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保持经济改革的良好经济环境

再论保持经济改革的良好经济环境^[1]

(1985年4月)

我在《经济改革初战阶段的发展方针和宏观控制问题》^[2]一文中，讨论了如何通过执行正确的经济发展方针和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控制来保证我国的经济改革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的问题。限于文章的篇幅，对有些问题语焉不详，看来还有进一步申述的必要。

一、为什么经济改革需要一个宽松的经济环境

我在那篇文章里提到，为了保证经济改革能够平稳地进行，首先需要有一个宏观经济关系比较协调，市场不太紧张，国家的财政、物资后备比较宽裕的良好经济环境。

为什么需要这样的经济环境呢?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经济改革的总方向在于改变过去那种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作用的经济模式，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使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市场机制发挥积极作用的必要前提，又是存在一个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买方市场。

研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学家首先论述了这个问题。W.布鲁斯在系统阐述他所提出的“含有可调节的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时指出，保证这种模式中“市场机制有效地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是“造成一个有限的买方市场”。^[3]锡克(Ota Sik)在《民主的社会主义经济》一书中提出了市场机制发挥积极作用的七个条件，其中第一个条件就是:一个供给总量比有效需求总量有不太大的超前增长的“买方市场的存在”^[4]。

这种意见是有道理的，在商品经济中，市场机制从两方面对企业的经营决策起积极作用。一方面，促使生产者努力改进微观生产结构，以适应市场需要。另一方面，促使生产者努力降低成本，节约资源，以适应市场竞争的环境。这样，既能增加企业的收益，也符合消费者和整个社会的利益。然而，市场机制要能起这样的作用，必须以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为前提，因而需要有一个买方市场。如果存在着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生产者就不会感到竞争的压力，因而也就不会调动起自己的全部力量去改善经营管理和适应社会的需要。

我国经济学界是在1979年党中央制定“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以后，在讨论调整与改革的关系问题时接触到这个问题的。当时，一些同志吸收了国外研究的成果，指出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要以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收到一定的成效为前提。这是因为:“在经济紧张的情况下，分权化的体制改革是不能实现的。”“使社会生产大于社会的直接需要，使商品的供给大于有支付能力的需要，从而建立一个消费者或买者的市场，是正常开展市场调节的一个前提条件。”^[5]虽然“建立社会主义的买方市场”的提议引起了争论，但是到了后来，特别是在1980年底确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进一步调整以后，绝大多数人都同意，在执行“八字方针”的初期，应当采取以调整为重点，并在有利于调整的条件下进行局部改革的战略，待到主要比例关系大体协调、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开始出现，才有可能开展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

1984年夏季以来，有的经济学家从什么是适宜的货币供应量的角度对上述分析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们同国外商品经济相比较，认为货币供应的超前增长是经济发展本身的要求，在我国经济的目前发展阶段，货币超前发行所提供的旺盛购买力是促进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换句话说，如果采取增发货币的办法，创造较现有商品供给量更大的有效需求，就能刺激生产的高速发展。

用增加货币供应的办法创造有效需求，以防止发展的停滞，促进经济的繁荣，这种理论主张，是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派——凯恩斯主义的主张相类似的。凯恩斯的主张以及相应的政策，曾经为不少西方国家所采纳，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见。而且，货币供应量，从而有效需求的扩大，的确也在一段时间里或者推迟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或者促成了经济的较快复苏，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总趋势的保持。

但是，这种理论对我国是不适用的。

1.对于西方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来说，货币的超经济发行可以起到增加有效需求的作用，因而往往可以作为反萧条的有效措施，阻滞危机出现或刺激经济回升。然而我国市场经常存在的是需求大于供给的状况。对于这种如匈牙利经济学家J.科尔奈所说的“短缺经济”，货币的过多供应只能加剧经济的紧张程度，并使长期存在的卖方市场难以向买方市场转化，不利于能够保证市场机制有效地发挥作用的经济环境的形成。

2.即使在西方国家，货币过量供应带来的停滞膨胀和效率下降的弊病也已使许多人认识到，用通货膨胀维持繁荣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办法。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转而采取了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政策。率先采用这种办法的是联邦德国。1948年，在当时负责经济事务的艾哈德(Ludwig Erhard)主持下进行的货币改革和有关政策的实施，使联邦德国只用了短短几年就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绝境中恢复过来，并在以后20余年中实现了持续发展。这在西方被称为“经济奇迹”。按照另一位凯恩斯主义的批评者弗里德曼的说法:“所谓艾哈德的经济奇迹，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取消了物价和工资的限制，允许市场自由活动，同时严格限制货币的总量。”^[6]日本在1955—1973年经济高速发展的“起飞时期”，也采取了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保持物价稳定的政策。整个时期日本批发物价的年平均上升率始终保持在1.5%以内。日本中央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铃木淑夫指出:市场物价总水平在起飞阶段的基本稳定，是实现经济高速度发展的重要条件，如果像有些国家那样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物价总水平上升，就会因为企业不能根据准确的价格信号作出最优的资源配置决策而导致国民经济整体效益降低，从而无法实现持续的增长。显然，我们应当从中得以借鉴。

二、改革的初战阶段尤其需要注意保持宽松的经济环境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在这种条件下，有的同志开始认为，既然发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活力的主要障碍——封闭僵化的旧体制已被打破，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体制正在建立，我们就已经有实际的可能在全面展开经济改革的同时，大大加快工农业和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大量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度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我以为，这种看法有一定的片面性。

毫无疑义，从长远来看，经济改革必将大大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使生产力得到大解放。但是，从开始改革到改革显著收效，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差。在改革的初始阶段，一方面，改革在提高经济效益、增加收入方面的效果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另一方面，经济改革的实施却需要立即支付一定数量的资金，主要因为改革意味着大规模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为了保证在这种调整中绝大多数人受益，国家不能不支出相当数量的资金。这两方面的因素加在一起，就容易在改革起步时出现有购买力的需求大幅度增加，大大超过商品供应的增加的情况。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会使刚刚出现的有限的买方市场得而复失，对新经济机制的有效运行造成困难。面对这种局势，我们有两种可能的选择:或者是在改革之初就把经济发展的速度提得很高，基本建设战线拉得很长，人民的消费水平提高得很猛，或者是在改革开始时采取适当紧缩的政策，保留比较多的财政和物资后备来支持改革。采取前一种做法会使改革遇到困难，采取后一种做法则使改革能够比较平稳地进行。这个道理，是社会主义各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所反复证明了的。

有的国家从改革的准备阶段就注意了为改革创造和保持良好的经济环境。例如，匈牙利1968年的改革就是这样。1966年5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原则》中，设有专章论述如何在改革的准备时期和改革初期为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条件，如何保证生产、流通、经营条件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如何保持国民经济的平衡，并作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规定。文件指出，新机制的积极影响只能逐渐地展现出来，因此，“为了过渡转变时期的大小难关，在1966年和1967年就要积累起开始的储备”。与此同时，“在改行新经济机制的阶段，应该努力使对提高投资的需求保持在与生产能力相适应的水平上。所以，1967年就应该限制新投资项目的开工，应该帮助正在进行的投资项目尽快地竣工，并且要增加现代化的、技术更新的、资金回收快的投资”。“在新经济机制全面实行的时候，国家预算在投资支出方面，应该厉行节约。投资的银行贷款总额则需要更严格地保持在平衡所要求的限度内。”此外还指出，“在新经济机制全面推行的时期，最重要的问题是保证消费的市场的平衡，这主要是要避免形成通货膨胀式的物价—工资的螺旋式上升”。实践证明，以上这些规定，对保证匈牙利1968年改革的健康进行和改革初期的经济稳定起了很好的作用。

波兰1973—1975年改革的经验，也很值得我们注意。波兰的这次改革是在1971—1975年的五年计划期间进行的。这次改革未能取得成功，而在那以后，波兰经济逐步陷入“深刻的危机状态”^[7]。据波兰政府的一个正式报告分析，在经济政策方面造成危机的首要原因，是从该五年计划的第一年(1971年)就实行了所谓“高速发展战略”。“根据这一战略，当局设想通过更广泛地利用外国贷款来加紧投资的方法，克服20世纪60年代后期出现的停滞。”与此同时，“消费，尤其是实际工资显著增长，1971—1975年实际工资的增长在战后的整个时期中是最高的。结果是多年来投资和居民收入同时以极快的速度增长，超过了创造出来的国民经济收入提供的可能”。在五年计划的头几年，由于连年风调雨顺促成的农业丰收，加上国际上的有利条件，经济发展得相当顺利。但是，由于连年高速发展，在开始改革的当年(1973年)已经出现某些比例失调和紧张的迹象。虽然专家已经对此提出过警告，而且当时失调和紧张程度还不太大，还有可能通过放慢投资、居民收入和外债的增长速度来保持平衡，而不必作绝对的削减，但当局却没有采取任何紧缩措施，“相反却在1974年作出了保持极高的投资速度的补充决定和提前实行原拟在下一个五年计划实行的提高工资计划”。“这样，两年之后，在1975年和1976年之交，一切病症都显露无遗。”在这种情况下，“改革了的体制实际上被废止，又重新回到高度集中的旧体制”，而这种具有严重弊端的旧体制反过来又成为“对经济形势恶化产生根本影响的因素”。这两种因素交互作用，恶性循环，结果使“物质生产减少，生产性资产使用率降低，劳动生产率、劳动纪律以及一般经营效益下降”，终至陷入危机。

有鉴于这些国家的经验，国外不少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学家主张在改革开始的几年要有意识地放慢生产增长速度，减少基本建设投资，避免立即大幅度地提高工资和奖金，以腾出足够的资金来搞经济改革，保证改革有良好的经济环境。

我国的经济改革是在全国人民正为争取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而奋斗的过程中进行的。现在我国的经济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目前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还有不少问题，能源、交通和原材料供应仍然紧张，财政还有赤字，需要向银行透支，因此，不能说争取全国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任务已经完成。由于财政经济上存在问题的总根源在于经济效益太低，而经济效益太低，又是由过去僵化和封闭的经济体制造成的，因此，为了争取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治本的办法是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然而，要使经济改革的步子迈得较大，国家需要拿出较多的资金。而在当前国家手头的财政、物资和外汇后备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如果各方面的支出增加过多、过猛，就会使财政经济情况不但不能继续好转，还有可能恶化。面对着这样一个似乎封闭的环，我们只能采取如下的策略来打开一条走向良性循环的通道，这就是:在一切其他方面尽可能地紧缩，全力保证经济改革的资金需要，国家的财政后备越宽裕，经济改革的步子越有可能迈得比较大，各方面的经济关系也就能够比较快地理顺，使财政经济情况加速好转，早日进入良性循环。这样，在开始时好像经济发展慢了一点，群众的消费水平提高得也不那么快，但是，由于保证了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到头来还是快了，从长期看，人民也可以得到更多的实惠。

从这个观点看来，1984年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消费基金增加过猛，行政经费浪费严重，信贷失控和货币过量发行，对于经济改革的进行是相当不利的。虽然在1985年年初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控制投放，加强回笼，反对新的不正之风，强化宏观控制以后，情况已经有了好转，但是，市场关系紧张已给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价格改革造成了某些困难，使我们不可能采用步子较大的价格“调”、“放”方案，而只能小步前进。

投资膨胀，基本建设规模超过国力，是一种难以在短期内根治的“旧症”，每当经济形势好转，就容易旧病复发。而在“松绑放权”对企业消费基金的行政控制已经有所放宽，企业财政自理、自负盈亏的制度又还很不完善的情况下，消费基金膨胀、工资奖金的增长超过国力的“新病”又极可能蔓延。从1979年开始经济改革试点以来，我们已经经历过几次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程度不等的膨胀。这种情况说明，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对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控制，都要密切注视经济形势的发展，一旦发现异常，就要立即采取措施加以克服。

三、把经济增长速度控制在适当范围内

为了把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控制在适度的规模上，一个重要问题是把增长速度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曾经一再出现的投资失控、消费失控或两者同时失控的现象，几乎都是由于追求生产增长的高指标引起的。现在，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保持经济改革的良好经济环境的任务就很难实现。

J.科尔奈在他的力作《短缺经济学》中对基本建设投资战线过长、积累基金膨胀的现象作过鞭辟入里的解剖。根据他的分析，这种状况大体上由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一方面是各级领导都有扩张自己所主持的事业的欲望，存在着“扩张冲动”，因而增加投资成为难以餍足的欲求;另一方面是由于“软预算约束”，投资当事人对扩张带来的风险并不承担物质责任，因而没有自我抑制投资欲求的愿望。于是，“投资饥渴”就成为旧体制下难以治愈的痼疾。^[8]与“投资饥渴”相伴随，由于投资的相当一部分要转化为基本建设工人的工资(在我国，工资性支出大约占固定资产投资的40%)，由于社会主义社会里职工改善生活的正当愿望和互相攀比的“示范效应”，还由于企业领导人在“软预算约束”下并不反对工资的迅猛增长，在传统体制下往往存在着“消费饥渴”的通病。目前在我国，经济改革刚刚起步，资金“软预算约束”的“大锅饭”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如果各级领导和社会舆论片面倡导“高速度”，这种“扩张冲动”和随之而来的“投资饥渴”和“消费饥渴”就会猛烈地发展起来，甚至一发而不可收拾，使国民经济的发展重新回到高指标、低效益的老路上去，走这一条道路，是很难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持续稳定的发展，保持经济改革所需要的良好经济环境的。

近年来，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逐渐加快。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1981年的4.6%、1982年的8.7%提高到1983年的10.2%和1984年的14.2%，1985年第一季度比1984年同期增长23%左右。应当怎样看待目前这种高速增长呢?

一种意见是，这种发展速度是正常的、健康的，我们应当采取有力措施从各方面支持这种发展的势头。另一种意见则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提高是一件好事，它意味着我国的经济调整和改革工作已经收到某些成效;但在另一方面，当前这样高的增长速度又是国民经济中已经出现“过热”的征兆，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抑制。笔者是持后一种意见的。持前一种意见的同志通常从以下几方面立论:(1)目前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同步增长，说明了国民经济主要部门之间的比例协调;(2)绝大多数产品购销两旺，库存积压减少，不存在过去那种“工业报喜，商业报忧”的情况，说明了国民经济的供需关系协调;(8)产值增长同企业实现税利增长大体同步，说明经济效益提高，国家财力能够支持目前的超高速发展。

上述有关事实是确实存在的，它们也的确表明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各种关系有了改善。但是，如果根据这些情况就得出结论，认为当前的这种增长势头应当持续地发展下去，却是片面的。

1. 1984年我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关系比较协调。这同1981年以前的情况相比较，是极可喜的进步。但是，我们要看到，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系固然是国民经济部门间比例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终究还不是这种比例关系的全部。一则它并不包括工农业生产部门同交通、邮电、服务等现代生产所不可缺少的基础设施之间的比例关系。二则它也并不能反映工农业内部的工业生产与能源特别是电力生产、加工工业与原材料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否正常。我国交通、邮电等先行部门历来落后，虽然它们在中共十二大决议中被列为战略重点，但近年来起色不大。1981—1984年工农业生产增长43.1%，而交通部门的货物周转量只增长26%，通信状况的改善更为有限。同一时期，发电量只增长24.6%。这就造成了近年来能源、交通、通信等方面的紧张状态，全国经常有积压待运货物几千万吨，经常缺电10%以上。同一时期，以机械、电子工业为代表的加工工业增长63%—97%，而以冶金、化工为代表的原材料工业只增长30%—40%，因而原材料的供应紧张，某些原材料如钢材奇缺，只能靠大量进口来维持。

由于目前我国价格不合理，加工工业产品价高利大，追求过高速度，就会使投资的部门结构继续向加工工业倾斜，因而如不对目前的超高速度加以控制，原材料、电力、交通等方面的缺口还会继续扩大。此外，还要考虑到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并不丰裕的国家，生态环境已经有不小的问题。单纯追求产值的增长而不顾及其他，将加剧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总之，这种超高速增长是我们的国力所无法长期承受的。如果任其发展，超越能源、交通、原材料、外汇等的承受能力，发展速度就会被迫猛降。我们必须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2.目前我国市场商品销势很好，无论消费品还是生产资料都几乎没有滞销的产品。但要由此得出国民经济供需协调、产品适销对路、经济效益良好的结论，根据也似不足。目前市场商品畅销，连一些质次价高和长年积压的商品也一售而空，并不是一种正常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1984年下半年以后货币过量发行，创造了极为旺盛的购买力。货币供应过量，有效需求超前到一定程度，消费者就会产生抢购和囤积的心理，而不考虑商品是否适用和价格是否过高。

还必须指出，1984年有些地方工业发展的高速度是靠加工工业的粗放(外延)增长和高度的资金和资源投入取得的。在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大量公司、企业中，有不少利用本地资源和闲散劳动力进行符合社会需要的商品生产，对于经济的繁荣和市场的兴旺作出了贡献。然而也有一部分公司、企业是在错误的价格信号引导下被虚假的社会需求刺激出来的。于是，某些效益低、成本高、产品质量差、从长远来看并无发展前途的企业，也在银行贷款或地方拨款的支撑下大量兴办起来。这就使1984年以来预算外投资增长很快。投资的猛增反过来又加剧了生产资料市场的紧张程度，使某些几十年前就已落后的机电产品畅销，而且远期订货十分饱满。实际上，这部分新增生产能力已经脱离了社会真实需求的轨道，一旦虚假的购买力消失，或者高速增长受到资源、能源等“短线”的限制而不能再维持下去，这部分在虚假需求刺激下形成的生产力就会被逐出生产领域，停产闲置甚至报废。这将造成社会资金的巨大浪费。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过旺的购买力的出现，使形成买方市场的势头发生逆转。卖方市场的重新出现，对于经济效益的提高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开展都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3.1984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4.2%，国内财政收入增长12%，大体实现了产值和财政收入的同步增长，1985年一、二月份预算内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值和实现税利的增长率也大体接近。有些同志认为，这说明我国的财力是能够支持当前这种超高速增长的，这种说法也值得商榷。

首先，总产值是按不变价格计算的，而税利只能用现价计算。在价格上涨的条件下，税基增大，税金和利润自然也会有所增长。但是，相对于原来的价格水平，这是一种“虚收”。如果根据这种虚收的增长追加支出，更会形成“虚收实支”，扩大财政赤字。1984年财政超收达159亿元，但由于超支更多，反使赤字有所扩大，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即使剔除上述不可比因素之后产值与财政收入仍然同步增长，在一段时间里表现出财源茂盛、财力雄厚的景象，也不能据此推断产值和投资的超高速增长是健康和正常的。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中，存在着投资的乘数效应和消费投资变动的加速现象。前者说明投资对收入和消费产生的倍增作用，后者说明收入和消费对投资产生的加速作用。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是形成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的原因之一。其实，投资和收入相互促进的情况并不仅仅发生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历史上也曾多次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在出现这种情况时，如果采取“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传统方法，在信贷的支持下增加投资和消费，就可能发生控制论所说的“正反馈”作用，使信号不断增强，终至造成系统的振荡甚至灾变。这种投资同收入相互影响造成的经济的螺旋型上升，是不可能无限制地进行下去的。经济增长的上限取决于生产资源提供的可能。一旦超过这种可能，加速上升的经济又会以递增的负速度从波峰向波谷滑去。这种大起大落是我们必须预先加以防止的。

综上所述，我们有必要采取措施，抑制目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过热”倾向。

1.在全体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树立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思想，制止盲目追求和互相攀比增长速度的做法，切实地把注意力转移到提高经济效益方面来。总产值这个指标有很大的缺点，既不能全面反映企业的经济效益，又不能反映工农业生产以外的各项事业的发展情况，而且容易有较大的“水分”。用它来考核各地区、各部门和企业的经济发展情况，容易形成一种追求“翻番”的精神压力、助长追求高指标和讲假话的浮夸风，乱“集资”、搞“摊派”的平调风，也不利于发展对于提高经济效益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各种服务行业。因此，推广国务院批准的上海市的做法，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作为主要的考核指标，是十分正确的。

2.从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入手，使工业生产增长的超高速在有购买力的需求渐趋疲软的情况下逐步放慢。紧缩宜采取“慢踩刹车”的办法。过猛的紧缩会由于已经形成的生产力难以向紧缺部门转移而造成浪费;同时也会使供求缺口变大，不利于回笼货币。目前正在施行的抽紧银根的措施，既要坚决贯彻，也要防止发生“一刀切”的偏差。要对不同部门有差别地采取限制或支持的方针。压缩固定资产投资，也要分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除那些并不急需的投资巨大、经济效益不好或可行性未经切实论证的项目一概不要上马外，对于为加强电力、交通、邮电等“短线”部门所必需的重点项目，还应当力保。问题是压缩预算外固定资产投资，任务不小，难度很高，除继续采取行政手段外，还应当有新的招数。要加强税收、利率等经济手段的运用，把地方、企业和居民的投资引向加强“短线”的正确方向。

3.尽可能加快改革配套的进程，完善新的经济机制。如前所述，“扩张冲动”、“投资饥渴”和“消费饥渴”，无一不和旧体制的“软预算约束”即“大锅饭”相联系。目前出现的加工工业片面发展，原材料工业、基础设施和服务行业相对落后，更是不合理的价格体系造成的。克服“过热”的倾向，根本出路还在于把改革健康地向前推进。例如，实现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和调整利率，进一步完善税制，改变小企业的经营方式，进行比价和差价的调整和其他方面的价格改革，调整房租和实现住宅商品化，等等，都是向这个方面作出的努力。这些措施将有助于完善经济机制和提高预算约束的“硬度”，因而有利于抑制“扩张冲动”和“投资饥渴”。

四、双重体制并存状况下的宏观控制

国民经济是一个由许多互相作用、互相依赖的组成部分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具有特定功能的大系统。同任何其他系统一样，要使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协调运转以实现其总体功能，每一种经济系统都要有自己的调控体系。只有这一体系能够正常地发挥调节作用时，经济系统才能顺畅地运行。各种不同的经济体系，七调控机制也不相同。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下，各级领导机关通过行政命令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宏观调节。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则是运用经济的、立法的以及行政的手段，通过市场进行宏观调节。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为保证从旧模式到新体制的转变，如何实现宏观调节机制的平稳过渡，保证不致出现经济生活的紊乱，始终是各国经济改革方案设计者注意的中心问题之一。

在我国，由于经济体制改革采取逐步过渡的方式，实现对国民经济的宏观控制，就更加艰巨和复杂。我们知道，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粗略地说，一种是经济系统的主要环节同时实现变革的“一揽子”方式;另外一种是各个主要环节的改革有先有后的逐步改革方式。这两种方式的长短利弊，各国学者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一般地说，单纯从国民经济的运行着眼，最好是采取“一揽子”方式，这是因为经济系统的各个环节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只有各个主要环节配合起来协调地变动，才能保证新系统平稳地、有效地运转。因此，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只有“一揽子”改革才能成功。但是，“一揽子”的全面改革往往震动比较大，因为它容易超越社会的承受能力而使改革遇到困难。为了避免这种困难，有些学者从政治、经济的全局着眼，主张采取逐步改革的方式，以求化大震为小震，使改革比较容易为人所接受。我国的城市经济改革，大体上就是采取后一种办法。然而，后一种办法也有它的问题。这就是由于改革是逐步进行的，因而不能避免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存在着双重体制和“双重交通规则”的问题。^[9]两种不同的体制的混杂，会在运行中发生摩擦，从而增加宏观控制的难度。在“双重体制”下，必然存在一物多价的“多重价格”(包括商品价格、外汇价格即“汇率”、资金价格即“利率”等)。在多重价格体系下，如果缺乏有效的控制，套汇、套利、倒卖等非法牟取暴利的活动就会猖獗起来。利用职权“批条子”，从差价中取利，也会成为以权谋私的新的不正之风的重要形式。

鉴于这种双重体制并存的状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单纯依靠一种手段将难以完全防止宏观经济失控，因此，我们在加强宏观控制时，需要运用多种手段:

1.实行微观放活与宏观管好同步进行的原则。无论哪一方面的改革，都要在放活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管理的同时，制定并实施在宏观上管住的办法。就宏观管理来说，则要实行“先立后破”的原则，决不能容许出现宏观调节的真空状态。

2.及时制订有关经济法规，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我们的各级管理部门都必须把明确政策界限、完善法规的工作抓起来，使各种经济活动有法可循，在制度上无空子可钻。

3.维护政令的有效性和纪律的严肃性。从改革的整个过程看，行政指令的作用将逐步缩小，经济手段的作用将逐步扩大，然而，目前国民经济中还有相当部分是采取行政指令管理的。而且，即使在经济改革完成以后，也不能完全取消行政手段的运用。因此，我们还需要有区别地保持行政指令调节手段的有效性。目前截留税利、坐支现金等现象相当普遍，有法不依、有令不遵的情况时有发生。针对这种情况，必须在明确界限的基础上严肃法纪，做到言出法随、令行禁止，决不能听任违法乱纪分子逍遥法外而不受到惩罚。

4.尽可能完善市场机制，使已建立的新经济体制能够正常运行。目前新的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已经部分地建立起来，但是，对商品经济机制还很不配套，主要是:企业财务自理、自负盈亏的制度规定上还存在不少的漏洞;既能反映劳动耗费，又能反映供求的价格体系还没有形成，禁止封锁、垄断和各种妨碍公平竞争行为的较为完善的市场还有待建立，金融体系等也还很不健全;如此等等。解决办法不是收回已经下放的微观决策权，重新回到用行政命令控制一切的老框框，而是把改革推向前进，努力填平补齐，使改革措施配套成龙，确保在既富有弹性又保持重大比例关系协调的宏观计划规定的范围内，微观经济活动龙腾虎跃、生动活泼地进行。

5.加强参数调节，学会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来控制经济活动。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宏观调节的主要手段，或者说，宏观经济的计划决策同微观经济的市场决策之间的联结枢纽，是税率、利率等经济参数，目前我们的领导机关还不善于配套地运用这些经济杠杆的综合作用来调节市场，从而经过这个有调节的市场把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纳入宏观计划的轨道。这方面的工作亟待改善。看来，有必要建立国家的调节中心，组成社会的调节网络，加强经济杠杆的综合运用。

宏观经济调节系统是有计划商品经济这个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是由许多元素有机地组成的。加之如同前面所说，在我国当前情况下，进行宏观调节要采取多种调节方式。因此，不论对哪方面经济活动的调节，都有赖于多种措施的复合作用。我们必须注意这些措施之间的配套性。就拿货币流通量的控制来说，要使宏观控制有效，需要做到:(1)明确货币发行权限属于国家的货币当局，它所规定的发行和信贷限额不得突破;(2)严格划分财政和银行的职权范围，财政不能任意向银行透支;(3)赋予银行根据信贷计划独立开展信贷业务，以及监督企业各项基金形成和使用的职权和责任。以上这些，加上生产部门、商业部门、外贸部门以及监察统计部门的积极配合，就可望把国民经济中的货币流通量控制在适度的规模上。

五、对改革目标和实施步骤作出总体规划的必要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目前出现的一些问题，同经济措施的配套不够有关。因此，制定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体制和实施步骤的总体规划的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经济改革是一项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巨大系统工程，需要及早地设计出这一工程建筑物——新经济系统的蓝图。经济改革目标体制的蓝图越清楚，我们的改革工作就越能做到目标明确、先后有序，防止工作中的盲目性。同时，这个总体设计对系统的结构安排得越妥当，各个子系统之间的配合考虑得越周到，我们就越有把握把各个部件装配成契合良好、能够协调运转的国民经济大机器，发挥良好的总体功能。在近年来的改革过程，包括1984年下半年以来的全面改革过程中，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与其说是改革本身带来的，毋宁说是由于改革措施不配套、不系统产生的。当然，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新的事业，大家都缺乏经验。我们不能要求在改革开始进行以前，就设计好巨细无遗、精确完善的图纸。但是，尽快地作出一个哪怕是比较粗略的总体设计，然后在实践中逐步加以完善，是很有好处的。目前，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已经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作出了原则规定，我们又在过去5年改革试点工作中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应当说，集中一批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专家，研究和提出比较具体的目标体制的总体方案的条件已经具备。这项工作宜于早日着手。

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我们还应当有一个实施改革的战略计划。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逐步进行的，为了保持各个步骤之间的前后衔接和实施每一步骤时经济系统各主要环节之间的同步配套，这样一个战略性的计划就尤其重要。否则，就容易出现改革的措施前后矛盾、各种措施互相掣肘的混乱状态。制定这样一个计划的时机现在已经成熟了。

【注释】

[1]载《经济研究》，1985年第5期。

[2]载《人民日报》，1985年2月11日。

[3]W.布鲁斯(1961):《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1、151—152页。

[4]O.锡克(1979):《民主的社会主义经济》，见荣敬本等编:《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论著选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4页。

[5]刘国光(1980):《略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几个问题》，载《经济研究》1980年第10期。参见吴敬琏(1980):《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系》，见马洪、孙尚清编:《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98—803页。

[6]参见M.弗里德曼(1976):《米尔顿·弗里德曼论通货膨胀》，杨培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3页; L.艾哈德(1957):《来自竞争的繁荣》，祝世康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7]见《波兰政府关于经济状况的报告》(1981年6月)。以下有关事实，都引自这—报告。

[8]J.科尔奈(1980): Economics Of Shortage(《短缺经济学》)，北荷兰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207—210页。

[9]一位波兰学者写道:在进行局部改革的情况下，总是会存在双重的即二元的经济体制。在这种条件下，经济领域的一部分就根据一种制度规定行事，经济领域的其他部分则根据另一种制度规定行事，这种做法的结果如何呢?尽管从短期看，经济的运行可以依托于不同的经济体制，但从长远看，终究是不行的。两种不同的体制存在于同一经济体系中，两者的长处都不能得到发挥;而在冲突的基础上，双方的缺点都会显露出来(那·克莱尔［1974—1975］:《社会主义国家六十年代的经济改革》，载〔美〕《东欧经济学家》，1974—1975年冬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