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文[1]
冷战结束以来，亚洲地区的发展、稳定与和平之间持续呈现良性互动关系。经济发展优先地位的确立和经济的持续增长、人民福祉的相应提升，以及国家间经济联系的增强，对亚洲国家国内和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起到了重要的缓解、缓和与抑制作用，而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的稳定与和平，又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自二战结束至今，西方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稳定与和平是与发达、富裕联系在一起的，而西方国家的发展与现代化是以人类自身的相互剥削、压迫、欺凌和无情的杀戮为代价的。亚洲的独特之处在于:发展是稳定发展，崛起是和平崛起。伴随世界经济发展中心向亚洲的转移，亚洲国家为人类社会完成从动乱、战争到稳定、和平的重大历史转折开辟了新的道路。
一、引言
冷战结束后，人类社会和平与稳定的趋势愈加明显。首先，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发动了多场战争，包括2001年阿富汗战争、2003年爆发的美伊战争、2011年爆发的利比亚战争，等等，但在世界范围内大国之间没有发生战争，西欧和北美洲甚至进入了拥有较长时间和平地区的行列。其次，尽管在克罗地亚、也门、安哥拉、阿富汗和索马里等国，都发生过内战和军阀混战，在西亚、北非地区，利比亚、舒利亚、埃及等国家都出现了动荡，但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向社会政治稳定的方向发展。发达国家相对稳定的状况得到持续，许多拉美国家内乱频繁的状况也有所改变。
亚洲在世界和平和稳定中扮演了尤其重要的角色。冷战结束以来，虽然亚洲有些国家经常受恐怖主义的袭扰，有些国家国内经常发生骚乱和社会分裂，但程度相对轻微。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基本上实现了稳定。自1990年柬埔寨战争结束以来，除了泰国与柬埔寨曾因有关柏威夏寺的归属问题发生过小规模的冲突外，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没有发生过国家间的战争，成为冷战后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和平地区之一。在南亚，除了1999年在印控克什米尔的卡吉尔地区爆发的卡吉尔边境冲突外，迄今也未曾发生过国家与国家之间较大规模的战争。国内局势相对稳定，主要国家之间也没有发生战争，使亚洲成为西欧和北美之外的又一个特例。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思想界、学术界对战争与和平、稳定与冲突这些严重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给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政治稳定论”、“核武恐怖平衡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理论”、“贸易和平论”、“民主和平论”等。这些学说和理论虽对解释亚洲的情况具有很高的参考和启发价值，但也明显存在局限与不足。亚洲的发展实践表明发展和现代化完全可以做到在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下高速推进;共同拥有核武器的确是大国之间不敢轻易开战的根本原因，但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上一些地区发生了许多战争，但亚洲大部分地区却始终处于相对和平状态;殖民主义理论适用于二战爆发前的世界，二战结束后，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蓬勃开展，殖民主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贸易和平论难以对二次世界大战中相互杀戮的国家之间存在较强的贸易联系这一事实提供较为充分的说明;民主和平论则难以解释冷战结束后亚洲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为何没有发生战争这一问题。
本文的基本思路是:冷战结束以后，鉴于核武器的存在降低了大规模的战争爆发的可能性[2]，许多国家将经济发展而不是安全放在优先地位，并在最大限度上做到内政和外交以服从经济发展需要为准则;为了给自由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与环境，这些国家对内重视社会与政治稳定，实行高度中央集权或选择有限度的政治民主，对外强调和平与合作，尽量避免对立与冲突，从而使这一地区发展、稳定与和平三者关系进入良性互动。
二、亚洲国家发展和稳定之间呈现高度关联性
二战结束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亚洲越来越多的国家先后进入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国内政治社会稳定之间的关联性日渐增强。在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规模的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几乎都与高度的政治社会稳定联系在一起:经济高速增长持续的时间越长，政治社会稳定与变革的基础就越牢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治社会稳定的情况就越好。相反，即使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如果经济发展出现长期停滞，政治社会也会相应地出现带有高度不确定性的不稳定因素。
二战后初期，落后与贫穷是多数亚洲国家的共同特点。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很大程度上在于拥有一个强势政府并采取了“不惜任何代价的增长”的发展战略，在发展与民主、绩效和公平之间，把发展和效率作为优先选项。
在经济发展取得一定成就后，亚洲国家国内不同阶层日益意识到发展的重要性和政治社会稳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走符合自己实际的发展道路的信念也日渐坚定。在经济持续或间断性地发展的同时，逐渐注重公平，推进政治变革，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国家逐步摆脱了“民主—动乱—专制—再民主—再动乱—再专制”的恶性循环。
(一)经济发展与对外关系
二战后，尤其是冷战后的国际环境，决定了亚洲必须走和平发展道路。在两大阵营对峙的情况下，以得到美国在安全上的庇护为前提，日本被迫接受和平宪法(不允许对抗)，通过实现与西方阵营体制性对接和避免与东方阵营对抗的方式，开创了商务外交的先例;韩国通过与两大阵营国家同时交往的途径，在经济发展上完成了对朝鲜的超越;新加坡通过对国际社会的主动融入(无力对抗)，完成了经济振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虽然不同程度上属于西方阵营，但在冷战期间，为了经济发展，它们先后调整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挣脱了意识形态的枷锁，由坚决反对转变到愿意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存，由不接触、不妥协、不谈判转变到对话与开放门户。
1978年，中国将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在对外关系上放弃了对抗和战争思维，致力于改善与国际社会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国立场的改变，对两极格局带来强烈冲击。以此为历史转折点，亚洲由局部和平发展转变为全部的和整体的和平发展，由被动的和平发展转变为主动的和平发展，改善与别国的关系也由权宜之计转变为根本大计。
“一条强大的经济法则正在驱使大多数亚洲国家政府去寻求缓和与自己前敌国的紧张关系，以便使战略对手成为经济伙伴。”[3]亚洲国家以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为唯一尺度，以开拓市场和获取能源为根本目的，突破政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束缚，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亚洲和平发展的实践表明，在政治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各异，相互间难以建立高度政治互信的情况下，经贸成为增进相互联系、共同获取利益，进而增进友谊的最佳突破口。政治关系通常伴随平等与不平等、支配和被支配、结盟和不结盟等复杂关系，而经贸联系却是平等的、无拘束的、无差别的。亚洲的发展，走的是一条先经济平等，后政治平等和互信的道路。
经济联系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国家利益的主要交汇点。亚洲各国走上和平发展道路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学习和相互帮助的过程。日本和NIES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中国产生深刻影响，而来自日本和NIES的资金和技术，又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
中国是亚洲最大，也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成功发展对亚洲国家的发展具有最直接和最显著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亚洲国家经济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引领和拉动作用，成为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相继将战略重心由军事安全转向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在中国的引领和帮助下，一些亚洲经济落后国家相继走上和平发展道路，国与国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缩小，为亚洲的和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中国的和平发展带来亚洲政治生态深刻变化，和谐和合作逐渐取代对立和对抗，亚洲国际关系逐渐呈现良性互动态势。
(二)经济发展与地区合作
亚洲国家为了更好地利用难得的发展机遇，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在建设旨在推动和平与合作的地区组织与机制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顺应冷战结束后在地区层面呈现的和平与发展大势，东盟由安全组织转换为地区经济合作组织，在东盟的带动下，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亚洲地区经济合作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先后涌现了“东盟+3”、“东盟+1”、“中日韩合作”、“东亚峰会”等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亚洲地区合作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互利的相互行为，其主要功能在于增进相互间经济的联系。中国参与亚洲地区合作，改写了历史上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之间以等级制为核心的华夷秩序。中国与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参与“东盟+3”和“东亚峰会”，不以挑战和颠覆美国在亚太地区主导的地区安全体系为前提，甚至没有谋求在推动合作中的领导、主导地位，而是以普通成员国的身份参与合作，这是“中国在崛起的情况下第一次以共同、平等参与的方式来处理和邻国的关系”[4]。
东盟国家领导人对中国—东盟经济合作在政治和安全方面带来的收益有切身体会。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指出:“中国不仅致力于维护自身稳定，而且在亚太地区稳定方面不断显现使命感。东盟与中国进行经贸合作显然会影响到安全，撇开贸易投资的好处不说，由经济合作而产生的互信和良好的政治愿望，可以缓解领土和地缘政治争端导致的紧张。”[5]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也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经济上有助于区域的发展，在地缘政治上也有助于本区域保持稳定”[6]。
在合作推进进程中建立完善的各项规范制度，对规避这一地区冲突和战争的风险具有积极作用。亚洲各种区域合作机制的参与国达成共识:区域内FTA和开放市场都须符合WTO的规范，并共同制定和遵守新的规则，包括关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规则。合作的参与方还通过发表共同声明的方式承诺通过对话的方式处理争端，如《南中国海行为共同声明》。合作过程形成多种对话平台，如部长会议、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则有利于通过对话和沟通对潜在的矛盾和冲突未雨绸缪。
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入，培育和扩大了成员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区域经济合作动力的加强，使得一系列优惠贸易协定出现，在增加相关国家的贸易机会的同时增进了共同安全感。有学者观察到:“亚洲内部的众多自由贸易协定已经发挥了安全同盟在密切国家间政治和安全联系所发挥的作用，并且表明未来将出现更多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自由贸易协定并没有改变大国之间的军事平衡，但它们改变并重新定义了影响力的平衡、安全的内涵和政治联盟。”[7]
三、结论
“发展才是硬道理”，停滞不前是灾祸之源。亚洲各国内部的改革，地区国际制度的修正和国际体系的稳定，国际和平的维系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都应当以促进各国发展为首要目标。
2013年3月23日，访问俄国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谈到目前国际局势时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共同发展、互利共赢，是一个重要理念。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力图通过对亚洲邻国侵略和扩张的途径发展自己，走上失败的道路;亚洲国家应该充分认识并汲取日本的教训，认识到其他国家不能很好地发展，最终会对自身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冷战思维和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是导致目前东北亚和中国南海出现紧张态势的重要原因。朝鲜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长期奉行先军政治路线，三次进行核武器试验，导致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一直难以缓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政治家找不到发展经济的办法，只好依靠挑衅邻国主权，与邻国为敌的方式凝聚、迎合甚至误导民意，谋取执政地位。在冷战思维的影响下，日本、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家，出于“中国的发展必然意味着自身利益的损失”的考虑，或通过挑起领土争端给中国的和平发展制造麻烦，或力图趁中国还不够强大前在领土领海上窃取更多的利益，给亚洲和平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
目前，相关国家应进一步克服和摆脱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日本应认识到中国的崛起符合世界潮流，不仅是任何国家都难以阻挡的客观事实，而且能够给自身发展带来更多的机会;中国应该认识到如果日本保持发展态势，可为亚洲和世界和平繁荣继续做出重要贡献。两国应该在更大框架下，探究新的紧密合作的机制。
中国和日本、越南和菲律宾之间都应最大限度地、更加理智、克制地应对岛屿和领海争端，在难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地创造和平谈判的机会，最大限度地将矛盾和冲突限制在“不诉诸武力”的底线之上，期待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国家经济得到较好发展，或出现好转后，出现更好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政经分离在目前情况下依旧不失为上策。目前中国应该积极推动中日韩FTA谈判，启动与日本的自由贸易谈判，继续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尽量通过合作利益的构建和制度化建设，让亚洲各国、尤其是存在领土、岛屿和领海争端的国家共处在一个以合作为主轴的大环境里，至少，可以把相关的关切点回到经济发展方面。
【注释】
[1]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院。
[2]1984年5月，邓小平第一次将纷繁复杂的世界现象明确概括为两大问题。他说:“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3]哈里·哈丁:《亚太区域的新时代:从两极到多中心》，引自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159—160页。
[4]张蕴岭访谈录:《中国的大战略与亚洲的地区主义》，引自文正仁《中国崛起大战略——与中国知识精英的深层对话》，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第108页。
[5]拉莫斯:《富有魅力的巨龙》、《菲律宾外交与发展》(英文)，转引自唐世平、张洁、曹晓阳主编《冷战后近邻国家对华政策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页。
[6]《联合早报》，2001年11月7日。
[7]威廉·W·凯勒、托马斯·G·罗斯基编:《中国的崛起与亚洲的势力均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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