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发展转型的机遇与挑战

广东发展转型的机遇与挑战^[1]

(2008年6月)

30年来，广东一直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初期，广东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先行了一步，率先在全国推进改革开放。经过30年的努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在广东初步建立起来。目前广东面临的任务，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建立现代产业体系。为了完成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应对一系列挑战，其中某些挑战还相当严峻。只要我们能够成功地应对这些挑战，解决前进中必然遇到的障碍和问题，广东的经济社会发展就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成为我国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社会的一个首善之区。

一、广东的成就和不足

(一) 30年来，广东的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中国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

广东发展成就的首要表现，是已经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搭建起来。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好的体制，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地区生产总值(GDP) 30年增长了约40倍。在全国范围内，广东的增长速度已经连续23年居于首位。按常住人口计算，广东的人均GDP 2007年已经超过4000美元。按照联合国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已经达到了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目前中国的收入水平是在下中等收入国家的范围内，而广东经济在全国来说也走到了前列。广东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2003—2006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纯收入分别年均增长7.6%和4.6%。

(二)为了更上一层楼，首先要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参照系，找到广东的差距

西方国家在工业化的初期确立了市场经济制度。接着在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中后期，把早期的市场经济提升为现代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具有多方面的特点。我这里只从它的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角度说一说现代市场经济的特点，用以作为广东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参照系。

在西方国家工业化早期阶段，产业布局的基本趋势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制造业、服务业等非农产业转移，大城市成为制造业的聚集地。但是到了20世纪中后期，发达国家城市的产业布局出现了新的趋势，这就是专业化。这种专业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服务业分化为多种多样的行业，集中在大城市里;另一方面就是制造业逐渐从大城市移出，分散到中小城市，形成专业化的产业集群。

服务业在20世纪迅速发展成为规模庞大、支系纷繁的大产业。由于服务业的各个支系间关系密切，需要互相支持，在空间上不能分布得过于分散，大城市就成了服务业的聚集地。正如经济学告诉我们的，服务业的主要经济功能，是降低经济主体之间进行交易的成本;所以，聚集了多种服务行业的大城市(中心城市)就能够通过把它们的业务活动辐射到广大地区，进而带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作为制造业集中地的中小城市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们大多是专业化的。某一个城市往往见长于某一个专业，包括这个城市里的服务往往也是针对这种产业的。由于这种专业化有利于同行间知识和技术的交流，因而能够带来规模经济的好处。例如前段时间我们在苏州研究苏州产业提升问题时，遇到一个怎样留住专业人员的问题，就是有些从西部地区招聘过来的专业人员，没有待几天就流动到上海去了。通常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上海作为一个大城市，拥有更便利的生活条件和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较之苏州有更大的吸引力。我们觉得这个回答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苏州的生活条件并不比上海差，而且离上海也很近，只要解决交通问题，各种上海的文化和娱乐活动都能够享受。后来一些专业人员讲了一个我们觉得可能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觉得在苏州没有很多同行能够一起讨论专业方面的问题。他们说，虽然在这里生活不错，但是没有人交流，过几年在专业上就会落后，所以不能待在这里。大家都知道，硅谷有一个很重要的优势，就是那里有一些咖啡店，互不相识的人可以在那里自由讨论各种专业问题，很多创意都是在这种讨论中产生的。于是我们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在一个城市里从事相同专业的人一定要达到一定的数量级，使同专业的同行能够交流信息，激发出创造性的思想。显然，专业化有助于从事相同专业的人达到这个数量级。

制造业向中小城市转移的另一个好处，是能够带动周边农村经济的发展。20世纪中期发达国家城乡差别的缩小，与这种转移有直接的关系。

在产业结构方面，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跟工业化的早期阶段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服务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服务业的发展在工业化的中期就超过了制造业，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大的产业，而且由于服务业能够降低在现代经济的总成本中日益占有主要地位的交易成本，因而是一个能够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产业。

在我国“十一五”规划制定的过程中，曾经发生过一场很大的争论。在2003年开始酝酿“十一五”的时候，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引用西方较早时期的一种说法，也是在苏联占优势地位的一种说法，就是说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沿着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的轨迹进行的;中国经济现在发展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就进入了“重化工业化阶段”。我们发展研究中心的几位同志写文章宣传这种观点，在全国得到了广泛的响应。许多地区都提出，我们这里的经济发展也进入了“重化工业化阶段”，应当实现经济的“重型化”。于是，出现了向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大规模投资的热潮。

“十一五”规划到底应该贯彻什么样的思想呢?从各省报到发改委来的“初步设想”看，大多数是要大力发展重化工业，实现经济结构的“重型化”。一些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人员和国家发改委做规划的同志对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作了全面研究，发现这个所谓世界各国的产业结构变化“规律”并不存在。的确，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经有一些西方经济学派根据先行工业化国家工业化初期的实践推论，到了工业化的后期，重工业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优先的地位。但是，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比如说马克思，是对这种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持否定的态度的。马克思从这种增长模式必然导致的投资与消费失衡、劳动者阶级贫困化以及阶级矛盾尖锐化等消极后果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将因此走向灭亡。不过在19世纪末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之后，发达国家的粗放增长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转变为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集约增长模式。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在20世纪初期达到GDP的40%左右的峰值以后，服务业异军突起，很快成为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最大份额的产业部门。制造业本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改变的特点是与服务业相融合，出现了制造业“服务化”的趋势，也就是制造业企业中的服务业务的成分越来越大。

1993年，台湾宏碁电脑的创始人施振荣用“微笑曲线”来描绘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特征。他指出，现代制造业价值链前后两端的服务业务，包括前端的研发、设计，后端的品牌营销、渠道管理、售后服务等附加价值都比较高，中段的加工、组装的附加价值则很低。当时，由于汇率放开，台湾宏碁等从事加工装配的制造业代工企业受到很大压力，施振荣要求宏碁从做电脑装配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产品的知识和技术含量就提高了，所以，附加价值和赢利率也提高了。

我在2005年出版的著作《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中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2006年出版的著作《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中，也有好几篇文章是阐述这个问题的。

(三)广东经济的不足之处

把先行工业化国家在后期发展中形成的产业格局用作参照系，我们广东的经济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1.大城市“摊大饼”式的发展带来的问题

大城市用一种不断扩大空间规模的“摊大饼”方式发展，这不仅仅是广东的问题，而是全国都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2006年，一些美国城市化专家在他们的《中国城市化的经验与前景》的课题报告中提出，问题的症结是:西方国家城市化的过程大体上是一种自发的过程，而中国的城市化是在政府的规划下进行;中国按照各个城市的行政级别高低来确定它们支配资源权力的大小;城市的级别愈高，支配资源的权力也愈大。一般说来，大城市的行政级别高，拥有的可支配资源也多，于是它们就把大量的资源投放在本市的建设上。城市的规模不够大，就扩大规模，于是它们就像“摊大饼”似地扩张开来了。在这样的大城市中，百业混杂，专业化程度低，而且把一部分乡村也包容在城市里面。他们报告里有一个图，对比了巴黎和上海。巴黎的城乡结合部很短，而上海的城乡结合部很长，城乡是混在一起的。这造成一些什么问题呢?一是这些大城市服务业的聚集程度不够高，辐射力不够强;二是服务业跟制造业混在一起，因而制造业的专业化程度也很低;三是由于把制造业放在大城市周边的一些开发区，跟农村相隔绝，对农村经济的带动作用比较弱。

从上面的视角来观察，我觉得广东的产业布局存在下面一些问题:

第一，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的金融、物流、研发设计等专业服务业的聚集程度不够高，带动全省经济发展的辐射力不够强。按理说，聚集了大量服务机构的中心城市，它对广大地区经济的带动作用应当是很高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薛暮桥等老一代经济学家就提出，要“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组织经济网络”，也就是要发挥城市金融、商业等服务业的辐射作用来带动经济的发展。但在当时，一则计划经济的行政管理体系还没有打破，二则服务业自身的发展水平也很低，所以，这个正确的口号，落实下来就变成搞了一批“副省级”的“计划单列市”，没有真正冲破条块分割，形成市场经济网络。

现在情况当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如果我们把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作对比，就会发现珠江三角洲有一个明显的弱点，就是没有一个像上海那样的辐射力很强的中心城市。当然，长江三角洲也有自己的问题:它有三个省级行政区划，存在条块分割的问题;但是它到底有上海这样的一个集聚了较强服务业的大城市，通过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上的交易活动，把整个长江三角洲联系和带动起来。而珠江三角洲的广州、深圳等城市都起不到那样的作用。

其实我们的条件也并不天生地差到哪里去，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比长江三角洲的上海要强的中心城市，这就是服务业具有很强竞争力和辐射力的国际大都市——香港。香港的服务业，包括金融业、商贸业，以及为金融、商贸业提供专业服务的律师、会计师等整套支持性行业，体系完备，具有很高的专业水平。问题在于，国家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政策，按照W TO的规则，内地和香港又分属两个不同的关税区。我们需要想出一些变通的办法，打通内地和香港特区之间的关系，就能够用香港之长补内地之短，发挥服务业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第二，临近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的中小城市有相当程度的制造业企业聚集，但专业化程度比较低，因而产品的知识含量和附加价值水平也难以提升。远离大城市的中小城市，比如说东西两翼和山区五市等地的制造业还很薄弱，很难把农村带动起来。这样，珠江三角洲地区和东西两翼、山区五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就拉得很大。

2.产业结构的缺点

由于广东所采取的增长模式和全国各地相同，都是主要靠土地、资本等要素投入和出口需求拉动的粗放增长模式，由此带来了产业结构偏工、偏重而服务业发展不足的缺点，而且长期未能消除。

苏联早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就已经发现靠要素投入拉动的增长模式的弊病。我们在改革开放以来也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九五”计划明确提出要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可是一直没有转变过来，所以，“十一五”又把实现这一转变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但是由于实现这种转变不但要解决认识问题，还要解决体制障碍问题，因而转得还是比较慢。于是，我们在产业结构上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产业结构过分向制造业倾斜，而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现在全国人均GDP已经达到下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但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只有40%左右，不但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比如印度(52%)。广东的情况并不比其他省区为好。目前广东人均GDP已经达到了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但GDP中服务业比重只有42.3%(前几年最高时曾经达到过47%，近几年不升反降)。在全国的中等以上城市中，广州和深圳的服务业比重也比较低，2006年，前者是57.6%，后者是47.4%，分别比北京低15到26个百分点，比香港更是低了32到42个百分点。

关于出口拉动，这是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国家想出来的、能够弥补在高投资的情况下内需不足的一个很聪明的办法。为了达到增加出口的目的，日本和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在“二战”后采用了由于大力发扬政府的作用来增加出口创汇而成为“新重商主义”的出口导向政策。所谓出口导向政策中一项重要的举措，就是把本币的汇率压得很低，以便从经济上限制进口和增加出口。首先是日本，后来韩国、马来西亚、印尼和台湾地区都先后采取了这种办法，并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从原来的进口替代政策逐步地转到这种出口导向政策。1994年进行的汇率改革使人民币深度贬值，这标志着我国在对外经济方面完全转向出口导向政策。这一政策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1994年以后中国出口贸易高速增长，外汇结余大幅度增加，是与采取这一政策直接相关的。

但是与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一样，出口导向政策执行了10年、20年以后，就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需要对原有政策进行调整，不调整会引发经济出现大问题。到了21世纪初期，我们也就出现了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和地区在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问题。从宏观经济方面看，主要表现为外汇存底大量增长造成的愈来愈大的本币升值压力，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出口导向政策，势必造成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和由此引起的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通货膨胀等问题。从微观经济方面看，则主要表现为固化低附加值、低营利性的产业结构，阻碍产业的提升。

广东是一个出口大省，这些问题对广东产业结构的影响也显得特别突出，主要表现为加工制造业所占比重过大。近年来，重化工业高速发展，似乎结构矛盾不但未能缓解，还有所加剧。

3.制造业的弱点

广东制造业的弱点也跟全国一样，以原材料生产和加工组装为主，知识含量不足，附加价值较低，利润很薄，离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先进制造业”有相当大的距离。

手里没有广东加工制造业的有关数据，我就说一说经常被引用来说明全国情况的一个典型事例。《华尔街日报》在2004年1月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高速增长巩固了美国的世界经济霸权”。为什么这么说呢?文章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加工制造业，为外国企业做“代工”。这样的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加强了美国的经济力量。这篇文章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讲的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家鼠标制造商罗技(Logitech)公司在苏州加工制造鼠标的故事。罗技是一家美国和瑞士的合资公司，它的制造厂在苏州。根据2003年的数据，罗技生产的鼠标在美国平均零售价是40美元一个。它的价值链是这样切割和分配的:罗技自己拿了20%，8美元;批发商、零售商拿了37.5%，15美元;元器件供应商拿了35%，14美元;最后剩下7.5%，3美元是归苏州工厂的。苏州厂的几千名工人的工资、水电费、管理费加在一起分这3美元。这篇文章最后说，罗技的苏州工厂就是中国经济的缩影。2005年政协常委会讨论“十一五”时，一位委员指出:中国主要从事加工贸易，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件价值低所造成的结果是，“我们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资源，承受着环境污染、背负着“倾销”的恶名，可是利润都被人家赚了大头”。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应该说，加工贸易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起过很好的作用，但是不能永远这样干下去。现在已经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中国人卖什么什么就掉价，买什么什么就涨价。比如铁矿石等原材料连续几年大幅度涨价，连海运价格都跟着涨上去了。一些国家指责我们把石油买贵了，我们说中国的石油消费量只占世界消费总量的1/10，我们怎么有能力把它买贵了呢?他们的回答是，你们学经济的人难道不知道吗，决定价格的不是总量，而是增量，最近10年世界石油消费增量中，中国占1/3。当然，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考虑这种大量耗费资源和破坏环境的增长方式是不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福祉。

4.社会治理方面的问题

前面讲的是经济布局和产业结构的问题。但是，我们在讨论增长方式转变、研究经济结构和布局问题的时候，决不能离开机制和体制问题。这些问题追根溯源，都会归结到制度的问题，特别是社会治理的问题，这就涉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定位和它的职能转变问题。我国的增长模式和产业布局存在严重的缺陷，我认为有以下这样一些社会治理体制方面的原因:

第一，政府“规划”、“管制”、“整合”资源的作用过大，妨碍市场充分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四大在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时候，给市场经济下了一个定义，指出市场经济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从2006年以来，胡锦涛总书记也在多次讲话中讲到，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2002年和2004年，也就是CEPA实施之前和之后，我曾经两次参加全国政协召开的“内地和香港共同繁荣讨论会”，与香港学界和企业界的朋友开会讨论如何实现内地和香港之间的合作。关于加强合作的障碍，香港方面的朋友主要认为在于内地各级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太多，以及由此引起的地方保护主义。内地的有些与会者却认为，问题在于香港实行“积极的不干预政策”，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太弱。我看后面这些同志可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有所误解，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一点上，内地应该和香港没有区别。

第二，各级政府与本地区经济关系过于密切，容易形成地方保护和“条块分割”。我们和香港朋友讨论航空港和海港整合时，他们指出，现在世界上通行的是组合港的概念。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港口的合作已经打破了国界，组织成为组合港;但是内地就是一个省的各个市之间都有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的问题，要和香港形成一体化的市场就更难了。谈到港口的合作，我们可以以美国纽约港为例来进行讨论。纽约港的港务局不叫纽约港务局，而叫纽约—新泽西港务局。这是一个纽约州和新泽西州之间的合资企业。美国是一个“合众国”(United States，简称U.S.)，州就是国，有自己的立法权。但是美国联邦宪法规定，凡是影响市场统一性的州立法，都属于“违宪”，是无效的。中国是一个单一制的国家，但是地方保护主义流行，这是很不正常的。例如司法的地方化就成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跨地区的诉讼，比如说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诉讼，哪一个地区取得了管辖权几乎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官司的胜败，所以，争夺管辖权的各种公关活动和斗争很厉害。这对于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是极其有害的。

第三，从更深的层次来讲，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进度不快，影响了市场交换的正常运行，而且容易滋生行政腐败。中共十五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但是不论是在立法方面还是在司法方面，进度都不够快。比如说，规范市场经济的两部最基本的法律——《物权法》和《反垄断法》，都搞了14年才在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前一部法律差一点被搅黄，后一部法律虽然没有遇到那么大的波折，但是对行政垄断留下了太大的空间。这种情况，自然给广东建设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法治环境不利。在反对司法腐败，实现“独立审判、公正执法”方面，广东也存在相当的距离。

第四，广东部分地区治安状况不很理想。20世纪90年代初期曾经出现过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合资企业北移到长江三角洲的情况。广东的同志一般认为，这是一种产业结构变化的自然现象。我们也向这类企业做过一些调查。据他们说，主要的原因是法治环境和治安环境不够理想。有一位台资老板跟我说，在早期他觉得在珠江三角洲的经营环境不错，因为一切事都很容易“搞定”。但是后来企业发展大了，要求内部管理规范化，就觉得这样的经营环境不够好，不但使经营成本提高，而且会造成内部管理系统出现问题。

二、如何实现转型

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是实现经济增长模式(十七大改称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也就是从靠要素投入和出口拉动的增长，转变为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实现的增长。根据前面我讲到的参照系的情况，就要实现两个转变:第一，是由工业化早期的产业布局到现代市场经济的产业布局的转变;第二，是由工业化早期产业结构向现代市场经济产业结构转变。对于广东来说，似乎可以采取以下一些具体的做法:

(一)通过深化“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充分发挥香港的作用，构建本地区服务业高度集聚的中心城市群

我们在前面讲到过，为了弥补广东缺乏服务业高度聚集和具有强辐射力的中心城市的缺陷，一种可行的解决办法，是充分发挥香港特区作为服务业高度聚集的国际大都市的辐射作用，发展本地区的服务业。如果能够通过深化CEPA，实现两个地区之间的更紧密的合作，我们这个地区就有望建立全国最强大的服务业集聚的中心城市群，能够带动广东乃至更大范围的经济的发展。

在我看来，发挥香港的服务业优势，构建本地区的中心城市群，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进行。

第一种，是让总部或地区总部设在香港的服务业企业，通过在广州等大中城市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把它们的业务延伸到珠江三角洲来。现代服务业是一个行业支系纷繁、行业间联系紧密的产业群。由于大型服务业企业总部需要设立在特大型城市，以便与相关的服务业企业进行业务联系，希望吸引大型服务业企业，让它把总部从香港搬迁到珠三角的城市中来大概是不现实的。但是“不求所有，但求所在”。我们不一定要求它们把总部搬过来，只要吸引它们在本地区开展业务，就同样能够起到带动本地区服务业和整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

第二种，是为香港和海外企业(包括海外中资企业)服务业做外包服务。20世纪以来，随着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各个行业价值链的不断延伸，它们的价值链的一些环节会从母体分离出来，发展成为独立的服务业企业。近年来，发达国家还出现了一种趋势，就是一些企业将它们的后台业务分包给人工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去进行。后者也利用这种机会发展自己的服务业。像印度的信息(IT)产业就首先是从软件和信息服务发展起来的。外包的后台服务可以是低层次的，像劳动密集型的呼叫中心、结算中心、售票中心等;也有需要高学历技术人员的，像代客做新药研发和临床实验的实验室等。广东无疑具有为相关企业或其他国家的企业承接外包服务的巨大空间。

第三种，是依靠“后发优势”，学习香港发展服务业的经验，发展本地的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是在20世纪后期发展起来的技术复杂、知识密集度很高的产业，学习先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能使在发展本土的现代服务业时少走弯路，更快地掌握专业技能，缩短发展的进程。前几年我任教的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 IBS)出面邀请了一些台湾和香港的专业人士到上海和苏州讲课，介绍现代服务业的各种门类。原来我们没有想到各种各样的服务需求都有专业的服务企业来加以满足。这些讲课使我们大开眼界，对推动长江三角洲的服务业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广东完全可以利用毗邻香港的良好学习条件。香港有很多具有很好专业素养的学者和企业家，包括中资企业的负责人。他们对于现代市场经济中各种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积累了很多经验和知识，请他们过来讲课，应当是很方便的。比如说，香港的大型跨国商贸企业利丰集团原本是100年前在广州建立的一家外贸商铺，传到创业者家族第三代时，从哈佛大学留学回来的冯国经和冯国纶两兄弟接掌企业，把它改造成从事供应链管理的著名跨国商贸集团。冯国经先生在北京给物流协会讲课时详细介绍了利丰集团的发展经验。他指出，在从原料购进到产品交到消费者手上的整个价值链里，真正制造部分所占的比重已经很低了，大约只占1/4。而且因为成本已经压到最低的程度，再要想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已经很困难了。而在整个价值链里，流通占3/4。他把这3/4叫作“软三元”。在这个“软三元”里降低成本的余地很大，降低一两毛钱都是能够做到的。当然，物流也只是香港最强的两个服务业之一，还有一个是金融业。总之，我们可以从中学习的东西很多。

另外，还有一种能够在培育人力资本方面起重大作用的特殊服务业机构，就是大学。香港有发达的教育系统。我们广东大可以就近合作。香港的一些学者，既具有国际的眼光，又了解内地的情况。这也是广东可以利用的一项优势资源。

香港还具有另一项发展现代服务业所必需的重要资源，这就是较为完善的法治体系。在制定“十一五”期间，学术界曾经就我们的服务业为什么发展缓慢的问题进行过讨论。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提出了一种值得注意的见解。他说，我们都知道服务业较之做代工、“卖硬苦力”更赚钱，为什么我们不能让服务业快速发展起来呢?一个重要原因是服务业要求的法治等制度环境更高，而我们的制度环境适应不了这样的要求。制造业生产的东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所以，对制度环境不是那么严格;服务业的产品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要求的制度环境就非常高。现在内地的一些企业，包括国有控股企业，也希望在香港上市，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那里的法治比较健全，对公司的监管也比较到位。新加坡主管经济的吴庆瑞副总理曾经跟我说，在新加坡，英国殖民者做了许多不好的事，但有一件好东西留了下来，这就是它的法律体系，对新加坡后来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现在新加坡有意和香港争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我看它的“底气”之一恐怕就是来自这里。

讲到新加坡的法治体系，就使我想到苏州中新两国合资的工业园区。苏州工业园区和别的开发区不同，有一个名叫“经济和公共管理全套软件”的特殊引进项目。对于“管理软件全套引进”项目，人们也许以为它引进的是企业管理软件，其实不是，而是政府进行经济和社会管理的全套规章制度。1994年谈这个开发区项目的时候，中方提出来为了和国际游戏规则接轨，要引进新加坡政府管理裕廊工业区的全套规章制度。但是，当时人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认为新加坡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规章制度我们怎么能引进呢?后来就用了一个有点古怪的名字，叫作“公共管理的全套软件”。为了引进这套“管理软件”，苏州工业园区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叫作“借鉴办”，不但引进了新加坡的规章制度，请来了新加坡的官员给我们的官员讲课，还先后派出苏州管理干部1200多人次去新加坡政府机构学习和培训上岗。苏州乃至苏南各地的许多开发区也学习了苏州工业园区的管理办法。不少临近的开发区都紧盯着苏州工业园区，它怎么干我也怎么干。这对于改善苏南的经营环境，起了很好的作用。人们在研究苏南经济高速度发展的经验时，常常忽略了这一条。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我想，在经济和公共管理的规章制度方面就近向香港学习，也是我们广东的一项优势。特别是在回归10多年以后，香港政治体制中殖民主义的东西已经得到消除，借鉴学习就更不成问题了。

(二)在中小城市中形成专业化的制造业产业集群

广东目前制造业在产业布局上存在的缺点，一是相当部分制造业企业分布在大城市周边与农村隔绝的开发区中;二是中小城市中制造业的专业化集聚程度不高。

我们应当如何使本地区的制造业产业分布向比较好的格局转化呢?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就像市场的形成一样，产业集群的专业化集聚趋势，通常是自发地出现的，很难由政府的计划来规定。政府能够做的事情，是由专门机构经常盯着产业发展态势，发现了发展的苗头之后，及时地加以分析研究。如果确认该产业在这个地方有发展前途，就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引导，扶持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包括商会在内的社会组织也应当提供帮助。昨天，我听说河源市在进行“两个转移”的过程中出现了手机生产商和零配件供应商集聚的苗头。政府发现这类发展趋势后，因势利导，采取措施加以帮助，可能更容易取得成功。总之，一方面“强扭的瓜不甜”，政府不要越俎代庖;另一方面政府也不能不闻不问，无所作为。目前珠江三角洲的有些企业正在考虑向东西两翼和山区五市转移，政府应当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最近我在上海调研时，观察到它的一些开发区也出现了专业化集聚的趋势。这是一种好的趋势。例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所在的新桥开发区，过去是一个加工制造业的开发区。前一段时间，它想搞总部经济，好像并不太成功。后来建立了一个研发中心小区，已经吸引了好几个国际大企业的研发中心入驻，看来苗头不错。但是也遇到了一些困难，比如说由于上海过去“摊大饼”式发展的结果，使职工居住得太分散。这些研发中心从老城区移来新区以后，从住地到上班地太远，造成一些员工辞职。所以，如果确认这个开发区的专业集聚方向是正确的，下一步恐怕就得配合这种专业化的趋势，在小区的周边配属专业人员的居住区。现代市场经济的制造业产业布局专业化能够提高效率。如果我们在产业提升的过程中注意妥善处理相关的问题，就能够形成效率比较高的产业布局。

第三，制造业的提升。

“十一五”以来，除了“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之外，另外一个时兴的口号是“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这是一个正确的口号。重要的问题是要明确“先进制造业”的内容，并且把它落到实处。

前面我曾经用施振荣提出的“微笑曲线”来说明“先进制造业”的概念。所谓“先进制造业”，是20世纪中期以后发展起来的、具有高附加价值和高营利性的制造业。它的特点是和服务业相融合，或者叫作服务化的制造业。北京市在2000年前后从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发展重点转到以发展制造业为重点，走了一点弯路。后来在中共中央的“十一五”规划建议通过之后，北京市做规划的同志就不大敢强调发展制造业了。当时我是北京市“十一五”规划的总顾问，我向市府的领导同志提出，不要怕讲高速度地发展制造业，问题是什么样的制造业。只要把这里的制造业理解为高附加值的先进制造业，高速度发展是没有问题的。

台湾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汇率放开之后，原来给外国企业做简单的组装代工的企业曾经有过一段时间非常困难。为了克服困难，提高附加价值和赢利水平，宏碁要求自己的业务向前后两端延伸。台湾企业中相当一部分在之后的几年里实现了转型:有的从OEM(代客加工)转成了ODE(代客设计)，有的像宏碁一样转成了OBM(自主品牌)。即使那些继续做代工的企业，也都有自己的专利和专有技术。

以上这些，也正是我们广东许多做简单加工装配的企业现在应当努力去做的。

在进行产业提升的时候，有一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这就是一定要尽力保护中小企业并帮助它们提高。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证明，中小企业是创新的主要来源，也是经济繁荣的基础，决不要因为它们的技术层次低或者规模小，就对它们歧视或者排斥。特别是在当前，我国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由于工时成本提高、人民币升值、汇率提高、利率提高、银根收紧等因素影响下，遇到了不小的困难。不管是从增长模式的转变，还是应付当前的困难看，我们都要特别注意保护中小企业，包括一些效率低、物质消耗大的企业，要多强调帮助它们提高，而不要轻言“淘汰”。如果它们在经济转型和当前宏观经济收紧的情况下大批地关闭，就会伤及经济的元气。我建议，一是财政上要有选择地适当减税;二是要启动90年代后期曾经使用过的一些帮助中小企业的办法，比如说小额贷款、中小企业的信贷担保等;还要利用各种各样的生产力中心、竞争力中心等机构，帮助中小企业在技术上提升，在治理污染上改进。此外，对于共用性技术，要借鉴台湾工研院的做法，用社会资金来开发。

现在国家正在推进划分功能开发区的工作。划分功能区的着重点是做“减法”，即限制那些资源贫瘠、生态脆弱地区的开发强度，避免由于过度开发造成的不良后果。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不过除了做“减法”，我们还必须做“加法”，开发出一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产业来。否则，国民经济总量上不去，后进地区也只好安于贫穷。现在世界上信息通信产业正面临着重大的突破。这就是所谓“四代”或“超四代”的宽带移动通信，电信、广电和互联网“三网融合”的“移动上网”。中国完全有条件去搭上这班车。第一，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电信市场。中国有6亿多的移动用户，比一个大国的人口还多。第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电信产品制造基地。华为、中兴等电信设备供应商在世界上有相当的竞争力。第三，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人员人数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了。虽然整体素质上还赶不上先进国家，但是至少在数量上具有优势，而且中国人的勤奋和聪明是有名的。第四，近年来中国的研发投资增加得很快，最近已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如果我们能够利用这些条件，在重大技术项目的最高级竞争——制定技术标准的竞争里取得成功，就能够建立起若干立足于自主知识产权的大产业，在每个销售额动辄上百亿美元的蛋糕里占有一席之地。其实我们在许多地方都能看到一些自主研发的新技术，其中有些技术还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但是很多这类技术发明没有商业化，或者虽然商业化了但企业老是做不大。根本的问题在于体制障碍。如果是在好的制度环境下，这些企业完全有可能成为几十亿美元、上百亿美元销售额的大企业。而建立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正是党政领导机关应负的责任。

三、顺利实现转型的前提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要实现转型，最根本的是要推进改革开放，要把我们的体制搞好。

(一)广东省委在中央号召下，广东省委开展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是非常有远见的

解放思想是一个与时俱进、永无休止的过程。但是我认为，当前我们之所以需要特别强调解放思想，是基于以下三点理由:

1.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体制目标有模糊的地方，它们已经愈来愈成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障碍。改革开放初期，对于要建立什么样的体制，我们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整个社会濒临崩溃边缘的情况下，采取了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这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办法，只要能够有助于恢复经济和社会稳定，都可以拿来应用。但是很快大家就认识到，零敲碎打的政策措施是有问题的，因为，一个系统要稳定运行，它的各个部分之间必须是互相协调的。于是就有了许多关于改革的体制目标的讨论。当时各方面大体上提出了四个可选目标模式:(1)改良的计划经济模式，即斯大林逝世后的改革所形成的体制。20世纪70年代末期先从四川开始了类似于苏联1965年改革的“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接着就推广到全国。不过这一改革并不成功，后来它的影响就比较小了。(2)“东欧模式”，即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这种模式在保持国有经济的统治地位和计划经济的总体框架下，力图在微观(企业)层面引进一些市场因素。我国一些经济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写了不少文章介绍宣传这种模式。但是，东欧的改革派经济学家自己也承认这个模式有根本性的缺陷，而且实际的改革在80年代中期普遍陷入困境。所以，这种模式的影响力也逐渐消退。(3)“东亚模式”，即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在“二战”后采取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4)“欧美模式”，又称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大体上说，党政干部和经济界的领导人倾向于东亚模式。当时中国政府派了很多代表团到各国去考察，了解别国发展经济的做法。其中，日本政府如何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经验对一些主管经济工作的官员有很大的影响力。邓小平也经常谈到“四小龙”，其中他特别欣赏新加坡有高度权威的政府加市场经济的做法。受过现代经济学教育的学者一般认为东亚模式是有缺陷的，成熟的市场经济还是欧洲和美国式的。欧洲和美国，当然各有区别，欧洲更加注重社会价值，美国更加强调个人自由，但是它们基本上都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提供规则、提供规则执行的监管，而对微观的经济活动并不参与。不过当时这两种观点之间的矛盾并不突出，因为，虽然后者认为我们最终要建立成熟的市场经济，但是也承认，在市场还没有形成的改革初期，政府还是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形成的一些中央文件里体现的是一种混合模式:在理论表述上可能偏“欧美模式”一些，在政策上则偏“东亚模式”一些。

可是，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政府就需要逐步削弱对于微观经济的干预，进一步实现市场化，“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东亚式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在早期阶段是有效的，但是如果不能及时转变的话，会出现很大的问题。而日本因为政府主导，促成了它高投资和高出口拉动，这个定式很难改，最后酿成了1990年的资产市场崩盘。到现在18年了，景气还没有恢复。然而，转变的难点在于，它涉及各级行政部门的权力和利益，所以，就会有很大的阻力。2004年以后经济发生“过热”，我们这里还出现了以“宏观调控”的名义扩大本部门的行政干预权力的情况。虽然《行政许可法》规定了除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外，各个政府部门不能够自行设立行政许可，但是现在各种变相的行政许可变得越来越多。企业也要付出更多的“打点”。

于是，就像温家宝总理多次讲过的那样，现在政府管了许多自己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而我们有些官员却以为政府管得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项优点。这种思想显然需要澄清。

2.粗放增长模式仍然是一部分干部的思维定势，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就必须从这种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我在前面讲到过，粗放增长方式的根子，是西方国家在18—19世纪时期的早期增长模式。奇怪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斯大林在苏联的党内斗争中把这种模式定为社会主义必须遵循的一种经济增长模式。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有的“理论家”还在坚持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学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时教的往往也是这一套。加之在21世纪初各地大搞“政绩工程”的时候，主流媒体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鼓吹大量投入资源发展资本和资源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一时间成了主流观念和转变增长方式的思想障碍。

3.2004年以来反改革思潮所造成的思想混乱需要得到澄清。反对改革的人们历来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不能搞市场经济，这些观点在小平南方谈话时受到严厉批评之后有所收敛。这两年，有些改革开放前旧体制和旧路线的支持者利用大众对社会中存在的腐败、贫富分化等现象的正当不满，把他们误导到反对改革开放的方向上去，使一些早已被批判否定了的思想以新的形式卷土重来。以此鼓吹为“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平反，恢复“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旧路线。

2006年“两会”期间，胡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的讨论时，作出了正面的回答，指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十七大报告里还专门写了一段，论述“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应该说，大的方向方针已经讲得十分明白，问题是他们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造成的思想混乱要作认真的清理。

由此可见，解除“左”的思想束缚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为了弄清思想，要形成一个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氛围，使理性的讨论得以进行。

(二)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切实推进改革

首先，要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现在常常听到有人指责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热衷于GDP，妨碍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但是这种热衷是有多种体制上的原因的。为了增强各级干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自觉性，就要通过改革来消除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经济改革需要完成的任务很多，包括:(1)实现产权制度，包括与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2)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3)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也有待加强;(4)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建立的新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5)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的建设需要认真进行。所有这些都必须在近期有切实的推进。

为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必须消除行政机关的微观干预。现在我们各级党政领导在配置资源上的直接影响力太大。消除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不但能够改善经济运行的效率，而且也能从源头上消除腐败，因为腐败最主要的根源就是行政权力对经济生活干预所造成的寻租可能。

说到为企业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这里还有一个所谓“市场准入”的问题。首先要说明，“market access”这个词的原意是“市场进入”或“市场进入权”。把它译为“市场准入”是不够确切的。市场进入权是每一个公民天生具有的权利。把它翻译成“市场准入”，就好像非得政府准你入你才能入。当然，为了社会的利益，有时候需要设立“行政许可”，即设立进入限制。因此，市场经济有一个“非禁即入”的原则，只要没有法律明文禁止，都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市委朱小丹书记在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调研报告里讲到，要坚持“非禁即准”的原则。这是完全正确的。

(三)要改善体制，实现转型，关键中的关键乃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效率的提升

首先要强调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的必要性。所谓有限政府，就是从政府不该管、管不好的领域中退出来。所谓有效，就是要廉洁、节约、低成本地提供公共服务。政府的基本职责在于提供公共产品。其中首要的责任是提供一个好的经营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各级地方政府来说，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条块分割，建立一体化的、平等竞争而没有壁垒的市场。要实现公正执法，给企业提供一个安全有序的经营环境。还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努力保持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注释】

[1]这是本书作者2008年6月16日在中共广东省委中心学习组学习会上的讲演整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