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与鲁迅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的日子，又是鲁迅先生诞辰130周年。在鲁迅的一生中，能使他对其怀有深深敬意和情谊的老师极少，据笔者所知，只有两个人，第一位是章太炎，第二位是日本的藤野严九郎。令人遗憾的是，章太炎与鲁迅竟在同年去世了，即章太炎是在1936年6月，68岁去世；而鲁迅则在该年10月，56岁去世。

一、鲁迅对章太炎流露出人世间最真切的感情

鲁迅在去世的前十天，写了名为《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情理兼备的文章，追忆太炎，为太炎辩护；接着，几天后，又写了《因太炎先生想起的二三事》，对其旨趣作了补充。据《且介亭杂文末编》的许广平的跋文中所述，这两篇是未完稿，是特地空在那儿的，也许是还要为章太炎继续写一些什么。可见，鲁迅先生的最后一篇文章和最后一篇没有写完的文章，都是环绕怀念他的老师而展开的文字，师生情谊之深，几乎无法用词来形容。

据史料记载：1906年，章太炎因“苏报案”刑满释放，7月初抵达日本，他作为“革命党之骁将”，在留学生心目中具有英雄形象，受到热烈欢迎，2000多名中国留学生在东京神田区锦辉馆为他召开了欢迎大会，7000余人倾听了他著名的革命演说。当时，鲁迅刚刚从国内完婚后返日，他有没有去参加欢迎会或聆听章太炎演讲，难以确知，但王士菁在他的《鲁迅·章太炎·尊师重道》一文中说，“鲁迅作为激进爱国、胸怀兴亡感的青年留学生，很可能也参加了这个七千人的大会。”如果鲁迅确曾参加了这欢迎会，那么，这就是鲁迅第一次见到了章太炎。章太炎抵日本后，投入了繁忙的革命活动之中，主持《民报》，宣传革命，而鲁迅是《民报》忠实的读者，他不仅爱读《民报》，而且还把它收集起来，装订成册，他当时虽然知道章太炎创办国学会事，但他正彷徨于“医学救国”与“提倡新文艺来改良社会”这样一条“治人”还是“治国”的十字路口，所以他没有立刻成为章太炎讲学的第一批学生。次年，鲁迅移居东京本乡东竹町中越馆，弃医从文，与革命党人陶成章、龚未生、陈子美、陶冶公等交往日频，这些人“差不多隔两天总有一个跑来，上天下地的谈上半天”（周遐寿《鲁迅的故家》），而“陶成章和龚未生几乎每日必至”章太炎寓所，“另有章行严、秋瑾、周作人、吕操元、陈独秀等亦为（太炎）座上客”，（樊光《我所知道的陶成章》，载《上海文史资料专辑—辛亥革命七十周年》，1981年版）这期间章太炎与鲁迅之间有这么多共同朋友，必然会导致相识与交往，但真正从学拜师章太炎是去《民报》社听课时候的事。

1908年，鲁迅28岁，第三次流亡到东京的章太炎，一边作为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的总编从事革命活动；一边应在留学生中特别组织起来的“国学讲习会”的请求去讲国学，其中鲁迅也参加了。但鲁迅所听讲的并不是讲习会本身，而是特别班。即每周星期天上午在小石川新小川町的章太炎家里听《说文解字》《庄子》《楚辞》《尔雅义疏》《文心雕龙》《汉书》等课程。一起听讲的有8名弟子：鲁迅、周作人、许寿裳、钱家治、钱玄同、朱宗莱、朱希祖、龚宝铨。“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下去。……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学生却极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样。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每次讲课，“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鲁迅所听讲的时间，到他回国，约在1908年7月至1909年春夏之间，不到一年时间，但他被章太炎的革命精神、人格魅力与学识水平等为之倾倒，从那以后，一生都没改变过。由此可见，鲁迅从章太炎那儿学到的东西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关于经学和小学的专业知识。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这样真切地写道：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那时留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

前去听讲也在这时，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近有文侩，勾结小报，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鸣得意，真可谓“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

这篇文章结尾的几句话如下：

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

1908年10月，《民报》遭日本政府查封，并处以罚款150元，当时的日本法院故意刁难，宣布如果不能按时如数缴纳，身为编辑人兼发行人的章太炎就要被罚做苦役以抵偿。而当时章太炎生活极为艰苦，根本没有能力支付罚金。于是，1909年3月7日，日本政府以无力支付罚金为由将章太炎抓捕，准备处以劳役。鲁迅得知此事后即与好友许寿裳商议，将他们翻译《支那经济全书》的部分印刷费，替老师缴纳了罚金，终于使章太炎在被关押一天之后获得释放。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时（1913年8月至1916年6月），鲁迅也是常去探望，还劝绝食中的老师进食。在鲁迅的日记中，即有7次探望的记录，而且每次去都是“晚归”、“夜归”、“傍晚归”，春节时更是去给章太炎拜年。弟子如此尊师，章太炎自然很感激鲁迅，曾亲书庄子的一段话赠给鲁迅，条幅内容出自《庄子·天运篇》，即“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坑满坑；涂郄守神，以物力量。”上款为“书赠豫材”，下款为“章炳麟”。章太炎之所以选择《庄子》，是因为诸子之中，他对庄子的评价最高：“若夫九流繁会，各于其党，命世哲人，莫若庄氏。逍遥任万物之各适，齐物得彼是之环枢，以视孔墨，犹尘垢也；又况九渊、守仁之流，牵一理以宰万举者哉。”章太炎还曾专门作《齐物论释》以发挥庄子的思想，这对鲁迅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对于老师的题赠，鲁迅自是极为珍爱，一直随身保藏，直至去世。

二、鲁迅的作品传承了章太炎的革命精神与学术思想

章太炎从他的为人、思想、学业等方面，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学生，许多学生在他的熏陶教诲下，后来卓有成就。最杰出的当然要算鲁迅了，后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时的一面伟大旗帜，影响至今。

在章太炎和鲁迅之间，有着深刻的精神上的、人格上的、文化上的情缘关系。鲁迅从章太炎那里接受到的主要影响，是章太炎的革命精神和高尚人格。鲁迅多篇学术论文，传承了章太炎的革命精神与学术思想。章太炎精通医道，而鲁迅也是学过医的，他有过解剖人体的经验，所以，他把这种手术刀的体验移植到思想的疗治之中，把对肉体的解剖移植到对于国民心灵的拯救。他以外科手术的果敢精准，面对的是世事的乱象，挖的却是精神的劣根，一刀下去，直剖核心，字字流血，句句挖心。发表于1908年8月《河南》第7期上的《文化偏至论》和发表于1908年12月《河南》第8期上的《破恶声论》，是鲁迅早期的两篇力作，也是鲁迅当年在思想上紧紧追随章太炎最有力的证明。《文化偏至论》强调，在创建20世纪中国之新文明时，必须做到：“外之既无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而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破恶声论》斥责“掣维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体”，高度赞扬“苏古掇新，精神闿彻，自既大自我于无竟，又复时返顾其旧乡，披厥心而成声，殷若雷霆之起物”，坚持了与《文化偏至论》同样的立场。这也正是章太炎所倡导的国粹主义的精神所在。我们若将《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与章太炎的《正仇满论》《建立宗教论》《四惑论》等著作对照一下，便不难看出，章太炎的革命思想倾向是多么深刻地影响了青年时代的鲁迅。所以，鲁迅从章太炎那里所接受的主要影响，是章太炎的革命精神与革命思想，从而影响了一生的选择，使他走上了革命道路，选择了以文学为武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和反帝反封建的主将。他以文学为武器，源自章太炎“用国粹激动种性”；他一生致力国民性的改造，源于章太炎“增进国民的道德”说。

研究表明，鲁迅继承了章太炎的文风。章太炎文尚魏晋，澹雅有度。而鲁迅早期所作古文，亦极得力于魏晋文。据鲁迅在《坟》的《题记》和《集外集序言》里自承：他早年作文“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完全是“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响。后来虽然改做白话了，但偶作文言，亦仍保有魏晋风格。”在对研究魏晋人物这一课题上，两者也有共通之处，你若去认真拜读此类文章，就会强烈的感受到鲁迅初期的作品，在其思想中有从章太炎那儿学得很深的地方。章太炎与鲁迅均长于辩理，精于用词，文风峻利，用词典雅，嬉怒哀骂，皆成文章，师生可谓一脉相传。两者的区别是：章太炎的文章偏于政论与史论，较学术化；而鲁迅的文章偏于文学性与国民性的改造。“鲁迅比前人的贡献，在于他在中国近代首先把文学和提高民族灵魂境界的使命直接联系在一起，把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具体化了”（程麻《沟通与更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虽然中国自古有文史不分之说，但鲁迅文章的内容比之章太炎的文章毕竟更广泛和平民化。但终究，鲁迅是继承发展了从魏晋至龚自珍、章太炎的思想与文风。

文学评论家王元化说：“章太炎继清代钱大昕、朱彝尊的余绪，破千年来的传统偏见，著《五朝学》，对魏晋时代文学作了再估价，恢复了它在学术史上的应有地位。在这一点上，鲁迅也很可能受到他的影响。”（王元化《文学沉思录·关于鲁迅研究的若干设想》）鲁迅“喜爱阮籍、嵇康等人的文章，一扫前人奉儒家为正宗，对玄学家和清谈家所采取的不屑一顾的成见，而肯定阮嵇等人非汤武、薄周孔的反礼教的积极一面。他把魏晋时代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说法不仅中肯，而且具有卓识。”（王元化《文学沉思录·关于鲁迅研究的若干设想》）1927年，鲁迅在广州所作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演讲，即是对魏晋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再评价，显示了他对魏晋文学史的修养与造诣。1912年，鲁迅到北京后，在教育部公务之暇和北京大学教育之余，大量收集汉唐碑拓，经年累月抄录碑文。这些碑录，字迹工整，数量之大，到了惊人的程度。从现存手迹看，造像、墓志及汉至隋碑录计有700多种，1700余页。但是，鲁迅没有简单地对魏晋文学进行照搬与重复，这一点上，他大大优越于他的老师。章太炎由于太追求魏晋风骨，文必追古（即魏晋），字必用“本字古义”，显示高雅，众所周知，秦汉魏晋的本字古义，今已成古字僻词，诚有几者卒读，因而章太炎的文章几成“天下第一难读”，里面文字古涩难懂，大大影响了其文章的传播与普及，正如吴检斋批评所说：“太炎先生的思想是平民的，但他的文字是贵族的。”而鲁迅在精研魏晋文学基础上，又创导了白话文，大大适合了时代需要，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1927年，鲁迅在广州有一次讲演，就是那篇有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可以说是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鲁迅对魏晋文人及其文学风格的见解，从中极能看出他受章太炎影响的痕迹。

章太炎的学术研究，还深刻影响着鲁迅的文学创作。例如章太炎认为，孔子所删定的六经，本是出自史官所收藏管理的古籍。在叙述孔子与老聃这段师承关系时，章太炎对孔子作了一番很有恭敬的描绘，说：“老子以其权术授之孔子，而征藏故书，亦悉为孔子诈取。孔子之权术，乃有过于老子者，孔学本出于老，……而惧老子发其覆也，于是说老子曰；‘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老子胆怯，不得不曲从其请，……于是西出函谷。知秦地之无儒，而孔氏之无如我何，则始著《道德经》，以发其覆。”（章太炎《论诸子学》）后来，鲁迅即依据老师讲述的这段故事，写成了著名的历史小说《出关》。鲁迅在谈到《出关》这篇小说时说：“老子的西出函谷，为了孔子的几句话，并非我的发见，是三十年前，在东京从太炎先生口头听来的。”（《鲁迅全集》第6卷，第520页）

在近代思想史上，章太炎是推重讽刺文学的为数寥寥的思想家之一，他曾在《訄书》中说：“瘢夷者恶燧镜，伛曲者恶绠绳”，便是对于社会上反对揭示真相的讽刺文学的有力驳斥。可以看出鲁迅曾吸取了章太炎那种犀利的讽刺笔法。例如，鲁迅引《程器篇》“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也”，加以按语说：“东方恶习，尽此数言。”这类人所未见的简短按语所包含深刻的讽刺内容，足以耐人细思寻味。

章太炎敢作敢为、狂热进取的个性，也同样深刻影响着鲁迅的文学创作。章太炎生平的“狂”是出了名的，而他独特鲜明的个性远不止于“狂”。孔子说过：“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意思是说：如果找不到“中行”的人为友，就与狂狷者交往。狂者敢做敢为，大有作为；狷者清高自守，有所不为。出自《论语·子路第十三》。章太炎就是一个典型的“狂者”、“狷者”。他曾自称有“神经病”、疯子、狂人。但有时候属于“真狂”、狂热、狂妄，有时候属于“佯狂”，就是装疯卖傻。章太炎的狂傲不逊之“狂”，深深地震撼了鲁迅，鲁迅的代表作之一《狂人日记》，其铁屋的呐喊！旷野上招魂的呼叫！废墟中冤鬼的怒号……发扬蹈厉，震撼人心。均找得到恩师章太炎敢作敢为、狂热进取、狂言无稽的个性、人格与精神。

主要参考文献：

① 汤志钧著：《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下），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② 岛田虔次著（张贤翻译）：《章太炎生平与思想研究文选·章太炎的事业及其与鲁迅的关系》，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③ 钱理群选编：《鲁迅散文·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④ 钱理群选编：《鲁迅小说·出关》，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⑤ 周遐寿著：《鲁迅的故家》，上海出版公司，1952年版。

⑥ 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⑦ 项义华著：《人之子——鲁迅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⑧ 章念驰著：《论章太炎与鲁迅的早年交往》，载《中华文史论丛》第50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