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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知识分子

时间:2022-01-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曹聚仁先生近来很看不起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因为所处的社会地位的关系容易变动是周知的,不消说的。然而曹先生把知识分子的变坏,好像说成宿命的,无法挽救的而且全称的了。首先,曹先生所说的知识分子,只是个抽象的名词。同时,曹先生所说的从“义愤填膺”变成“卖身投靠”,也只算看见了知识分子的一面。总之,知识分子容易动摇是周知的。可是因此认为会宿命地变坏,给以过分的轻蔑,却反使知识分子走投无路,那也大可不必。

曹聚仁先生近来很看不起知识分子。记得他曾发过“百无一用是书生”之类的感慨,现在又在《五一霉菌补正》(十月八日《自由谈》)这篇文章上说了下面这样的话:

我觉得知识分子最靠不住,固然善于义愤填膺,同时也最会卖身投靠。梁启超推许杨度为最有血性的青年,而捧袁世凯上皇帝宝座的就是他;在上海做爱国运动领袖的赵欣伯,他现在在那儿做第一号汉奸;如黄远生所自述,他自己做学生代表,自己先去投考所谓“专制”的南洋公学。知识分子的游离意识是最可怕的,把“五四”运动的学生代表,当作纯洁的社会运动者来描写,那是最危险的,……学生代表肯自始至终为社会服务,真太少了!

知识分子因为所处的社会地位的关系容易变动是周知的,不消说的。必须指出的是曹先生所说的“最不可靠”,主要的指先“义愤填膺”,后又“卖身投靠”,不“肯自始至终为社会服务”,即变坏的意思。当然,这种话有些好处。譬如说,可以教知识分子以外的人,在干什么运动的时候,要靠自己的力量,不要盲目地相信知识分子,要时时监视督促,防止知识分子的退婴,变节及自己的被骗。同时也可教知识分子自己警惕,加强决心,克服弱点。

然而曹先生把知识分子的变坏,好像说成宿命的,无法挽救的而且全称的了。如果知识分子的变坏是宿命的,我们这些写文章的人对无论什么运动都无需捧呈自己的热情,更无需克服自己的劣根性,因为反正无法挽救,倒不如各人知趣,早点“卖身投靠”的直接了当。如果只要是知识分子就靠不住,群众当然应该完全看轻他们的智多星,把这种“非我族类”的家伙早点从队伍里赶出去。这种解释,如可容许,曹先生的意见够危险了。

首先,曹先生所说的知识分子,只是个抽象的名词。从这名词,除了知道是有知识的这一点,我们得不到别的无论什么。知识是怎样的知识呢?某知识分子,他的生活环境怎样呢?这些条件没有了解,就断定他靠不靠得住,未免太早计了。譬如郑孝胥前“满洲国”国务总理,岂不是个知识分子么?林语堂“大师”,又岂不也是知识分子么?他们一个在“满洲国”做“第一号”以上的汉奸,一个住在中华民国捧“满洲国”王的祖先所御用的汉奸“曾文正公”,依曹先生看来,当然是“靠不住”的确证了。但是“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保幼主中兴,鞠躬尽瘁,岂不是“一点孤忠节烈之气”即“蛮子气”的最高表现么?那么,曹先生认为“靠不住”的,却正是郑“总理”引以自豪的“靠得住”,也就是林“大师”所崇拜的“靠得住”了。彼此所说的靠不靠得住,为什么这样不同呢?我以为谈从他们的那知识的本身,尤其是他们的生活环境:上去找寻答案。同时,那些从来没有好过,也就无所谓特别“变坏”的知识分子,是大可不必放在感慨之列的。

其次,知识分子并不是无论谁都靠不住。现在在群众中活跃着的知识分子姑且不提,历史上从群众运动中产生出来的伟大的领袖,知识分子就不少。不过临难苟免卖友求荣之辈;往往被故意地做了夸大的宣传,使有心人像曹先生之流摇头浩叹;至于威武不屈慷慨就义的消息,却又被封锁,压煞,倒无从刺激人的脑筋罢了。

同时,曹先生所说的从“义愤填膺”变成“卖身投靠”,也只算看见了知识分子的一面。另一面,也正有许多知识分子从“卖身投靠”变成“义愤填膺”。像巴比塞,就是例子。并且在这转变的时代,知识分子只要把握住了正确的知识,从“卖身投靠”到“义愤填膺”的人只有比从“义愤填膺”到“卖身投靠”的人多。当然,要知识分子“自始至终为社会服务”,本不容易,今天从“卖身投靠”走了来,难保明天不可从“义愤填膺”走回去。但是只要他不断地在群众队伍中切实地工作,是可以不断地从那铁样坚强的群众的巨力摄取影响,来逐渐锻炼自己的,知识分子的“游离意识”,是由他的游离生活——对工作,对社会的,实践的游离所养成。

还有,曹先生因为不满意学生代表后来“卖身投靠”,就对“五四”运动作了过低的估价。这是错的。“五四”运动的价值应该从那运动本身所包括的社会意义上,从它在历史上演的角色上去估计,不需着眼在几个学生代表的个人行为。学生运动只是“五四”运动的一翼,学生代表又只是参加学生运动的一部分人;学生代表的卖身投靠,如果不是直接出卖运动,给那运动以打击,那运动所能发生的作用不会减少,运动本身的价值是不会减低的。何况曹先生所说的“卖身投靠”,是指以后的事;因为以后“卖身投靠”,就推定他当时就不“纯洁”,理由很欠充分。曹先生似乎很相信黄远生,黄远生因为他自己“无主义,无理想,无节操”,所以也就无认识,他把整个运动的社会作用跟个人行动混为一谈,用以偏概全的办法,对学潮或革命都作了错误的估计,这里无暇申说。但他岂不明明说:“吾于科举时代,绝无作官思想,至为留学生将毕业时,则谋生之念与所谓爱国之念交迫于中”(曹先生原文所引)么?可见一个人纵然后来有了所谓“谋生之念”,但以前的“绝无作官思想”,也可以是千真万确的,当然,我不想为“卖身投靠”的分子辩护,也不想把“五四”运动的意义故意夸张。如果我们从某一学生代表个人的发展过程上,能够证明他的“卖身投靠”跟“五四”运动有着多少因果关系,也只能说“五四”运动本来只是某一阶段的社会运动,到了社会运动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原来参加过那种运动的分子,不能随同社会前进,于是没落;“卖身投靠”不过是没落表现之一种罢了,无伤于他原先的纯洁,更无伤于他参加过的运动。

末了,曹先生说:“我们自己应该如黄远生那样自己认错,自己暴露自己的恶性梅毒,不要用好听的词语来掩饰!”这话是非常好的。但是只限于作为自我清算,作为一个新方向的开始的场合。如果一面“认错”,一面又悲观,畏缩,自我否定,那又从“恶性梅毒”变成功不可救治的忧郁症,怯弱症了。赤裸地“暴露自己的恶性梅毒”,应该勇敢地就医求治。否则,纵不恨病自杀,也没有什么可贵的地方。并且知识分子既然善“用好听的词语来掩饰”,认错风气一开,安知没有人用“认错”这美名来掩饰自己呢?

总之,知识分子容易动摇是周知的。可是因此认为会宿命地变坏,给以过分的轻蔑,却反使知识分子走投无路,那也大可不必。被奴役被蒙混了几千年的无智的大众,不用说是被全部地夺去了知识。在把知识夺回以前,在争取自身解放的运动中,正迫切地需要着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助力,知识分子如果能把最大的努力献给他们,在群众运动中的作用是不会小的。当然,天生的十全十美的知识分子也很难想象,往往是对群众贡献了知识,同时也带给了自己的弱点,纵然在热烈的运动之中,也未必不有随时背弃群众或被群众所弃的可能。但是一个知识分子没落下去,更多的知识分子会在群众中成长起来。就没落的个人说,或者有什么悲观之处;整个社会运动却会无视这种悲观,勇敢地迈着巨人的脚步。

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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