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的和平转移

三、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的和平转移^[20]

按照历史经验，一个国际格局的终结，就意味着另一个国际格局的诞生。回顾国际格局演变史，大规模战争成为国际格局转换的重要标志，上述国际格局的转换，就是通过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完成的。战争在摧毁旧格局的同时，迅速建立起新格局，因为新格局是战争结果的展示，是武力对战胜国与战败国关系的断然分割。然而，这并非是国际格局发展的普遍规律。世纪之交国际格局的转换，与战争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即以两极格局中的一个超级大国自行解体为启端。

1991年苏联解体导致两极格局瓦解之后，全球中心结构就进入“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的阶段，萌发于两极格局时期的多极化因素加速发展，世界主要国家和国家集团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以及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广阔的发展舞台，制定战略，调整相互关系，努力营造有利于自身的国际格局。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和平方式和战争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用武力实现国际格局的“瞬间”更替和突变，它是一种渐进或缓进的方式，避免了战争灾难，却大大延长了国际格局转换的时间。由于这一转换是渐进的，不确定、不可测因素很多，规律性现象时隐时现，一切均难以迅速把握，主要大国或国家集团需要足够的时间，对世界形势的重大转折及走向作出判断，进行战略与政策的重大调整。它们的结构调整与改革正处于重大的整合期，它们的战略取向和相互关系远未基本定位，它们的力量变化与发展空间，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和不确定性，一切处于迅速变动之中，尚不能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因此，21世纪前半期大体上是国际格局从两极走向多极的过渡时期。

人们往往把处于变动之中的某一特定历史时刻的力量对比状态，混同于国际格局所应具有的稳定结构。所谓“一超多强”，是对两极格局解体之时大国力量对比的客观描述，它既未立即转变为美国单极格局，也未形成机制化的、美国主导下的单极——多极格局，而是展开渐变进程。实际上，格局的转换都需要时间，只是长短不同而已。何况这次国际格局的大变动，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生的，其涉及面之广，变化之深刻，影响之久远，令历史上任何一次格局变迁望尘莫及。因此，新的国际格局的形成相对来说需要较长的转换时间。

在这一漫长的过渡时期中，如何保证国际格局和平转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严峻任务。核心问题是在何种条件下、通过何种路径和机制，确保向多极格局过渡的和平实现。目前，在核威胁下的格局转换具有冷和平的起点，仅仅有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格局和平转移的热和平方式是令人十分关注的。

所谓热和平转移方式，即我们通常所讲的和平方式，应综合考虑国力、制度和认同三大因素在格局转移中的作用。格局转移是大国国力竞争、制度竞争和认同竞争的综合竞争的过程。

国力竞争是最古老的竞争，也是基础性的竞争，这种竞争决定了全球层次上的结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西方大国的国力竞争主要表现为权力竞争、霸权争夺，没有这种对权力、霸权的争夺，就没有对权力结构的争夺，也就无所谓格局转移过程中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了。如果过于专注于这种权力竞争，冲突与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就很大。应当从这种恶性竞争回归正常态竞争，即相互攀比、相互争胜、相互追赶、相互超越，抑制其转化为冲突与战争的可能性。从目前的综合国力竞争态势来看，一方面竞争正在加速向经济与高科技转移，全方位的经济、高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建立以高科技为龙头、经济力为基础、政治与外交为保障、军事力为后盾、政府为核心的综合国力是大势所趋；一方面大国综合国力有趋于均衡化的发展趋势。一般来说，国力竞争重点的转移，以及大国国力的均衡化，有利于格局的和平转换。此外，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打破了大国兴衰的历史规律，她不扮演以追求霸权为目标的挑战国角色，而是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推动全球和谐社会的建构。

如果我们明智地把注意力引向制度竞争与认同竞争，这两种竞争和磨合会大大削弱大国对权力竞争的过度关注，它们即使不会消除也会大大减少大国间的威胁意识。换言之，制度和认同在软化安全竞争方面举足轻重。制度竞争与认同竞争主要通过三条路径导致国际格局的和平转移。

第一，对立大国经过长期的战略克制和互适调整，最终将对方视为具有良好形象的国家，这个互适过程的主要目的是双方不再视对方为威胁。因此，国家特征的观念转化与认同，是国际格局和平转移的中心环节之一。促使两者形成相互间良好形象的办法有三个方面：一是存在着全局或局部的多种共同外部威胁；二是从战略高度出发，不断开发出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三是求同存异，对歧见进行开诚布公的机制性磋商，克制、大度和不强加于人，这大大有助于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的良好形象。

第二，大国成功地就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秩序基本达成一致，使之与国际体系转型期的全球形势相适应。这对于国际格局的和平转移极为重要。格局的和平转移不仅仅取决于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更取决于这个秩序形成与维持的民主方式。如果秩序是一方强加于人的，它就不能长久，格局的和平转移就会遭到破坏。真正的和平转移须是各方合作和满意的结果，而不是相互威胁和围堵的结果。

第三，必须使达成的国际秩序合法化。合法性也是国际格局真正和平转移与否的重要因素。秩序来自对行为规范和治理制度达成的一致。合法性能强化全球范围内对秩序的认同和遵行，因而也就能使这些规范和制度建立起牢固的基础，更加富有持久的生命力。

目前，国际格局和平转移的最大障碍来自美国。

冷战结束对美国来说，战略环境发生了巨大变迁，对手消逝而自身实力极度膨胀，美国也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唯一的超级大国，法国人已经发明用“超强国家”（hyperpower）来界定美国的新地位。美国在全球政治事务中透露出越来越多的傲气和霸气，它现在觉得可以做它想做的任何事情，没有任何顾忌和障碍，它完全可以按照自己意志推行全球战略，它对于单极霸权政治既有意愿也有实力。

美国的实力及其对外行为的背后存在着关键因素：经济和技术。托夫勒夫妇认为，美国处于目前地位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其“无与伦比的军事力量”，以及一部分强硬派梦想成为“21世纪的罗马帝国”，而且还在于美国在转瞬间的历史潮流中引导了伴有新型社会关系的知识经济^[21]。新经济是美国政府对外行为的最深刻的根源，它奠定了美国相对于其他大国在实力上的质的优势。美国超强独霸地位，得益于它在20世纪90年代，及时抓住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历史机遇，以超前意识和机制创新，率先跨越工业经济发展阶段，开始全面进入新经济时代，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并开始产生加速效应。我们已经看到，美国以新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使之从超级大国一跃而成为超级强国，奠定了美国推行单极世界霸权的坚实基础。历史证明，新的经济形态比起旧的经济形态来，总是具有无可比拟的压倒性的长期优势。

当今，美国的显著特点是将新经济实力首先和直接转化为新军事力量。在过去的十余年里，美军的装备已经有了质的飞跃，一系列科幻式的新式武器相继研制成功，有的已投入战争。美国进入了自动控制武器和网络战争的时代。美军凭借新技术试验新作战方式，无论战略、战术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揭开了以远距离攻击型智能化武器、信息化武器为主导的非接触性空间战争的新篇章。当世界上其他大国只具备进行工业化战争能力的时候，美国已经进行了一场又一场后工业化战争，两者的鸿沟在不可避免地扩大。《纽约时报》声称，全球军备竞赛已经结束。美军如今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军队。没有其他任何国家的军队能望其项背^[22]。现在，美国的军费开支相当于排在它后面的十几个大国的总和。这种状况引出了严重后果。这正是美国有恃无恐地推行单边主义、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的原因所在。由高技术、高度专业化军人和高科技装备组成的新军事力量，确立起美国绝对优势的长期军事地位，它助长了美国用武力逐个消灭敌手的倾向。

进入21世纪，美国陷入了安全困境，不安全感与超强地位如影随形，美国似乎陷入了逻辑困境：越强大，越不安全；越不安全，越要控制世界。美国政府推行一项以显示单边意志、军事实力及先发制人战争为特征的“新帝国战略”，对外行为强硬专横，咄咄逼人，崇尚单边主义，漠视国际法、国际公理与国际制度，美国超级霸权登上了传统国际政治的峰巅，其根源在于其深植于美国政治文化中的新保守主义与新经济、新军事力量的紧密结合，从而造就了超级强国及其帝国式的单极霸权，这决定了美国极力阻挡两极格局和平过渡到多极格局，以单极化对多极化，尽力构建单极格局。美国追求一种保持其全球至尊地位的大战略，这种战略的基本假设是，只有美国和其他大国在实力上的绝对不平衡，才能确保美国的绝对安全。因此，单极格局成为保障美国国家安全、封杀任何被认为有不良企图的崛起大国的必要条件。对美国实力非常自信的人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就是单极化，美国目前的任务就是要把单极时刻转变成单极时代^[23]。而约瑟夫·奈则持有不尽相同的看法，他认为，“军事事务的权力分配是单极的，但在经济事务和跨国事务的权力分配上，使用单极化、霸权等传统术语是没有什么意义的。”^[24]

思考题

1.试述国际体系基本思想。

2.试析现代国际体系的特征及其转型的原因与表现。

3.如何进行国际格局的结构分析？

4.试述1648年以来国际格局的演变。

5.试析当前国际格局和平转移的进程与障碍。

【注释】

[1]K.J.Holsti，International Politic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1967），p.27.

[2]Charles McClelland，Theory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The MacMillan Company，1966，p.20.

[3]GeorGe Modelski，Agraria and Industria：Two Model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in Klaus Knorr and Sidney Verba，eds.，The International System：Theoretical Essay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p.121.

[4]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

[5]参见杰西卡·马休（Jessic T.Mathens）：“权力与转移”（Power Shift），载《外交事务》，1997年1月／2月号。

[6]变位权力行为是斯蒂芬·D·克莱斯勒在《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中提出的，它是指以改变秩序本身为目的的努力，在这里引申为全球民间社会、全球市场作为国家的反权力，以改变全球权力独享秩序本身为目的的努力。

[7]俞正樑等：《21世纪全球政治范式》，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8页。

[8]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18页。

[9]同上书，第319页。

[10]同上书，第333页。

[11]Kenneth N.Waltz，“International Structure，National Force，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XXI（2）（1967），p.223.

[12]Ibid.，p.230.

[13]约翰·罗尔克：《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国际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页。

[14]约翰·罗尔克：《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国际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0—81页。

[15]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142页。

[16]参阅俞正樑等：《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5页。

[17]同上书，第15页。

[18]参阅俞正樑等：《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19]参阅俞正樑等：《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20]参阅俞正樑：“经济全球化的极化效应与世界格局的和平转移”，《河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21]托夫勒夫妇：“世界的变化与冲突”，日本《读卖新闻》2003年5月4日。

[22]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美国已经不只是超级大国”，美国《纽约时报》2003年4月27日。

[23]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Foreign Affairs，Vol.70，No.1，1990 1991.

[24]约瑟夫·S·奈：《硬权力与软权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引论，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