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的公理化诠释》序

《〈论语〉的公理化诠释》序

的确，我十分乐意为甘筱青教授他们所撰写的《〈论语〉的公理化诠释》这一大作写这个“序”。在记忆中，我从没有为写一个序花一周时间，而写这个序却前后花了一周以上的时间。因为我对这一大作太感兴趣了，作了认真的学习与深入的思考。

2008年年底2009年年初，甘教授到我家讨论有关九江学院办学问题时，谈到了孔子，谈到了《论语》，谈到了由于他是学数学出身的，他拟以数学上的公理化方法来对《论语》作系统的诠释，而且谈到了诠释所具备的主客观条件。我非常感动，极感兴趣。当时，我把手边一本日本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的《〈论语〉加算盘》一书介绍给他。我讲：“宋朝赵普半部《论语》成功治天下，涩泽荣一一部《论语》成功办企业，《论语》思想不朽。若能对《论语》以公理化系统作一梳理，以孔解孔，这是善莫大焉的大事。”两年后的今天，我看到了这一大作，看到了以西方公理化方法对我国经典《论语》作系统的诠释这个成功的探索，极为欣慰，极受鼓舞。

这一探索十分重要，极富价值。这因为，第一，这一探索展示了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第二，这一探索特别阐明了儒家文化睿智丰厚；第三，这一探索尤其论证了《论语》思想伟大不朽；第四，特别重要的是，这一探索富有开拓性地证明了可以引入公理化方法来对我国传统文化有关方面进行系统梳理、诠释与深入理解、领悟，用以弥补我国传统文化学术研究方法的缺陷与不足。是的，在20世纪初，严复讲过，20世纪50年代，爱因斯坦讲过，西方科学技术之所以发展迅速，主要得力于思维上系统的逻辑与方法上严格的实证，这正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不足。

大自然创造了人类，人类创造了文明、文化；人类社会以大自然为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与条件，以文明、文化为生存与发展的方式与方法。文明、文化使人由动物人进步成为社会人，由野蛮人进步为文明人。可以说，“文化”就是“人化”。《周易·贲卦·彖辞》讲得好：“文明以止，人文也。”是的，人文文化是人类文明的立足之地。胡锦涛同志2006年11月在全国文联、作协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镌刻着文化进步的烙印。”文化是文明的基础，是人类社会的基因，而民族文化是民族的基因，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存亡。世界上所有古老的文明都消逝了，只有中华文明虽经大劫大难不仅没有消逝，而且历史从来没有中断过。这不能不同中华文化密切相关。

我一再认为，民族文化中最关键的是其哲理，民族文化哲理的凝现就是民族精神。胡锦涛同志2003年曾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是具有伟大精神的民族。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经历磨难而不衰，饱尝艰辛而不屈，千锤百炼而愈加坚强，靠的就是这种威力无比的民族精神，靠的就是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中华民族文化的哲理就是它的整体观、发展观与本质观。其实，广而言之，就是整体观。空间上的整体观当然是整体观，时间上的整体观就是发展观，现象与本质、外表与内核这一种形而上的整体观就是本质观；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就是地地道道的整体观，团结是空间上的，奋斗是时间上的，团结奋斗所反映的精神核心这一整体观就是形而上的。我校涂又光先生是这一大作中一再提及的我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高徒。1994年，涂先生在美国波士顿参加中国哲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议，有人问他，中国哲学最精华之处能否用最简洁的词汇表达；他讲，一个字就是“和”，两个字就是“中和”，三个字就是“致中和”。这三个字就是《礼记·中庸》上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本质上就是“中庸”，而“中庸”正是本书所论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本书所讲的《论语》与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孔子所讲的“一以贯之”的“道”，本书正是“从‘中庸’出发去描述和建构《论语》所论的伦理的、逻辑的思想体系”。我想，“中庸”的实质就是整体观，就是本书所讲的事物矛盾处于量变阶段时矛盾的“稳定的度”，在此“度”内，事物整体不发生质变，即事物整体稳定地存在，这点在本书的“导读”中已作了说明。

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道两家文化占有主流地位，一部《论语》，一部《老子》，就是两家最典型的代表，所以任继愈、涂又光先生在近十年分别一再讲过，中国人要读两本书，一是《论语》，一是《老子》。这有道理。儒家文化讲“中庸”，讲整体观，道家文化又何尝不讲整体观，“知止不殆”，“物极必反”，“反者，道之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当然，从对社会层面的影响讲，在汉代董仲舒提倡“尊儒”，从宋代起的历史影响讲，儒家文化影响就大了，《论语》影响就大了。我小时候就熟背了《论语》，受影响很深；在1993年初任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后，我又一再重读了《论语》，当然，理解与以往相比，大不相同了。我还以《我重读〈论语〉》为题，与时俱进地作过不下10场的报告，还以此为题发表了相应的文章。我理解《论语》中所希求的最高境界是“仁”，书中讲了109次；而达到“仁”的境界的道路是“学”，书中讲了64次，如果“学”包括思考（思、问）、实践（习、行）在内，那就充满全书了。我十分赞成甘教授他们提到的《论语》中所讲的“一以贯之”，这个“一”就是“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的“中庸”。曾子所讲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只是“仁”的表达而已。“忠”将心放在正中，“成人之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如心，将心比心，“不成人之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仁”。本书第一条公理（A1）讲得十分明确，“在一个群体中，‘公义’的状态是存在的，它的基础是‘仁’”。

在此，特别值得提出的，《论语》是否真的“一以贯之”？《论语》是否能用公理化方法来系统梳理、诠释与深入理解、领悟呢？推而广之，对我国传统文化是否也能如此呢？本书借鉴国外经验，借鉴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对“哲学原理”与“伦理学”采用公理化方法进行成功梳理的经验，能否来对待、理解、解读《论语》而获得一个系统的逻辑体系呢？能否来证明《论语》绝不只是黑格尔所讲的“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而是含“一以贯之”核心思想有着系统的逻辑体系呢？我认为，这些精彩的思想作者在“导论”中作了应有的回答。对这些，读者读一读本书就会自明。多的不讲，仅举一点小例，过去不少人对《论语》中孔子所讲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学而优则仕”、“学也，禄在其中矣；耕也，馁在其中矣”等以及孔子批评樊迟请学稼、学圃等论点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而在“十年浩劫”期间这些论点成了孔子的罪状，在本书中因为有了“一以贯之”的逻辑体系，这些论点得到了较为合理和较为正确的解读。

《论语》是中华民族文化，毫无问题，也是地地道道地属于人文文化。人文文化是关系人的精神世界的、人的终极关怀的文化，是“文明以止”、“以人为本”的文化；而科学文化是关系客观世界及其本质、规律的文化，是“文明之源”、“立世之基”的文化。理化天地生之类的科学文化同文艺哲史类的人文文化在功能与形态层面显然不同，但它们在来源层面上同源于实践，共生于人脑，都产于人脑对实践的反映以及对此反映的加工、提炼与升华，虽然它们在形态层面上的知识、思维、方法与原则确实不同，但是它们在形态层面上又确实彼此相通，而在精神层面上更是有着共同的追求。就形态层面而言，人文知识似乎是多元的，人文思维似乎是直觉的、形象的，人文方法似乎是体验的、体悟的，人文原则似乎只讲求善，人文文化似乎只讲价值理性乃至非理性。其实不然，对于一个人文文化大家，凡涉及客观存在，人文知识一定是一元的，而涉及精神层面的，才可能是多元的；人文思维何尝不讲起承转合，以及层次、系统、条理、重点？人文方法更何尝不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干万件事？人文原则又何尝不讲“实事求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句百分之百人文文化名言，但上一句何尝不是百分之百的科学文化？只是上一句作了基础，才有下一句的人文文化，才使得这一名句脍炙人口、流芳千古。人文文化何尝不讲工具理性？另一方面，科学文化又有恰与之相反的类似情况。正因为如此，本书“导论”中所引用的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在其《原始思维》一书的话：“实际上，我们智力活动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在它里面，原逻辑的和神秘的因素与逻辑的因素共存。”这话中，逻辑的因素是理性的，而原逻辑的特别是神秘的因素是非理性的；原逻辑的特别是神秘的因素就是指直觉的、形象的思维与体验的、体悟的方法。这也就是人类进化500万年来，天赋的“灵感”。至于精神，无论人文精神或科学精神都是精神，都是广义的人文精神，都是追求更深刻、更普适、更永恒，都是为了求真、务善、完美、创新。而一般所谓的科学精神侧重于求真务实，一般所谓的人文精神侧重于求善务爱，它们都共同追求完美、创新。也因为如此，本书“导言”对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的一段话，作了深刻的发挥与论述，指出深受西方哲学熏陶的冯友兰先生，凭借自己对中西哲学的了解，对在西方语境中的中国哲学价值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即在我国诸子著作中，虽然没有“形式上的系统”，但是有“实质上的系统”，不过需要我们去梳理。诸子著作，当然首先包括《论语》与《老子》。甘筱青教授他们正在开拓性地为此而付出着极大的心血。

20世纪90年代初，甘教授为清华大学与法国普瓦提埃大学合作培养，在清华大学数学系系主任萧树铁教授指导下取得了“应用数学专业”博士学位，接着又在复旦大学完成了“管理科学与工程”的博士后研究，后又在我国高校较长期负责校领导工作，基础知识全面扎实，学术视野开阔，思想活跃，办事实在，有条件领头从事“孔子思想的公理化结构”这一课题的研究，何况他个人又有志于此。研究课题组成员又是他从不同而相关学科中挑选的，大家均乐意从事这一研究。在这一研究中，对数学的了解与运用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我在为我校李改扬老师他们编写的《数学文化赏析》教材的“序”中讲了我对数学的看法。严格讲，从本质上讲，数学不是自然科学，它与理化天地生大不相同；它的确是以更高度抽象的思维方式定量地（或合乎逻辑关系地）研究与认识客观世界的极为有力的工具，但它远非只以研究客观世界的某一领域、某一过程或某一对象作为其研究目的或任务的。当然，它更不是人文学科，它同文艺哲史更不相同。虽然它绝不是为了研究与认识精神世界某一方面而产生与发展起来的，但是，它可以作为研究与认识精神世界的重要手段。数学的确是关于数的世界、形的世界、逻辑关系的世界乃至更为有关的世界的科学，它基于实践，但生于人脑，从而又能远远超越实践，不断自我升华、自我超越。它是一种哲理。它既具有极为系统的逻辑思维过程，又具有极为开放的原创性思维源头。这就是说，它在思维过程中，既具有科学文化形态的知识的确定一元性、思维的系统逻辑性、方法的严格实证性的科学特征，即科学性，这同客观世界的真实性、唯一性不可分割；同时，实际上，它在思维源头上，又具有人文文化的直觉性、开放性、感悟性的人文特征，即人文性，这同精神世界的灵感、多样性不可分割。数学家丹齐克指出，直觉在数学中担当着主要的角色，创造种种的新形式乃是直觉的功能，逻辑只有接受与拒绝此等形式的权力。基本假设的设定、定义的规定、公理的建立、原始概念的形成，数学猜想的提出等，正是数学人文性的充分反映。而基于假设、定义、公理之上的逻辑推理这一系统的科学思维，构建了庞大的、抽象的、完善的数学体系，其逻辑线索如此明晰、严谨、系统，这正是哲学中科学思维方式与风格。甘筱青教授及其课题组成员，正是以数学这一哲理思维从事于“孔子思想的公理化结构”这一课题的研究，以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特性（书中称为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公理）作为基础，给出了6个基本假设、21个定义与10条基本公理，并严格遵循源自《论语》本身并认真参考历代研究已经形成的共识这个原则，以公理化结构、方式，进行系统的逻辑推理，进行梳理，以孔解孔地进行新的解读，建立了一系列命题及由此产生的推论，形成立德、从政、为学三大篇，《〈论语〉的公理化诠释》这一大作就是这一研究的丰硕成果，这值得热烈祝贺，并同时寄以深切期望。之所以热烈祝贺，因为以西方公理化结构方式来研究中国经典著作的坚冰已经开始打破，航向也已开始标明，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之所以寄以深切期望，毕竟这一研究是第一次，第一次就不可十全十美，甚至还有许多重要的方面与论述存有可商酌之处；诚如甘教授在本书“后记”中所讲：“不敢说我们的《〈论语〉的公理化诠释》就是一块全新的材料，但无疑它能起抛砖引玉之功。”这就是说，作者希望读者能对本书不妥或不足之处，批评指正。

我不是数学工作者，也不是人文工作者，严格说，对数学、对人文，我是一个门外汉。我只是一名工科教师，主要从事机械制造专业的教师，但我一贯喜爱数学，我更一贯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唐宋诗词、精彩的历代散文。我一贯认为，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与高速发展的今天，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交融，即文理交融，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必由之路，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近几年来，以南开大学顾沛教授为代表的数学教师打造出了而且还在不断打造具有文理交融特色的“数学文化”课程；现在，甘筱青教授他们又在打造具有文理交融特色的《〈论语〉的公理化诠释》的大作，这都是极富中国特色的文化，一个是科学文化的一个代表作，一个是人文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代表作，而且从长远看，后者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发展，有着特殊的作用。上面所讲的一切，不对的、不妥的、不足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我不胜感谢。

在辛卯清明节日，完成这个“序”，有着“饮水思源”的深思与感情，有着“后生可畏”的厚望与喜悦。特此以志。

2011年4月3日

（辛卯清明）

（甘筱青等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