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台湾问题

第三节　处理台湾问题

1996年3月的台海危机是冷战后美国在东亚地区经历的另一次安全挑战。这次危机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凸显了台湾问题在双边关系和地区安全中的重要性，也使美国的地区安全政策呈现出新的动向。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痼疾。在中美建交后，两国逐渐形成了处理台湾问题的框架，这就是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时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美国继续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但在数量上逐渐减少，在性能上不得超过1982年前美国对台军售的水平；中国谋求通过“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然而随着冷战的终结，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开始突破上述框架。布什政府在1992年宣布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严重违反了中美“8・17”公报的有关规定，又派贸易代表希尔斯（Carla Hills）访台，这是1979年美台断交以来第一个访台的内阁级官员，标志着美台政治关系的提升。克林顿上台后，全面评估了美国对台政策，并在1994年9月出台了对台政策调整的具体内容：美政府官员将与台湾当局进行较高层次接触，美愿意同台湾进行次内阁部长级的经济对话，允许美台官员在除白宫、国务院以外的机构进行会晤；除必要的过境外，美将不允许台高级领导人访问美国；美将允许来自经济和技术机构的政府高级官员访台；支持台湾加入关贸总协定并寻求在一些国际组织中能够听到台湾的声音，但不支持台湾加入像联合国那样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组织；美同意台“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驻美办事处更名为“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显而易见，克林顿政府这一轮对台政策调整的要旨是提升美台关系，为华盛顿和台北之间开展更高层次的交往开绿灯。尽管上述步骤进一步侵蚀了中美建交后形成的处理台湾问题的框架，但中方的反应相当低调，除了外交抗议外，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报复措施。

也许是受到中方在美国对台政策调整问题上低调反应的鼓舞，克林顿总统在1995年5月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即允许台湾领导人李登辉访美。虽然事后看来，克林顿政府做出这一决定主要是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37]，但却使中方大感意外和震惊。这一方面与美国处理该问题的方式有关，同时也与中美关系的大环境有关。在李登辉访美问题上，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曾在1995年4月17日向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表示，李登辉访美不符合美台非官方关系的性质，美不会允许李访美，但一个月后克林顿政府却宣布同意李登辉到美进行所谓的“非官方的、私人的访问”，令中方有受骗之感，用钱其琛的话说，“一个超级大国的外长对外作了承诺，竟然出尔反尔，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惊和气愤。”^[38]另一方面，当时中美关系的大环境也使双边关系难以经受重大突发事件的冲击。1994年9月，克林顿政府宣布对台政策调整，在美台关系上迈出了一大步；中国在1994年底恢复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地位的努力受挫，认为主要是美国从中作梗；中美在1995年初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发生摩擦，一度剑拔弩张；双方在人权问题上唇枪舌剑、继续对抗。在这一背景下，中方认为李登辉访美标志着美国对台政策的重大调整和严重倒退，怀疑克林顿政府要以此“测试一下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39]。另一方面，李登辉在访问康奈尔大学期间发表的演讲中，鼓吹“中华民国在台湾”，公开亮出了“台独”的旗帜。为了遏止美国对台政策的进一步倒退，并向李登辉的“台独”活动敲响警钟，中国政府在东南沿海举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演习。1995年7月21—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海公海领域进行了地对地导弹发射演习训练。8月15—25日，在台湾以北90海里处进行导弹和火炮实弹演习。11月25日，解放军在福建沿海的东山岛举行了大规模的三军联合演习。

美方明白中方旨在通过这一系列的军事演习传递在台湾问题上的信息，而不是为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做准备，因此反应比较平静。在中方于11月份举行的军事演习期间，美国众议院规则委员会主席杰拉尔德・所罗门（Gerald Solomon）曾致函克林顿总统，对台湾海峡的安全形势表示关注。克林顿在回信中一面声称“导弹试验和演习已导致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加剧”，同时又表示，“中国的意图是向台湾和美国发出一个政治信息，而不准备马上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因此白宫没有必要根据《台湾关系法》第3款（C）的规定同国会磋商^[40]。

在中方11月份的演习后，美国情报部门认为中国还将在1996年3月台湾“总统”选举前在台海地区举行更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中央情报局设立了专门小组，24小时监视中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军事活动。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莱克认为，中国领导人无视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在做出关系台湾问题的决定时没有考虑美国因素，而美国对中国一系列的军事演习反应又过于软弱^[41]。在此情况下，美国决定以更直率的方式向中方发出信息。12月19日，美国尼米兹号（Nimitz）航母战斗群经过台湾海峡，这是中美建交以来美国航母第一次通过这一水域。虽然美方借口天气原因使美国航母不得不绕道台湾海峡^[42]，但它向中方炫耀武力的企图却是显而易见的。1996年2月6日，又有3艘美国军舰驶过台湾海峡。2月14日，美国海军部长多尔顿（John H.Dalton）在回答记者问时声称，美国正关注中国的军事行动，只要总统一声令下，美第7舰队有能力处理任何区域的紧张局势。多尔顿的表态为美国军舰在台湾海峡的活动作了注解^[43]。2月23日，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多伊奇（John Deutch）在参院情报委员会作证时表示，从向伊朗出售巡航导弹技术到对台湾进行武力恫吓，中国的这些行动威胁着亚洲的稳定。多伊奇告诉议员们，中国一直在台海地区进行军事集结，美国情报机构“每分钟都在极其密切跟踪”那里的动态^[44]。不难看出，美方上述言行旨在向中方施加心理压力，影响即将到来的军事演习。另一方面，美国也在为台海有可能出现的危机做准备。2月上旬，一个由国防部主导的处理台海危机的特别工作组成立并召开了首次会议，该工作组由国防部、国务院、中央情报局等部门人员参加，定期开会研判台海局势，并就一旦中国大陆对台动武时美将作何反应制定对策。2月下旬，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了应对台海局势的预案，根据这一方案，美国将针对中国在台海地区的行动采取军事的和非军事的措施，其中军事措施包括美国空军和海军的干预。克林顿总统在听完参联会主席沙利卡什维利的介绍后，担心中美军队的冲突会升级为核战争，因而要求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手们尽一切努力防止这种局面的出现^[45]。

1996年3月5日，中国新华社受权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于本月8—15日向东海南海进行导弹发射训练，美方迅即做出反应。美国国务院当天就召见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表示对此事的“严重关注”，并通过美驻北京使馆向中方提出正式抗议。白宫新闻秘书麦柯里（Mike McCurry）称，导弹发射训练“不是消除两岸分歧的最佳办法，无助于维护地区的稳定，是挑衅性行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伯恩斯（Nicholas Burns）则说，演习的目的“是在台湾举行‘总统’选举之前吓唬台湾人民的”，但不存在进攻台湾的迫在眉睫的威胁。6日，麦柯里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达了克林顿总统对中方发射导弹训练的关注，“总统强烈地感到，美国必须尽可能地制止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加剧”。麦柯里还称中方的演习和训练是“一种不顾后果的行动”^[46]。

鉴于中方这次军事演习所选定的时间（3月23日台湾“总统大选”之前）和地点（分别距离基隆港约20海里处、高雄港约30海里处）的敏感性，美国虽然不担心中国会攻打台湾，但极为关心这次演习的政治和军事后果。为了防止出现最坏的局面，克林顿政府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的外交和军事行动。

首先是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领导层发出明确信息。鉴于李登辉访美以来中美关系和台海两岸关系所出现的困难，以及国会要求对华采取更加强硬立场的压力，美方曾在2月下旬向中方提议，由克林顿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莱克同即将访美的中国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刘华秋进行一次会晤。美方计划在会晤中向中方阐明以下内容：美国的战略和政策目标，对亚太地区包括台湾安全的承诺，对中国的期望等^[47]。这实际上是谋求增进相互理解、建立相互信任的一次战略对话。但在中方宣布导弹发射训练后，美方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向中国高层发出明确信息。佩里回忆道：“我们认为，中国领导人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因此希望向刘华秋副外长转达一个清晰无误的信息，并通过他把这一信息迅速传达给中国最高领导人。”^[48]为此目的，美方决定总统国家安全助理莱克、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和国防部长佩里一起会见刘华秋，以向中方转达一个“强硬清晰的口信”。

在3月8日晚间于国务院举行的会晤中，克里斯托弗首先发言。他详细阐述了美国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的基本原则，强调美国继续遵守它的诺言，即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克里斯托弗表示，中国举行军事演习和试射导弹是对台湾民主选举的军事恫吓，美国担心中国准备使用武力强行实现“一个中国”的目标。他强调说，美国负责安全事务的高级官员一致认为，这种威胁性的军事行动必须停止。佩里在接下来的讲话中采取了更为强硬的调子，他声称，针对台湾的军事行动有可能构成对美国利益的威胁，“美国有足够的军事能力保卫它在这一地区的重大国家安全利益，而且愿意显示这种能力”。莱克在最后的发言中一面强调美国在西太平洋有着重大的国家安全利益，中国最近的军事行动威胁到了美国的上述利益，一面劝中国政府停止在台湾海峡的军事行动，致力于恢复两岸之间的对话、旅游和贸易^[49]。

尽管美国以罕见的外交姿态向中方施压，但中方不为所动，仍按计划进行有关军事演习。3月9日，中方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于3月12日至20日在东海和南海进行海、空实弹演习，导弹发射训练也在继续进行。佩里不得不承认，“尽管我方的外交出奇的坦率，却没有奏效”。在此情况下，克林顿政府负责安全事务的高级助手们认为“需要更换一种更强硬的方式表明美国的关切和决心”^[50]。美方开始显示其威慑力量。佩里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沙利卡什维利分析了美国可以采取的各种选择。一是再次向中方发出一个外交信息，但这有可能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视为软弱；二是向这一地区派遣一个航母战斗群，由于美国通常总在这一海域保持一个航母战斗群，此举分量似乎太轻；三是向中国举行军事演习的地区派遣两个航母战斗群，尽管佩里本人倾向于这一方案，但沙利卡什维利希望美国的反应不要过于挑衅，以免不必要地刺激中国，并使美国的航母战斗群远离中国的海岸火力。最后，克林顿政府决定派遣两个航母战斗群在台湾附近水域游弋，但不进入演习区域^[51]。3月10日，克里斯托弗宣布，以“独立”号航空母舰为首的特混舰队将在几天内驶向台湾附近海域，以在必要时“处于能提供帮助的位置”。他还警告说，如果中国试图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对美来说这将是一个严重问题”，中国将面临“确实严重的后果”。同日，莱克也重复了克里斯托弗有关“严重后果”的警告^[52]。美方公开使用“严重后果”的措辞是不同寻常的，它表明随着克林顿政府应付危机的手段的重点从外交转向威慑，华盛顿希望中方这次能够认真对待它要传递的信息，防止危机的进一步升级。3月11日，美国国防部宣布了派遣第二个航母舰队前往台湾附近水域的消息。

另一方面，克林顿政府又担心海峡两岸对美国派遣航母的举动产生误解，遂以不同方式向双方表明美国的意图。华盛顿首先希望中方理解美国海军部署的意图和有限性。沙利卡什维利和佩里都公开表示，中国的演习是一场恐吓台湾人民的“排练”，但不会发生军事冲突。美国防部发言人告诉记者，美将继续执行把第二艘航母派往台湾水域的计划，但“在任何时候美人员不付诸行动”。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德则强调美国军事部署的“预防性质”，并坚持说，“我们不处在战争边缘”^[53]。克林顿政府还试图让中方确信，美国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台湾“总统”选举一结束，克林顿就重申了美国不承认台湾的政策。白宫办公厅主任利昂・帕内塔（Leon Paneta）也在一个电视节目中强调：“我们信奉一个中国政策，我们不把台湾看作是单独的一个政府”^[54]。

与此同时，克林顿政府也在悄悄地向台湾打招呼。3月11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伯杰（Sandy Berger）和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塔诺夫（Peter Tarnoff）赴纽约，与台湾“国安会”秘书长丁懋时秘密会晤。伯杰和塔诺夫告诉对方，美国在西太平洋部署2个航母战斗群以表明美国致力于维护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可靠的。与此同时，美中关系是重要的，需要谨慎处理，稳定的中美关系比不稳定和高度紧张的中美关系更能促进台湾的安全。海峡两岸应避免挑衅性的军事演习，回到谈判桌解决分歧。丁懋时表示，台湾无意挑衅北京，它非常感激美国的支持，将同美方充分合作以缓和紧张局势^[55]。台湾军方原定于4月上旬在马祖进行防空实弹射击演习，在美方对此表示关切之后，不得不宣布暂停。

3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台海演习的第3阶段——海陆空联合演习。在此情况下，美方采取了第三个措施，即推迟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对美国的访问。美方在21日晚向中方转交的一封信中通报了这一决定，理由是“在目前气候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官方访问不合适”^[56]，实际上是以此表达对中方在台海地区进行一系列大规模军事演习的不满。迟浩田对美国的访问早在1994年10月佩里访华时便已敲定，后因李登辉访美而被中方推迟，这次又被美方推迟，这充分说明，中美军事关系的开展有赖于良好的政治关系，而美国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更是关键。

3月25日，中国在台海地区的军事演习宣布结束，台湾的选举也落下帷幕，美国的航母战斗群也逐渐淡出了台湾以东水域。美国两艘航母战斗群同时部署在西太平洋，这是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以来美军在该地区最大规模的集结。尽管美方“并不想用这支海军力量挑起一场军事冲突，也不认为它会受到严重的挑战”^[57]，但这是越南战争结束以来，中美两军第一次隐然呈对抗之势。值得庆幸的是，双方都对对方的意图有较准确的把握，都无意使危机升级，局面自始至终处于可控状态，这样台海局势才得以较快恢复平静。

另一方面，尽管这场危机持续时间并不长，危机的力度也不大，但它对美国对华政策、对台政策以及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在对华政策方面，这场危机加速了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中美关系因李登辉访美而受到重创后，克林顿政府也在考虑如何修复双边关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更积极地介入中国事务。从1996年1月起，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莱克主持了一系列内部会议以检讨对华政策。在台海危机期间，莱克同中国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刘华秋举行了一次重要的战略对话。美方在这次对话中介绍了美国的政策目标和战略意图，描述了美国的亚洲政策，阐述了中国和中美关系在美国亚洲政策中的作用，并指出了双边关系亟待处理的问题。刘华秋也阐明了中方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强调了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58]。这场被莱克形容为“非常清楚与良好的对话”加深了相互理解，也使莱克更加认识到调整美国对华政策的必要性。在方式上，这一调整的尝试就是“经由一系列的议题界定与处理来决定我们的政策，然后把它们放在一个更大的架构中去看”^[59]。以莱克与刘华秋的这次会晤为契机，中美开始了战略对话的努力。在内容上，美国对华政策不再囿于1989年的“六四”事件和人权问题，转而认识到一个力量不断上升的中国有能力在全球和地区层面上挑战美国的利益，因此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旨应转向如何因应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在后冷战时代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克林顿政府确立了与中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60]。

台海危机也对美国对台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积极方面看，这场危机使克林顿政府和美国的外交政策专家们认识到台湾问题的敏感性，意识到美国需要更加谨慎地处理这一问题。美国著名的思想库“对外关系理事会”在危机后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台湾问题将继续成为危险的潜在导火线，对中美关系和亚洲地区都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需要最高行政部门与国会领袖们不断加以注意。”^[61]面对台湾当局咄咄逼人的“务实外交”和岛内日益膨胀的“台独”势力，克林顿政府感觉到有必要在保持对台政策总体框架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阐明美国的立场，以向台湾发出明确的信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1996年5月17日关于对华政策的讲话中强调：“在台湾谋求在国际上发挥作用时，它应该以符合一个中国的一种方式追求那个目的。”^[62]在这之后，美国又多次告诫台湾当局要谨慎从事，不要采取挑战大陆的“外交冒险主义”，提醒台湾在争取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不要采取过激行动。1998年夏克林顿总统访华期间，公开表达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三不”政策，即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参加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三不”方针的提出，明确了美国对台政策的限度，充实了“一个中国”政策的内涵，打击了台湾岛内的分裂势力，也向台湾当局推行的“务实外交”亮起了红灯。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个重要立场就是不迫使台湾同中国大陆谈判，不在两岸之间充当调解人。但是台海危机凸显了两岸发生冲突的潜在危险性，美国因而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在两岸之间促谈、调解。从1997年开始，美国一改过去对两岸事务性磋商的冷淡、观望态度，多次敦促台北尽快与大陆恢复对话。1997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期间，克林顿总统在同他的会谈中也表达了美国希望两岸恢复对话的立场。1998年1月，由刚刚卸任的国防部长佩里、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沙利卡什维利、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等人组成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战略安全事务考察团”访问北京、上海和台北，要求两岸尽快重开会谈。佩里一行还向台湾方面表示，从长远看，台北如果不能接受“一国两制”，则必须自行找一个与北京相处的“模式”；美国会支持台湾的政治民主，也会向台湾提供安全保障，但美国不是给台湾“一个没有限制、无条件的支持”^[63]。佩里等人上述表态的潜台词是，台湾不能一味指望美国的支持，也要学会同大陆打交道。

在推动两岸复谈的同时，美国朝野有识之士也在思考以某种机制有效处理两岸关系，防止台海局势失控。1998年3月，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提出美国应检讨其在台湾问题上的“模糊战略”。奈提出，台湾若宣布独立，美国不应承认也不应协防台湾；台湾若明确表示不独立，中共不应反对台湾在国际社会的政治、外交、经济等各方面的活动；台湾应明确表示无意独立，促进两岸对话、投资和交流。奈认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模糊战略”有助长“台独”气势的危险，而“台独”气势的上升会刺激中共，引发台海危机。美国只有明确“一个中国”政策，从“模糊战略”转向“清晰战略”，才能防止类似1996年台海危机的发生^[64]。

与此同时，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也在1998年2月提出了处理两岸关系的“中程协议”的构想，其主要内容是：（1）台海双方建立一个中程协议，规范未来几十年间的台湾情势，直到正式的统一谈判开始；（2）在此期间两岸都存在于一个中国之内，台海两岸都不挑战最终的统一；（3）台湾明确表示是中国的一部分，不会宣布法律上的独立；（4）中国明确表示不会以武力对付台湾；（5）在统一之前各负责其内部与对外关系，但受前述约定限制；（6）双方进行高层定期对话；（7）双方可讨论更改名称以降低紧张气氛，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改称“中国”，“中华民国”改称“中国，台湾”^[65]。李侃如提出“中程协议”的考虑是，由于两岸统一的时机尚不成熟，为防止其中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而引发危机和冲突，应以“一个中国、50年不变”的方式稳定两岸关系，在此框架下两岸积极互动，朝着最终统一的方向迈进。李侃如在1998年夏出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一职，因而他的“中程协议”的设想也在克林顿政府内部得到响应。例如，1999年3月24日，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思（Stanley Roth）在华盛顿召开的纪念《台湾关系法》20周年的研讨会上，就建议海峡两岸考虑以若干中程协议维持和平，解决分歧。不过，与李侃如的设想不同的是，罗思所建议的“中程协议”是指两岸在无法在政治上形成一个稳定的架构的情况下，就各种单个议题达成协议。这是两岸“没有协议”与最终的“全面协议”之间的一种妥协，也是台湾主张的“功能性对话”与大陆主张的“政治性对话”间的一座桥梁^[66]。

1996年的台海危机以后，美国朝野均认识到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和潜在爆炸性，希望维持台海地区的稳定；同时，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克林顿政府也希望降低台湾问题对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在此情况下，克林顿政府对对台政策进行了调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也采取了较之过去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台海形势的改善。1998年10月，大陆海协会邀请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访问大陆，两会就一系列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并达成了4项共识，即：两会决定进行包括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内容的对话；进一步加强两会间多层次的交流与互访；对涉及两岸同胞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两会加强个案协助；汪道涵会长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台湾。这是两岸关系因李登辉访美而陷入僵局后的一次重大突破。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台海危机也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后果。首先，它促使美国扩大和加强同台湾的安全关系，以防止台海地区出现军事冲突。中美建交以后，美台军事关系大幅降低，双边军事合作仅限于“武器销售”和“情报交换”两个领域。1996年的台海危机后，美国防部的一份研究报告提出，美国需要扩大同台湾军方之间的接触，包括台湾军事领导人访问华盛顿，美台军官举行研讨会，讨论东亚地区的军事战略和台湾对中国大陆对台动武的反应等问题。这份报告的建议被克林顿政府所采纳。从1997年开始，美台双方每年在加利福尼亚的蒙特利（Monterey）举行一次战略与安全对话（即“蒙特利对话”），台湾出席对话的包括“国安会”、“外交部”及军方的代表，美方参加者则来自国务院、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克林顿政府认为，扩大美台军事交流会有以下一些好处：降低台湾方面的孤立感，建立台美军方的互信；美国军方能够更好地了解台湾军方的想法和计划；行政部门可以充分回应国会支持台湾的主张^[67]。

台海危机也为美国向台湾提供更多、更先进的武器系统提供了借口。当中国宣布即将在台海地区举行导弹演习时，美国的几位防务专家——前中央情报局局长伍尔西（James Woolsey）、前助理国防部长斯蒂芬・布莱恩（Stephen Bryen）和前大西洋舰队司令利昂・埃德尼（Leon Edney）——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要求克林顿政府不必再遵守美国在与中国签署“八・一七”公报时所作出的限制对台军售的数量和质量的保证。里根时代的助理国防部长卡尔・福特（Carl Ford）甚至提出美国要向台湾出售进攻性武器——潜艇，这一主张得到1996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鲍勃・多尔的支持，他敦促克林顿政府重新考虑不向台湾提供潜艇的决定^[68]。虽然克林顿政府在向台湾提供潜艇问题上不敢轻举妄动，但对台军售大幅攀升却是不争的事实。就批准对台军售数额而言，1996年为10.34亿美元，比1995年的2.67亿美元增长287%左右，1997年为12.47亿美元，比1996年增长20%左右，1998年为12.96亿美元，又比1997年增长3%^[69]。从1999年起，五角大楼更先后对台湾空军、海军和陆军的战斗力进行评估，以作为对台军售的重要依据。

台海危机也使美国向台湾提供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呼声高涨起来。1994年克林顿政府正式启动TMD项目时，并没有考虑把台湾包括在内。台海危机期间，保守的传统基金会就呼吁向台湾提供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70]。前中情局长伍尔西也在国会的一次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应该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保护台湾。多尔也建议，美国应在东亚建立TMD以保护其盟友，包括台湾^[71]。1997年11月，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美台反弹道导弹防御合作法案》，规定美国防部长应于1998年7月1日前向国会提出报告，说明美国应如何与台湾合作发展先进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以保护台湾不受导弹的攻击。1998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的《199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正式要求将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虽然克林顿政府顾忌中方反应，对是否将台湾纳入高层TMD不愿拍板定案，但为了提升台湾的反导弹作战能力，在1999年4月决定向台湾出售远程预警雷达，并同意售台新型的“爱国者3”型导弹。

台海危机也对美国的地区安全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1995年初五角大楼发表的《东亚战略报告》表达了对中国经济实力上升和军事现代化努力的关注，但从军事的角度看，“中国威胁论”仍缺乏事实依据。然而，1996年3月中美两军在台海地区的隐然对抗改变了美国战略家和军人对中国的看法。一位五角大楼的官员称，在美国军队里，“上校、中校和穿军装的军队知识分子本来从不关注中国，此后就开始注意中国了。”^[72]台海危机还使五角大楼“将美中在台湾的冲突视作今后最可能将美国拖入一场大规模战争的根源。从此，计划与中国打仗就成为五角大楼的优先事项”^[73]。在1996年以后的几年里，美国军方组织了20多次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超过针对其他大国的演习次数。台海危机也加强了重新定义的美日安全同盟的中国因素。美日原定于1995年11月克林顿总统访日之际发表《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但因克林顿未能按期访日而推迟到1996年4月，恰在这时发生了台海危机。在华盛顿和东京看来，这一事件不仅证明美日同盟的重新定义是必要的，而且为日美加强防卫合作提供了着力点。日美据此对已经定稿的联合宣言作了修改，增加了日美加强防卫合作的内容，并决定立即开始着手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在1997年9月出台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台湾海峡被列入了日美防卫合作的范围。（详见本书第三章。）此外，随着中国因素在美国地区战略谋划中的突出，华盛顿开始更广泛地考虑防范中国的安全安排。这一点将在下文中论及。

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加强了对台湾的政治和军事支持，以维持两岸不统的分裂局面，但另一方面，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美国也不希望因台湾谋求独立而卷入台湾海峡的战争，为此克林顿政府仍然要维持其“一个中国”的政策框架，尽管这个框架本身充满着矛盾，并且模糊不清。然而台湾岛内“台独”势力的发展不仅挑战着中国大陆的“一个中国原则”，也冲击着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1999年夏天，李登辉抛出“两国论”，两岸关系再一次陷入低潮，美国的对台政策也面临着考验，但由于北京的克制，也由于华盛顿的反应及时而得当，台海危机才没有重演。

7月9日，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音”记者采访时，妄称两岸关系是“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国与国的关系”，抛出了蓄谋已久的“两国论”，彻底背弃了“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这一重大的政策调整既没有在台湾当局内进行广泛的磋商，也没有事先征询华盛顿的意见。“两国论”出台后，克林顿政府敏感地觉察到此举将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巨大的冲击，于是迅速采取一系列动作以平息事态。美方的努力包括3方面的内容：强调美国的对台政策不因“两国论”而改变；敦促北京保持克制，避免使用武力；要求台北修正“两国论”的立场。7月13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鲁宾（Jamie Rubin）在记者招待会上两次重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以及不支持台湾加入只有主权国家才有资格参加的国际组织。他再次确认，美国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是以“美国国家利益为基础的”。与此同时，华盛顿指示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张戴佑（Darryl Johnson）拜会李登辉，了解台湾当局推出“两国论”的意图。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副顾问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打电话给台湾前国安会秘书长丁懋时，要求台湾方面澄清“两国论”，并警告说华盛顿不支持单方面改变两岸关系的现状。7月18日，克林顿总统主动与江泽民主席通电话，重申美国政府对“一个中国”政策的坚定承诺，强调美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有改变，并要求中方保持耐心和冷静。7月20日，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在记者招待会上重申美国信守“一个中国”政策，希望两岸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她还宣布，美政府将派助理国务卿罗思、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李侃如和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分赴北京和台北了解情况并做沟通工作，要台湾当局澄清或重新解释“两国论”，要中方保持克制。7月21日，克林顿总统又在白宫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美国对于台海两岸关系的政策有三个支柱，即“一个中国”政策、两岸对话以及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7月23日，罗思和李侃如在北京同外交部长唐家璇等进行了会晤，卜睿哲则在台北向台湾当局陈述了美国两岸政策的四个因素，即“一个中国”原则，《台湾关系法》，支持两岸对话，和平解决分歧。7月25日，唐家璇与奥尔布赖特在出席“东盟地区论坛”会议前夕会晤，奥尔布赖特在会谈中重申美国政府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并强调海峡两岸直接对话和平解决分歧的重要性^[74]。此外，为了表示对台湾推出“两国论”的不满，克林顿政府决定推迟美国军方“联合防空”军事小组对台湾的访问，该小组原定于7月下旬赴台评估台湾的防空和导弹防御的需要。华盛顿还要求台湾当局撤换“陆委会”主任苏起，因为他在7月12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为“两国论”辩护，公然表示两岸关系应重新定位，以摆脱对“一个中国”意涵的争执。但这一要求被李登辉所拒绝^[75]。

“两国论”出台后，中国大陆方面以“文攻”（在媒体上批判）为主，同时也采取了一些军事行动以警告台湾当局。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战机一度频频沿着台湾海峡中间航道飞行，台湾的军机也如法炮制。8月初，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发言人均表示，美方在密切注意两岸战机飞临台海上空的情况，也对战机如此接近可能导致意外而感到关切，要求两岸自我克制。美国的两个航母战斗群还在南中国海举行了2天的军事演习，意在向中方发出警告。9月上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海域举行了登陆作战联合军事演习，这一演习既是为了威慑“台独”势力，也有在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在新西兰APEC会议会晤之前向美方显示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决心的意味。美国政府对这次演习没有发表任何评论，也没有针对性地进行军事部署。9月11日，克林顿在同江泽民会晤时表示，李登辉提出“两国论”给中国和美国都制造了许多麻烦，美将继续执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克林顿又称，如中国对台动武，美会“做出严重反应”^[76]。9月15日，第54届联大总务委员会在讨论是否将一些国家代表关于“台湾参与联合国”提案列入大会议程时，美国、英国和法国三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打破往年在这种场合一向保持沉默的做法，公开发言重申“一个中国”的立场，其中美国代表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在发言时重申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并希望台湾海峡两岸通过对话解决分歧。不难看出，美方的这一举动既是对李登辉“两国论”的反应，同时也旨在抚慰中方，避免对台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回头看来，尽管李登辉的“两国论”有引发另一场台海危机和中美关系危机的潜在可能性，但美国的应对总体上还是比较成功的。“两国论”出台后，华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救火”措施，一是明确立场（不支持“两国论”，“一个中国”政策不变），二是对台施压（要台湾修正“两国论”），三是敦促克制（希望北京不要动武），这无疑有助于缓解“两国论”所带来的冲击。可以说，1995—1996年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纷争提高了克林顿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警觉性和敏感性。但是，由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战略考虑和政策的总体取向，克林顿政府对台湾的压力和限制是极为有限的，美国在安全上对台湾的支持依然如故。就在“两国论”出台后不久，克林顿政府还是宣布了对台出售价值5.5亿美元的先进武器的决定。一度推迟的“联合防空”军事小组对台湾的访问也在9月间得以成行。台湾问题仍旧是中美关系顺利发展的主要障碍，也是影响亚太地区安全的重大不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