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及其基本矛盾

试析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及其基本矛盾^[1]

(1986年11月)

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已故的毛泽东主席曾经对近100年来中国人民的救国运动作过历史的总结。他指出，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曾经不惜艰苦奋斗，寻求革命真理。在反复的试验遭到失败以后，经过俄国人的介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与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毛泽东主席确信:“国际和国内的形势都对我们有利，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2]

在那以后的几十年间，我们在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领导下，循着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走过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成绩如何呢?应当说，成就是空前巨大的，同时，也有不少的错失。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后，“左”的思想越来越占据优势，终于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大灾难。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痛定思痛，人们深切地认识到，仅仅取得革命的胜利和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并不足以保证我国现代化建设“计日程功”^[3]地顺利实现。除了政治、文化等复杂的非经济因素外，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取决于是否有一个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生机和活力充分发展的经济体制和一套能够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发展战略。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我国经济学家在1979—1981年期间作了大量的工作，总结建国以后30年的经济建设经验，规划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路。^[4]

按照这种新的路子，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在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两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这些成就说明，这条新的路子的总方向是正确的。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穷尽了真理，对于应当如何回答时代的挑战，认识得十分清楚了。相反，近年来我们遇到的种种问题和工作中的不少失误说明，在这方面还需要作很大的努力。

1984年下半年，我国国民经济在高速运行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针对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有益的成果。通过这一阶段的讨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无论是对于大好形势，还是对于潜在的问题，用短期的和偶然的因素加以说明，都只能给人以似是而非的满足;由此制定的政策措施，也难免出现左右摇摆、前后矛盾的情况;必须把当前的问题放在更广阔的社会经济变动的背景下和更长远的发展过程中进行考察，才能透彻地认识到它们的意义及其成因，也才能找到既能解决当前问题，又有利于长远发展和符合体制改革的总体方向的妥善对策。这篇文章想就这些问题谈谈我们的初步看法，并结合理论界已经提出的若干相关观点作一些比较研究，以期引起更深入的探讨。

一、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特性的 几种理论分析

目前，经济理论界对经济发展阶段的系统论述有三种很有影响的观点。第一种观点可以叫作“双重模式转换论”。持这种观点的作者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生活已经经历并将继续经历的多方面的深刻变化，可以归结为两种模式的转换，即发展模式的转换和体制模式的转换。一方面，在经济发展战略上，要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老一套做法，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另一方面，适应着发展战略的转变，在经济管理体制上，也要由过去过分集中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体制转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经济体制从属于发展战略，但两者又互为条件、互相制约的。不可能指望两种模式转换在短时间内完成。它们是非常曲折复杂的、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实现的过程，传统模式和传统观念的惯性，能上难下的利益刚性，以及转换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都会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可以说，在这个长期过程中遇到的许多矛盾，都是由于这种双重转换的不协调性引起的。^[5]

第二种观点可以简称为“经济发展典型化”理论。持这种观点的作者根据H.钱纳利(Hollis B.Chenery)关于经济结构“常态样式”(normal pattern)的研究成果指出:我国原有的经济结构同钱纳利的“大国样式”有相当大的差异，表明它是一个“非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是“非典型”的经济正在“典型化”:经济结构与典型的中等收入大国的差异正在迅速缩小;推动国民经济宏观结构演变的典型主导产业已经初步形成;技术基础正得到全面的变革与改造，使全社会经济效益的普遍提高成为可能;进出口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迅速提高;商品市场结构趋于合理;金融活动加强;消费水平迅速提高;城市化进程加快;生产力布局迅速改善。他们从这种“典型化”趋势中，引申出我国正处在高速增长的发展阶段的结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当与“典型化”的发展趋势相一致，不是人为地抑制增长速度和消费需求的持续提高，破坏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同时并存这种高速度成长时期的“典型特征”，而是使一切政策措施有利于增长，以便“用增长引起增长”，加速度地实现到20世纪末总产值翻两番、达到小康的目标。^[6]

第三种意见是“以结构变革为中心的新成长阶段”理论。持这种观点的人们认为，中国近年来成长的加速，主要动因乃是由居民首先是农村居民收入激增引起的消费需求激增。由于从总体上看消费已经走出以满足温饱为中心的必需品消费阶段，我国国民经济的成长发生了质变，它已不再靠低层次消费来推动，而开始进入了非必需品急剧上升的新消费时期的新成长阶段。1984年下半年出现的不正常现象，其根源与其说是需求与供给之间的总量失衡，不如说是供给(生产)结构同需求(消费)结构不相适应。^[7]克服新成长阶段诸种矛盾的关键，在于改变我国经济流程的特性，使居民和企业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大大上升，从而一方面引起居民和企业的储蓄迅速扩张、银行和其他金融手段在积累形成和使用中的地位上升，另一方面，居民消费份额得到提高，非食品特别是耐用品的消费比重上升，加大消费市场对创造新国民收入的连带作用。这样，就能够消除消费与积累的绝对对立，创造协调我国经济结构的物质基础。^[8]

上面三种意见分别从某一特定角度概述了我国经济当前发展阶段的性质和特点，它们都以其独到的分析给我们以启迪。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三种表述都还不够本质或不够完善。我们认为，近年来我国发展的加速，表明我国的国民经济正在进入从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向现代化经济加速转变的新时期。我们当前所面临的种种扑朔迷离的经济问题，都可以从这一时期必然会存在的基本矛盾中找到它们的总根源。而1984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学界对经济发展中的某些异常现象所进行的争论，无不起源于对这些矛盾的不同认识。

以下，我们将首先对前三种意见分别作一简要的评论，然后再来陈述我们的看法。

二、“双重模式转化论”对我们的启发以及深化认识的必要

为了实现现代化，我们在中长期需要实现的任务，从政策上说，主要是进行发展模式的转换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两项，而它们二者又存在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关系。我们在处理日常政策问题时面对的种种具体问题，往往与这两项基本任务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牵制有关。所以，应当承认，对于双重模式转换过程中矛盾的分析，是探索我国当前这个历史阶段经济发展基本特性和深层矛盾的有益尝试。这种分析在它所论述的层次，即当前我国面临的两个基本课题的相互关系问题上，确实是富有启发性的。不少作者，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在分析经济成长和体制改革两者关系时，也采取了同样的分析方法。我们在这里想要指出的是，如果不在更深的层次去看这两种模式的转换，就很难对当前遇到的错综复杂的经济问题作出透彻的说明，甚至对转换的动因、途径和速度以及双重转换之间的本质联系，也很难论述得充分。这是因为，无论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还是经济体制模式的改革，都只是领导机关为适应一定的客观需要而采取的对策，它们之所以必要是由于一个共同的原因，这就是旧的模式明显地不适合当前历史阶段经济发展的要求。可见，双重模式转换本身的深刻根源还在于一定历史阶段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不能不受到所论国家与此相联系的诸种条件的制约。因此，如果不对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当前发展阶段中面临的基本挑战作深入的分析，就不可能对具体的经济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述。例如，刘国光同志在前揭论著中对我国当前的发展模式转变和体制模式转变作了很好的分析，揭示了发展模式转变的基本内容和它对体制模式转变的要求，提出了双重模式转变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等重要原则问题。可是在我们看来，由于对双重模式转变的总的背景，即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分析不足，使整个论述出现以下疵点:第一，对进行这两重转变的客观依据的论述有些一般化。作者给人的印象是，它们之所以需要转变，乃是源于使“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一般政策要求，而没有能够从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客观上存在的基本矛盾出发，来论证实现发展战略转变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特别是作者在关于“‘一五’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是正确的”，以及当前的战略转变只是“拨乱反正”，“逐步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的论断，就更容易使人们由于缺乏历史感而对事情的重大意义和紧迫性认识不足。第二，把扩大再生产由“外延方式”向“内涵方式”转变确定为发展战略转变的中心内容和经济改革的主要依据也有不尽恰当的地方。苏联、东欧的部分经济学家在论证发展战略转变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时，常常把劳动力资源的枯竭和国民经济增长必须向内涵方式转变作为主要的论据。但是，我国和苏东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农村中存在大量潜在的过剩劳动力，因而某些经济部门的外延式发展仍然是必要的，而不宜于从提高经济效益的一般要求出发，简单移用苏东国家必须实现国民经济的全面集约化(内涵化)的主张。^[9]第三，对创造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的必要性的论证，也显得不够有力。作者强调指出，市场作用的正常发挥以存在有限的买方市场为前提，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改革的进行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这些都是十分正确的，然而，创造宽松的经济环境的问题在当前之所以表现得十分突出，并不是由于双重模式转变的同时进行，而是由于我们正处在从落后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迈进的过程中。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的急速转化，经济建设的展开，人民生活的提高，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这一切无疑会在一定时期中造成总需求膨胀的压力和资金短缺的形势，而与创造宽松的环境的要求发生矛盾。这样，仅仅分析双重模式转化之间的关系，而不分析当前发展阶段的基本矛盾，就很难对当前紧张的经济环境的原因作出透彻的分析，也不容易对改变这种状况的战略和策略安排作出科学的论证。事实上，针对“两种模式转换论”，一些同志提出，体制改革时期，应当促进经济的高速度增长，而不必保持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其所持的主要理由，就是认为在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保持经济的高速度成长对于实现现代化，以致对于经济改革本身，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在这样的国家里，需求过旺和经济绷紧现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企求在造成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以后再来进行改革，就无异于将它推向无限遥远的未来。另一些同志则提出，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下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世界上并不乏这样的先例，因此，我国只要改良传统的计划工作方法，调整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无须触动传统的经济体制，照样可以高速度地实现现代化目标，尽管上述两种说法都有着比较明显的漏洞，但前一阶段讨论的情况已经证明，仅仅从“双重模式转换”来对它们进行反驳，是不够深刻，因而也是不够有力的。

三、H.钱纳利的“常态样式”的意义及其局限

在根据经验数据进行发展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家中，H.钱纳利和他的合作者是具有广泛影响的。他们依据上百个国家多年的经验数据回归，得出了人口超过4000万的大国、着重初级产品出口的小国和着重工业品出口的小国等三个类型国家经济结构的“常态样式”。^[10]由于任何认识都要经过特殊、一般、特殊的循环往复，通过特定国家经济结构与“常态样式”的比较发现各国的特点，来为进一步的分析提出问题和打下基础，显然是有益的。诚如一篇讨论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论文所说，通过个别国家经济结构同“常态样式”的比较来认识各国经济发展的个性，能够为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和评价提供有益的启示。^[11]

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运用钱纳利的“常态样式”作标准进行比较所能提供给我们的，只是“个别”对于“一般”的偏离状况的现象描述。这种描述，即使表现为精确的量的规定，也并未告诉我们产生偏离的原因，更没有回答这种偏离是坏是好、为祸为福的问题。由于现象并不是直接同本质合而为一的，如果企图从现象直接导出规律，就难免发生理论上的偏差。正因为这样，有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H.钱纳利及其合作者由这种对比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失之于武断。^[12]

其次，钱纳利采取的主要是“横截面”的方法，这种方法不能代替发展阶段的研究。正如光凭大树的直径不能确切地判断它的高度一样，不研究一国经济在所处发展阶段上的特殊矛盾，就难以判断哪些结构“偏离”是正常的，哪些是不正常的，从而得出正确的、符合实际的结论。

因此，我们觉得一些作者把H.钱纳利的模型作为标准结构，认为偏离这种结构就是“不正常”的，而向这种模式靠近则意味着“恢复正常”和高速增长阶段的到来的分析方法，是相当表面的。不对我国的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笼统地要求“消除”偏差，实现“典型化”^[13]或者缓解偏差造成的消极影响，并不一定能够为我国的发展带来好处。事实上，造成中国经济结构对所谓“常态样式”的偏离的，主要有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因素:一是由违反社会分工和工业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盲目蛮干引起的结构扭曲;二是由于资源条件和其他具体国情决定的结构特色。对于前者，“偏离”是一种祸害，“典型化”是向合理的趋近。对于后者，“异常”却是正常的表现，今后仍将继续存在。

这里还要顺便指出，哈佛大学的发展经济学家N.吉利斯(Malcolm Gillis)、D.伯金斯(Dw right H.Perkins)、P.罗默( Paul Michael.Romer)和D.斯诺德格拉斯(Donald R.Snodgrass)早在1983年就在他们合著的一本目前美国大学里通用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里对钱纳利等人的计算结果可能的误解和误用提出过警告。他们指出:钱纳利及其合作者常常把他们估算出来的趋势称为大国或小国经济发展的“常态样式”。“常态样式”这一用语促成了对这种估算结果的大量误解和滥用。钱纳利等的“样式”只不过是比较千差万别的经济结构样式后得出的平均结果。这些数据和计算只能给我们一个关于经济发展中可以预期的趋势的一般概念，而决不是一个国家应当做些什么的指南。因此，他们认为最好从词汇中消除“常态样式”的用语，代之以“平均样式”(average pattern)。^[14]

总之，我们认为，以我国的经济结构与平均结构相比较，是找出我国目前经济结构的特点与问题的有用方法。然而，估量偏离的方向与大小，只是入门的向导，要找出它背后的本质和规律性，从而提出有科学根据的政策措施，还需要进行去粗存精、由表及里的研究。

四、“以结构变革为中心的新成长阶段”述评

根据一般系统论“结构决定功能”的原理，把对我国经济发展过程分析的重点放在经济结构问题上自然是很有见地的。问题在于，“结构”是一个过于笼统的字眼。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有结构问题。经济结构，也有消费结构、需求结构、生产结构、资源结构、产业结构、部门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结构、规模结构等种类。那么，这里所说的是哪种结构或哪些结构呢?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在他们的第一篇文章《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和农村发展》中，以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作为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根本标准，以生产结构与需求结构的衔接与适应作为观察国民经济运行的主要窗口，这样一种分析方法，对于研究我国现代发展是否适当，是值得加以探讨的问题。

什么是决定经济成长的主导因素，什么是划分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志，历来是发展经济学争论的主题。在现代发展经济学中，罗斯托(WaltW.Rostow)在《经济成长阶段》(1960年)中，首先提出了成长五阶段(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起飞、社会经济走向成熟、高额群众消费)的学说，其阶段划分的标准并不统一。如果说前四个阶段大体上是生产或积累主导，后一个阶段则是消费或需求主导。^[15]至于近年来占有优势的、着眼于生产就业等结构分析的发展经济学家——所谓“结构主义者”，也有资源(包括劳动和资本)状况先决和需求结构先决的区别。^[16]

在我们看来，上面所说的资源导向和需求导向两种分析方法都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应当区别情况，综合运用，而不能以偏概全。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1984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310美元，在世界银行的128国统计中，约占第100位^[17]，经济发展阶段离“高额消费时代”尚远，经济发展又是“资源约束型”的^[18]，就更应当着重分析资源状况和它在部门间、地区间、不同规模和技术的企业间的配置，而不能把消费水平和需求结构的可能变化，作为分析问题的主要出发点。况且，这种分析对于“现阶段我国应当采取怎样的收入政策和消费政策”、“我国现有的消费水平是否合适”、“在现有资源条件下什么样的消费水平是合适的”等更深层次的问题，无法作出有质和量的规定的回答。

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在他们的第二篇论文中，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新成长阶段”的结构变革，认为农业在产值、收入和就业中所占份额的下降，是中等发达水平国家经济发展中经济结构变动的主线。^[19]如果把逻辑贯彻到底，就要围绕着农业份额下降这条主线来分析我国当前发展阶段面临的诸种矛盾。认为这样做，肯定能为我们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开辟出新的道路。

幸运的是，我们的前人已经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这篇论文引述了1945年张培刚对于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在劳动人口和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日益下降现象所作的分析。^[20]实际上，从那时以来，在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方面，文献汗牛充栋，有了长足进展，许多学者对于农业国工业化过程中农业的地位与作用，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意义、方式、速度和约束条件等从所谓“二元经济”到现代发展转化过程中必然遇到的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作了多方面的深入探索。

五、“二元经济”的发展理论

“二战”以后，随着亚非拉许多经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独立，以这些国家的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

众所周知，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早就提出过工业和农业两部门发展模型，指出过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以及这种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趋势。^[21]两部门模型的现代版本起源于荷兰经济学家J.博克(J.Booke)，集大成于A.刘易斯，后来又为许多人所修正与发展。

首先，博克根据他在20世纪初对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的社会结构特点的观察，提出了“社会二元性”的概念，认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同时出现两种或多种显然互不相同的社会制度”，“社会二元性是一个引入的社会制度和另一种土著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冲突”。^[22]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综合了战前战后许多研究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家的思想，于1954年建立了第一个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他继承了前人的思想，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划分为两大部门，一个是庞大的、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生产的传统部门，主要包括农业，还有某些小型商业和服务业，二是采用现代方式的工业等部门。刘易斯认为，由于农村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农业边际生产率极低，甚至为负数，因此，工业部门可以在很低的工资水平下得到无限劳动供给。因此，只要工业部门的积累增加，就能吸收农业部门的潜在剩余劳动力，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转化的过程中，工资水平保持稳定，利润率大大提高，国民收入中储蓄和积累的份额随工业中就业量的增加而增加。如果这种结构转换过程没有遇到土地收益剧减、工资水平猛升、净投资消失以及其他非经济因素方面的障碍，工业资本的增加和工业就业量的增加循环往复，直至农业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毕。这时，工资随劳动生产率而上升，表明“二元经济”过渡时期的结束和整个经济新的增长时期的开始。

尽管对刘易斯的模型有许多争议，他的某些假定前提，如“只要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消失，工业工资就会保持在低水平上不变”的假定，为多数人所否定，但是他所提出的开创性思路，对后来的发展理论的巨大影响，却是无可置疑的。他本人也因这方面的贡献获得了诺贝尔奖。

20世纪60年代以后，二元经济理论有了巨大的发展，其中某些学派是以刘易斯的学说为基础，有的则对刘易斯的基本假说作了较大的修正。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费景汉和G.拉尼斯(Gustav Ranis)对刘易斯学说的创造性发展。他们吸收了发展经济学的新成果，并把刘易斯相对地说比较简单的模型，发展为结构更加严密的宏观动态模型。他们还认为，在经济增长初期，由于农业劳动力过剩，因此，工业从农业中吸收劳动力不会影响人均剩余农产品数量。但超过一定限度以后，如果劳动力继续转移，势必影响农业生产从而减少供应给工业部门的农产品，这样，农产品价格和工业工资就会同时上升，使工业利润和资本积累下降，这时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仍低于人均收入水平，这种现象阻碍结构转换的顺利进行。为了避免这种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现象，费－拉尼斯认为，必须在工业发展的同时，相应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业产量，使供应工业的人均剩余农产品数量保持不变。只有这样才能使工业得到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保持资金积累和增长的势头。^[23]

总之，二元经济理论虽然分为许多支派，而且存在不少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但它所提出的基本问题，诸如(1)如何逐渐使农村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部门，(2)如何保证现代部门的发展和传统部门的改造有足够的资金供应，(3)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其数量界限，(4)如何利用对外贸易和国际分工来发展本国经济等，是一切发展中国家都会遇到的，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决定性的作用。从这种见地出发，二元经济理论较之在当前发展阶段问题上与之相近的这些提法，如“工业化阶段”说、“分工全面深化阶段”说，等等，对于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线索，似乎更胜一筹。^[24]

六、“二元经济”理论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中国社会二元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结果。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现代工业和帝国主义的炮舰一起进入了中华帝国，使曾经哺育过灿烂封建文化而在近代日趋停滞和没落的中国经济逐渐向二元经济转变。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初步建立起二元经济结构，开始了由二元经济向现代化经济的过渡。但在腐朽的反动统治下，为急速转化作准备的进程十分缓慢。只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经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才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具备了向现代化经济突进的条件。这标志着我国国民经济从二元经济向现代发展加速转变阶段的到来。

所谓二元经济时代，在我们看来，无非是一个从传统经济到现代化经济转化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又可以分为三个子阶段:(1)现代经济开始建立，为经济的急速转变作准备;(2)二元经济向现代发展急速转变;(3)现代部门趋于成熟，传统部门逐步得到改造，现代化的同质经济逐步形成。我国目前正处在第二阶段的初期或前期，目前我国二元经济的特点十分明显。如果撇开现代经济部门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不论，我们通常认为中国经济的特点是:底子薄，人口多，而且大部分人口在农村。把这两方面概括起来，一言以蔽之，就是经济具有“二元性”。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农村人口，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几乎占世界农村人口和农业总量的1/3。1982年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9. 1%，农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总量的74. 4%。农业使用的生产资料仅占全国固定资产的21. 7%，从事着传统的以手工业工具为主的农业生产，因而出现了现代工业部门可以使卫星上天，而在农村部门中还“始终没有摆脱手工工具占优势，传统经验和古老成规起主导作用，‘老天爷’左右收成丰歉的落后状态”^[25]。

这样，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也就是任何二元经济在向现代发展急速转化阶段都会遇到的基本问题。其枢纽则在于农村潜在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地向非农产业转化。而由于我国人口分外众多，人口年增长率经多年计划生育的努力，仍然始终保持在10‰以上的水平，转化过程中的诸种矛盾就更加激化。

从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看，从二元经济向现代发展急速转化的一般进程大致是:

(1)农业部门生产率跃进式的提高，剩余农产品大量增加，为迅速扩大非农产业就业提供了劳动力和资金的条件，于是触发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大规模转移和非农产业迅速扩大。

(2)劳动力从农业这个相对地说生产率较低的产业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非农业部门，使全社会的剩余产品进一步增加，积累能力进一步提高，从而有可能使更多的农村闲散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中去。

(3)以上两个过程互为条件、彼此推动的良性循环和国民经济稳定地以递增的速度发展，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的成功“起飞”。

对于拥有众多剩余劳动力资源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撇开人力资源的素质不论，最稀缺的资源莫过于资本。而要保证非农产业的扩张和农业本身的技术改造有充分的投资，基本的条件又在于工农业生产效率的持续提高，而且，这种提高必须显著地超过消费的增长，这样才能保证有足够的剩余产品积累。而经济效益持续提高的根本保证，又在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所以，在二元经济的转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是终始注意处理好改革、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三者之间的关系。

七、二元经济的发展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由以上的分析首先得出的结论是:为了顺利地实现转化，必须对我国传统的经济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造。

前面已经说过，扩大工业部门投资，加速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关键在于整个国民经济，包括农业和非农产业的生产率提高。然而，我国过去采取的旧的行政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是以经济效益提高缓慢为特征的。这种旧的经济体制和与之相伴随的高指标、高投资、低效率、结构偏畸、对外封闭的粗放发展战略，抑制了社会主义经济活力，使得投入多，产出少，投资效率和生产效率都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对此，采取传统模式的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通常采取了分隔城乡，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战略，由国家用“义务交售”等方式从农业部门强制地取得“社会主义原始积累”^[26]或“贡款”^[27]发展现代化部门。

采取这套政策实现二元经济的转化，并不是没有成功先例的。苏联经过若干个五年计划的努力，虽然付出了相当大的牺牲，还是大体上实现了这种转化。赞成保持旧体制的人们常常以苏联的工业化为依据，认为我国也可以沿着这条道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实际上，这种论证是不周严的，因为它忽视了中国和苏联在资源条件上的巨大差异。在中国，企图依靠效率很差的传统体制实现转化，几乎是注定不能取得成功的。

美国经济学家安东尼·唐对中国和苏联发展工业的起始条件作过比较研究。他指出，如果分别以1928年和1952年作为苏联和中国工业化的起始年份，苏联人均粮食是中国的两倍多，因此，苏联农业对于高速度发展重工业的支撑能力就要高得多，而中国要执行同样的发展战略，却要遇到大得多的困难。加之俄国是一个地广人稀、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的国家，而中国按人平均的资源占有量是相当低的，每人占有的耕地面积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在严重损害了农民积极性的经济体制下，当工商业发展对农业产品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不得不加大开发强度时，收益迅速递减，使工业化的农业基础陷于崩溃，从而使二元经济的转化过程发生逆转。^[28]

在粉碎“四人帮”以前的20余年中，以苏联为榜样采取同样的体制模式和工业化战略，使我国国民经济结构出现了重工业片面发展、轻工业落后、农业基础遭到破坏的不良状况。农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和总人口的比重，从1952年到1976年的20年中几乎没有变动。农业的比重虽然很大，农产品却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每年需要大量从国外进口粮棉油。偏畸的农业经济，拖住了国民经济的后腿。加上要素不能流动，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据世界银行的计算，从1952年到1975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每年提高0.3%甚至是－1.1%。^[29]这当然反过来又使国家没有可能减轻农业的负担，更不用说改善农业的状况了，于是国民经济陷入了恶性循环。这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的全面危机。

我国目前的农业对于结构转化的推动和支撑的能力，较之过去的农业大得不可比拟。但是，无论农业的“第一推动力”如何巨大，要使结构转化的过程得以持续地进行下去，使良性循环不致中断和逆转，根本的问题还是要做到在急速转化的全过程中保持社会经济效益逐年有所提高。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变造成了我国经济效益低下的旧经济体制模式。也就是说，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和保证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就需要对经济体制进行全面的根本性改革。在改革中，我们要研究如何把以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非农业部门相互处于隔绝状态、各有自己经济活动方式、各自不同的发展途径为其主要特征的封闭和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为以两部门商品、资金、技术、人力诸方面的交流，农业部门商品性质日益加强为其主要特征的开放的二元经济结构，以保证资源配置效益和营运效益的不断提高。

八、掌握劳动力转移速度和方向

既然“二元经济”顺利向现代化经济发展要求满足我们在前面讲的条件，使经济效益较之消费有更快的提高，以便保证有足够的积累，掌握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化的速度，或者说，非农产业扩大的速度，就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只有农村劳动力大量转向非农产业，才能迅速发展现代部门，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也只有农业劳动力大量转出，才有利于农业向大生产发展和集约化经营;而且，也只有这样，全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才能迅速地提高。因此，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化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因此，从我们的主观愿望说，当然希望这种转化进行得越快越好。但是，在客观上，这种转化的速度，却不能不受到社会财力的限制。这是因为，社会能够为非农产业新增劳动力的生产和消费需要提供出来而不致危及国民经济宏观经济效益的保持和提高的资金数量是有限的。如果超越了这个限度，造成经济效益下降或资金供应短缺，就会使结构转化受阻。在更加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会因为损害了作为转化过程基点的农业生产率，而使整个良性循环发生逆转。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有过沉痛的历史教训的。以1958年的那一次大折腾为例，20世纪50年代后期国民经济高速度增长的启动，本来是以土地改革以后从1952年到1958年农业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为基础的^[30];蓬勃的发展形势发生逆转的主要契机则是:农业劳动力移入非农业部门的速度过高，非农业部门扩大过快。1958年至1960年中非农产业新增职工多达2800万人;伴随着转入高收入部门职工人数增加和其他职工收入增加，1960年全民所有制各部门工资总额比1957年增加68.6%;与此同时，社会的经济效率非但没有提高，相反却急剧下降。1958年至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边际投资/产出率(ICOR)较之上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加了50倍，即每增加一元国民收入所需投资，竟由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1.78元增加到93.8元^[31]!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在5年间下降了24.3%。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更多。1958年的情况和1956年不同的是，当出现“冒进”的征象以后，没有采取调整措施，相反在1959年和1960年继续采取拔苗助长的方式，以国力所不能支撑的速度发展非农业部门，以至损及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32]，结果酿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危机，不得不进行为时3年以上的“调整”，把2000万已进城就业的农民退回农村，大量新建生产能力被废弃，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再次进入高速度发展。这次同过去的几次有着根本区别的是，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农民长期被旧体制抑制的积极性迸发出来，使我国农业生产率持续提高。1979—1983年的5年中农业的劳动投入大幅度减少，物质投入也没有明显增加，而同期农业生产总值(不包括村办工业产值)却以12. 82%的年率递增。这说明，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的结构转化强劲有力的突进，是有雄厚的基础的。

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需要注意掌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的速度与方向。

从速度方面说，近年来一些地区乡镇工业以远远超过城市工业的速度发展，在整个工业产值中的比重急剧上升，1984年已达24%，1985年又接近于30%。这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和落后地区的发展、对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和提高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不能不看到这里也有不正常的方面。它的明显的表征是:在1986年大工业由于资源制约而普遍减速，大城市经济出现萎缩趋向的情况下，某些与大工业争电能、争原料、争运力而经济效益相对较差的乡镇工业，在双轨价格和种种非经济因素的作用下，仍以相当高的速度不可遏制地发展着。对此，经济学界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有的经济学家全面肯定目前乡镇企业及其他小企业的高速发展，认为它们发展得越快，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越顺利。另一些经济学家对此持有保留意见，认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或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及其转移方向，应以有益于整个国民经济效益的持续提高为边界。有些作者还把近年来由于农村改革超前和城市改革滞后形成的上述发展格局，称为“用农村工业的粗放发展来带动整个经济增长，在城市工业减速、降格的情况下求得整体均衡”的“农村工业化模式”。他们主张，我国的经济发展应当选择另一种道路，这就是“通过城市现代部门的集约发展向农村扩展、辐射，带动农村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最终将传统部门纳入现代经济的运转轨道”^[33]。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值得认真加以考虑的。

九、把提高经济效益放到经济工作的首位

如前所述，不断扩大现代经济部门，促使农村劳动力大量向现代非农产业转移，要以经济效益的持续提高为前提。既然如此，为了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现代化的顺利进行，有必要改变过去那种片面追求增值速度的传统发展战略，而把提高经济效益放到经济工作的首位。

我们所说的经济效益，是指投入和产出的对比关系，它包括从社会角度看的资源配置效益(allocative efficiency)和企业、职工的营运操作效益(operational efficiency，或译运作效益)。

国民经济中资源配置效益的高低首先取决于产业结构的合理程度。国民经济的综合能力并不取决于“长线”部门的全部能力，而是取决于“短线”部门的有效能力。如果产业结构七长八短，一部分资源虽然投入“长线”生产，实际上非但并未对提高综合生产能力起作用，相反会由于对稀缺资源的无效占用造成资源的浪费。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思想仍然盘踞在我们一些同志的头脑中，尽管我们有时也在理论上认识到比例失调的危害，并在实际上制定了加强短线部门的具体计划，但是这种计划往往未能得到执行，结果“长线”越拉越长，“短线”相对缩短，“瓶颈”现象更趋严重，降低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近年来，由于加工工业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计划，加上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连年失控，我们只好大量进口原材料来支撑超高速增长。1985年钢材进口量高达1800多万吨，接近于国内生产能力的一半，用汇几乎等于我国原油出口的换汇额。能源部门产量的增长，也付出了拼设备、浪费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代价。电力供应的严重短缺，使20%—30%的工业生产能力不能发挥。对于自然资源近乎掠夺式的开采，会损害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

企业规模结构不合理是影响经济效益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近些年来预算外投资新建的企业普遍存在规模偏小的问题，使许多行业的规模效益得不到发挥。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就业压力和投资机制不完善以外，主要是在双重体制、双重行为规则的条件下，由超高速激化的市场价格信号严重扭曲。由于国家调拨物资的价格管死，市场采购部分的价格就处于边际水平上，承担了全部超计划需求的压力。当增长速度过高，市场短缺日益严重时，这部分市场调节物资的供求价格就会上升到可以容纳很高成本的不合理水平上。在这种价格水平上，某些规模经济效益很差，物质消耗水平很高的企业也能取得很高的赢利;特别是一些企业乃至“皮包公司”不择手段钻“双轨价格”的空子低价进，高价出，往往能够以小挤大，以劣挤优，牟取暴利，严重损害宏观经济效益。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在建投资规模过大和年度投资规模过大，是近年来同时存在的两种现象。由于在建规模超过了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使得工程项目不能按合理工期建成，导致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连年下降，而且，工程施工质量下降，由此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技术进步是提高经济效益的积极手段。近年来我们虽大力提倡，普遍推行，但由于片面追求产值增长速度的思想没有扭转，而铺摊子、上项目又是增加产值的捷径，所以，在实际上技术进步并未真正全面实行。同时，在经济“过热”、需求极为旺盛的情况下，企业不可能感受到技术进步的压力，经济粗放发展的模式就很难有根本的改变。

总而言之，我国要顺利实现二元经济向现代增长的转变，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二元经济模型是一种宏观发展理论，它所涉及的经济变量主要是社会总量和部门总量，较少直接讨论微观经济效益问题。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宏观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不仅取决于宏观调控的水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微观经济效率的高低。而要提高微观经济效益，从根本上说是要提高企业的活力和劳动者的积极性，这又必须对传统的僵化体制进行改革。所以说，发展问题和改革问题从来是联系在一起的。

十、正确处理建设、改革同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

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提高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这在传统体制下是一个“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问题。建国以后的最初30年，我国采取了由国家集中农业剩余产品来投资建设工业的模式进行现代化建设，使广大农民的生活不能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得到应有的改善;在城市也采取“先生产，后生活”的政策，忽视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劳动者的积极性受到很大损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较快地改善人民生活。1979年和1980年两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超过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国民收入增长。这样做，纠正了过去“重积累、轻消费”，强调社会性消费，忽视消费者个人选择的分配模式，使劳动者个人收入有较快的增长，带有“还欠账”的性质，是必要的。但是，由于城市体制改革没有能够跟上，尽管个人收入增长了，但带有“大锅饭”色彩的分配体制并没有明显改变，因此，收入增长不能有力地和持久地刺激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增加相应的生产成本。“六五”期间，我国居民收入继续以超过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增长。同时，固定资产投资中用于楼、堂、馆、所、街等非生产建设的比例日益提高。这些，都使用于物质生产部门建设的资金相对减少。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上，物质生产部门的建设与发展，仍是整个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基本部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需要大量投资。这部分建设资金的短缺，将使今后的经济发展缺乏后劲。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对人民生活的持续提高也是没有好处的。

传统的发展模式确实没有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在应有的位置上。面对巨大的人口压力，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将尽可能扩大就业作为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实行了“低工资，高就业”的政策，“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使得街头失业变成了在职失业。实践证明，这种收入政策和就业政策因为损害了社会经济效益，到头来并没有能很好地解决城市就业和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问题，反而导致了从60年代初一直到70年代中期连续不断的城市“知青”的下放，数千万城市青年劳动力加入了农村隐蔽失业大军。发展经济学家斯蒂芬·马格林(Stephen A.Marglin，1976)认为，如果简单地认为劳动过剩就应当低估劳动的影子价格，使劳动实现充分就业，那么就可能使社会总产品中消费达到最大，投资减到最小，最终使增长停滞。因此，为了使经济获得最优发展，既不能使就业达到最大，也不能使投资达到最大，而是应当使用正确的影子价格对消费和投资的不同组合进行比较，选择最佳就业和投资水平。在保证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逐步解决就业问题。^[34]马格林的这些思想对我们也是富有启发性的。

按照各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由于人口增长以及社会保障和社会性消费的存在，人均生活费收入的增长，应当略低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对于二元经济急速向现代经济转化的国家，情况就更是如此。这时，一方面国内的经济发展需要大量投资，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高消费的强烈的“示范效应”，又造成国内过高的消费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从长远利益考虑，正确的选择只能是加强对消费的适当引导和控制，用鼓励储蓄来化解由于居民收入增加过速所造成的问题，以保证经济建设有足够资金。在这方面，不少顺利地实现了“起飞”的国家有不少成功的经验可供我们吸取。中华民族历来有勤奋节俭的传统，我们应当提倡发扬这种美德，坚决防止铺张浪费、大吃大喝的风气蔓延滋长。否则，如果消极顺应那种在消费上向发达国家看齐的压力，甚至推波助澜，鼓动尽快地提高消费水平，将生产效益提高所创造的剩余产品分光吃净，那么，或者无法保证建设所必需的积累，或者要想同时保证现代化建设有足够资金，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到头来还得被迫降低消费水平。在这方面，1984年下半年消费基金失控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的困难，应当引为教训。

其次，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如何处理好改革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是所有改革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遇到的，也是最感棘手的问题。

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而生活的适当改善，给群众以看得见的利益，又是取得群众对改革的拥护和支持的必要条件。然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速度要适当，改善人民生活的方式不限于多给报酬一端。我们要保持冷静的头脑，经常牢记:我国还处在迫切需要资金积累的二元经济向现代发展转化时期和改革的效果尚未充分显现的改革前期，千万不要随便向群众许愿，而应当把群众的注意力吸引到群策群力、搞好改革方面来。同时，随着改革成效的显现逐步改善群众的生活。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干部和群众越干越有味道，越干越有劲。

十一、地区发展战略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地区间自然环境和人文状况差异悬殊的大国，地区间二元经济的结构差别很大。为了保证在转化过程中地区效益和全社会的整体效益都达到最大，就有一个如何正确地在地区之间配置资源的问题需要解决。

在地区经济发展方针的问题上，前几年提出了“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的指导原则。我们认为，这一指导原则是正确的。问题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有些同志对这一方针存在某种误解。不少人认为，所谓发挥优势，就是把自己拥有的或可以通过其他办法取得的资源，统统留在本地区加工成制成品;他们忙着铺摊子，补“空白”，力求自成体系。结果不仅重复布点拉长了基本建设战线，盲目生产造成质量下降和库存积压，而且地区之间在行政权力的保护下进行争夺烤烟、羊毛等稀缺资源的“大战”，使社会资源不能按照优化原则作合理的配置，招致整体经济的重大损失。^[35]

事实上，贯彻“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的方针，应以“比较利益(优势)”原理(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为依据。^[36]我们知道，D.李嘉图在论证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的好处时，修改和发展了A.斯密的绝对利益(优势)理论，创立了比较利益(优势)学说。他用一个由两个国家、两种货物、单一生产要素(劳动)的模型说明:各个国家不应当生产所有的产品，而只应当集中生产在本国能够生产的诸产品中相对成本最低的产品，然后通过国际贸易进行交换相对成本较高的产品;这样形成的国际分工对参加交换的各方都有利，并使世界的总产出量增加。后来，瑞典经济学家E.赫克谢尔(Eli Heckscher)和B.俄林对于这种单一生产要素的模型作了重要补充，指出各种生产要素禀赋上的差异，对于国际分工和生产专业化起决定影响，各国应尽量生产和出口较多耗用其禀赋丰盛的资源、较少耗用其禀赋贫乏的资源的产品，尽量进口较多耗用其禀赋贫乏的资源、较少耗用其禀赋丰盛的资源的产品。^[37]比较利益(优势)学说在国际贸易的运用，由于国际经济关系受到国与国之间政治因素的重大影响，其适用性至今仍有争论。然而无论如何，这一原理适用于一国内部的地区分工，却是无可置疑的。我们应当按照这一原理来规划各个地区的发展战略，不是四面出击，百业俱兴，而是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不是搞市场割据和力求自成体系，而是尽量利用地区间专业化分工的好处。我们的体制和政策要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的方针的贯彻。这样既有利于各个地区的发展，也有利于在既定的资源条件下使社会的宏观经济效益达到最优。

在这个问题上通常遇到的一种顾虑是:采取这样的方针，会不会妨碍落后地区赶上先进地区，甚至拉大差别?事实上，只要我们处理得当，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根据比较利益原理，致富之道，不是凭借只有先进地区才有的绝对优势，而是各个地区都扬长避短，发挥自己在资源禀赋上的相对优势。既然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相对优势，大家就都有发展的潜力，发挥这种潜力就可以共同富裕起来。社会主义国家自然要给予对于落后地区以大力的投资等支援，再伴随着资本和劳动力流动以及贸易结构的升级换代，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也会发生变化和转移，假以时日，后进地区赶上乃至超过先进地区，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根据以上所说的比较优势原理和我国各个地区的实际经济分布情况，看来对于在我国广泛流行的从东到西逐步推移、梯级开发的地区经济发展政策，有进一步推敲的必要。正如许多同志指出的，同美国西部地区和苏联东部地区长期为不毛之地，因而早期经济发展分别呈现从东向西和从西向东推进的趋势的情况不同，我国中、西部地区早经开发。中西部地区不仅有自己的自然资源优势，而且在某些领域还有技术和经济优势。在建国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的年代中，国家以数以千亿计的投资在内地兴建了一批技术先进、准备精良、集中了大批专门人才的工业群体和科研基地。因此，认为中西部地区没有经济和技术上的优势，经济发展只能由东向西逐步推进是有些片面的。应当看到，虽然总的说来，目前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高于西部地区，但是中西部地区也有自己的“发展极”和“增长点”。^[38]如何发挥它们的优势和潜力，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并和东部地区互补短长，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效率的提高具有重大意义，需要我们认真研究解决。

十二、对外经济关系与二元经济的转化

对于国际贸易在二元经济转化过程中的作用，人们的认识是不断深化和扩大的。1850年，英国进行了工业革命，有些国家对此作出了反应，先后实现了工业化，而大多数国家却没有对此作出反应。为什么这些国家没有作出反应呢?根据刘易斯的看法，它们本来可以通过两个机会来实现工业化。一是进行仿效，一是与已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进行贸易，但通过贸易实现工业化的机会不大，这是因为第三世界与工业国的贸易量很小。贸易量小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主要工业国从总体上看，实际上是自给自足的;二是世界贸易的扩大必须以运输革命为前提。而进行仿效也存在严重的障碍，除帝国主义列强对其殖民地的工业化采取了敌视态度和地主阶级的反动以外，主要是工业化的基础还是不充分的。在一个封闭经济中，工业部门的大小是农业生产率的函数。^[39]他进一步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应该是技术变化，国际贸易是润滑油而不是燃料。”“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不必过分依赖出口，眼光应该更多地放在国内市场。”^[40]尽管刘易斯也认为对外贸易有利于增加国民收入，从而有利于实现工业化^[41]，但他的理论分析主要是以封闭经济为对象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受到当时流行理论的影响，普遍实行了闭关锁国的保护政策(初级内向)，或采取发展进口替代产业的政策(次级内向)作为工业化的正确道路。这就使得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能享有国际分工所带来的好处。相反，它们为了提高投资率以促进技术进步和满足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而大量举债，由于内向型经济难以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消费欲望在“示范效应”下又难以抑制，于是庞大的进口计划无法消减，国际收支状况不断恶化，从而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债务危机。

亚洲一些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率先放弃了进口替代的政策，纷纷转向出口导向的外向战略。它们采取的具体政策是，将本币币值大幅度贬至不用严厉的进口管制、出口补贴、复式汇率等措施也可基本维持国际收入平衡的水平上，从而为贸易自由创造了条件。^[42]

出口导向的政策，有力地刺激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出口的扩张，引起了国内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动。农业产品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比重下跌，而工业产品(包括矿业、制造业、水电煤气业和建筑业)占有的比重上升。在开放性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中，鲍尔—费的模型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主要是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要积累源泉的小国开放经济为研究对象，认为这种经济要摆脱殖民地时代遗留的不合理结构，必须正确地选择工业发展方向和经济发展模式。他们细致地分析了进口替代(次级内向)、出口鼓励(初级外向)和出口替代(次级外向)三种外贸战略。他们认为，进口替代和出口鼓励是以初级产品出口支持国内工业发展，因此可能是过渡初期不可避免的发展模式。但是，必须不失时机地及早采取出口替代政策，即用劳动密集的制成品替代初级品出口，从而使经济发展的基础从土地自然资源转向丰富的劳动力，加速劳动力的部门转移和二元结构的改变。因此，鲍尔—费认为，从进口替代和出口鼓励阶段向出口替代过渡是开放型二元经济发展成败的关键。^[43]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表明，落后国家要赶上去，全面外向发展是唯一有效的途径，舍此不能获得真正成功。靠出口替代，日本经济完成了由落后到先进的转变，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也取得了出色的成绩。而采取进口替代或其他什么战略的落后国家还未见有什么起色。

出口导向是从战略重点和出口增长与整个经济增长速度的关系上讲的，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使国内大部分经济活动都围绕出口展开。有的同志往往有些误解，从而怀疑大国采取这种战略的必要性。其实，到现在，日本的出口对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也不过13%左右，美国出口额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更小。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应当坚决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因此，制定战略的依据，不在于国家的大小，人口的寡众，而在于克服经济发展中制约因素的关键是什么。我国虽大，有较齐全的生产部门和广阔的国内市场，但若想使国民经济实现有效的增长，让国内现代部门始终能以其高技术高效益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从而带动传统部门的发展，就必须在日益扩大的规模上参加国际分工以使国内产业结构高级化，而这离开大量进口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是办不到的。因此，出口必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制约因素。要有效地突破这个制约，除了采取全面的外向战略外，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先搞进口替代，自成体系后再谋求自我完善和独立发展，这样的路子我国已经走了多年，实践证明事倍功半，甚至此路不通。

实施出口导向战略，需要外贸体制改革的配合。事实上，要实行进口替代的战略，必然要用关税壁垒对民族工业进行保护。同时，在这种战略下，巨额的出口补贴也是不可避免的。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比较完备的行政管理系统，对外贸企业实行控制和干预。因此，这种政策是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而一些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比较成功的国家，总是在将本币进行较大幅度的贬值，让出口企业在一个大致平等的条件下展开竞争，而国家不再以补贴等形式过多地对企业进行不规则的干预。而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

第一，出口企业实行经济利益挂钩，有明确的追求利润和创汇的积极性，具有决定原料采购、产品销售甚至人员录用的自主权，有严格的财务责任。

第二，应有一个健全统一的国内市场体系和完善的远期市场组织，各种要素，包括利率、汇率的价格关键趋于大致合理，要素可以在各个生产领域里流动和重组。

第三，比较完善的间接调控体系，包括出口换汇成本核定或出口退税、进出口信贷、许可证制度等。

由上可见，外贸体制改革是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三个主要方面的问题，即企业、市场体系和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联系在一起的。

十三、适应二元经济转化要求的改革战略

综上所述，在二元经济加速向现代发展转化的阶段，既存在加速改革的迫切必要性，又出现了加快建设步伐的大好时机，于是，如何正确地处理现代化建设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即前述双重模式转化所讨论的问题，就成为正确决定发展与改革战略的关键。在这个问题上，看来有三种主要的可供选择的方案:

第一种方案主张建设与改革“双加速”。持这种意见的人们认为，这样做，既能全面推进改革又不丧失高速增长的时机，因而能够保证我国现代化大业的早日实现。

我们认为，如果确能做到这样的“双加速”，自然是再理想不过的了。可是，各国的实践经验，特别是我国近年来的实践经验证明，在目前的条件下，这是难以做到的。这是因为，虽然从根本上说经济体制改革和加速现代化建设是相一致的，但在短期内，二者之间又有一定的矛盾。这主要表现在:改革的起步阶段需要一个宏观经济关系比较协调，市场不太紧张，国家的财政、物资后备比较宽裕的良好经济环境;而在经济关系还没有初步理顺、二元经济向现代发展急速转化的初期，经济效益不高，现代部门的积累能力很弱，要求在这种条件下加快建设的步伐，就会因为只能依靠投入的大量增加而使需求急剧膨胀，最终导致增长和改革两败俱伤。在经济发展上固然会造成大的折腾，在经济体制方面，也会因为面对失控的经济不得不使用旧的行政方法来加以控制，而使改革的成果不能巩固，甚至归于消失。

在这种情况下，兼顾建设与改革的“走小步”方案就成为一种很有吸引力的选择。按照这种方案，在建设上适当增加资金投入，主要依靠中小企业的发展保持国民经济一定的，比如说，年6%—10%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在改革上也采取局部改革、逐步过渡的策略，比如说，经过5到10年的“小调小放”，理顺价格关系，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新体制的框架。

从近期来看，这种方案是十分稳妥的。它不致引起急剧的需求膨胀，经济改革由于每一次改革的步子都走得不大，因此，不会引起太大的社会震动。问题在于，从5到10年的中长期的观点看问题，它的风险并不是看起来那样小，而是相当大的。事情的症结是:在二元经济急剧转化的时期，最重要的是使经济效益，包括资源配置效益和营运操作效益持续地提高。只有这样，才能使国民经济在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保持高增长速度和高收益的良性循环，而不致在“起飞”以后又从空中掉下来。然而旧的体制是不能保证效益的持续提高的;新体制有效配置资源的整体功能，又要在配套改革取得初步成效、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大体形成以后才可能显现出来。特别是当前这种摩擦很多、漏洞很多的双重体制对峙、谁也不能有效地起作用的状态，对于国民经济效益的提高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听任这种状态长期持续，只能使经济结构和经济效益恶化，投入多、产出少，必然使财政紧张，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加剧，各个社会集团都感到短缺，从而使建设失去后劲，改革陷于进退维谷的困境。

既然以上两种方案都是不可取的，在我们看来，正确的选择只能是第三方案。这就是:采取果断措施，用较短的时间“治理环境”^[44]，同时作好各方面的准备，保证在总需求与总供给比较协调的状况出现时在企业、价格、市场、财政、金融等相互联系的环节推出大步配套改革，使新经济机制较快地起主导作用。为此，需要在近期内适当放慢增长的速度，大幅度压缩固定资产投资的在建规模，严格控制年度投资规模，放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坚决制止各种铺张浪费行为，务必在最短的时间内造成经济改革的良好经济环境，同时，要抓紧改革的方案设计、宣传教育、人员训练以及试点和总结经验的工作，一旦时机成熟，改革就有条不紊地施行。

有些同志认为，这种设想的理论分析是合理的，配套关系和实施步骤的设计也是严密的;但是，它过分理想化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我们不同意这种意见。在我们看来，这种方案的实施虽然会遇到种种困难，但它是唯一可能成功的改革方案。实施这种方案的最大难点，在于能否在较短时期内控制住总需求，造成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根据1981年调整国民经济的经验，我们坚信，党和政府是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只要全党上下、全体人民认识统一，各部门、各地方步调一致，这种环境是能够创造出来，因而大步配套改革也是可以顺利出台的。做到了这一点，蕴藏在人民群众中、多年来被旧体制所禁锢的潜力就会释放出来，汇成高速推进现代化的洪流。虽然两三年内的发展速度看起来慢了，但中长期的发展速度却肯定会大大加快。应当说，以上三种方案的利弊得失是十分清楚的，问题只在于我们的权衡和选择。

【注释】

[1]本文由本书作者与李剑阁、丁宁宁合写，1986年9月初稿，11月修改。载《管理世界》，1987年第1期。

[2]毛泽东(1949):《论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3]1949年3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对新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作如下的估计:“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加上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援助，其中主要是苏联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4]1979—1981年间的研究，产生了许多重要成果。其中，包括一部有代表性的文集，如马洪、孙尚清主编的《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和一大批关于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的论著。

[5]刘国光(1985):《略论两种模式转换》，载《世界经济导报》，1985年8月26日;刘国光主编(1984):《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朱嘉明(1985):《论我国正经历的经济发展阶段》，载《中青年经济论坛》，1985年第2期;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1985，1986):《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和农村发展》(《经济研究》1985年第7期)和《论国民经济结构变革》(《经济研究》1986年第5期)的研究报告，也广泛运用了钱纳利的方法。

[7]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1985):《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和农村发展》，载《经济研究》，1985年第7期。

[8]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1986):《论国民经济结构变革》，载《经济研究》，1986年第5期。

[9]以上见刘国光前揭论著。我们注意到，《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的第三章的以下论断:“不可否认，在我国，实现从外延为主向内涵为主的转变，遇到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妥善解决劳动力的安排和就业问题。”针对这个问题，作者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在新建企业，除了必不可少的资金密集的现代化企业外，应当尽可能发展劳动密集的行业，实现生产的外延扩大;而现有企业中，则应主要通过技术改造实现经济的内涵增长。”可惜作者对这个富有启发性的论点，没有进行展开的论述。

[10]H.钱纳利的方法，首先是由世界银行中国经济考察团1985年的调查报告《中国:长期发展问题和可选方案》介绍到中国来并广泛传播的。据报告的主要设计者、考察团副团长A.伍德(Adrian Wood)告诉本文作者，他在写作报告提纲前，用了很多时间研读H.钱纳利的著作，以考虑报告如何提出问题。

[11]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1985):《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和农村发展》，载《经济研究》，1985年第7期。

[12]谭崇台(1985):《发展经济学》，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1页。

[13]即使我们把平均结构看成典型结构，仿照E.F.舒马赫“Small is beautiful”的句式，作出“典型就是美”的论断，它是否能站得住脚，也还是有问题的。

[14]N.吉利斯、D.伯金斯、P.罗默和D.斯诺德格拉斯(1983):《发展经济学》，诺顿(W.W.Norton)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页。

[15]W.罗斯托等(1960):《经济成长的阶段》，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辑室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作者在1971年出版的《政治和成长阶段》一书中，又增加了“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作为经济成长的最高阶段(见胡代光、厉以宁［1982］:《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86页)。

[16]例如: A.刘易斯等人从剩余劳动和资本供应来分析发展过程;而H.钱纳利等则认为，可以根据人均收入水平确定需求结构和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参见杨叔进(1983):《经济发展的理论和策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7]世界银行(1986):《1986年世界经济发展报告》，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0—181页。

[18]J.科尔奈(1980):《短缺经济学》，北荷兰出版公司1980年版。

[19]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1986):《论国民经济结构变革》，载《经济研究》，1986年第5期。

[20]张培刚(1945):《农业与工业化》，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57—168页。

[21]大卫·李嘉图(1817):《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等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22]J.H.博克(1933):《二元社会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纽约:太平洋关系学会，1933年，转引自C.P金德尔伯格(C.P.Kind leberger)，赫里克(B.Herrick)(1977):《经济发展(第3版)》，张欣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18—119页。

[23]以上均见张晓光的硕士论文《论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他在论文中引述著名发展经济学家A.赫希曼(Albert O.Hirschman)的话说:“刘易斯简直是奇迹般地从有关不发达的简单例题中引出了典型不发达国家的全部‘运动规律’，以及一整套内容广泛的对内对外经济改革建议。”

[24]以斯大林所论述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为例，他只着重提出了工业化的方法(优先发展轻工业，还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源泉(积累的来源)问题，而忽略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化这个核心问题。

[25]薛永应(1984):《技术结构对策》，见孙尚清主编(1984):《论经济结构对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1页。

[26]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926):《新经济学》，纪涛、蔡恺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

[27]斯大林(1929):《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28]安东尼·唐(1981):《一九四五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1981年10月油印稿。

[29]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1985):《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的方案》附册5(《从国际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体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39、81页。

[30]据安东尼·唐的计算，1952—1976年期间，我国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不但没有提高，相反却有所降低。但是其间出现过几次上升时期。如以1952年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为100，1956年为109，1957年为111，1958年为119。(载《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163期)

[31]这里的边际投资产出率，是世界银行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所列数字计算的，用于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比较。在用于国际比较时，这些数值需要加以调整。

[32]据安东尼·唐的计算，1958—1960年间，中国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了39个百分点。

[33]刘吉瑞、何其钢(1986):《二元经济工业化的模式及其转换》，载《改革与战略》，1986年第3期。

[34]参见S.A.马格林(1976):《劳动剩余经济中的价值和价格》，牛津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

[35]近年来烟草行业的盲目发展情况，参见王玲玲(1986):《论控制烟草行业的盲目发展》(载《经济学周报》，1986年3月23日);羊毛资源的配置问题，参见卢小飞(1986):《在羊毛大战的背后》(载《人民日报》，1986年7月21日)。

[36]参见吴敬琏、陈吉元(1980):《根据地方特点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

[37]“发展极”理论是法国经济学家F.佩鲁提出的。参见谭崇台(1985):《发展经济学》，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3—87页。

[38]参见: N.吉利斯等(1983):《发展经济学》，诺顿(W.W.Norton)出版社1983年版，第407—409页;谭崇台(1985):《发展经济学》，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4—96页。

[39]刘易斯(1978):《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乔依德译，商业印书馆1984年版，第47页。

[40]同上书，第51—52页。

[41]同上书，第3页。

[42]蒋硕杰在《台湾经济发展的启示》一文中指出，台湾经济发展得力于两项措施:第一，在适当调整汇率、实行本币贬值后，采取贸易自由化和出口扩张的策略，使劳动力由土地密集的农业移向劳动密集的新出口产业。第二，放弃人为的低利率政策，因而得免于过度选用资本密集和劳动节约的生产方式，储蓄也因之流入金融机构，充裕不具有膨胀性的投资基金来源(蒋硕杰［1985］:《台湾经济发展的启示》，经济与生活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165—166页)。

[43]鲍尔(Peter Bauer)和费景汉(1973):《开放性的二元经济的过渡》，耶鲁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9页。

[44]“治理环境——配套改革”分阶段实践改革的战略，是郭树清等在1985年6月首先提出的。参见郭树清等(1985):《经济改革总体规划构思(草稿)》，载《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6年第3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