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知识人和知识群体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智囊是现代智库的萌芽形式，特指足智多谋、专门为君主或他人出谋划策的人。《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中记载道：“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写道，晁错以善辩为太子（后来的汉景帝）赏识，“太子家号曰‘智囊’”。唐朝的颜师古注释道：“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橐之盛物也。”智囊或中国古代的智库，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中，以不同的形式和称谓，出现在历史长河的不同阶段，如士、门客、学宫、士族门阀、党与书院等，不一而足。

（一）士

对中国知识人的讨论往往会聚焦到对“士”的讨论，然而士和知识人却不能完全对等。士阶层兴起于春秋，士的概念非常广，除了知识人以外还包括其他各种人才，比如勇士、方士、使士等等。两晋以后形成了士族，与庶族对立，并垄断了国家政治。但出身庶族的知识人也大有人在，比如左思、陶渊明。士族门阀制度到唐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兴起逐步瓦解。宋以后，来自边远地区的读书人也可以成为士大夫群体的重要成员，并对政治发挥巨大影响，比如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都来自当时处于偏远地区的江西。可见政治环境的不同，士的社会特点在各个历史时期也各不相同。

（二）门客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有养客之风。一方面诸侯和贵族因为礼贤下士而可以获得较高的社会声望。比如战国时候的四公子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他们出于扩张自身势力的目的，广招宾客，为自己留下美名。另一方面，有能力或者有知识的人出于生计，也需要寄身于贵族之家。

门客所提供的服务几乎无所不包。《吕氏春秋》是秦国丞相吕不韦为指导秦王嬴政治国扩张而组织门客编写的著作，其内容虽以儒、道为主，却也包括了墨、法、兵、农、纵横、阴阳等各家思想。可见吕不韦的门客其知识背景千差万别。由于养士有很强的功利目的，门客的待遇与其为贵族提供的智力服务有关，差别也较为悬殊。贵族与其所养门客之间虽然有着一种近乎主奴的关系，但是门客来去也很自由，在这里的待遇不好，可以到其他地方做门客。

（三）学宫

除了贵族自己招揽门客，由国家设立学宫招贤纳士，并达到提升国力、造就学术辉煌的事例当属齐国的稷下学宫。稷下学宫设立在齐国都城临淄的稷门附近，设立的目的是“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尊宠之”。齐威王对政治经济进行改革时期，稷下学宫得到了空前发展。学宫中各派云集，儒、道、名、法、墨、阴阳、小说、纵横、兵、农等各家聚集一堂。司马光曾说，稷下学宫“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齐国学术空前活跃，对于齐国政府而言，稷下学宫的功能在于通过学者论政，使齐国国君获得治国之策。设立稷下学宫的效果也是显著的，从国家发展的角度而言，齐国的国力获得了大幅提高；就学术发展而言，稷下学宫的设立真正开创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格局。应该说，稷下学宫为知识人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和尊重，齐国政府摆脱功利的立场，通过几代人的努力，逐步使齐国文化得到繁荣，并促进了国家的发展，这与普通的贵族招揽门客有明显的不同。

（四）士族门阀

魏晋时期，由于士族门阀垄断政治，只有士族出身才能充任高官，因而也只有来自士族的知识人才能对政治有所影响，除了权力，社会财富也集中在士族门阀手中，他们往往能左右政局，其影响力甚至超过皇帝。而庶族出身的知识人只能充当低级别官吏，否则只能栖身山林。陶渊明便是庶族出身，低级别的官吏职位让他经常蒙受羞辱，最终促使他归隐。当然门阀制度的存在对政治也有有利的一面，由于高级别官员固定来源于几个望族，所以政治本身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尽管魏晋时期政治较为动荡，但是社会本身相对稳定，特别是到南北朝时期，这种优势就较为明显。

（五）科举制与结党

隋唐以后，由于科举制度的兴起，门阀制度逐步被打破，寒门之士通过科举也可以进入国家的政府管理机构。宋代以后，科举制度逐步完善。这一制度的完善带来的改变是知识群体的多样化、政治集团的多样化以及权力关系的变化。

即使是科举兴起，寒门入仕也绝非易事。以毫无背景、一文不名的身份要立足官场，自然要寻找靠山。在政治清明的时候，当然可以以才华寻找到赏识自己的良臣，从此开始一帆风顺的官场生涯。苏轼为欧阳修所赏识，并在朝野上下引起关注，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例子。之所以说特殊，是因为如欧阳修这般有胸襟者少，如宋初这般有良好人文风气的时代亦少。当然也有因为师承学术流派和观点一致，或者政见一致而归为一党的，如北宋“元祐更化”上台的保守派后来被称为元祐党人，明代因为共同的学术思想而结成的东林党，等等。更多的时候，寒门子弟往往投奔同乡的老一代官僚，因同乡之谊，相互之间有着近似的习惯、相仿的观念，互相认同，长辈官僚需要可靠的门生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新科进士则倚重前辈官僚在宦海立稳脚跟。在宋明两代的政治中，大家纷纷同乡为党，宋代就有洛党、蜀党、赣党等等。更为次之的是，如果政治黑暗，寒门出身的进士只能顾及利益，依附强势政治集团。当然，对于寒门出身者，自身的价值观念未必一定会恪守高尚的价值准则，实现自身地位的提升也是非常重要的，如北宋王安石来自当时地处偏远的江西抚州，他“为了给自己和自己的理论谋求领导地位，往往会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加富于侵略性”（刘子健，2012：47）。

在中国古代，结党往往与营私相关，在政治舞台上，党争频繁出现，往往同集权和专制相呼应。正是因为权力的集中，所以导致权力的争夺，而这在魏晋时期是少有的。唐宋以后，政治决策的有效性，一是取决于皇帝是否能英明决断，在众多政治建议中选择正确的，二是以党为形式的知识群体能抛开党派利益，根据实际情况而不是政治信条，提出有效的政治策略。集权时代治策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例如，南宋初年，围绕对金的战与和，各派知识群体就进行过激烈的争斗。1135年，金人南侵，宋军在藕塘（今安徽定远东南）之战中获胜，围绕是否乘胜北伐，在赵鼎和张浚两位宰相之间产生矛盾。赵鼎是北宋程学的信徒，政治上属于保守派。张浚则更倾向于王安石变法派。赵鼎认为，以南宋当时的实力不足以北伐，当放弃淮河流域，退守长江，以巩固胜利成果。军事家张浚则坚持北上反攻。虽然两位宰相的政治理念不同，但是一直以来却高效合作，可这次高尚的赵鼎谦让了，他认为张浚的军事才能不可替代，主动辞职。张浚选择了日后的奸相秦桧与自己搭档。在南宋初年，秦桧既不是改革派，也不是保守派。1137年，张浚因为用人不利导致军人变节而被放逐。之后，赵鼎复相，虽然他提议仍由张浚与自己搭档，但是没有得到宋高宗的认可，只得与秦桧共事。当金人以极其苛刻且有辱南宋的条件提出议和之时，保守派赵鼎内心反对议和，但是出于对宋高宗的忠诚，他认为在不影响国格的情况下可以议和，而秦桧则迎合了高宗急于议和的心态。最后赵鼎罢相，1141年南宋屈辱地与金人议和，秦桧则成为日后的权相。

在南宋抗金的一系列的事件中，应该说正确的军事战略确实被提出了，但是最后被采纳的却是最差的策略——屈辱地议和。帝王的意志主导了决策的走向，而善于揣摩帝王意图却心术不端的知识人获得了最大的利益。

（六）书院

在中国历史上也形成了与欧洲中世纪大学类似的知识群体或机构——书院。书院是知识人传授学术和政治理念，培养学术和政治人才的地方。所以，书院既有学术功能也有政治功能，围绕书院既可以形成学术流派，又会形成政治派别。其最有代表性者即东林书院。东林书院始建于北宋，为程学弟子杨时讲学之所，至明万历年间，因顾宪成于此讲学而复兴。东林书院倡导“读书、讲学、爱国”的精神，一时间人才云集，名噪一时。东林书院为国家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如刚正不阿的左光斗。另一方面，围绕东林书院而形成的东林党一直是当时清议的主流。所谓清议，就是以儒家思想批评时政。东林书院正是以这种方式在社会上扩大自己的声望，并最终影响政治。当然，也要分成两方面看待东林党的政治影响。党争毕竟脱离不了利益关系，东林党人也不能免于此道。围绕明神宗继承人的问题，东林党与浙党、齐党等各派激烈斗争，双方都通过各种方法打击对方。甚至在满人入侵，国家危在旦夕之际，仍然不忘争斗，所以史家有所谓“明亡于党争”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