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第一节　宋代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宋代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是与其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有密切关系的。

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在开封东北的陈桥驿，发动兵变，推翻后周，建立宋朝，自己称帝，从此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的藩镇割据和纷争局面，建立了以汉族为中心的封建中央政权。宋太祖赵匡胤总结和吸取了藩镇割据、拥兵自重的教训，以及自己篡权夺位的经验，为了不重蹈覆辙，避免割据形势的再度出现，巩固统治，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统治。

北宋王朝建立后，赵匡胤非常担心自己的统治政权有朝一日被他人推翻，在北宋建立的第二年，他与赵普的一段对话，就道出了天机:“帝……一日召赵普问曰:‘自唐季以来数十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普曰:‘陛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1]北宋最高统治者认识到:唐灭亡以后的几十年，梁、唐、晋、汉、周之所以短命，是由于藩镇势力太强，朝廷统治力量太弱。要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就必须削弱藩镇势力，加强中央统治力量。为此，赵宋王朝统治者不断地强化专制中央集权的统治，逐渐把地方上的兵权、财政权、赏罚刑政权等，都收回中央。朱熹说:

因说历代承袭之弊，曰:“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速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2]

赵宋王朝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权过程中，首先是削弱地方的武装力量。“宋初革五代之患，召诸镇节度，会于京师，赐第以留之。分命朝官，出守列郡。号权知军州事，军谓兵，州谓民政焉。”^[3]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一事，其结果，军权集中到中央，削弱了地方势力。是地方的行政权、财政权等，都收归中央。这样做虽然强化了中央政权的封建统治，但并不说明其政治统治力量的加强和统治地位的巩固，也不说明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解决和缓和。相反，却使这些矛盾更加错综复杂，日益激化，并潜伏着更深刻的危机。到了北宋中期，赵宋王朝已由开国初期的“小康”局面而陷入了“积贫积弱”的颓势，当权的统治者已无法摆脱“内忧外患”的惨局。

在军事上，公元936年，由于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之地于契丹，契丹大大增强了军事和经济实力。不久契丹改为辽国，成为中国北方第一强国。公元959年，周世宗举兵北伐，虽从辽国手中夺回冀、瀛二州之地，但其余各州仍在辽人手中。北宋统治者曾多次想收复其余各州失地，却始终没有达到目的。北方大片国土的丧失，失去了北方屏障，造成了无穷的后患。这就是所谓:

辽之为国，邻于梁、唐、晋、汉、周。晋以恩故，始则父子一家，终则寇仇相攻，梁、唐则隐然一敌国，宋惟太宗征北汉，辽不能救，余多败衂，纵得亦不偿失，多由石晋献土，中国失五关之故。^[4]

“五关”即:山海关、紫荆关、古北口、居庸关、松亭关。这“五关”北扼东北平原，南挟华北平原，五关之失，无险可守，无要可拒。辽、金、元都因为据“五关”之地，而能长驱直入，大举南侵。

宋太祖赵匡胤利用“杯酒释兵权”，把骁兵勇将，会聚京师，削去军权，给以恩待。这既造成了大批的冗官、冗员，又削弱了边塞的兵力。特别是军事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并以文官统兵打仗，将不能统其兵，平时是“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战时则将士“勇敢无所奋，智谋无所施”，结果是屡吃败仗，外患日重。

宋朝规定三帅“有握兵之重，无发兵之权”，发兵权归于枢密院，而枢密院却“无握兵之重”^[5]。这种调兵权和统兵权的分离，增加了枢密院和三帅之间的矛盾，造成彼此掣肘。宋太祖时还制定了“更戍法”，规定每三年调动一次军队的驻地。由于军队的不断调动，造成了将卒互不相识，削弱了指挥能力和作战能力。为了防止“兵权所在，则随之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之以亡”^[6]的拥兵自重局面的再度出现，宋朝皇帝则亲自指挥、调动军队。把军队分为禁军、厢兵、乡兵和藩兵。同时采取了“内外相制”的办法，把全部兵力分驻在京畿和全国各地，各占一半，相互牵制。对此，宋神宗曾有说明:“艺祖(指赵匡胤)养兵止二十二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余。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7]其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

宋朝统治者，由于在军事上采取了调、领分离，将、兵分离，重内轻外，重文轻武，内外相制的措施，虽然加强了中央专制集权的统治，但却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和边防的防御力。他们既要利用军队来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镇压农民起义，又害怕军队叛变，复辟割据的局面，因而采取了利用与限制、使用与牵制的统治术。这样既不可能使军队有真正的组织系统、指挥系统和较强的战斗力，又不可能有效地抵御外敌的侵扰，更不可能收复已经丧失的国土。由于军事上的失策，而使宋王朝陷入“内忧外患”的窘境。宋太宗赵光义曾承认:“国家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耳，皆可预防。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8]在宋代当权的最高统治集团看来，外患和内忧相比，内忧更为可怕。因此，他们便着力于内忧，而不顾外敌之患。宋朝虽然为了收复“燕云十六州”，巩固北部边防，而三次出兵对辽国作战，但是结果都失败了。宋朝在同辽国、夏国的战争中，其所以一再失利、挨打，是与其上述政策有密切关系的。

在经济上，宋朝统治者为了取得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支持，巩固其政治统治，而采取了“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规定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享有种种的政治特权。由于他们政治特权的扩大，而进一步加剧了土地兼并的发展。各种豪强势力的恶性膨胀，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对立。豪族地主霸占了全国70%以上的土地，广大劳苦农民则丧失土地，无地可耕，无蚕可养，走投无路，背井离乡。因此，王明清说:

〔本朝〕不抑兼并，曰:“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9]

由于“不抑兼并”政策的推行，而造成了“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两极分化。到宋仁宗晚年，继续发展。“承平浸久，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重禁莫能止焉。”^[10]许多大官僚又是土地兼并者和占有者。如:宰相王溥的父亲王祚就是一个“频领牧收，能殖货，所至有田宅，家累万金”^[11]者。同时，大官僚、大地主还享有各种免役免赋特权，“赋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12]与大官僚、大地主兼并土地的同时，大商人也参加了土地兼并的行列。他们以高利贷作为兼并土地的手段。宋真宗时，寇准知永兴军时，长安一带就是:“所部豪民多贷钱贫民，重取其息，岁偿不逮，即平入田产。”^[13]许多人既是大官僚土地所有者，又是高利贷者和邸店经营者，如宰相赵普就是个“营邸店规利”^[14]的人。这样就形成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三位一体而向广大农民和小手工业者进行土地兼并和残酷掠夺，并把他们推向绝境，到宋神宗时，则达到了顶点。面对这种现实，宋代许多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在他们的政论、诗文中，都作了描述，不少人提出了平土均田、恢复井田、抑制兼并的主张，以缓和阶级矛盾，解除“一旦之忧”。王安石说:

先王有经制，颁赉上所行。后世不复古，贫穷主兼并。……我尝不忍此，愿见井池平。大意苦未就，小官苟营营。三年佐荒州，市有弃饿婴。^[15]

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后世始倒持，黔首遂难裁。……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材。俗儒不知变，兼并岂无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16]

广大农民受土地兼并之苦的惨景，惨不忍睹。在宋神宗时，据官方统计数字，农民背井离乡，逃亡在外的已占全国总人口的1/3以上。诗人王禹偁在《感流亡》诗中，描绘一户三代逃亡农民的悲惨境况时，说:

老翁与病妪，头鬓皆幡然，呱呱三儿泣，茕茕一夫鳏。……妇死埋异乡，客贫思故园。……襁负且乞焉，冻馁复险艰。唯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间。

另一位诗人苏舜钦在《城南感怀呈永叔》诗中，描述了逃亡农民在沿路挖野荸荠充饥，在这种野菜挖光后，只好挖吃有毒的药草，致使大多数人中毒，竟然造成了“十有八九死，当路横其尸。犬彘啃其骨，鸟鸢啄其皮”。面对这一惨景，诗人愤慨地责问:“胡为贱良民，令此鸟兽肥?”当然是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了。

宋代官府多、官吏多、冗官多、冗员多，这就大大地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支出。“杯酒释兵权”后，大批武官被裁减，而出现了大批的冗官、冗员。他们虽失去了兵权，却得到了优厚的物质待遇。加之重文轻武，文官俸禄特别优厚。宰相、枢密使正俸中的月钱有三百千之多，这些钱足够买一百亩良田。除此之外，还有赍钱和随从的衣粮钱及茶酒厨料等名目繁多的优厚待遇。宋朝统治者是“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17]。他们无度地搜刮民财，豢养一支庞大的官僚群。在宋真宗景德以前，内外官员是一万三千多人，宋仁宗庆历和皇祐中，则增至二万多人，到宋英宗治平中，竟达到二万四千多人。官吏日增，俸禄随加，支出亦涨。皇室的挥霍浪费，更是无法计算。如:造天书、封泰山、造宫观、兴土木，每年耗费的金银，不计其数。因此，当宋真宗造玉清昭应宫时，张咏上书表示反对，指出这是竭天下之财，伤生民之命。他说:

近年虚国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无用之土木，皆贼臣丁谓、王钦若启上侈心之为也。不诛死，无以谢天下。^[18]

与此同时，由于对辽、夏战争的失利，而采取忍让妥协的政策，每年都要输送给辽、夏以巨款和绢帛。如: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输给辽国银20万两，绢30万匹。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输给夏国银5万两，绢13万匹，茶2万斤。这些都大大地增加了国库的开支，加深了经济的危机。

军队的频繁征调，大大增加了军费支出。为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反抗和应付辽、夏的侵扰，又增加了军队和军费。宋朝的军队，从宋太祖在公元960年开国，到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几乎剧增了六倍，即由22万人，增加到1259000人。宋仁宗皇祐中(公元1050年左右)做过三司使的蔡襄，曾把军队的岁支与国家总收入作了统计比较，说明军队年支总额占国家全部收入的5/6。对于这种情况，张载和朱熹都作过计算和说明。张载说:

养兵之费，在天下十居七八。今边患作矣，将谨防于外，修实于内，为持久之计，而不爱用吾财，则患日增而力日不足，岂善为计议者哉!^[19]

朱熹说:

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今天下财用费于养兵者十之八九，一百万贯养一万人。^[20]

蔡襄、张载、朱熹等，都说明宋朝军费支出占国家总收入的十分之八九。这种巨额的军费开支，无疑使当时的国家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经济危机，而当时的统治者却无法摆脱、挽救这种危机。

宋朝统治集团摆脱、挽救财政、经济危机的唯一办法是增加赋税，搜刮民财。他们千方百计地巧立名目，变方换法，盘剥人民。诸如:公田赋、民田赋、城郭赋、丁口赋、杂变赋，等等。这些赋税和租税，以实物交纳的叫岁赋之物，即以谷、布帛丝棉、金铁、物产等实物交纳。赋税的增加，加剧了日益尖锐的社会危机。

土地兼并，租税增加，军费剧增，地主盘剥，官吏勒索，商人榨取等天灾人祸一起向广大农民袭来，使他们痛苦不堪。使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日趋激化，不断地爆发了一次又一次的农民起义。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则是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王小波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21]这个“均贫富”口号的提出，既表达了广大贫苦农民要摆脱痛苦不堪的惨境，要夺回劳动果实的强烈愿望，又反映了宋代社会贫富不均的两极分化及其所造成的深刻的社会危机。由于广大农民的纷纷响应，而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队伍，他们用武装起义的革命行动沉重地打击了宋王朝的封建统治，使当权的统治者惶惶不安。

在取士用人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北宋中期以前，继承隋、唐以来的科举取士制度，或用经学考试士子对经学的传注是否记诵精熟，或用诗赋考试士子是否文辞可观，学校也从经学记诵和文辞写作方面培养人才。同时，还扩大了科举取士的范围和名额，社会上的许多人，以至一些和尚、道士等，都前来应试。他们企图“以一日之长获取终生富贵”^[22]。士子学人耗尽精力，整天背诵经书，沉吟章句，梦想有朝一日能登上天子之堂。这种科举取士制度，使士子们“困于无补之学”，因而造就不了、选拔不出真正有补于时、有利于民的人才。对于科举取士之流弊，宋代许多思想家都指明过。王安石认为，科举选拔出来的人都不切实用。他说:

以今准古，今之进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经学，古之儒生也。然其策进士，则但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类皆小能者为之;策经学者，徒以记问为能，不责大义，类皆蒙鄙者能之。^[23]

在王安石看来，通过科举制选拔出来的是唯唯诺诺的庸才，不是治国利民的人才。他在《上皇帝万言书》中，更具体地说明了科举取士的危害，指出当时学校之所教，只是“讲说章句而已”，“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这不但使“学者”“耗精疲神”，“困苦毁坏”，“不得成才”，而且是“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因此，王安石主张改革科举取士的制度。

南宋思想家叶适也明确指出了科举制度的危害。他说:

何谓“化天下之人为士尽以入官为一害”?使天下有羡于为士而无羡于入官，此至治之世，而《兔罝》之诗所以作也。……今也举天下之人总角而学之，力足以勉强于三日课试之文，则嚣嚣乎青紫之望盈其前，父兄以此督责，朋友以此劝励。然则尽有此心，而廉隅之所砥砺，义命之所服安者，果何在乎?朝廷得斯人者而用之，将何所赖以其起天下之人才哉?^[24]

按理来讲，国家通过考试，应当选拔出对国家有用，于民众有益的治国救民之才，然而由于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却选取了一些只能记诵默写诗赋、经传的误国者，而不是选拔注重实事、实功、经世致用的真正人才。所以叶适又说:

用科举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其偶然得之者，幸也。自明道、景祐以来，能言之士有是论矣。虽然，原其本以至于末，亦未见有偶然得之者。要以为怀天下之才而使之至于举无可用，此科举之弊法也。至于制科者，朝廷待之尤重，选之尤难，使科举不足以得才，则制科者亦庶几乎得之矣。^[25]

就是说，科举制度不能造就、选取优秀的人才。刘豫则认为，北宋时代“误国者皆进士及第之人也”^[26]。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时，也指斥科举制之弊害。他说:

科举取士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场屋之得失，顾其技与有司之好恶如何耳，非所以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没于此，而不能自拔，则终日从事者，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向，则有与圣贤背而驰者矣。推而上之，则又惟官资崇卑，禄廩厚薄是计，岂能悉心力于国事民隐，以无负于任使之者哉!^[27]

宋代许多有见识的思想家，都看到并指出科举取士任官之危害，这些见解是深刻而中肯的。

种种事实都充分说明，北宋王朝已由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统治的相对巩固、稳定时期，而步入了北宋中期的“积贫积弱”的困境，当时已是危机四伏，内忧外患，接踵而至。

面对北宋中期深刻的社会危机，一些有识之士和开明进步的思想家，为了挽救“一旦之忧”，则要求改革，倡导革新。先有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思想家、政治家所提出的改革纲领，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并于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实行改革，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继之而起的则是宋神宗熙宁初年，王安石所领导的大规模的变法运动，史称“熙宁新法”。这些社会经济、政治的存在，为宋代理学的产生、形成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

宋朝统治者为了应付内外交困的凄惨局面，只好千方百计地从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来维护其封建统治秩序。因此，便采取了因循守旧，苟且偷安，无所作为，不求进取的统治办法。宋真宗在位22年，以不用新人，务行故事作为执政的指导方针。与这种保守的政治路线相适应，便形成了尊儒学、崇佛学、尚道学，融儒、佛、道三家学说为一炉的思想路线。由于统治者的提倡，思想家的精思，因而产生了以儒学为主导，融合了佛学、道学的“理学”或“道学”。这就是宋代“理学”或“道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关于北宋“道学”的创始人，南宋的朱熹最初认为是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和司马光六人。^[28]到了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朱熹在其所撰的《伊洛渊源录》中，在叙述道统渊源时，把司马光去掉，留下的五人称为“北宋五子”。我们说，不管是“六先生”也好，还是“北宋五子”也好，反正这五六个人在政治主张和学术思想上，虽不尽完全相同，但却比较接近。因此，宋元以后的传统看法，则认为周、程、张、朱即濂、洛、关、闽是“理学”或“道学”的创始人。《宋史》把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的事迹一同列入“道学传”，统称为“宋五子”，就反映了这种传统的看法。

历史上正统的儒家学者把这些道学家的出现，看成是天命注定、天意体现，故加以称颂、推尊。明初的宋濂曾说:

自孟子之殁，大道晦冥，世人擿埴而索途者千有余载。天生濂、洛、关、闽四夫子，始揭白日于中天，万象森列，无不毕见，其功固伟矣。而集其大成者，唯考亭子朱子而已。^[29]

清初的黄百家也说:

周、程、张、邵五子，并时而生，又皆知交相好，聚魁之占，可谓奇验。^[30]

这种把思想家的出现和学术思潮的形成归之天命、神意，当然是无道理、不科学的。其实“理学”或“道学”的产生和形成，正是宋代社会经济、政治下的产物。因为该时代需要这样的思想家及其思想，所以便应运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