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的传统和现代中国知识群体

1-2.“士”的传统和现代中国知识群体

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一般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层次，当然这里面没有包括贵族和官员阶层，虽然官员有时候也被称为“士大夫”，但这只能表明士是最接近于官员阶层或者说大多数的官员基本上是从士这一阶层中升迁上去的。

在这四个阶层中与现代我们讨论的知识分子阶层最为接近的是“士”阶层，余英时和杜维明等人均认为士或者说儒生与知识分子的性格极为相似。余英时说：“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的私利之上的。……

西方学人所刻画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竟和中国的‘士’极为相似。孔子所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便已规定了‘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曾参发挥师教，说得更为明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一原始教义对后世的‘士’发生了深远的影响。”⁽¹⁰⁾

杜维明不但直接将“儒家知识分子”作为他著作的名称，还阐发说“儒家学者在公众形象和自我定位上兼具教士功能和哲学家的作用，迫使我们认为他们不仅是文人，而且还是知识分子。儒家知识分子是行动主义者，讲求实效的考虑使其正视现实政治的世界，并且从内部着手改变它。他相信，通过自我努力人性可得以合一，使他能够对握有权力、拥有影响的人保持批评态度。”⁽¹¹⁾的确，儒家的价值优先的品格使得儒生具有现代我们讨论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些特征，同样这些特征也深深地影响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特征。但是问题在于这种对于批判性的强调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儒生或者士与统治权力和自身利益之间的复杂关系，因为在全能统治时代，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特权的阶层，而非曼海姆式“漂流者”，儒家的理论始终处于制约皇权和为皇权合法性辩护的矛盾之中，而儒生的特权难免使他们“有机化”为统治阶层的一部分。

其实，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同样受到这两种历史遗产的影响，一方面现代社会的组织化方式，使知识分子必须借助于组织才能发挥其作用，然而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又使他们与组织之间存在着难以避免的矛盾。这便是中国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历史遗产和现实选择的悖论。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产物，而不是传统士人的逻辑延伸。中国的现代化的实践使中国人的价值理想和行为方式与传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断裂，原先的晴耕雨读的非常规性的教育方式和儒家以培养君子为核心的教育理念转变为以知识传授和职业训练为主要内容的西方启蒙教育模式。按张汝伦的说法，“中国知识分子产生的语境与西方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西方知识分子要以他们的自主性或理性来安排和改造世界的话，那么中国知识分子大都只要根据西方的知识话语和世界规划来改变中国。他们从出世的那天起，就面临着如何拯救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出路在于现代化，即在于按照西方现代性的样式改造中国，几乎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意识。他们很少觉得自己应该是知识和价值的创造者，因为这个角色早已属于西方的同行，他们只是西方同行创造或发现的知识与真理的传播者。将西方的知识话语和价值系统传入中国，在他们看来就叫启蒙。因此，如果西方知识分子的形象是立法者的话，那么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就是传播者或启蒙者。这个形象其实为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所认同，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启蒙者；虽然很少反思他们如何进行启蒙，用什么启蒙。”也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具有一种天然的“批判精神”，他们不是将他们所学到的西方的知识来参照中国的现实，而是要按自己的新思想去改造中国的现实。

而传统的士人精神气质的遗产和严峻的社会局势促使知识分子对于政治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纯粹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知识分子少而又少。“现代中国所面临的生存危机，使得任何（公共）知识分子都无法对政治袖手旁观。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似乎就只有表现在从事政治活动和关心政治上。即使是纯粹的学术活动，也自觉不自觉地与政治企图挂起钩来，表面上纯学术的追求，说不定正是一种隐蔽的政治姿态。而“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也恰说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试图将知识活动与政治关怀结合在一起的特有心态。或许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古代的“士”和儒生在某些方面与现代的知识分子有一些共同的地方，但是从根本意义上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从“士”转变过来的，在精神气质上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是传统的“士”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嫁接体。“另一方面，当政者出于种种考虑，也往往向知识分子伸出橄榄枝，延揽知识分子从政，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并未因为现代性而中断。著名知识分子从政或具有种种不同的政治名位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显著特征。”⁽¹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