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电视知识分子”

试论“电视知识分子”

■时统宇

一、“电视知识分子”的出场语境

“电视知识分子”的概念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的。布氏指出,“电视知识分子”的特征是“在电视上‘挖一段时间’,得以靠媒介生存。”^[1]他的这样一种观点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传媒的力量,亦即传媒化的经济力量渗透到最纯粹的科学领域,传媒就必须在它看重的“场”中找到同谋。布尔迪厄形象地说道：“记者们往往非常得意地看到,众学者纷纷投奔传媒,希望自己的作品得到介绍,乞求传媒的邀请,抱怨自己被遗忘,听了他们的那些有根据的抱怨,相当让人吃惊,不禁真要怀疑那些作家、艺术家、学者自己主观上是否想保持自主性。”^[2]于是,传媒的认可越来越得到重视,当电视台邀请某个学者在电视节目中露面时,这实际上就是对他的某种形式的承认。这样一来,专家学者所处领域的同行的评价已变成次要,而他们所获得的在电视节目中亮相、杂志上的好评、人物专访等,也就是他们在传媒上所获得的知名度就成为成功的重要标志。布尔迪厄感叹：“传媒的评判越来越重要,因为一个人能否得到承认,有可能取决于他的知名度,然而,现在人们已经弄不太清楚一个人的名气到底应归功于传媒的好评,还是同行间的声誉。”^[3]

布尔迪厄不愧是一位当代西方思想界的大家,他在《关于电视》一书中在阐述电视与经济、商业的关系问题时,阐述了他的文化批判立场：“我要做的,正是要解开这种种机制,在这一套机构致使电视行使了一种形式特别有害的象征暴力。象征暴力是一种通过施行者与承受者的合谋和默契而施加的一种暴力,通常双方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施行或在承受。和其他科学一样,社会学的职能就是揭示被掩盖起来的东西；只有这样,它才能有助于将作用于社会关系,尤其是把传媒关系的象征暴力减少到最低程度。”^[4]

那么,如何深入地揭露电视的象征暴力的本质呢?布尔迪厄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在追问机制。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为了不仅仅限于对电视演播台上所发生的一切进行描述——不管描述的多么详尽——而要再进一步,力图弄清能阐释新闻工作者实践活动的机制,那就必须引入一个‘新闻场’的概念。”^[5]布尔迪厄认为,新闻场比其他文化生产场,如数学场、文学场、法律场、科学场等等,更受外部力量的钳制。它直接受需求的支配,也许比政治场还更加受市场、受公众的控制。与此同时,所有的文化生产场都受制于新闻场的结构,而媒体的从业人员也被场的力量所控制着。“一个越来越受制于商业逻辑的场,在越来越有力地控制着其他的天地。”^[6]

“场”是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布氏认为社会文化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领域,这些领域的运作实际上就像物理学意义上的“力场”一样,是由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力量构成的。他认为：“新闻界是一个场,但却是一个被经济场通过收视率加以控制的场。这一自身难以自主的、牢牢受制于商业化的场,同时又以其结构,对所有其他场施加控制力。”布尔迪厄特别强调,在新闻场中,“商业性”的分量要重得多。而电视的发展在新闻场,并通过新闻场,在其他文化场中所产生的影响,无论就其强度,还是就其广度而言,都是其他媒体所无法相比的。“新闻场与政治场和经济场一样,远比科学场、艺术场甚至司法场更受制于市场的裁决,始终经受着市场的考验,而这是通过顾客直接的认可或收视率间接的认可来进行的。”^[7]从文化生产场与商业逻辑的相互关系中洞悉和追问电视,这是布尔迪厄给人印象和启示最深之处。

在布尔迪厄看来,科学场是最远离权力和商业逻辑的,艺术场次之。但是,在布氏称之为“电视的控制”下,这样一些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深忧虑。首先,电视充当了仲裁和裁决的角色,热衷于搞十年的总结,评选“十大知识分子”等活动。简言之,当科学理论和科学研究的领军人物是由电视来定夺时,科学场和艺术场的内在游戏规则便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布尔迪厄还揭露了媒体内外存在一种“互搭梯子”的把戏,比如所谓“畅销书”的商业化操作,等等。更重要的是,布尔迪厄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概念——“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他认为,在一种特定的场域中显示较高价值与有效性的资本可称之为“强势资本”,其余则为弱势资本。在特定时期两个同样数量资本的个体,其地位可能不同,因为一个拥有大量的经济资本、少量的文化资本,而另一个相反,拥有大量的文化资本、少量的经济资本。一种关于社会实践的总体理论(这正是布尔迪厄所致力的目标),如果不把自己局限于经济,就应当全面地把握资本,充分考虑资本的各种形态和不同形式,并且努力发现不同的资本形式相互转化的规则。在电视这部庞大的机器上,文化资本的作用好生了得。“和其他资本一样,文化资本之所以重要,人争人抢,是因为它也是权力与地位的基础、支配与统治的基础。……这里的奥妙在于：各种类型的资本是可以相互交换与转化的,文化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相对自主性,更在于它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或其他资本。”^[8]这的确点到了问题的节骨眼儿上。小到各种“星”级人物在电视上先混个“脸熟”,然后便不失时机地用“名声”(文化资本之一种)开公司,做买卖；大到一些被称为“痞子文人”的所谓“后知识分子”的大红大紫,以至非官方的文化市场的形成和文化产业发展,都说明了文化资本转化为物质资本与经济利益的深刻联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视出现的种种变革,已不是单纯的原体制内的资本再分配,由经济市场化带来的文化市场化表现在中国电视的方方面面。比如各种各样的影视文化制作公司,开始瓜分电视资源重新配置的文化资本和文化权力,并成为电视文化的新的弄潮儿。

因此,“电视知识分子”和“后知识分子”的出现,非常值得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作一番研究。

布尔迪厄的“众学者纷纷投奔传媒”的断言绝非空穴来风,也不仅仅是一家之言,因为,知识分子在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许多学者也有了积极的研究成果。试举两例：

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写道：

大约在1968年,知识分子大都舍弃了出版社的守护,成群结队走向大众媒体——成为新闻从业人员、电视电台访谈节目的来宾和主持人、顾问、经理等等。他们不但拥有广大的阅听大众,而且他们身为知识分子毕生的工作都仰赖阅听大众,仰赖没有面目的消费大众这些“他者”所给予的赞赏或漠视。“大众媒体借着扩大接受的领域,降低了知识分子合法性的来源,以更宽广的同心圆——那些要求较不严苛因而更容易获取的同心圆——包围了职业的知识分子,而以往职业的知识分子是正统的合法性的来源。……大众媒体已经打破了传统知识阶层的封闭,以及传统知识阶层的评价规范和价值标准。”^[9]

美国学者波朗研究了“知识分子传媒化”的问题。她认为：“在传媒时代,概念(如后现代主义)和人(如杰弗里·梅森)有着相似的命运：一举成名,一大堆突如其来的创造性话语,然后又黯然淡去,那曾一度激烈过的争鸣又为另一个时髦的争鸣所替代。”^[10]波朗还举出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知识界的最重要的三次争鸣,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知识分子传媒化的过程。

不难看出,无论是布尔迪厄的“众学者纷纷投奔传媒”,还是萨义德的“知识分子成群结队走向大众媒体”,抑或波朗的“知识分子传媒化”,其共同的语境中总有一种喜忧参半的意味。一方面,他们强调“最不应该的就是知识分子讨好阅听大众；总括来说,知识分子一定要令人尴尬,处于对立,甚至造成不快。”^[11]另一方面,他们又声明“知识分子并不是登上高山或讲坛,然后从高处慷慨陈词。知识分子显然是要在最能被听到的地方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要能影响正在进行的实际过程,比方说,和平和正义的事业。”^[12]而像布尔迪厄、萨义德这样的学术大师,他们在对大众传媒的负面影响进行猛烈抨击时,又在利用媒体发表知识分子的声音方面身体力行。

二、“电视知识分子”的表现和本土化的制度安排

全面理解“电视知识分子”的出场语境,还必须从布尔迪厄入木三分地剖析电视的固有弊端入手。

布氏指出：“电视是一种极少有独立自主性的交流工具”,“电视并不太有利于思维的表达”^[13],电视必须在“固有的思想”的轨道上运作。布氏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概念——“快思手”(fast-thinkers),意即电视赋予了那些认为可以进行快速思维的思想者以话语权。这种话语权是一种特权,因而出现了一批“媒介常客”。在这里,布尔迪厄不愧是一个“电视通”,他写道：“电视只赋予一部分快思手以特权,让他们去提供文化快餐,提供事先已经过消化的文化食粮,提供预先已形成的思想……”^[14]也还更形象地指出,电视部门掌握着一本通讯录,其名单永远不变,电视节目若涉及到俄罗斯,找X先生或太太,涉及到德国,就找Y先生。这些媒介的常客,随时可以效劳,时刻准备制造文章或提供访谈。

坦率地说,读了布尔迪厄的这些见解,笔者在心悦诚服的同时,也如坐针毡。我们这些电视的研究者、批评者,是不是就是布氏眼里的“快思手”和“媒介的常客”呢?我们无法否认,我们这些电视的研究者、批评者,同时还有两种身份：策划者和参与者。前者可以在各种电视节目的策划会、研讨会和评奖会上见到我们,后者可以在电视屏幕上“混个脸儿熟”。扪心自问,我们确实是在电视部门的那本通讯录上,而且,我们经常有“万金油”之感,因为,我们经常出现在形形色色的电视节目研讨会和策划会上。至于布尔迪厄说的“这些媒介的常客,随时可以效劳,时刻准备制造文章或提供访谈”^[15],则更被我们视为分内的工作。然而,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忽视布氏这样的警告：“上电视的代价,就是要经受一种绝妙的审查,一种自主性的丧失。”^[16]

对于“电视知识分子”,布尔迪厄在另一个场合从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的角度做了这样的深刻论述：“他们要求电视为他们扬名,而在过去,只有终身的、而且往往总是默默无闻的研究和工作才能使他们获得声誉。这些人只保留了知识分子作用的外部表象,看得见的表象,宣言啦、游行啦、公开表态啦。其实这倒也无所谓,关键是他们不能抛弃旧式知识分子之所以高尚的基本特点,即批判精神。这种精神的基础在于对世俗的要求与诱惑表现出独立性,在于尊重文艺本身的价值。而这些人既无批判意识,也无专业才能和道德信念,却在现时的一切问题上表态,因而几乎总是与现存秩序合拍。”^[17]在解读布尔迪厄的时候,我们特别应当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布氏批评“要求电视为他们扬名”的那些知识分子是一些“既无批判意识,也无专业才能和道德信念”的人,而不是一味地反对知识分子上电视。事实上,布尔迪厄本人的《关于电视》,不就是两次电视讲座的集大成吗?同时,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布尔迪厄对知识分子之所以高尚的基本特点的高度概括——批判精神,“这种精神的基础在于对世俗的要求与诱惑表现出独立性,在于尊重文艺本身的价值。”看来,我国史学大师陈寅恪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学人操守,在布尔迪厄那里得到了法兰西式的回应。

应当看到,布尔迪厄指出的媒体内外存在的一种“互搭梯子”的把戏也好,在电视上“挖一段时间”的伎俩也罢,抑或“在现时的一切问题上表态”,说穿了无非是在争取和争夺受众市场。并且,“电视知识分子”就其表现来说,中国的“电视知识分子”与国外的同行相比,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说到中式的“电视知识分子”,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大概当数余秋雨。平心而论,余秋雨最受诟病的就是他在电视上的频繁亮相。他在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当评委,有批评说他“卖弄知识”；他随凤凰卫视出国拍片,有批评说此举“与‘板凳要坐十年冷’相悖”；他在迎接十六大的专题片中作为嘉宾主持,则更是招致“不务正业”的斥责。当然,对“电视知识分子”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篇《阅读“常识”》的文章写道：

对此现象,学者余秋雨感触很深地说：“如果我在中央电视台专门开一个文化栏目,讲中国文化或者世界文化,估计收视率很低。但由于它搭上了歌手大奖赛这个车,就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在一种好的载体中完成了一种文化普及。”

益智节目的问题都是一些常识,虽不难,但涉及的面很广,要获取这么多的知识,不知要看多少书。看这样的节目,其实是阅读常识,对增长知识,也是一种捷径。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专家的。多一点知识,对人的成长无疑是有益的。当然,益智类节目还有一个提高的过程,尤其是在题目的选择方面。适度的奖金和奖品能够增强节目的观赏性,过于追求物质奖励,喧宾夺主,是不值得提倡的。据悉,《才富大考场》赛题精选出了两本书,都销得很好。这也是益智节目受欢迎为我们带来的启示。^[18]

本来,电视扮演的特殊角色所造成的科学场和艺术场的原有游戏规则的混乱和迷失,已经让人不以为然,更可怕的是由此而出现的一些制度安排上的变化。2001年夏天,《中华读书报》发表该报记者赵晋华写的《大学人文学科“量化”管理引发争议》的文章,文中披露了三份原始文件——《清华大学文科科研量计算办法》(讨论稿)、《南京大学晋升教授、副教授职务的申报条件》(试行)和《北京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论文奖励试行办法》。赵晋华的文章所使用的被采访者的意见,焦点集中在清华大学的如下规定：“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每个专题节目(20分钟以上)10分,省市级电视台每个专题节目5分。”学界之所以为此一片哗然,主要针对的是“学者在电视上露脸”能否“得分”。为什么呢?因为“学者不是公众人物,不能以上电视为标准。”^[19]事后,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社会科学处处长蔡曙山专门撰文,称赵晋华的文章没有使用7月5日的新材料,而是用了3月上旬的旧规定,可见提供材料者“居心叵测、别有用心”,而撰文者则“无实事求是之心,有哗众取宠之意”。针对学者上电视的讥评,蔡文作了如下解释：“清华大学的文科还包括美术学、新闻传播学等特殊的学科领域,美术学的科研成果有的表现为作品、展品,新闻学的科研成果有的表现为报道、评论,传播学的科研成果有的表现为电视节目等等。”^[20]

对此,学者陈平原认为：“将俗称的‘学者上电视’限制在‘传播学的科研成果’,虽有助于澄清事实,却回避了一个关键性问题：如何看待人文学者日渐频繁地‘触电’,以及作为整体的现代学术能否在某种程度上与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结盟。”^[21]的确,把“上电视”作为成名的捷径也许并非学者的本意,但“十载寒窗无人识,一夜电视天下知”的这种“暴利”,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与“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治学要义相比,“学者在电视上露脸得分”“多快好省”的建设和“投入少,见效快”的营生,将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学者的面前：当游戏规则和制度安排都在鼓励专家学者到科学场和艺术场之外去寻找认可与象征资本时,专家学者向媒体的投降甚至献媚是不是有几分无奈?到底是固守书斋,专心致学,还是走出校园,与大众传媒“亲密接触”?

笔者在研究电视批评理论的西方思想资源时曾多次指出了这样一种基本思路：将诸如生产、消费、商品、交换、资本等经济学的范畴引入电视批评理论,就获得了对电视的更为全面的、科学的认识。电视批评不应当是一种“纯粹理性批判”,必须考察电视传播、文化生产与市场经济的共谋关系。对电视商业化和庸俗化的批评,不管是侧重于伦理的追问还是学理的批评,只要看到了电视传播现象背后的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作用,只要不再局限于单纯的道德的愤怒,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这种批评触及到了问题的要害和实质。读“懂”电视必须有经济学的视角,这对于电视批评乃至整个文化研究来说,至关重要。同样,研究“电视知识分子”问题,也应当坚持从社会经济关系中找出其具有终极意义的经济原因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正是在这里,布尔迪厄等西方学术大师,显示了他们的过人之处。

布尔迪厄在《自由交流》一书中曾指出：“经济对文化生产的影响,一般是通过报刊,通过报刊对文化生产者(特别是其中缺乏自主性者)的诱惑,通过报刊对作品的促销作用以及文化产品商(出版商、美术馆馆长等等)来实现的。艺术、文学、科学,这些自主性领域反对商业法则,而今天主要是通过报刊将这些商业法则强加给这些领域。这种统治从根本上说是致命的,因为它有利于直接听命于商业需求的产品和生产者,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记者型哲学家’。”^[22]这里,我们特别需要说明这样一点,即在我们的学术涉猎范围内,需要将布尔迪厄的《关于电视》和《自由交流》这两本书一起来读。这样,一个更加完整的布尔迪厄才会呈现在我们面前。

布尔迪厄在《自由交流》中警告说：“当国家在医院、学校、电台、电视台、博物馆、实验室方面以盈利和利润作为思考与行动的原则时,人类最高的成就就受到了威胁,也就是说一切具有普遍性、涉及总体利益的东西受到了威胁。”他大声疾呼：“不能让文化生产依赖于市场的偶然性或者资助者的兴致。”^[23]可以说,对批判性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批判性作多方面探讨的布尔迪厄,在这两方面都是身体力行的。我们很难不让自己对布氏产生一种深深的敬意。

三、“电视知识分子”是不是知识分子的与时俱进?

我们知道,“远离电视”是西方电视批评理论最通俗、最大众化的关键词。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拒绝媒介,特别是拒绝上电视,他们似乎也恪守着中国学人那种“板凳要坐十年冷”的信条。

不过,布尔迪厄却堪称是一位“用电视的手段批评电视”的大师,他明确提出：“抱有偏见,断然拒绝在电视上讲话在我看来是经不起推敲的。我甚至认为在条件合理的情况下有上电视讲话的‘责任’。”^[24]于是,为布尔迪厄带来巨大声誉的《关于电视》一书便应运而生,这本字数不过7万字的小册子是根据他的两次电视讲座的内容修改而成的。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中,开宗明义地断言：“电视通过各种机制,对艺术、文学、科学、哲学、法律等文化生产的诸领域形成了巨大的危险,”“电视对政治生活和民主同样有着不小的危险。”^[25]由这一基本判断出发,他有力地揭露了电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两个基本功能：反民主的象征暴力和受商业逻辑制约的他律性。为此书的中文版作了译序的周宪认为,由此便构成了《关于电视》的两个基本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分析论证了电视在当代社会并不是一种民主的工具,而是带有压制民主的强暴性质和工具性质。”“第二个主题,涉及到电视与商业的关系,或者换一种表述,涉及到商业逻辑在文化生产领域中的僭越。”^[26]

周宪认为：“布尔迪厄却提供了另一种策略：利用电视来为电视解魅。”“与阿多诺式的在媒介体制之外来批评媒介的方法相比,布尔迪厄‘参与性对象化’的方法似乎带有更大的破坏性,它从内部揭露了媒介体制鲜为人知或人所忽略的那一面。难怪《关于电视》一面世,便在法国传媒界和知识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持续论争数月之久。”^[27]

当然,正像电视具有两面性一样,对布尔迪厄的解读也是多元的。徐友渔就提出：“值得指出的是,布尔迪厄的书本身也表现为一个悖论。他应法国电视台之邀作了两次讲座,他的书就是根据讲座的内容修改、整理而成。正是因为电视的影响力,《关于电视》一书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使得该书长期名列最佳畅销书排行榜之首。也许有人要问,布尔迪厄是在对电视作批判,还是与电视共谋?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电视的两种两面性,它既提供了信息,又可能遮蔽思想：它既体现了话语霸权,又提供了反思和批判的机会——如果没有电视,我们怎么知道布尔迪厄对电视的批判呢?当然,布尔迪厄对两个方面都有遭遇和体会,看来,电视的正面和负面作用,与它是处在垄断和竞争状态下很有关系。”^[28]

这里,“布尔迪厄是在对电视作批判,还是与电视共谋”的问题提得十分有趣。我们认为,知识分子的拒绝电视应该是指拒绝电视的商业化和庸俗化,拒绝自己可能会因在电视上露面而成为这种商业化和庸俗化的傀儡或帮凶。但是,知识分子,包括可以称作大家的知识分子不应拒绝将电视作为一个平台,一个鼓吹启蒙,启迪民智的平台。提出“剧作家的真正关怀在哪里?电视人的真正关怀在哪里?”的剧作家张宏森写道：“鲁迅先生的一生,都致力于揭示中华民族的国民性,他的《呐喊》和《彷徨》多么希望给当时麻木的心灵敲响重槌；然而,尽管如此,《呐喊》也罢,《彷徨》也罢,当时的总印数也不足几千册。如果鲁迅先生生逢今世呢?他有力的呐喊声定然不会放过这个一夜之间传遍各个角落的现代传播媒体。现在,手段和媒体正摆放在我们面前,从物质条件上说我们比鲁迅先生优越了许多。优越的条件呼唤的不仅是文化守灵人,它更在呼唤慷慨高歌的文化开拓者。所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都应该重视并重新评估现代科技手段和现代传播媒体在实现文化思想中所发挥的力量。这种力量也许会重新构建出当代中国大文化的崭新模型。”^[29]事实上,国外一些学术大家像布尔迪厄一样,并没有把媒体视为学术的对立物,而是将媒体作为学术表达的一个话语系统,并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比如著名的英国广播公司的瑞思^[30]系列演讲,像汤因比、萨义德等人,就曾在这个平台上作过著名的演讲。特别是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一书,就是他在1993年的瑞思系列演讲,其中那种知识分子的不屈不移、卓然特立的风骨典型跃然纸上。

从常常被研究者引经据典的一些西方学界的大家的学术经历和学术成果来看,考察他们对电视理论的影响,首先应当注意电视对他们的影响。我们注意到,现代西方学界的不少大家,对传媒的态度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以这样几位“大腕儿”来说：贝尔的传世之作《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发表于1978年,贝尔注意到了电视这种视觉媒介在二战后的迅速崛起,他比较了印刷媒介和视觉媒介在传播效果上的差异,贝尔的结论是,视觉文化虽比印刷文化更能迎合大众的感官需要,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却枯竭得更快。哈贝马斯则不同。“20世纪下半叶,由于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卫星电视、因特网等大众传媒的迅速普及,人类社会进入了‘图像世界’。……许多著名学者从幕后走到台前,从宁静的书斋走向热闹的电视演播大厅,直接面对发问的观众和主持人,直接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问题,侃侃而谈,与在场的和不在场的电视观众即时互动。反响强烈。”^[31]哈贝马斯作为西方社会科学界的领军人物,他不仅对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给予了密切关注和严肃的思考,而且对电视传播在海湾战争等国际重大事件中扮演的特殊角色给予了哲学层面的分析,认为传播媒体史无前例的在场作为海湾战争的三个重要特征之一,不仅造成了战争的知觉方式的变化,而且改变了的知觉方式创造了另外一种现实。布尔迪厄就更是与电视有着“亲密”的接触,他的著名的《关于电视》一书,就是他在巴黎电视一台所作的电视讲座。并且,他开宗明义地宣称：“我选择在电视上讲授这两门课,是想作一尝试,突破法兰西公学院的限制,面向普通听众。”^[32]

至于如前所述的“后知识分子”——“电视知识分子”将文化资本转变为经济资本和货币资本,布尔迪厄对此进行的深入分析当然不是空谷足音。美国学者罗斯认为：“作为人文主义者和社会学科学家,我们也已开始认识到通常传授的很难懂的知识是一种符号性资本,在新的专家政治权力结构中可以毫不费力地转化为社会资本。无论在哪里,社会差异总是以教育上的差别来作解释并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在一个由鉴赏力范畴来划分等级的社会不平等世界里,正是经过学院教育积累起来的文化资本使这些范畴合法化,并系统地以无法避免的力量(类似于自然宗教的力量)投资到这种病态的不同等级的鉴赏范围。”^[33]这里,实际上涉及了我们经常讨论的“话语霸权”问题。莫小看了“一介书生”们,罗斯的“社会差异总是以教育上的差别来作解释并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的断言说得非常到位。如果说可以将“话语”也可以加上“资本”而产生了“话语资本”的话,那么知识分子在此所拥有的霸权和特权何等了得。

然而,面对“电视知识分子”的频繁出镜和其背后的深刻社会原因,我们的思考不能不变得“形而上”。作为社会思想、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精神信仰的建构者和阐释者,“现当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的情形已大不一样。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的调质性已发生分离,产生了许多异质性知识分子,如人文知识分子等。”^[34]在美国,“知识分子是否应该成为出现于电视的社会名流?”这一问题成为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的主要话题之一,有人甚至认为趋向于电子大众媒体的知识分子是逃避其各种公共责任的“个体知识分子”,亦即非知识分子。而“早期的法国话语已对法国知识分子不是退却于大学而是退却于媒体提出了质疑。”^[35]在我国,“知识分子如何在大众传媒霸权盛行的时代践履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同样也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世纪性课题。

我们认为,知识分子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到底是什么?是自由漂流、独立存在、保持一份清醒,还是随波逐流、得过且过?这种追问永远具有独特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那些在商业化、实用主义、拜金主义等社会思潮充斥日常生活,人们的心理普遍浮躁的今天,仍然坚持自己的学术理想和学术操守的学者,哪怕他们终身没有媒体的光顾,他们仍然应当获得社会的推崇和尊重。而另一方面,提高电视的文化品位和人文力度的关键之一,恰恰在于应该给知识分子提供更多的在电视上出镜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充分利用电视传播这一影响最大的公共空间,将学术话语变为电视话语。这无论是对于知识分子的学术话语的完善和普及,还是对于电视的档次不断上台阶,都是不无裨益的。

【注释】

[1]布尔迪厄著：《关于电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版,第87页。

[2]同上书,第71页。

[3]同上书,第70页。

[4]布尔迪厄著：《关于电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版,第14页。

[5]同上书,第44页。

[6]同上书,第65页。

[7]同上书,第62、87页。

[8]陶东风著：《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58页。

[9]萨义德著：《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0页。

[10]罗宾斯编著：《知识分子：美学、政治和学术》,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7页。

[11]萨义德著：《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7页。

[12]同上书,第85页。

[13]布尔迪厄著：《关于电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版,第39页。

[14]同上书,第28页。

[15]布尔迪厄著：《关于电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版,第30页。

[16]布尔迪厄著：《关于电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版,第30页。

[17]同上书,第11页。

[18]吴为荣：《解放日报》, 2002年9月23日,第7版。

[19]参见《中华读书报》, 2001年7月18日。

[20]参见《学术界》, 2001年第6期。

[21]参见《社会科学论坛》, 2002年第5期,第5页。

[22]布尔迪厄/哈克著：《自由交流》,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51页。

[23]同上书,第17-18页。

[24]布尔迪厄/哈克著：《自由交流》,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0页。

[25]同上书,第1-2页。

[26]见《关于电视》译序,第7、9页。

[27]同上书,第3、4页。

[28]《南方周末》, 2001年11月1日,第18版。

[29]转引自《新华文摘》, 1995年第10期,第121页。

[30]瑞思于1922年任英国广播公司总经理,自1927年至1938年担任董事长,对英国广播业发展贡献良多。

[31]哈贝马斯/哈勒著：《作为未来的过去》,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出版前言。

[32]布尔迪厄著：《关于电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版,第1页。

[33]罗宾斯编著：《知识分子：美学、政治和学术》,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页。

[34]此处列举了9种知识分子,参见王文斌：《知识分子：美学、政治和学术》译后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第412页。

[35]罗宾斯编著：《知识分子：美学、政治和学术》,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