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方法论述评》

“韦伯就象几乎和他完全同时的涂尔干一样，在任何一套专讲‘重要社会学家’的丛书中都应占有一席之地。不论在哪里讲授社会学，他的名字总是跟涂尔士和卡尔·马克思结合在一起，被奉行为社会学的三位现世的神明。”①帕金的这一评价是中肯的。韦伯的理论宏大，思想丰富，尤其是其方法论独具特色。他努力调和社会学中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其“理解社会学”在社会学方法论领域开辟了一线洞天。

韦伯走着自己的路。韦伯的个性及其成长的家庭社会背景决定了他的自由主义倾向和对个体的肯定态度；韦伯的学术背景使他具备了渊博的知识，为他在方法论领域的创新创造了条件，同时也造成了其后来方法论中的矛盾和庞杂。下面我将从如下三方面展开对韦伯社会学方法论的评述。

一　社会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

社会思想史表明社会学的发生发展呈现出了一种明显的时空特征。自19世纪中叶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学研究的中心经历了由欧洲向美国转移的过程。这样，社会学史家便将社会学发韧、生长的欧洲阶段称为古典社会学阶段。马克斯·韦伯可谓古典社会学的最后一位集大成者。韦伯生长在一个富于哲学思维的国度──19世纪的德国，他的思想不免要深受哲学的熏陶。

“为了反对以革命方法改革社会这一目的，……他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社会科学是神圣意志的领域，是精神的王国。”②由此，韦伯的理论方法论曾被“左”派理论家冠以唯心主义而斥之。这种态度是不科学的。事实上，韦伯的社会学理论方法论是19世纪波澜起伏的哲学社会科学批判的复杂综合体，我们可以在韦伯的方法论中看到19世纪各派哲学的影子。

19世纪初，法国启蒙运动理想的破灭以及法国大革命的残酷现实导致了人们对西欧18世纪以来理性哲学的怀疑，所谓在理性指导下，作为人类自我控制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国家机器日趋严密。（革命被镇压了！）黑格尔为了拯救理性主义，认为启蒙运动所具有的仅是知性而非理性，通过知识只能否定，但不能实现对这一否定。但1848年欧洲革命在某种意义上也决定了黑格尔“理性”的破灭。由此，激进知识分子对理性、革命改造社会的可能感到失望，从而在社会观上由激进变为自由分子；在哲学上由迷恋黑格尔变为实证主义者；不满足于实证主义方法者，则追随“回到康德去”的口号，站在了新康德主义立场上；与此同时，在德国兴起了非理性主义哲学。

现代非理性主义诸如叔本华“生存意志”、尼采“权力意志”、柏格森“绵延的自我”及弗罗伊德的理论，突出了人作为主体的个别性，把心理因素中的非理性成分提到首位，并强调它对人类认识活动的决定作用，表达了关注个人命运和内心活动的要求。它作为对理性主义的反动，否定了根据感性材料进行推理判断的能力和用逻辑推导知识的思维形式。韦伯在其方法论中强调个体性不能不说受此影响。

在这种理性主义之根本受到威胁的情势下，新康德主义者强烈反对非理性主义和思辨的自然主义，认为只有康德的精神和立场方能使哲学变为科学。康德教诲说，人作为客体，作为有形体，是参与到现象界中的，但是人所独有的方面并不是肉体，而是精神。康德所作的这一区分以各种方式贯穿于直至韦伯时代的整…个德国哲学中。这一观点认为：人作为文化领域和历史领域中积极的、有目的自由行动者，是不能用适于研究自然的那种分析和概括的方法去研究的，人的头脑和头脑的创造物是不遵循自然法则的，它们必须限于以移情方式去揣摸单个的历史行动者行动的动机。韦伯的“理解”方法显然源于这一传统，尽管他反对该传统的大部分原则。同时，韦伯也受到了同时代哲学家李凯尔特方法论的影响。康德的“实践理性”在李凯尔特那里赋予了新的涵义，韦伯就仿效李凯尔特并区别二种行动：其一便是价值的行动即把我们个人所想变为客观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判断；其二即评价的行动，它不超出主观的范围。但韦伯也修改了李凯尔特，认为价值不再是超历史的东西，而是某个历史时代的目标和兴趣方向。

与此同时，理论界和哲学认识论中的实证主义也显示着自己。正如大家所知，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中首先提出的。孔德旨在创建一种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他认为。必须用研究自然界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所以他起初将自己的学科称为“社会物理学”。奥古斯特·孔德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他是遵循博纳尔和迈斯特尔的思想家，坚决反对人类社会采取个人主义观点。他还自视为培根和笛卡尔两个互不相同的科学传统的继承人。这样，从方法论上看，社会学主要是在实证主义影响下发生的，在认识上不再作自然与社会客体的区别，同时将自然科学的方法模式运用于社会学。斯宾塞用生物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到涂尔干，实证主义──自然主义的方法被系统化、理论化，《自杀论》一书标志了此方法的成熟，尽管涂尔干受到了德、英社会思想的影响，但他的思想更源于法国学术传统的熏陶。他关于社会的许多思想来源于启蒙主义传统，卢梭“共同意志”的概念，孟德斯鸠“社会整体团体”的思想都给涂尔干以影响。在社会学方法论上，涂尔干受到孔德、斯宾塞的极大影响。从而在他那儿使实证方法成为主导的社会学方法论。

可是德国社会学界并不象法、英社会学界的状况。这种实证主义并未在这块土壤上扎根，由于非理性思潮的影响，给德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带来自由主义的色彩，终于在19世纪下半叶展开了一场对法英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批判”。这种情调可以在狄尔泰（1853-1911）对“理解”的论证中找到，他无法接收实证主义的直观和机械性。在“理解”的意义上，韦伯同狄尔泰是一致的。他赞同狄尔泰的反自然主义并坚信研究人类活动不同于研究天体运动的方法论原则，但韦伯拒绝运用直觉的方法，不赞同狄尔泰的“心理说”，认为只有用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来表达“直觉地了解的”东西，才能使研究者概念的主观世界变成科学的客观世界。

马克斯韦伯的主要思想便在此时形成。“他所致力研究的‘理解的’社会学的一般哲学基础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背景下奠定的。”正如苏国勋所述，“韦伯的世界观是自由主义、自然主义、主观主义三者相互矛盾复杂地交织成的综合体。他的社会学方法论表明受到了英法实证主义、德国浪漫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这三种思想体系的影响。从实证主义中汲取了客观性、‘价值中立性’；从浪漫主义中学到了敏锐关注个体性、意志自由的原则；从形而上学（黑格尔思想体系中）借鉴了它的历史性。”③“这些彼此对立的思想有时在韦伯的外在行为中显得十分融洽，”“但在内心深处，使韦伯的精神永不安宁的正是由上述思想造成的两种对立思潮的冲突和紧张。”④

二　社会学方法论范畴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方法论在其论著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韦伯的著作甚丰，内容庞杂，归结之：一是方法论、评论和哲学方面的论著，这些论著主要涉及人文科学的精神、对象和方法，既研究方法又研究世界观。二是历史著作，即所谓“历史是过去的社会”，其研究方法相互影响，相互交融。三是宗教社会学专著和普通社会学，其中首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与《经济与社会》，这二篇名著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方法论及论证方法的成功。

社会学方法论是对“如何看待和认识社会现象”“如何获得可靠的事实”“如何分析、解释事实及检验理论”⑤等问题的认识。19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研究的广泛开展，人们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在韦伯之前的方法论问题上已基本形成了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倾向，前者认为社会象自然界一样有规律可循，侧重宏观层次，主张采用抽样调查方法进行定量分析和客观解释，而后者正相反。韦伯正是基于这种情形，试图进行方法论的创新，他的方法论集中要解决如下几个问题：一是社会学家如何去认识社会：即用“理解”的方法；二是社会学家应采取何种态度：即“价值自由”原则；三是社会科学应采用普遍适用的方法──“理想型”；四是研究社会的着眼点乃是“社会行动”。韦伯的方法论既体现出了人文主义倾向，又有实证主义的影子，二者相互交叉，相得益彰。所有这些，我们都可以通过具体的方法论范畴得以说明。

1、理想类型

韦伯与其同时代的一些社会学家不同。他的兴趣不在“社会结构”，而是探讨社会的精神实质。通过分析个人“动机”来探究社会行动的“意义”。在韦伯看来，客观事物的性质只有经过概念化才能得以认识。然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有动机和有意志的主体行为，这就决定了它同自然科学方法的差异。所以，在进行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中，韦伯建立了“理想类型”。

“理想类型”不仅是韦伯认识社会的方法，也是他社会学概念工具的统称。其中的“理想”意味着从可能性中认知事物，即指具有同一性质的多个具体事物的抽象。其“理想型”有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它是对于行为主体说来具有“预测性”的主观范畴；第二，它是行为主体对它自己行为中那些它照原先所设想去实行此行为的理解；第三，这种理想类型并不表示行为具有明确的具体意义，而只是表明它的界限。

这样看来，它不是对事实进行的经验概括，也不是作为社会生活的“理想”提出的（即不是指人们希望的、最好的），它只表示某种现象是接近于典型的。然而在实际状态下，我们是发现不了这种纯粹状态的。虽然它是主观思维的产物，韦伯强调，它决不包含有任何主观的价值判断（就价值判断而言是自由的）。同时也必须指出，“理想型”决非随心所欲的虚构。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一书中说：这种理想的、客观化的概念将有助于我们在研究中增长推断的技巧：它不是“假设”，但它提供了构造假设的方向；它不是对现实的描述，它的目标却为这种描述提供了一个明晰的表达手段。

正象英国社会学家帕金所作的比喻分析：“它（理想型）几乎必然是有点歪曲和夸张的描述，确切地说，如同漫画家的漫画一样是一种仍然认得出来的夸张的描绘。”⑥

由此可见，韦伯的理想型同自然科学中的理想模式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他曾说：被称之为理想类型的思维结构“也许象只是在假定的绝对空间中计算出来的物理反应一样，在现实中是极少见的。”⑦

在这些解释中，可以看出，韦伯一方面是要强调理想类型是“乌托邦”，另一方面，又想说这些理想类型是来自现实本身的──诚然，是通过“变态”的现实即通过把研究者认为是典型的那些因素予以加强、突出和强调而取得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理想类型”这一方法，韦伯作了历史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区分。把它作为历史认识论的方法，“理想型”是认识的手段而非认识的目的，而社会学中的理想类型据韦伯的看法，社会学的任务是建立事件的一般法则，而不管这些事件的时空意义如何，就这一点而言，理想型作为社会的工具应该是更为一般的典型，可以称之为“纯粹的理想类型”。例如韦伯设计的纯粹理想的统治模式──神授的、宗法的和法理的，都是这一方法的运用。

作为韦伯方法论的核心范畴，理想型所具备的上述一系列含义，不仅体现在韦伯对它的理论阐述中，同时也贯穿了他整个社会学研究。他的社会学从结构上看可以划分为类型化的比较研究和因果分析两块。这一点可以在其宗教社会学中看到，也可以在他的政治社会学中得到证明。

2、“理解”的含义及“价值关系”。

为了说明韦伯如何使用上述的“理想型”概念，有必要从其含义进行分析，由此我们不得不来论述他的另一社会学范畴──理解。

必须指出，他的“理解”的含义是区别于直觉主义中的理解的，而且他主张，理解方法决不能用于解释社会的全部，它还须由科学的方法，诸如统计、测量等调查技术来补充。

韦伯理解方法所讨论的议题是：在社会行动者面前，总存在种种选择。由此在一定的情境下，对如何实际估量和评价机会做出某种程度的理解是很重要的。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理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一般说来，个人总是对自己行为的动机和主观状态有所意识。如果行动者自己的意图和对现实的理解对行为的解释是不可缺的，那么这些意图和理解本身有权要求作为社会事实来对待。”⑧

韦伯为了说明他的思想，此处给理解方式以区分：“直接观察性理解”和“解释性理解”。前者解答我们所见所闻的社会事实，而一旦想得知这些事实或行为的原因，就需借助于后者。

可以发现，“理解”方法从思维抽象上可以认为包含两方面因素：一是说明原因，这主要与对社会现象作因果性考察有关；二是解释“意义”，也即探寻动机，意图对诱发社会行动的重要性。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说明和解释是相互包容的。整个这一过程就是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事实的“理解”。

在“理解”过程中，还存在一个陷阱“理解者”本人的主观参与──价值问题。

一般地，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概念是与价值体系相联的。价值取向决定着他学术的利益。据此，韦伯提出了“价值关系”概念。他认为，正是“价值关系”将所有经验科学联系起来，它是方法论重要范畴之一。

韦伯认为，社会现实不能赁借事实“本身来发言”而被理解。社会事实的取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去打量世界的精神眼镜。这样，韦伯社会学中的“价值判断”（价值真实或价值自由）意义不象涂尔干那样主张“全部的先入之见必须根除”。他认为，根除一切先入限制对人来讲是不可能的，所有的理论都受着偏见或大或小的影响。

韦伯把价值中立视为科学的规范原则，即科学活动都须遵守的普遍性原则，而关于社会事实和社会学事实，在些意义上，他提出了“价值自由”（Value Free）的概念作为规范社会认识的原则。其用意在于消除人们对社会学抱有的超出其自身能力的一种期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韦伯在社会学中使用了其特殊意义的“价值中立”。消极地说，“价值中立性”提醒社会科学不能越俎代庖地处理自身所不及的价值评判问题；积极地看，它明确了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任何一门学科都有不可逾越的局限。

3、社会活动与目标合理的行动。

韦伯区分了四种社会活动：第一，合理的行动（目的──工具合理性行动）即处于周围和他人环境中的客体行为的期待所决定的行动，这种期待被当作达到行动者本身所追求的和经过计算的目的的“条件”或“手段”；第二，价值合理的行动，是出于审美的、宗教的、伦理的或其它行为方式的考虑，与成功的希望无关，纯粹是由对特定价值的意识信仰决定的行动；第三，传统行动即由习惯而进行的；第四，激情行动，由真实的激情和感兴而进行的行动。

可见，上述四种形式的行动是按理性顺序排列的。其中，只有目标合理行动和价值合理行动才是韦伯所用的这个词义上的社会活动。但与价值合理行动不同，目的合理性行动是要根据目的、手段和附带的后果来规定自己的目标，要从各个方面加以分析，虽然在实际的社会事实中不可能给予如此周全的考虑，但只有目标合理行动才是韦伯在进行社会学研究中采用的方法论意义上的范畴。在韦伯看来，目标合理是社会学家研究中的方法论观点，并非“本体论”观点；是一种分析社会事实的手段，而不是现实本身的特征。

他把“合理的行动”作为其研究的出发点，从而使自己的社会学同研究“总体”为原始实在的社会学理论区别开来。他坚决反对研究社会的生物学模式，讥讽“有机体”概念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比喻。合理的行动被韦伯看作社会学的一个前提方法，所以他在社会学研究中不是以社会的“整体”为出发点，而是以单个人为出发点。“行动作为以明确的意义为目标的行为，对于我们来说，总是仅仅作为一个或许多单独的个人的行动而存在的。”⑨

同合理行动相对且统一的是价值（形式）合理性学说。关于此，实质上是韦伯的资本主义伦理问题，所以，价值合理是属于其理论范畴的。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理解”前提一样，这种社会活动中的目标合理的行动的前提也是被韦伯所给予肯定的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韦伯建立了“社会活动”形式，一再肯定：“对于社会学，一般说来标志着人们的某种协同行动的范畴，因此社会学家的任务就在于把这些范畴归结为‘合理性’行动即毫无例外地归结为个别参加者的行动。”⑩韦伯注意到要把目标合理的行动这个设计的理想型的结构同经验的实在区别开来，事实上，理想型的结构同经验的实证的相互关系问题远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因而，我们说在韦伯本人那里，这个问题并未得到真正的解决。

4、韦伯理论中的矛盾。

在韦伯的理论中，存在着其方法与其它学说难以克服的矛盾，这些矛盾，正象前面所论，是各种多元综合作用的产物。

在“理想型”与：“理解”中，一方面，他建立了同自然科学理想模式相似的“理想型”。另一方面，他是个坚决的反自然主义，反实证主义者。

在方法论体现的政治学说中，一方面，他倡导自由主义，坚信个人价值，另一方面，他的理论却表现出压抑个性，祛除主动的思想。

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方法论构架中，一方面，他肯定了自己的大厦构架：在各种社会经济现象背后，有一种精神力量的“驱动力”在决定着它，另一方面，韦伯本人在其活动较后一时期，也一再否认他的目的是用宗教论观点去解释社会过程，而不止一次地宣称资本主义是各种纷繁复杂的历史条件的产物。

可见，他是一位内心世界极为复杂和充满矛盾的思想家，他内心的矛盾，是资本主义世界在两个世纪之交的精神危机的人格化体现。

三　结论与评价

马克斯·韦伯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明朗化，促使资产阶级学者更改自己的研究方法。社会愈来愈少要人们再去研究关于社会与人的一般性，而是热衷于认知、衡量和剖析社会过程的个体现象、侧面，以建立用以搜集和描述社会事实的方法和方法论。

韦伯应运而生。韦伯的社会学模式不同于涂尔干的关于集体的思想，强调一种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坚信个人行动、见解的价值。正如帕金所论：毋宁说，韦伯把重点放到个性而非群体或集团的理由在于：“唯有个体才使‘有意义’的社会行动成为可能。”（11）因为人是有动机的。

韦伯把个人的主观意图当作社会探讨出发点的论辩，阐发于他“理解”的方法中。在论证目标合理的行动时，这一特点也是十分明显的，“行动作为以明确的意义为目标的行为对于我们来说总是仅仅作为一个或许多单独的个人的行动而存在的。”（12）这样，我们说他的方法论是个人主义，是合乎情理的。

韦伯的方法论，主要产生于他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历史与现状所进行的分析与比较研究。可以说，韦伯的方法论，尤其是他的社会活动理论同他的资本主义起源理论之间存在密切联系。I·S科恩道：“韦伯的方法论原则是与他对历史进程的理解有密切联系的。在韦伯看来，社会生活是个别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13）可见，他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同世界观不可分。

理解与理想类型的方法，是韦伯同历史学派直接论战中，也是同马克思的间接争论中制定的；建立一个应当从个人及其行为的主观悟性出发的社会活动理论、不仅是与涂尔干争论的结果，也是同马克思论争的结果。关于这一点，主要原因是韦伯对马克思理论的简单化而致，他曾毫无根据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意识和个人动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估计不足。他曾把1918年在维也纳大学所作关于宗教社会学的演讲称为“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实证的批判”。韦伯将唯物史观解释得过于简单、庸俗，把它混同于经验唯物主义，这是韦伯本人的一个悲剧。即使如此，人们还是可以发现他思想中的闪光点。

韦伯的社会学方法论及理论，充斥着实证主义和非实证主义，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有其社会环境和哲学方法论、认识论的渊源。由于自身的矛盾性，韦伯的见解受到了后来很多社会学家和社会学理论的批判和挑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给世界社会学界乃至思想界的影响是巨大的。正象一位外国学者在中国的“韦伯--一位社会学家的肖像”座谈会上诙谐地比喻的“韦伯是德意志帝国的出土文物，年代愈久，价值愈高。”（14）

无疑，不是在一般意义（哲学意义）上象非理性主义那样，强调个体、个人意志及个体行为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而是在具体的社会学中，强调在社会、经济中以个体为出发点。此方法论原则可谓开拓了一片荒地。

当代社会学是诸多学派和理论组成的多元体，其中诸派各执一端且能在逻辑上自园其说地从韦伯那里找到“合理的”证明，这同韦伯方法论、理论的广博及矛盾性有关。固然，他的方法论不能给我们以灵丹妙药去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学研究，但正是这些方法及其矛盾性给后者以启迪。

注释：

①⑥⑧（11）《马克斯·韦伯》（英）帕金，刘东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6）P1，P22，P8，P3。

②《资产阶级社会学理论》（上）安东诺维奇，哈余灿等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3）P40。

③④《理性化及其限制》苏国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3）P50，P51。

⑤《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袁方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7）P20。

⑦转引《经济与社会》M·韦伯科隆出版（1964）第2卷P43。

⑨⑩转引《科学论文集》M·韦伯，社宾根出版（1951）P513，P415。

（12）（13）《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苏）科恩主编，梁逸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7）P286，P283。

（14）《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1986.1，P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