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产生的历史背景

主权产生的历史背景

具有内外两方面内容的主权是近代欧洲的历史产物，是西欧从封建时代走向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经过多年战争和冲突后最终找到的、可以使当时西欧主要的行为体相对和平共处，并且建立较为稳定的国际秩序的国际法原则。

中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典型的封建社会，处于权力高度分散的无政府状态。具体言之，中世纪欧洲的封建社会不同于传统的帝国体系，没有自上而下、一以贯之的行政体制，没有中华帝国式的郡县制，而是以制定权利和义务的契约关系来确定两个相邻等级的关系，所以相隔一级的两个等级实际上就没有上下级关系，这就是所谓“我的领主的领主不是我的领主”、“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虽然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一种权力对人民有绝对的控制权，人们甚至可以利用各种权力之间的竞争而坐收渔利，但事实上人们同时遭遇到国家、教会、行会、黑社会乃至外部侵略等各种权力的威胁和控制，苦不堪言。而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说，主要威胁平民百姓财产和生命的就是以下“三股势力”。

第一股势力是希望建立欧洲帝国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公元795年，查理曼大帝接受教皇列奥三世的加冕之后，获得了在帝国范围内的普遍权威。但他的三个孙子不久后就瓜分帝国，使得欧洲重现分崩离析的局面。不过，形式上的神圣罗马帝国还是延续了下来。帝国的皇帝们从来都没有强大到能统一欧洲的程度，但另一方面却又始终不肯满足于已有的地位而四处张扬（比如派使节监督各诸侯国），结果反倒成了欧洲政治中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因素。一旦帝国皇帝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比如囊括西班牙和奥地利统治权的斐迪南三世，便极有可能引发建立霸权的战争，致使生灵涂炭^[2]。

第二股势力是同样想建立欧洲帝国的天主教会，只不过教会更希望创建一个精神帝国。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基督教会作为一个整体保存了下来，甚至获得了整个欧洲的信仰。可以说，欧洲没有秦始皇，却有“罢黜百家，独尊上帝”的基督教。教会通过遍布欧洲各地的分支，在精神上把欧洲连为一体，从而成为唯一贯穿封建社会的权力机构。在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的关系中，教会利用其作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领袖，以及世俗权力重要的合法化依据这一特殊地位，不断扩大在欧洲的实际影响。由于教会有人、有书、有钱但是没有枪，所以经常在各诸侯国之间挑拨离间，利用他们的冲突和矛盾来让自己渔翁得利。这种做法大大激化了本已存在的世俗矛盾，因此教会成为中世纪后期欧洲局势动荡、战乱不止的一个重要诱因。马基雅维利认定，意大利长期处于分裂与战乱的罪魁祸首就是教会。他说：“教会自身既然无力统治整个意大利，便也不允许其他的权力做到这一点。这正是意大利始终不能处于一个统一的领导力量之下，而是被各个君主分裂割据的根本原因。”^[3]

第三股势力是少数初步实现权力集中的君主国。部分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的增强使得某些行为体的力量骤然增强，开始打破封建秩序。这些行为体实力的强大，一方面有客观因素的作用，但另外也是他们主动追求的结果。这些新的统治者们开始跃跃欲试，准备改造封建秩序，对他们之下的所有等级进行渗透，建立行政控制，同时摆脱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权力行为体，以获得越来越大的独立权和统治权。这方面最早也最成功的范例当属英法^[4]。

图6．1　三十年战争时期的欧洲

张芝联、刘学荣主编：《世界历史地图集》，第83页。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三股势力相互敌对，但谁都没有能力消灭对方。新生的君主国倾向于否定教皇和皇帝至高无上权力的要求。但是，彻底否定神圣罗马帝国的存在力有未逮，而国王权力至高无上实际上也不可能。至少贵族们不会轻易听命，英国还有限制国王权力的《自由大宪章》，法国要增税还得议会开会。教会的势力也不能小视，无论如何，教皇总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所以，法国发生了内部长达三十多年的宗教战争，天主教派和胡格诺教派相互残杀。在当时的欧洲，由于各级领主、各诸侯、罗马天主教会、宗教改革新势力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势力相互纠缠不清，所以类似的宗教战争不是特例而是一种普遍现象，后来席卷整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便是这种矛盾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