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欧洲的知识人和知识群体

欧洲各国的历史是不连续的，自身内在的逻辑也因为蛮族入侵等原因中断过多次，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因此，欧洲的政治文化呈现出多样性。古希腊时期的城邦政治和中世纪的神学政治就大相径庭。即便到了近代，中欧和北欧的民族国家与意大利的城市政治又完全不同。

（一）古希腊的哲学家和学园

在古希腊城邦政治形成的初期，氏族社会刚刚瓦解，社会阶层逐渐形成，由于社会分工并不明晰，社会角色的变动也比较大。梭伦（Solon）和伯利克里（Pericles）是这一时期知识人的代表，他们的贡献在于帮助雅典构筑城邦政治制度。梭伦的身份较为复杂，他出身贵族，又作为商人游历各地。在古希腊政治理论的诞生过程中，游历经历使知识人对各地风俗有所了解，也为制定城邦整体制度提供了帮助。当时的古希腊，存在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如果贷款到期，平民无法向贵族归还贷款，那么平民将成为贵族的奴隶。在政治上，由于古希腊按照财富和门第选择官员，平民无法进入官僚机构，公民大会也失去作用。贵族在社会中占有强势地位。梭伦曾经作为调停人，调解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矛盾，他视自身的使命为调解公理和强权。公元前594年，梭伦作为执政官，对雅典政治经济进行了改革，废除了以人身为担保的贷款，并给予平民罪犯向陪审团申诉的权利，提高了平民的权利。梭伦的改革对古希腊民主政治的缔造有着深远影响，可以说他是历史上最早的改革者之一。

伯利克里（公元前495—公元前429）出身贵族，父亲是雅典舰队的司令官，母亲也出身名门。他师从芝诺，对哲学、政治、戏剧都极为精通。伯利克里开创了希腊鼎盛的“伯利克里时代”，修昔底德称他为雅典第一公民。除了杰出的军事才能，伯利克里政治成就斐然，他向全体公民开放官阶，第四等级公民以上都可以担任执政官；实行公薪制，改革公民大会，并资助戏剧表演，促使全体人民接受戏剧的教育。希腊的民主政治就成就于伯利克里手中。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曾记载伯利克里的一段名言：“我们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担负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的真正才能。”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伯利克里利用自己的非凡才能努力地在社会政治中实现公正。

在古希腊早期，知识人的身份并不固定，尽管知识分子与贵族都保持紧密的联系，但是他们也能从公正的政治原则出发，建立起古希腊政治制度，并使得古希腊文明走向辉煌。随着古希腊文明走向繁荣，知识人的身份逐步固定，他们中有些成为老师，研究知识，在贵族中培养学生；有些成为社会批评者。

柏拉图是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他出身贵族家庭，曾一度打算继承家族传统从政，但是“三十僭主”统治和随后苏格拉底被判死刑，使他对政治十分失望。他游历各地，在公元前387年回到雅典，建立了自己的学园阿加德米（Academia），后来英文“学院”一词就源于此。学园成为培养人才的场所，教授哲学、政治、法律和几何学。柏拉图特别重视对年轻贵族的培养，希望他们成为影响政治的人物，通过他们把自己的政治理念，特别是有关贵族政制的思想注入古希腊传统中。他关于由哲学王进行统治的观念，影响了之后几代思想家，甚至一直对罗马帝国的统治阶级发挥着影响。阿加德米学园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因为围绕学园建立了一个知识群体，除了培养大量的政治人才，阿加德米还培养了亚里士多德这样的理论家，泰阿泰德、欧多克索这样的数学家。阿加德米学园一直延续了900年，直到查士丁尼大帝将其关闭。

亚里士多德与其老师柏拉图极为相似。亚里士多德的父亲是马其顿王国的御医。亚里士多德年轻时在柏拉图的学园学习，直至柏拉图去世。之后，他到小亚细亚游历，后来应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之邀回到故乡，担任后来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可以说亚历山大大帝是亚里士多德最著名、对历史影响最大的学生。腓力二世去世后，亚里士多德回到雅典，建立了自己的学园吕克昂。与柏拉图建立的阿加德米一样，围绕吕克昂亚里士多德建立了被学术史称为“逍遥派”的学术流派。

哲学家和学园可以说是古希腊最重要的知识人和知识人群体，除了阿加德米和吕克昂以外，还有伊壁鸠鲁学园和斯多葛学园，围绕它们确立了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派，特别是斯多葛派，其思想一致影响到古罗马时期。通过培养年轻贵族，使之成为政府官员甚至统治者，哲学家和学园获得了社会影响，并影响了政治。此外，还有些雅典知识人由于来自外乡，不能在政府机构供职，所以通过著书立说和政治批判，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如希罗多德通过撰写《历史》讨论了各种政体之间的关系。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以后，出身于色雷斯的德谟克利特就直接批评政府官员的不义。

（二）中世纪的大学

中世纪的知识人形成了特定的知识群体——大学，并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大学的雏形来源于修道院，在公元12世纪以前，修道院承担着宗教和文化的社会功能，一方面它是虔敬上帝之所，一方面它培养有文化的人。在它培养的人才中，有些成为教职人员，有些后来从事世俗职业。公元4世纪以后，当欧洲被蛮族征服，文化大幅衰退之时，修道院承担了保护文化、传承经典的责任，修道士们还履行社会责任，努力使社会保持公义。12世纪以后，修道士的身份开始发生转变，这一方面是由于欧洲城市开始兴起，另一方面随着大量古希腊经典由阿拉伯语翻译成拉丁语，文化也逐步复兴。教士们开始向城市集中，他们了解大量古希腊学说和深受古希腊影响的阿拉伯思想，对世界和宗教的认识开始加深。更为重要的是，教廷认为这些人在封建王国传播知识，有利于罗马教会对这些国家施加影响。在城市里，这些由修道士演变而来的知识人有了固定的职业，而大学成为知识人的组织。

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说，大学的形成与经济分工和社会分工逐步细化有着直接关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的大学与如今的大学有所不同。大学的英文“university”来源于拉丁语“universitas”，这个词汇的拉丁语意思为社团，最早大学组织被称为“universitas magistrorum et scholarium”，意为由学者组成的探求学问的社团。也就是说，当时的大学和城市中各类手工业者组成的行会有着类似的性质。大学并没有明确的场所，只是知识人构成的社会团体，大学教师依靠教授知识获得经济来源。尽管大学教师受到罗马教会的庇护，许多教师兼具教士身份，但是由于远离教廷，又不受当地政府在思想上的抑制，这些知识人确实具有一些独立性，大学可以想办法拒绝来自地方政治势力、国王、皇帝、主教的影响，免于屈服于这些人的意志。这使得知识和文化有了良性的发展，他们在文化上也逐步影响了新的阶层，即新兴资产阶级。由于大学具有较高的社会和宗教地位，其政治影响力也较大。

巴黎大学同世俗政府和教廷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扮演调解二者矛盾的角色。在教会分裂时期，巴黎大学主张对教皇适当制约，并认为民族教会应该独立于教廷。1327年成立的布拉格大学在面对捷克和德意志的民族矛盾时，宣布效忠波西米亚国王，使自身成为一所民族大学。这些举动后来都被认为是欧洲民族国家兴起的推手。

此外，有些知识人必须接受统治者的赞助，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充当了政治人物的谋士。马基雅维利和达芬奇是同时代的人，他们都接受过梅蒂奇家族的赞助，而这个家族是佛罗伦萨的实际统治者。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就是献给梅蒂奇家族的掌权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