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极格局以和平方式解体的原因

两极格局以和平方式解体的原因

世界格局转变历程中，唯一一次和平的权力交接是两极格局的解体。因为此前的世界格局转变都是以战争方式进行的，所以美苏对峙的和平终结让许多人目瞪口呆。而且，多数学者和政策分析者假设，两极格局是极其稳定的，苏美两霸既对峙又平衡的稳定局面可以保持很长的时间；假设这一体系中出现始料不及的巨大改变，那只能是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尤其是战争冲突这种极端的形式。一些研究者曾经预测，强国之间的力量发展不平衡，可能导致处于不利地位的强国采取侵略性举动改变现状，比如一战前相对德国而言不断衰落的沙俄最后投入英法阵营。谁也没有预料到前苏联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戏剧性变化——先是撤出东欧，接着允许联盟内一些加盟共和国独立，然后解散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会，最后是苏联本身彻底分崩离析，不仅放弃对美国和西方的强硬姿态，而且丧失超级大国的地位和干涉世界事务的原有能力。特别让人惊异的是，这一切现象都是在和平的状态下发生的。

图4．5　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

那么，为什么两极格局以和平的方式解体？有人认为，这是美国遏制政策成功的结果。乔治·凯南在二战结束后声称，如果美国可以阻止苏联进一步扩张，那么苏联的意识形态影响力就会因缺少胜利果实而受到削弱，苏联共产主义会逐渐软化，新的观念就会产生，人们会认识到，共产主义并不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未来，历史并不站在他们那一边^[35]。还有人认为，这是苏联“过度扩张”的结果。按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和施奈德（Jack Snyder）的逻辑，帝国总是过度扩张的，直至耗尽帝国内部的所有能量^[36]。从数据上看，苏联比美国扩张的幅度要大得多。1970年，美苏军事开支大略相等，而此时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是苏联的两倍。此后美国的军事开支因越南战争结束而逐步下降，苏联却因军事扩张（尤其是入侵阿富汗）而继续扩大军事开支^[37]。1984年，美国的军事开支仅占其GDP的6．4%，此时苏联经济已经更加衰弱，军费开支却占到其GDP的11．5%^[38]。

“遏制成功论”和“帝国过度扩张论”都可以用于解释冷战终结的原因，但本节关注的不是“两极格局为何解体”，而是“解体的方式为什么是和平的”。遏制成功也好，帝国过度扩张也罢，其内在逻辑都是说相对美国而言，苏联的实力和影响力衰落了。问题是，为什么意识到自己江河日下的苏联没有对美国发起鱼死网破的一击呢？为什么苏联不用战争这个最后的、最迫不得已的手段来改变自己的劣势呢？只关注权力关系的现实主义视角是非常难回答这一问题的。

那自由主义理论呢？苏联一不是民主国家，二和美国几乎没有经贸关系，民主制和相互依存显然都不是这次世界格局和平转变的原因。至于国际制度，苏联虽和美国同在代表集体安全制度的联合国机制下，但以苏联超级军事大国的地位，为何没有像二战前退出国联的德国、日本和意大利那样，以退出集体合作机制的方式来换取发起战争的权利呢？

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在解释两极格局和平结束上的“贫困”催生了建构主义。建构主义的异军突起主要表现在它对冷战的结束及冷战后的国际形势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两极格局和平解体的主要原因是世界体系进入到洛克文化。二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虽然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领域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和冲突，但美苏两国逐渐不相互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而渐渐将对方看成与己共存亡的竞争对手，所以不会采用战争这样的极端手段作为解决彼此分歧和矛盾的方式。美苏形成的和平竞争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安全合作，二是战略克制，三是文化趋同^[39]。

首先，在两极对峙的国家之间，安全领域是最敏感的，安全合作也是最难取得进展、但也最为重要的国家互动。所以反过来说，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互动对于缓解乃至破解双方的安全困境至关重要，这有助于双方形成安全互信，甚至可能外溢出一种全面改善两国关系的功能。在美苏两国长达五十年的互动中，安全互动方面的积极内容越来越多，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这突出地表现在美苏军备控制谈判的进展上。从1963年7月25日，美苏英三国在莫斯科签署《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开始，美苏达成了一系列限制核武器和战略武器的军控协议。1987年12月签署的中导条约是冷战时期美苏核军备竞赛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东西方首先在核军备方面发出了结束冷战的信号^[40]。此时，苏联领导人的安全观念已经完全不同于斯大林时代，戈尔巴乔夫公开主张通过国家间的合作来摆脱传统的安全困境以维护国家的安全，甚至提出了苏联不再需要通过输出共产主义来维护苏联边界的安全。

其次是双方的战略克制和自我约束。在和平时期，战略克制和自我约束可以传递一种提升关系的善意，在危机时刻则可以表达一个缓解危局的意愿。如果两国在交往中能保持长期的自我克制，出现的摩擦和问题大多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仅矛盾不会持续激化升级，两国对对方的认识也会因此发生改变。事实上，美苏两国在漫长的冷战岁月里，口头上对对方的攻击和诋毁虽是绵绵不绝，但实际上真正的敌对行动却并不算太多。当然，这种战略克制并不一定是完全对称的，比方说勃列日涅夫执政时美国克制一些，赫鲁晓夫执政时苏联克制一些。但是，在很多问题上，美苏实际上都会克制自己的行为，甚至向对方作出一定妥协，只不过妥协的程度不同而已。被视为最有可能将“冷战”转化为“热战”的古巴导弹危机中，苏联最终撤走导弹的举动可以说是极大的让步，而美国选择封锁古巴而不是外科手术式打击，实际上也是一种比较克制和忍让的行为^[41]。这种自我战略克制随着时间的增长、次数的增多，将有利于美苏形成和平解决问题的习惯，也有利于美苏对对方原先的看法有所改观。

再次，是苏联在美国“和平演变”的攻势下逐渐接受了美国的价值观，两国的价值观趋同，从而失去了互为敌人的观念基础。冷战初期美苏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确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意识形态的冲突逐渐减弱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不是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向欧美国家的输出和被接受，而是西方世界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思想在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广泛传播。冷战时期美国对苏遏制政策的提出者杜勒斯认为，美苏冷战是一场西方文明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思想斗争，美国的根本战略目标是在思想和政治上最终取胜，这就要求斗争的手段和方式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军事性的^[42]。美国的这一政策最终导致苏联和东欧国家主动放弃（准确地讲应该是抛弃）了二战后所坚持的共产主义目标，甚至在苏联出现一个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西化”领导集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都转向了市场经济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这说明在两种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斗争方面，苏联败给了美国，和平结束了两极的对抗。

当然，冷战后美苏之间的和平竞争关系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两国长期的外交实践和互动、认同磨合与转换中慢慢出现的。从苏联方面来看，它最早以赫鲁晓夫“三和路线”^[43]的方式进行表述，最终以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为标志，意味着两国竞争关系的成熟。戈尔巴乔夫及其治下的政治精英和民众，认同反对冷战思维的“外交新思维”和“全人类利益优先”的观念，表现在对外政策方面，就是促使苏联从欧亚等地撤军、并自愿削减部署在东欧的中程导弹等。从美国方面来看，冷战时期美国对苏战略的主导思想一直是以对苏联实行“和平演变”为主导，而不是在军事上消灭苏联。因为正如杜勒斯所言，苏联对美国最大的威胁是它的思想，消灭苏联也不能消灭共产主义思想^[44]。所以，即便是在冷战初期美国独自垄断核武器时，美国也没有想到用核武器将苏联除之而后快。而这正恰好符合建构主义所描述的洛克文化的特点——国家之间存在竞争关系而非敌对关系。

不过，即使美国和苏联形成了成熟的竞争关系，战争在洛克文化下依然是一种可以使用的合法手段。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美苏放弃兵戎相见的选择呢？温特曾经言及，有一些迫使苏联“不得不”改变冷战观念的“客观条件”^[45]，但他并未深究这些“客观条件”究竟是什么。其实，核武器的出现及其导致人类同归于尽的可怕后果应该是导致世界体系进入洛克文化的关键客观因素。当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拥有了核武器，并且意识到核武器的可怕威力之后，它们之间便不会轻易爆发战争了。因为如果真的爆发下一次世界大战，大战之后的世界将是一个死寂的地球。事实上，在核战争的笼罩下，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苏联领导集团认为美苏这两种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斗争要通过“和平竞赛”而非“军备竞赛”来进行。而戈尔巴乔夫“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豪言壮语表明，以他为代表的许多苏联人逐渐意识到，人类已经结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大规模战争（核战争）不仅“无利可图”，而且“不可思议”。这种战争观的转变意味着苏联已经放弃与美国在军事上决一雌雄的做法^[46]。所以，如果说前三点因素促使苏联在观念上减少使用战争方式来改变世界格局的思维，那核武器因素就在客观物质层面上减少了苏联使用战争发出“最后一击”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