿俎奠之荣;奉母,极东南迎养之乐:为了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将相,功名事业,可死。仗义勤王,使命不辱,不负所学, 可死。华元踉 ,子胥脱走,丞相自叙几死者数矣。诚有不幸,则国事未定,臣节未明。今鞠躬尽瘁,则诸葛矣;保捍闽广,则田单即墨矣;倡义勇出,则颜平原、申包胥矣。虽举事卒无所成,而大节已无愧,所欠一死耳!……”

真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情挚辞恳,激昂奋发,感人肺腑。不仅如此,他还到处张贴他的祭文,从行动上“迫”文天祥死。王炎午这样急切地想让文天祥死,并反复地说明古今忠臣所以死节之道,是希望文天祥能以死之忠,为万世立纲常之表。对于王炎午的这种用意,早就有人用“此真义士、真门生”、“千古可掬”、“宇宙奇士”来赞叹。文天祥虽然至死都没能看到这篇文章,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在天之灵是感激王炎午的。他会为世间还有这样懂他和爱他的门生而欣慰。

四年后,还是这个王炎午,在文天祥的遗骸运回庐陵时,他每天痛恸不已,复为文望祭之。在《望祭文丞相文》中,王炎午赞颂老师:“生为名臣,没为列宿”,“名相烈士,合为一传”。他的死,“日月韬光,山河改色。”这就是文天祥师生两代的生死情,民族义,士之节。千古之下,云耸天高。

朱自清先生说:“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行为是不容易表现的,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偏向了‘节’这个标准,在朝的要做忠臣,这种忠节或者是表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有时因此牺牲性命或者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论气节》)。吴晗先生在其杂文名篇《论骨气》中,所论述到有骨气的种种表现,也是“士节”的具体表现。但从另个一个方面看,朱、吴两先生都是把 “士”节放在社会道义的大背景下去考察,讲的是 “士节”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忽视了“士节”也是士人精神成长的内在要求。仔细审视孔子对于“士”及“士节”的论述,孔子所言,更值得重视。“士节”,实际上是士人角色意识的表现,士人在严守士节的过程中,找到了活着的尊严,使自己感到唯有如此才是真正的“士”。个体生命的尊严,具有更加特别的意义。

有一段时间以来,我很怀念“士”人,觉得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国家和社会中一分子,清醒地思考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做有独立公民意识的人,自觉而又有尊严地活着,应该是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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