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民间知识分子和体制化知识分子
“民间”这个词在现代汉语中一直有十分丰富的含义。在通常的意义上，“民间”意味着大众的、通俗的和普及的，与“精英”文化相对。如“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等等。
但如果从制度层面来分析，“民间”意味着“非体制性”的存在。对于中国的情况而言，这里需要做必要的分析。在中国“体制性”可以理解为一种生存的状况，一个人的思想立场并不一直与他的社会身份相一致。比方说,自由主义者、新左派和保守主义者中的大部分还是在大学或中国社科院等体制内或半体制的机构工作。所以讨论民间知识分子和体制化的知识分子的重要的标准并非是他的社会身份而主要是思想立场。体制外生存的知识分子也可能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坚定支持者，而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可能是具有真正的彻底的批判精神的人。
这种身份和思想立场的之间的“位差”可能存在于所有的时代或者说所有的国家。
对于当下的中国的“体制性知识分子”而言，体制性的机构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直接领导下的研究机构，如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及各个部委所属的研究所，甚至可以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各地的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和各地的党校，这些机构的研究人员直接接受各级党组织或政府的委托，进行政策研究和科学研究，他们中的许多人属于公务员或党务工作者的范围。这些机构也产生严肃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报告，但是这些机构因为与政府和党组织关系密切，所以一般是为政府决策做一些数据和材料上的准备，其立场上也是为政府的政策做解释。
相对于这些机构，大学和一些独立的，并非由政府提供财政支持的科研机构则可以称之为“民间”。虽然中国的大学主要是由政府支持下的“公立大学”，私立大学或民办大学现在也很难成气候，但是大学教师与在政府和党组织所直接领导下的研究机构中的人员依然有很大的差别。
这一方面是因为大学与政府之间并不存在着一种直接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这样可以使大学里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次大学教师获得的研究支持的来源的多样化。目前大学教师的研究资助主要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教育部或各省的研究基金，这些资助因为有明确的课题指南，其研究的方向主要是基础学科和对国家政策决策的解释性研究，但大学教师目前也可以获得国外的研究资助或者来自企事业单位的“横向课题”，这些项目均可以有较大的独立的分析空间，而近年来，随着政府管理体系的“亲民化”，政府向大学等机构购买研究成果，或者直接将许多课题采取招标的形式向社会公布，也使得大学这样的研究机构逐渐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政府的决策工作中去。
案例一：专家学者中南海座谈渐成制度
本届政治局十次集体学习
首次集体学习：2002年12月26日，内容：学习宪法。中国人民大学许崇德教授、武汉大学周叶中教授以“认真贯彻实施宪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题，就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新中国宪法的发展历程、现行宪法的主要内容和特点等问题作了讲解，并就贯彻实施宪法提出了有关建议。
第二次集体学习：2003年1月28日，内容：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余永定研究员、江小涓研究员就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若干新趋势和新特点以及中国经济的发展做了讲解，并提出了有关建议。
第三次集体学习：2003年3月28日，内容：世界就业发展趋势和中国就业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曾湘泉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日方研究员就这个题目进行了讲解，并提出了他们的研究建议。
第四次集体学习：2003年4月28日，内容：当代科技发展趋势和中国的科技发展，以及运用科学技术加强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中国科学院王恩哥研究员、清华大学薛澜教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曾光研究员分别就上述这几个题目进行讲解，并提出他们的研究建议。
第五次集体学习：2003年5月23日，内容：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态势。军事科学院科研指导部钱海皓研究员和外国军事研究部傅立群研究员就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基本内容和世界主要国家推进新军事变革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讲解，并谈了他们对中国如何应对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意见。
第六次集体学习：2003年7月21日，内容：党的思想理论与时俱进的历史考察。中央党史研究室张启华研究员、张树军研究员结合党的历史发展，重点介绍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在理论探索和创新方面进行的艰辛努力和取得的宝贵成果，并谈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体会。
第七次集体学习：2003年8月12日，内容：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和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张西明研究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熊澄宇教授就这个题目进行了讲解，并介绍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考。
第八次集体学习：2003年9月29日，内容：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林尚立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李林研究员就这个题目进行了讲解，谈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考。
第九次集体学习：2003年11月24日，内容：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首都师范大学齐世荣教授、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就这个题目进行了讲解，谈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体会。
第十次集体学习：2004年2月23日，内容：世界格局和我国的安全环境。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宇燕研究员就这个题目进行了讲解，谈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体会。
（摘自《大地》半月刊2 0 0 4年第二期 作者：张刚）
这一切受到一种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影响，从而最终影响到知识分子和政治之间的关系。首先是进入新的世纪以来，政府更加彻底地去意识形态化，而将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最主要的目标，所以在新的政府、国家、公司、教育框架中，知识分子能够运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发挥自己的特长，从而使自己的成就感得到满足；其次是政府完全摆脱了长期以来将知识分子作为统治的威胁和不可靠的力量的成见，而是真正依靠知识分子的智慧来为政府的决策提供智力服务。再次，通过多种形式使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提高到了社会平均水平之上，从而使知识分子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受尊重的感觉。
最近几年来，最为常见的就是请大学或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去给中央有关领导讲课，另一种就是政府的课题招标的社会化，这被许多人称之为“大计也问于民”。
如果从葛兰西的眼光看，他们都属于“有机知识分子”，但是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是现代中国社会发展所必须的，因为知识分子的批判性传统主要应该靠伟大的思想家来保持其活力，使日益世俗化的社会依然保持其超越性和对于理想的热情。但是在现代性的逻辑下，在商业和技术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的现代，那种独立的、反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创造性的范围越来越小，而实用主义者的规则逐渐成为社会的主要规则。也就是说诗人和哲学家逐渐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并不能真正影响人们的灵魂，而MBA和法律硕士、会计无论从数量上还是社会影响力上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形象代言人。而那些国情、贸易、法律等实用技术的专家逐渐成为国家政策和社会规范的主要智力支持者。
知识分子之参与社会管理，如果换一种视角我们应该视之为社会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及由此带来的参与度的增强。在改革开放之前，即使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也主要被看作是“喉舌”和注释者，这种定位甚至影响到了高等学校的学科设置，比如理科和工科得到肯定，而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被怀疑，有些学科比如政治学和法学、社会学甚至被取消。
案例二：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访谈录：大计也问于民(44)
往日，一个个关系民生的“国计”，高挂政府领导层的“枝头”，“高不可攀”；如今，它们却从“树梢”悄然飘落，“花落民间”。
必然会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将它们渐次吹落的那阵改革清风——大计也问于民，推动政府决策进一步科学化、民主化。
这是建国54年来的首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以招标的形式被“下放”到民间。
12月初，北京消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2006—2010年)前期研究课题招标尘埃落定，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一批高校和科研机构中标，课题多达56个。
恰在同时，广东省政府公开向社会“买脑”：对于“2003—2004年度重大决策咨询研究课题”，直接向国内外研究机构或个人购买相关研究成果。
胡鞍钢，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一位经常出入中南海的国情专家。在他的笔下，诞生了一份份国情报告，被编发、被批示，无形中见证了这场静悄悄的巨变。无疑，他是对这阵拂面而来的改革清风感受最为清晰的人之一。
上周，胡鞍钢在北京的办公室里接受了本刊记者的独家专访。
胡鞍钢：著名国情研究专家、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1953年生于鞍山，先后在黑龙江北大荒农场插队和华北地质队务工。1978—1988年先后在唐山工学院、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获工学学士、工学硕士、工学博士学位。1991年赴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系做博士后。先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作访问研究员。先后承担“中国国情分析”、“市场经济转变中三大关系研究”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现已正式出版国情研究系列专著和合著共计43部。
风起篇
没有一项政府举措是“突如其来”、“横空出世”的。
在“十一五计划”公开招标、“政府向社会买智慧”之前，我们已经看到：
政府高层集体学习的频率越来越高；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所属部门相继建立政策研究机构；“两代会”逐渐成为反映各种利益群体要求与讨论政策的场所；全国人大常委会允许内部进行政策与法律辩论；大学与科研机构进一步扮演思想库的角色……
广开言路的诸多举措一一实施之际，便是清风渐起时。
最大的失败是决策的失败
记：说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就让人想到了一些不科学、不民主，甚至可以说是不正确的决策。
胡：我们国家建国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不可否认，也出现了三次重大失误。
一个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频繁的政治运动，直到发生“文化大革命”那场全局性的内乱，延误了我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日本差不多，而后来日本专心致志地发展经济，成了经济大国。我国长时期的政治动乱，使经济大大落后了。
第二个是经济建设指导思想方面的急于求成，多次出现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造成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结果导致了农业生产增长缓慢，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供给等，最后不得不被迫实行重大经济调整，前后一共调整了三次。
第三个，就是众所周知的人口政策失误，致使我国人口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盲目增长，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至少需要花上整个21世纪才能逐步消除其后果。
记：一系列的失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延续到七十年代，教训让人深思。
胡：对。不少人进行了反思，有的从人的角度，比如要提倡“讲真话”等等。而我们的思考，更多的是制度层面上的，也就是如何从制度上避免此类重大失误的产生并及时纠正错误。我认为建国以来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是，最大的成功是决策的成功，最大的失败是决策的失败。只有决策机制科学化、民主化，才能减少、避免失误。
从“个人决策”到“咨询参与”
记：我国的决策机制处于什么状态？
胡：在那个记忆犹新的年代，大部分重要决策都是毛泽东同志个人决定的，如发动“文化大革命”、建立三线等，有成功的，也有失误的。对于他的不少决策，事先和事中并非没有反对意见，有的甚至还很强烈，但最终还是出台实施了。那个时期，可以视作个人决策时代。
到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那个时代，中央领导层意识到个人决策的局限性。中国是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其复杂程度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你可能有打天下的经验，但没有治天下的经验，你可能有管理根据地的经验，但没有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的经验。在信息不足、知识不足的情况下做出决策，就是“模糊赌博”。
邓小平同志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因此，除了他发挥核心作用外，党的领导集体成员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决策机制从“个人决策”进步到了“集体决策”。
而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决策时越来越重视听取、采纳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中央领导多次表示，要尊重科学、尊重知识，重大决策要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尤其是各方面专家的意见，使决策建立在科学化、民主化的基础上。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强调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我认为，现在的决策机制可以概括为“咨询参与型”。
记：应该说，“十一五”前期研究课题的公开招标，也是一种“水到渠成”，一种必然了？
胡：对中央的这个举措，我并不感到突然。因为其实早在制定“十五”规划的时候，政府已经公开向全社会征求建议了。当时是希望各界“献计献策”，也邀请国际有关机构发表意见。而这一次用招标的形式，为愿意为中国的未来发展贡献才智的单位、机构，提供了一个发表见解的渠道，这在性质上更进了一步。
风旋篇
风起于青萍之末。有的时候，一篇研究报告，也会成为掀起一场场轰轰烈烈变革的源头。
正是在决策机制变化的大背景下，一批学有专长、具有全球意识、了解国情的专家、学者，开始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改革开放的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
微风旋转，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推动智慧、学术与权力、决策相结合，从而对国家、社会造成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37份报告48次批示
记：有没有统计过，您和您的团队共写了多少国情报告，受到了多少次批示？
胡：我的第一份国情报告发表于1998年2月，题目是《为人民创造工作：中国的失业问题与就业战略》。当时，朱基、吴邦国同志都做了重要的批示。我受到很大的鼓舞，后来开始编写《中国国情分析研究报告》，供中央、省部级领导参阅。
据我所知，上届政府(国务院)对我们提供的37份报告中，共批示了48次，其中，主要领导人批示39次。而本届政府执政一年来，我们的报告也受到了多次批示，其中温家宝总理的批示，就有三四次。
记：您与您的团队主要研究哪些内容？
胡：老百姓关心的问题我们都关心。下岗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农民收入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通货紧缩问题等社会公共问题。
记：非典时期也撰写报告吗？
胡：当时是“非常时期”，我们更有责任、有义务做出知识贡献和信息贡献。
记得4月9日，温家宝同志在中南海主持召开座谈会，这是新一届政府首次召开专家座谈会，防治SARS就是主题之一。回来后，我们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马上成立了两个课题研究组，研究SARS事件危机管理。
那时，我也是一边学习、消化现代危机管理的知识、理论和案例，调动所有积累的关于中国经济的知识，一边思考、分析和判断正在爆发的SARS危机。4月13日，我执笔完成了《全面、积极应对全球SARS危机》，第二天便上报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据我所知，这是第一份向中央和国务院递交的SARS危机报告。到6月，我们就已连续提交了32份关于非典的研究报告。
记：结果如何？
胡：得到了比批示更让我们兴奋的结果。我们的见解与而后中央和国务院采取的举措精神基本一致。
一开始我们就提出了9条建议，如召开国务院领导人主持的记者招待会、“五一”黄金周不提倡外出、加强国际合作等，逐渐变成了现实。后来，我总结SARS的教训，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现在已写入了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
一纸惊动中南海
记：在您撰写的国情报告中，引起震动较大的是哪一篇？
胡：可以说是2000年4月发表的关于二滩水电站的报告。当时，二滩水电站是世界银行恢复对中国贷款后的第一个项目，是国内外都关注的一个重点，中央领导曾多次前往视察。2000年3月底，我和学生来到二滩，阅读各种数据、资料，进行座谈。一个星期的调查摸底，得到的结果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在表面上的一切正常下，实际上亏损严重。1999年，这个项目亏损达10个亿，预计2000年还将亏损10个亿。
震惊过后是思考。我们研究分析，亏损的背后是体制的失效，总结下来，是两个专政，即“条条专政”——电力行业垄断，和“块块专政”——地方保护主义。而这，不是二滩的个别现象，而是许多地方“电老虎”的普遍问题。
这一篇报告，可以说是惊动了中南海——我们上报后，朱基同志马上做了重要批示，还被当日的国务院《每日要闻》摘录，引起了江泽民同志的高度重视。此后，中央常委多次讨论二滩水电站亏损事件和电力体制改革。国家计委及有关部门几次召开会议讨论电力体制改革问题，我本人也参加了。
记：这份报告催生了改革举措？
胡：是的，两个月后，国务院领导同志就指出，“省为实体”的电力体制必须改革，否则将阻碍电力工业的发展。到了2000年8月，国务院成立电力体制改革领导小组。2000年10月，中央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打破电力、通信、民航、铁路四大部门的行业垄断。电力行业首先拉开了反垄断战役的序幕。“坚冰”开始打破，到今天，许多老百姓渐渐感受到，“电老虎”成了“电老牛”。
许多西方学者都感到不可思议：即使是在西方国家，电力等能源行业也是强大的利益集团，从提出改革设想到实施方案，至少要花十几年时间。中国能在2—3年的短时间内对电力行业提出改革方案，他们十分惊奇。
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也说明，中央领导广开言路，听取并采纳各方意见，就能够排除各种干扰，在较短的时间内打破垄断，走向竞争性、开放性的市场，打破地方保护，走向统一的国内市场。
风行篇
在政府决策从部门决策向社会决策、从封闭性决策向公开性决策转变的过程中，“民主化”与“科学化”，是贯穿始终的趋势所向。同时，它们也是未来改革坚定不移的风向标。
“据乱之世则多君为政，升平之世则一君为政，太平之世则民为政。”梁启超的这句被历史证实了一半的名言，将继续被未来所证实。
要从历史高度看制度创新及个人贡献
记：决策制度在政治体系中关系重大。在改革过程中，可能要参照国外的一些做法，甚至直接借鉴国外的智慧，这会不会引起争议？
胡：我们不是为了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正如邓小平所说，“发展是硬道理”。改革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我们是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进步而进行政治改革的。没有良好的政治制度，中国不可能持续发展。
记：你自己说过，从历史的高度与历史的评价来看，领导人最重要的历史任务，不是别的，而是国家制度建设。一个领导人，最重要的历史贡献不是别的，是制度创新的贡献。那么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又是怎样？
胡：如果说“两弹一星”搞的是物质原子弹的话，好的决策知识和公共政策则是精神原子弹。
学者的研究成果只有形成公共政策，才能影响社会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仅仅是形成某些学者个人的认识和见解还不行，必须要影响决策者，成为决策者的共识，进而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才能使人民受益，社会进步。所以，我个人是不搞“孤芳自赏”，是始终融入社会的。从历史的高度和历史的评价来看，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就一定要引导社会潮流，推动社会观念变革，进而推动社会发展。
同时，在一个民主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里，人人都可以成为建言献策的智囊。这取决于你是否获取了全球最新的知识，取决于你对人类已有的最好知识的了解、吸收、体会和积累，取决于你对这些知识的本土化。这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我们有幸赶上了这个时机，进入了这个天地，能以知识的获取、创新、传播和交流为社会作贡献。中国的学术舞台太诱人了，我不会也无法停止步伐。
由于长期的统制型管理，与主流意识形态不一致的观念会被视为是对于统治的合法性的挑战，所以对于体制的批评可能会导致成为体制的对立面。因此在1978年之前，我们可以认为并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民间知识分子”。
戴锦华说：“50年代，一次巨大而全面的文化机构化过程，成功而有效地将整个思想界、知识界、文化界整合在一个从属于政权的文化结构之中。尽管80年代，在强有力的社会共识下重新组合的中国知识界与文化界，在饱含悲情的文化想象中不断推进着非体制或反体制的‘伟大的进军’，但绝少有人真正意识到政治体制之外的其他体制性存在，亦难于清醒地意识到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体制，始终是政治体制的内在组成部分。尽管在整个80年代的历史进程之中，文化机构渐次具有了‘半自律性空间’的特征；但每一个知识分子或艺术家，都无疑具有确定的体制化知识分子的身份与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文化转型的内在组成部分之一，便是学院知识分子群体对自身作为现代学院体制的内在组成部分的自觉与反省。”所以她指出：“在八九十年代延伸的文化脉络中，‘民间’始终是一个相对于‘官方’或权力机构而获得自我确认的语词。”(45)
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言论环境的逐步开放，对于独立思想的追求被视为是“民间”的标志。“只有当社会出现一定的自由空间——不管这空间有多么狭窄——民间化的表达才能微弱地、曲折地发出。民间化的表达的基本立足点是问题，即民间的真实遭遇与真实境况，以问题为出发点去进行独立的分析、解答。事实上，只有立足于社会、人生问题的知识命题才是有意义的。一百多年来中国学人的基本思路都是引入西方理论，分析、解答中国问题，这是十分合理的。但是所谓‘中国问题’，则需要知识分子真诚、独立的体察。民间的表达不同于政治化的表达，它立足现实问题而非既定政策，崇尚独立思想而不附和权贵。同时，民间化的表达不同于学院化的表达，它彰显思想而非凸现学术，重视平白易懂的文字而不是古奥艰涩的语言。”(46)
而“民间”最具象征意义的则是民办的研究机构的出现，这些民办机构有独立的资金来源，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也有独立的视角，但正如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并非没有独立的立场一样，民间的研究机构也并非是以与政府对抗作为目标，而是希望发挥独立研究的优势，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更好的方法。比如说20世纪90年代成立的天则经济研究所、零点调查公司等，这些民间机构以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和关注的重点，试图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更多的更为切合实际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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