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系统的发展路径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刘少博译郭小虎校对^[1]

［摘要］本文在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和塔尔科特·帕森斯的功能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抽象的理论模型。阐述了功能的类型、政治系统的运行方式和转换特征，以及政治录用和社会化过程。试图通过界定政治发展的构成要素以及影响政治发展的相关变量来探索政治系统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系统　功能　输入　转换

在过去的十年间，两种趋势已经支配了比较政治学研究领域。第一种趋势是关注理论解释和方法论的严谨性，第二种趋势是强调对新兴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实证研究，这种理论趋势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将系统理论应用到政治学研究当中。对于这一研究路径，主要的批评者认为它是一种静态的理论，不适合分析和解释政治变化。

对新兴国家的当代政治进行实证研究获得的显著成果以及欧洲政治研究成果的相对减少也受到了类似的批评。在这里，争论的焦点是对西方政治研究的相对忽视，尤其是对它们的历史维度的相对忽视，妨碍我们获得研究新兴国家所需要的发展理论和路径。

这两种批评都有很大的说服力。系统理论存在静态的“平衡”偏好，而且将重点放在对新兴国家政治发展的研究给我们一种关于社会和政治变化的经验取样不足的感觉。对于这一批评，仅有的回答是:这似乎是科学发展的方式——不是遵循有序的和系统化的演进方式，而是对所涉及辩证过程的过度强调或者忽略。如果我们想要更有效地掌握政治变化，我们必须矫正这种不平衡，以发展为导向调整系统理论，而且要运用西方政治发展的历史知识（但不局限于西方历史）来详细阐释政治系统理论和政治发展。

本文体现了一位政治系统理论学者尝试去界定政治发展的构成要素并考虑影响政治发展相关变量的努力方向。^[2]

一、系统与功能

“系统”这一词汇已经日益普遍地出现在比较政治领域的文章和专著的议题中。以往的文献倾向于使用诸如“政府”、“外部强制”之类的词汇。系统这一词汇包含更多的意涵，而不仅仅是命名法中的定义。系统这一概念的使用是功能主义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在政治学理论中渗透的结果。与功能主义有关的、有影响力的社会理论家包括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阿尔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以及社会学家帕森斯、默顿和玛利·列维。^[3]虽然他们对系统和功能的定义存在本质上的差别，但是他们都认为，当我们把社会结构和制度看作系统功能时，其对社会科学领域中问题的解释和预测能力将会得到提高。

在这里指出这一点既简单又重要。有机体中的一个单独的循环系统本身并没有太大意义。只有当我们将它视作为整个有机体的功能的实现提供一个或一系列目标服务时，我们才能理解它的重要性。同样的道理，政党或行政机构本身并没有太大意义。只有当我们将它们视为在国际国内环境中与其他机构进行互动，制定并实施公共政策的组织时，它们的意义才更加清晰。

一些阐释功能——系统理论的作者，例如塔尔科特·帕森斯和玛利·列维，认为它暗含三个条件:功能性必需、相互依存和平衡。一个特定的系统，无论它是一个有机体、一台机器还是一个家庭，都不得不依照特定的方式运转，执行一系列任务，以便“成为”特殊的有机体、机器或家庭。列维称这些需求为“功能性必需”，并列出了任何社会存在都必须具备的九项基本要素。列维将这些基本要素总结为适应自然环境，区分和招募社会角色，维护共同体所必需的知识和信仰，青年的社会化以及控制破坏性行为。^[4]帕森斯提到了任何系统活动的四个必要条件，包括适应性功能，目标达成功能，整合功能，潜在模式维持功能和张力控制功能。^[5]这些学者以及其他学者也指出了另一点，那就是:一个系统要维持运转，这些功能必须以特定的方式运行。当某一功能以一种维持系统平衡的方式运行时，称之为“功能正常”（玛利·列维将其称之为好的功能）。当运行的平衡被打破时，称其为“功能失调”。稍后我们将回到“功能正常”与“功能失调”的概念讨论中去。

我们需要稍微详细地阐述系统理论的另外两个假设——相互依存与平衡。关于一个系统的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依存，我们认为，这是指当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特性发生改变时，系统的其他部分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也会受到影响。就像是，如果汽车的活塞环损坏了，我们说这辆汽车“烧油”，其他系统功能也随之恶化，汽车的动力也会下降。同理，有机体的生长也存在类似情况，例如，内分泌系统的一些改变影响到总体的生长模式、所有部分的功能以及有机体的总体行为。在政治系统中，群众性政党的出现或大众传媒改变了政治系统的其他结构的运行方式，而且影响了系统在国内外环境中的总体性能。换句话说，当系统的一个变量在量和质上发生了变化，其他变量会随之受压产生变形和转化，整个系统的运行模式随之发生改变；或者，功能失调的部分被系统自身矫正，系统的平衡重新得到建立。帕森斯和希尔斯坚持认为社会系统自身倾向于达到平衡状态，^[6]其他一些诸如家庭、经济体、教会和政治组织倾向于随着时间的流逝保持它们的特性，抑或是发生缓慢的变化。这个被广泛地运用在社会科学中的分析框架就是系统的概念，它意味着承担功能的结构以相互依赖的方式运行以维持社会系统的平衡。

即使是在十分简单的形态中，一般的系统模型对政治学研究也是有价值的。功能的概念把我们带入到远离规范或意识形态的界定的现实主义中。为了回答功能问题，我们不得不观察特定系统事实上是什么和做什么。功能正常和功能失调的概念使我们对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变化的因素更加敏感，而且使我们能以一种有序的和彻底的方式去理解它们。相互依赖的概念则促使我们去系统地审视任何结构或机构的运行，例如，它的所有分支和相互依赖。我们不再满足于描述单一机构或考察双边互动。我们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假定所有组成部分之间是相互依赖与互动的这一基础之上。

二、对功能理论的批评

将功能主义引入到社会科学已经引起了很大的争论。^[7]在功能理论的众多批评者当中，逻辑学家亨佩尔提出了关于功能主义的科学地位问题，他认为功能主义倡导者的失败之处在于他们不能提供功能正常和功能失调的操作标准，以及保持系统平衡的各变量之间互动的类型的操作标准。古尔德纳对功能理论的主要批评是:系统和功能的概念来自生物学和机械学，而且有一种把生物体的特性和机械系统简单地套用于社会系统的倾向。他指出，在社会系统中，相互依存和平衡也许具有完全不同的特性。社会系统各部分的相对独立性，换句话说，各部分可能的变化程度不会显著地影响其他变量。而且，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也许远远比机械系统和生物体系统复杂得多。

古尔德纳也指出，系统理论存在一种静态的趋势，这一趋势强调制度的功能以及社会系统的平衡。人类学与社会学理论对功能理论的区分趋向于二分法，换句话说，结构或表现为功能正常，或表现为功能失调。古尔德纳认为，应将其视为一个连续体，如果缺少具体的规格和衡量标准，我们不可能知道结构和制度能在多大程度影响何种类型系统性能、并产生何种类型的社会平衡。在这里，古尔德纳和亨普尔将会同意这样一个观点: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体现系统各部分互动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系统运行的效果能够通过经验观察方式获得。

一个更有价值的批评是古尔德纳的一个论断:在社会系统中，有一种把每一部分看作是和其他部分有着同等价值的个体的趋势。事实上，社会系统中不同的部分的意义和独立性可能是极其不对等的。因此，也许有人认为，不同政治系统中的官僚机构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些系统的核心，而且其他所有结构凭借影响官僚机构运行的方式而变得有意义。在这里，我们再次需要建构更加适合解释社会和政治现象的系统模型理论。

最后，古尔德纳认为，帕森斯之类的社会系统理论学者没有对社会系统和它们所处的环境之间的互动的特殊性给予足够的强调。他也许过多地强调社会系统边界的非渗透性。实际上，政治系统的确是可渗透的。发生在政治系统和它们所处的社会或国际环境之间的交换和运转，尤其是在现代世界，是十分广泛的。如果不去研究政治系统与其所处的社会和国际环境之间的互动的程度和类型，很难解释政治系统的平衡或变化。

这些批评的焦点是社会系统理论依然过多地受到生物学和机械模拟的影响，而且，它不能为功能、相互依存和平衡之类概念指定可操作的指标。这些批评有价值，但是它们掩盖不了社会系统理论学者的最初观点的真知灼见。我们现在要从事的仅仅是对他们的成果进行详细阐述和修正。

在我们暂时搁置一般的系统概念并转向政治系统的特殊特性之前，我们需要交代一两个别的术语。系统概念的本质是边界、交换和跨界行动的概念。一个系统始于某处并终于某处。对于有机体或机器而言，相对容易确定边界并阐述它和它所处的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汽油被注入油箱，发动机将其转化动力并驱动车轮，然后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可是，在对待社会系统时，由于政治系统有一定的等级，边界不容易确定。我们也许会说，可以从它所处的环境中分离出一个社会系统来作为边界，但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确定的边界是模糊的。社会系统不是由个体组成的，而是由角色组成的，换言之，家庭是由母亲和父亲、丈夫和妻子、兄弟和姐妹这些角色组成的，以此类推。家庭不仅是家庭成员进行一系列互动的角色平台，家庭成员同时还承担着许多系统外的角色，并因此被纳入到其他社会系统。同样的道理，一个政治系统是由国民、选民等角色组成的，作为特例的这些角色也许会和立法者、官僚和法官进行互动，以此类推。在一个政治系统中扮演角色的同一个体又在其他的社会系统诸如经济体、宗教团体、家庭和志愿者协会扮演不同的角色。当个体出现在政治沟通、选举、示威游行中的时候，他们从非政治角色转变为政治角色。也许有人会说，在选举日那天，公民离开他们的农场、工厂和办公室去投票站参加投票时，他们跨越了经济体与政治体之间的边界。跨越边界既有客观性，也具有主观性。从客观角度讲，一个人离开了他工作的装配线，到投票站去投票。角色的转化从心理意义上讲，意味着规则、价值、期望的转换，以及新的认知的产生。

当然，我们应用于社会和政治系统的边界概念只是一个类比概念。只有当我们经验主义地审视事实上发生在一个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的交换时，我们使用这一类比概念的真正意图才能够得到详细说明。因此，当我们提到个人和政治系统的互动时，我们思考的问题是组成政治系统的个体的冲动、态度和价值观如何影响政治运作过程。在互动过程中的某一点上，与个性，如敌对和强硬相关的内容就转换为对国际关系、国防政策或公共机构候选人的态度或选择。换句话说，在总体情感与价值趋向之间有一个边界，政治态度与政治选择之间亦是如此。

在政治体与经济体之间有一个边界。例如，通货膨胀可能减少总人口中某一特定群体的实际收入。当特定群体的经济状况的变化转化为公共政策需求或政治人事的变动，在经济体和政治体之间就存在互动。从经验意义上讲，事实上发生的是特定群体经济能力的变化所导致的心理状况转化为对政治系统的要求，对贸易工会的要求，或者转化为对压力集团的领导人的要求，以此类推。在这一过程的某一点上，一个系统与另一个系统、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的边界就会显现出来。

当我们提到政治系统的边界时，我们实际上是在使用一个类比，但是当我们考虑我们赋予它的意义的多样性时，这样一个有误导性的简单类比使它变得清晰。当我们提到国家或地方政权的边界时，我们是在一个简单的物理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当我们将它适用于选民与候选人之间、政府官员与市民之间的互动，我们是在一种行为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正如这些在角色互动中被区分开的相同个体，如雇员与雇主，教徒与教士。当我们将其适用于政治态度、政治家、政府官员以及公共政策，我们是在一种心理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正如不同政治体的成员的心理内容是不同的。无论任何时候，当我们使用这一术语时，我们需要弄清楚它是我们已经存在脑中的概念中的哪一个或哪一组。

思考政治系统与其所处的环境之间的互动的另一种方式是将这一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正如在系统理论中经常使用的那样，输入、转换、输出。包含在政治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之中的输入和输出是系统与其所处的环境之间的交易。这种转换过程对政治系统而言是内在的。当我们讨论输入的资源和它们如何进入政治系统，以及输出如何脱离政治系统并影响其他社会系统时，我们事实上是在讨论政治系统的边界。

三、功能的三种类型

确切地说，在我们搁置一般的系统概念并转向对政治系统概念做更深层次的思考之前，我们已经讨论了系统的功能以及其如何赋予系统特性。事实上，我们需要在功能的不同层面上去思考系统。功能的层次涉及将期赖以生存的环境看作一个整体。动物会移动，但是植物不会。机器对数据进行处理，其他的部分提供动力。经济体生产和分配物质财富与服务。家庭生产孩子并通过社会化赋予他们成年人的角色与纪律。宗教系统调节世俗权威规则和超自然能力的准则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和其他社会系统以及环境的关系。

第二种功能涉及系统的内在本质。在这里，我们将其称之为“转换过程”，例如食物的消化、废品的降解、血液的流通、通过神经系统进行的脉冲电流的传送。转换过程或功能指的是特定的系统转换输入与输出的方式，显然与行为的两个层次相关。为了使动物能够移动、捕猎、挖洞等等，能量必须在这个生物体中产生，而且必须被控制和引导使用。系统在其环境中运行的水平与方式与系统的结构——功能运行方式的特殊性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谈到政治系统时，我们把处于特定环境中的政治系统的表现称为政治系统的“能力”，将政治系统内部发生的事情称为“转换功能”。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使用“回应能力”这一术语，它主要指政治系统公开应对来自各种社会集团或者来自国际政治系统的要求。这种回应能力是和系统内部的诸如沟通、利益表达、利益聚合以及规则制定等功能联系在一起的。

最后，我们将讨论“系统的维持和适应功能”。对于在公路上正常行驶的汽车来说，零部件必须得到润滑、修理和更换。新的零部件也许难以顺畅运转，它们必须得到“磨合”。在一个政治系统里面，各种角色（外交官、军官、税务官以及其他类似角色）的担当者必须得到录用并学习如何去履行其职责。新的角色被创造出来，而且新的人员“加入进来”。这些功能（在机器当中就是维持和更换零部件；在政治领域就是录用新人和社会化）虽然不直接进入系统转换过程，却影响系统内部的效率和运作，并影响运作的环境。

当我们比较政治系统的等级之间的关系，或者比较单一政治系统之间的关系时，我们需要在如下这些术语之间进行比较:能力、转换功能和系统的维持与适应功能，以及这三种功能的相互关系。而当我们谈及政治发展的时候，也需要涉及这三种政治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系统能力的变化是与转换功能表现的变化相关联，而且这些变化将和政治社会化以及政治录用产生关联。

尽管我们可能会采用基于经验检验的个体分类，但被证明是不恰当的，功能的三重分类对政治分析而言是重要的，而且我们相信它将会经得起检验。^[8]政治系统理论将由功能（能力、转换功能、系统维持和适应性功能）的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的发现以及在每一个层次的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组成。政治发展理论要解释政治系统和其所处的、影响系统总体运行和能力的环境之间如何相互转化，反过来系统运行水平和能力的变化也会影响系统适应功能以及转换功能。

四、政治系统:输入与输出

讨论系统的概念是有用的，如果我们不能将这些分析工具引入政治领域，就很容易招致因使用类比概念带来的公开批评，什么是政治系统？什么赋予它特殊的身份？关于这一主题，已经有很多文章了。如何用精确的语言来定义系统？政治理论家们很难达成一致。在学界，最普遍的定义将政治系统与合法性人身强制结合起来。戴维·伊斯顿称之为“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拉斯韦尔和卡普兰称之为“严厉剥夺”，达尔称之为“权力、规则和权威”。^[9]这些定义的共同点是将政治和合法制裁结合起来。^[10]在其他地方我们已经提到过，“合法力量是贯穿政治系统的输入与输出、赋予它显著特性并将其黏合成一个系统整体的主线。政治系统中的输入在某些方面是与对合法性人身强制的使用要求有关的，无论是对战争的需要或对娱乐设施的需要。政治系统的输出在一些方面也和合法性人身强制有关，无论这一联系有多么疏远。因而，公共娱乐设施通常需要税收做支撑，而且任何违反税收法规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11]当我们谈及政治系统时，需要将影响或威胁到人身强制的使用的输入和输出之间的互动都囊括进来。“我们的意图不仅涵盖基于法律的结构，例如国会、行政机关、官僚机构、法院，或者仅仅是协会，或者是正式的组织体如政党、利益集团，以及大众传媒，而且包括与政治相关的所有结构，包括无差别的结构如亲属关系和血缘关系、身份与种姓群体，以及社会道德失范现象，例如骚乱、街头抗议等等。”^[12]

当我们说强制关系是政治系统的独特品质，这并不是说政治系统只关注权力、暴力或强制力。政治精英也许关心和平、社会繁荣、个体自由以及自我意识。但是他们关注的这些价值对政治家而言总是和强制行动相关，例如课税，法律制定和法律执行，外交和国防政策等。政治系统不只是唯一一个制定规则和强制执行规则的系统，但是它的规则和强制力自始至终伴随着强制遵守和执行。

戴维·伊斯顿是第一个用明确的“系统”术语来撰写政治著作的政治学家，他区分了政治系统中的输入的两个层次——需求与支持。^[13]需求输入也许可以用很多方式来分类。我倾向可以将其分为以下四类:①对实物和服务的要求，例如薪水和工作时长法、教育机会、娱乐设施、道路和交通工具；②对行为规范的要求，例如公共安全规定、监管市场和劳动关系、与婚姻和家庭有关的规则；③对参与政治系统的要求，例如投票权、担任公职权、请求政府机构与官员帮助、组织政治社团等等；④象征性输入，诸如在受到威胁和礼仪性场合展示政治系统的威严和力量的需求，或者是对认可规范的需求，或者是政治精英对政策意图的沟通需求。

支持性输入也可分为四类:①物质支持，例如缴纳税款或其他费用；提供服务，例如劳动贡献或服兵役；②服从法律法规；③参与，例如投票、参加组织、进行政治讨论；④维护公共权威、符号和仪式的神圣性。

在输出方面，我们要谈到由政治系统发起的交易的四种类型。这种交易倾向于匹配我们之前所列出的支持，而且可能回应或者不回应要求，这取决于它所处的政治系统中类型。它们是:①提取，它可能以贡品、战利品、税收或者个人服务的形式实现；②规制行为，以多种形式存在的、部分影响人的行为和关系的各种规范；③分配和分发实物或者服务，例如机会、荣誉、地位等；④象征性输出，包括对价值观的认同，对政治符号的展示，对政策和目标的声明。

当谈及一个稳定的政治系统时，我们的意识里通常存在一个政治系统的输入和输出的特殊模式，一种特殊的输出——输入流。在政治系统中，准确地说，需求和支持的输入被转换为提取性的、规制性的、分配性的和象征性的输出。这些需求可能被政治系统处理，它们施加的压力在结构和文化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是可以忍受的。这些输出通常以符合预期的或合法的方式得到回应。当一系列条件满足的时候，就认为政治系统达到了平衡状态，无论是在内部(在政治结构的转换功能运行过程中)还是在它和政治环境的关系中。

最后应该指出的一点是输入与输出的流动。这涉及输入的来源问题。我们不希望留下这样一种印象:输入必然地来源于作为社会中一部分的政治系统，以及必须在“转换”这一术语上观察政治系统。典型的政治系统输入是由诸如国王、总统、部长、立法者以及法官等政治精英内部创造的。同样地，输入也许来源于以国外政治系统需求为支撑国际系统。输入与输出之间的流动包括政治系统与它的国内外环境的组成部分之间的交换，而且输入也许来自三种资源（国内社会、政治精英、国际环境）中的任何一种。

我们需要谈一下需求与支持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需求起源于内部或影响政策目标的政治系统的外部，不论它们是反应性的、分配性的、规制性的或其他，然而，为了实现提取、规制和分配的目标，需要实物、服务、服从、保护和其他可用于政治系统的资源做支持。

五、转换功能

对此问题的讨论将我们引入到发生在政治系统事件关注中，确切地说，或者是将我们引入到我们所谓的转换功能上来。在每一政治系统里都有这样一套能够启动或处理输入，并将它们转换为输出的一整套政治结构。在这里，进入政治系统的要求会得到明确地表达、汇总或重组，进而被转换为政策和规则，并得以实施、执行或裁定。此种类型的转换活动发生在所有的政治系统中，无论它们是多么简单或是多么分化，都伴随着任何政治过程。但是执行这些功能的结构、制度或角色，以及它们执行功能的方式，存在较大差异。相对于非连续的原始社会结构与现代社会中高度分化的政治系统，国内社会系统与国际系统之间，选民、利益集团、政党、传媒、议会、官僚机构和法院的内部互动存在很大差异，前者在家庭、宗教和经济系统之间的联系纽带几乎难以做出区分。涉及政治系统的这些概念话语使我们能够有效区分不同的系统，明智地讨论它们的运行和前景。

政治转换功能的一系列事项不是来源于一般的系统理论或社会学理论中使用的概念。无论源于对政治系统的观察的功能分类法有何优点。换句话说，我们没有强行将我们的数据纳入适用用于其他原则阐释系统概念的分类方法，但是发展系统概念可以帮助我们对政治事件进行整理和归类。

相对于比较不同政治系统的转换过程，丰富分类问题和比较解剖学与生理学的问题很难相提并论。确切地说，单细胞生物的解剖学结构根本不同于脊椎动物，但是一些东西，例如脊椎动物的专门功能诸如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循环系统的运行，与通过单细胞的间歇性适应活动的变形虫都有所体现。因此，我们可以说变形虫和脊椎动物一样具有相同的生理功能。此外，我们用源自更为先进的研究生物学类型的功能概念去和较少分化形式进行比较。事实上，只有通过使用源自分析不同生物体的生理功能分类法，我们才能将其和更简单地进行比较。

在同样的意义上，如果我们着眼于复杂的政治系统，就可以观察到履行特定任务的专业结构。我们观察选民、传媒、压力集团、政党、议会、官僚机构和法院，通过观察这些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可以弄清楚将政治输入转化为输出的过程中什么特别工作被完成。而且我们可以用这些功能类别来比较复杂的政治系统之间以及它们与较少分化的系统之间的差别。

我们提出一个政治转换功能的六重分类法:^[14]利益和要求的衔接；^[15]利益聚合或者综合为政策建议；③将政策建议转换为权威性的规则；④将一般规则适用到个案中；⑤在个案中对规则做出裁决；⑥将与这些事件相关的信息在政治系统内不同结构之间、社会和国际环境之间进行传递。

六、政治系统的能力

四十多年前，马克思·韦伯在他的论文《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劝告我们从实效方面来思考政治。他告诉我们:“……我们不能根据国家的目标来定义国家，不能用国家的活动内容来界定国家。几乎没有什么工作，不会在某时某地，被某种政治团体引为己任……最终，我们仅可以根据它所特有的特殊手段来定义现代国家……换句话说，也就是武力的运用。”①当代经验主义政治学理论倾向于追随韦伯对权力和过程的强调，政治是什么？政治如何运行？它强调两个问题:（1）谁作出决策？（2）决策是如何作出的？②政治系统的表现能够按照道德和意识形态规范标准，倾向于从结构和过程中推理和衡量。当我们介绍能力的概念以及它们的发展和转换时，我们增加了另外两个涉及“谁？”和“如何？”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影响政治系统，它在自身所处的国内与国际环境中做了什么？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和国际环境影响了政治系统的哪些方面？

帕森斯理论逐渐满足了当代政治理论家的需要，当他这样谈到政治体的功能时，“……为了公共政策的形成和执行动员社会资源和为了实现集体目标做出的承诺”^[16]。弗朗西斯·萨顿同样强调处于社会和国际环境中的政治系统功能的重要性，强调内部环境与国际环境的整合。^[17]发展政治系统能力的概念体现了引领理论发展的追求，但是我们不得不在对政治系统及其所处的环境关系类型上走得更远，因为“目标实现”、“整合”、“表达”必须被分解为不同的部分，而且这些要素被看作是连续性的，如果我们能够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对处于特定环境中的政治系统运行的表现进行分类。

能力是一种描绘政治系统及其运行变化、并根据其表现对不同政治系统进行比较的概念。我们对能力的特殊分类是一个编码方案，它源自一种非正式的预先测试操作。我们必须使之能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帮助我们区别不同政治系统。

根据我们在前文提及的关于输入与输出的分类，我们将能力分为五种类型。它们是:①提取能力，②规制能力，^[18]分配能力，④象征性能力，⑤回应能力。这五种能力可以被看作功能要素。也就是说，任何政治系统，无论是多么简单或复杂，都必须从其所处的环境中的其他系统提取资源，规制行为，进行价值分配，对要求做出回应，并和其他系统进行沟通。这里当然有其他的方式对系统—环境层次上的政治系统的功能要素进行分类③，但是这个特殊的分类作为一个有用的起点被呈现出来。它是历史的和当代的政治系统的一种非正式编码的产物。只有通过对这些分类进行正式的和明确的使用，才能够对它们的有用性进行严格的测试。

但是，如果说这些是任何政治系统具有的功能要素，这仅仅是开始，因为我们没有兴趣去界定那些极小的政治系统。我们专注于描绘历史上的和当代的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系统，在系统—环境层次将其和其他系统进行比较，并将其区分为有意义的等级，探寻它们的发展属性。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须要将能力视为衡量性能（或者是实际性能，或者是潜在性能）大小的参数。我们强调，能力指的是性能，但是要和包含在性能中的制度和机构区分开来。制度、结构与性能的关系问题是政治分析的核心问题，而且我们不应该痴迷于采用特定的测量手段和设备获得性能的比率。

最好的想法也许是将能力视作特殊种类性能的范围。对一个特殊的政治系统的审视可以通过观察一定时期内它的资源提取速率的变化来实现。在战争状态下，这个速率可能是高的，在正常时期，这个速率也许是很低的。但是弄清楚能力的范围这一问题比审视其在正常或危机情况下运行速率的变化更加复杂。我们也许需要说明一个政治系统的提取潜能。系统在何种情况下需要何种提取速率？这一问题部分地可以从过去的运行记录部分推理得出。为了获得能力范围的各个层面，我们须要考察能力支持的各个层面。

在这里，我们很有必要去区分能力与精英政策和目标之间的关系。精英政策和目标通常比能力包含更多内容。例如，一种经济发展政策会要求资源提取和规制的增加，有时也需划定分配线，通过增加象征性能力应对需求输入。从这一点来看，能力也许被视为精英的政策目标实现的媒介。不同阶层的不同要求决定了政策输出，能力分析对于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政治分析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它使我们能够在操作层面明确区分不同类型的经济发展、福利以及其他类型的公共政策。

这也许是为了指出能力分析对于规范的政治学理论的启示。对政治系统性能和能力方面的内涵的阐述可以帮助我们弥合政治系统的科学研究与政治系统的规范研究之间的鸿沟。至于国家的“正当目的”问题，它需要从经验层面针对不同类型的政治系统，在国内社会层面的个体和群体互动与国际环境层面的政治和社会系统的相互关联得到经验性的验证。对政治系统性能以及政治的附属物（与“谁”和“如何”有关）的经验主义研究，应该能使我们在操作层面上领会到底什么是政治系统的善与恶、公正与非公正。

我们现在可以转向讨论能力的五种分类。提取能力指政治系统从国内和国际环境中获取物质和人力资源的能力，是衡量政治系统性能的工具。我们把这项能力单独列举出来是因为这里有诸如蒙古帝国、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军阀、墨西哥的游击队首领之类的政治系统，这些政治系统几乎不具有提取能力之外的其他能力。单列出这一能力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处于所有政治系统之中，而且是区别政治系统的特殊类型的明显标志。这种提取能力可以通过其余国民生产总值的一种比例得到量化，随着时间的变化其变化可以进行量化评估。

规制能力是指对政治系统中的个人或者群体的行为进行的控制。这一能力比提取能力更难量化，尽管它的各个方面可以被测量。通常，它的量级、模式以及其量级和模式的变迁，是可评估的。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将注意力集中到规制的目标、规制的频率和强度，以及对规制的容忍度上。尽管测量这种能力变化的指标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这一衡量系统分类和发展的路径的实效性是显而易见的。采用这两种能力的概念，我们可以将前文提及的政治系统与艾森斯塔德在他的新书中所描述的历史上的提取—规制型官僚政治系统作出区分。^[19]此外，我们根据规制性输出在根本上不再是无意识的结果或提取和实现它们自己的目标的工具，（例如社会公正、秩序、经济优势或宗教认同的概念）绘制出从一个规制系统到另一个规制系统的发展进程图。

分配能力是指将政治系统中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服务、荣誉、地位和机会分配给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这涉及政治系统作为个人与群体价值的分配者和再分配者的行为流。这种能力的一些方面比其他方面更容易测量。税收结构可以被视为分配的一个方面。福利和教育项目的投入可以根据社会阶层的影响以比例的方式被量化。尽管公共政策对各个社会阶层的主要影响是很难量化的，但总体模式可以作为比较和发展目标的特征。

我们阐述的政治能力概念隐含着一种能力分析的逻辑。提取能力包含着一些规制和分配的内容，尽管这些结果可能是计划外的。如果仅仅只是为了获得对规制而言必不可少的资源，规制能力包含了提取内容，设想一种不影响价值和机会分配的规制是非常困难的。这些能力不仅仅是在逻辑上相关联的，而且暗示了一种能力发展的次序。基本上只有提取能力的政治系统是其中最简单的。它们不要求如提取—规制型或者提取—规制—分配型系统所要求的角色分化和专业分工。规制型系统不能脱离提取能力而发展，所以一种能力的发展要求另外一种能力的发展。提取能力的提升意味着规制能力的提升。例如，当政治系统从间断的索取贡品或猎物转变为某种形式的正规化税收。同样的，一个分配型系统暗含着提取能力的内容。很显然，分配能力只有和规制能力结合在一起，才能达到更高的分配水平。

在前文中我们提到象征性输入，它涉及对部分政治精英在国家受到威胁、特别的庆典场合、颁布法令以及精英群体就政策意图沟通时表现出的象征性行为的要求。我们提到象征性支持，意味着对此类行为的要求:例如表达对政治精英的尊重、自豪或热情；展示国家的物理符号，例如国旗和纪念碑，以及政治仪式。我们谈及的象征性输出，包含精英的价值主张，物理符号的展示，在位者的神圣，或令人肃然起敬的办公室，或政策和意图的声明。为此，我们需要去阐释政治系统的象征性能力，并分析其与其他形式的能力的关系。当然，我们所指的象征性能力不仅仅是定量地输入、输出政治系统的象征性事件流。如果能力意指一系列运行比率概况的话，例如提取、规制和分配的比率，那么象征能力则是指从政治系统输入社会和国际环境的有效的符号流的比率。旗帜、军队和舰船的展示，纪念日庆典场合中仪式的举行，或王子、国王、总统的出生、结婚、加冕、死亡时候的仪式，纪念碑的修建，高官或者王室的访问，都是象征性输出，或者是为了回应要求，或者是由精英独自发起的。此种类型的象征性输出的影响是很难去测量的，尽管政治精英（以及记者和学者）经常尝试着这样做，通过计算观众的人数，记录掌声的分贝和持续时间，审视观众的风度报告，或进行态度调查。同样，精英对某种价值的肯定有时有效，有时无效。但是他们能够创造或动用“支持储备”，就像丘吉尔二战时期的演讲那样。政策声明或许利用其他类型的系统能力，增加对于提取的默许度、规制时的服从度、分配时的接受度，并降低输入的需求。

象征性输出和象征性能力不是一回事。曾经具有教化意义的、恐吓性的、激动人心的、能够被看得到的、收听得到、或者阅读得到的象征性输出不再具有象征性能力。王室成员和高官可能会被人们吐口水、扔腐烂的蔬菜，他们的塑像可能会被人从高处抛下，他们编纂的宣传册可能被人扔掉，电视和收音机被关掉。或者就新兴国家而言，这种符号即使有共鸣的话，也会非常少。符号信息可能会被传递，但很少被人们接受。地方政府的符号可能仅限于一些被赋予合法性的符号，而核心的符号输出可能很少，且意义和影响十分有限。

提取能力、规制能力、分配能力和符号能力成为描述政治系统向内部和外部环境进行输出模式的途径时，那么回应能力则用来阐述社会或者国际政治系统的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关系。这种回应能力是政治系统针对环境的需求对输出活动作出的一种效果评估。此外，这一概念的有用性事实上暗含了量化操作的可能性:通过既定的回应数量和相对总需求关系予以测量。我们很难将对回应能力的测量转化为对特殊的关系量化这一过程的困难降到最低。事实上，我们将不得不通过近似值法来测量输入和输出的关系。

请读者原谅我们目前对于政治能力这一概念的阐释的不成熟。在输入—转换—输出这一模式内，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合乎逻辑事情是从政治系统与其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之间互动的角度看待政治系统。政治系统的能力是指系统输入—输出的特别模式，是对政治系统的特殊性能的整体概括。我们更有兴趣阐释层次分析的重要性而不是追求这个特殊分类模式的有效性，更关注集中和指导理论假设与研究而不是展现一个即将成熟的形式化的理论。这件事情的真正意义是通过历史的和当代的研究得到一个好的能力理论，并且在研究中验证这一理论及其分类体系。

我们尝试把同样的能力分析模型应用于政治系统的国际互动。正如政治系统对其所处的社会具有提取能力那样，它对国际环境也同样具有提取能力。因此，政治系统可以从国际环境中获取战利品和贡品，或者它可以指导和保护贸易与投资，获得援助或贷款。同样的道理，政治系统同样具有国际规制的能力，例如对别国领土的占领和对占领区人民的同化，或限制其他政治系统在其政治、宗教或者军事安排活动上的自由，或通过加入国际组织来影响国家的行为。政治系统的国际分配能力体现在关税协定、资助的给予、援助、借款和技术援助上。其国际象征能力表现为在国际环境中影响政治系统的符号输出效果的一系列措施。革命性符号输出也许会对其他政治系统的运行和发展以及其在国际环境中增加其他能力的效果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国际环境中以呼吁共同文化和传统为形式的符号输出相应地也会影响其他政治系统的运行和发展，并激发有益于政治系统的回馈。政治精英的外交政策声明和意图对处于初始阶段的政治系统的其他能力有重要影响，对其他政治系统的能力也有重要影响。政治系统的国际回应或调节能力可以表述为:为了应对来自国际环境的需求，政治系统的提取、规制和分配能力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

再者，对能力的概念的界定使我们能够比之前更系统化地处理内部能力和外部能力的关系，就像它使我们能够处理能力之间的关系。因此，一个仅仅发展了内部提取能力的政治系统是不可能在国际环境中发展其他形式能力的。仅仅当一个政治系统发展了实施社会规制所必需的政治制度和政策定位时，它才可能在国际环境中去追求规制目标。同样的，一个还没有发展内部分配能力的政治系统是不可能在国际环境中追求分配目标的。最后，一个有着高内部回应能力的政治系统的国际回应能力和发展能力明显不同于一个有着低度内部回应的政治系统。在这里，我们认为国内能力与国际能力之间是有联系的。除此之外，我们仅能说国内与国际能力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适合于综合使用演绎和经验的方法概括的事情，而非单纯依赖逻辑推理。

我们研究政治系统的目标是要:①通过对政治系统的国际国内环境之间的输出和输入流进行汇总，发现和比较这些政治系统的能力概况；②发现和比较将输入转换为输出的政治结构和过程；③发现和比较使这些系统保持平衡，或者使之能够适应环境变化抑或源于自身内在发展变化的录用和社会化过程。

这里也涉及到其他社会系统的能力问题。正如我们可以通过政治系统的能力概况来总结出它的特殊层次和能力范围，政治系统是社会中众多系统的一部分，国际系统也是这些系统中的一员，也具有类似的能力。就像经济系统、宗教团体、家庭、亲属关系以及部落结构之类，社会系统也从环境中提取资源，规制行为，分配价值，展示和传输符号，并回应需求。同理，处于国际环境中的政治系统也同样需要具备提取、规制、分配、符号的和回应能力，以应对政治系统的输入需求。经济体的分配能力将会影响分配需求、规制需求的比率和强度，也会影响到其他可能进入政治系统的东西。政治系统发展规制能力的需要会随着包括国际政治系统在内的其他社会系统的规制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当我们思考影响特殊政治系统的能力的因素时，我们必须将其置于相互作用的社会系统这一背景下，在这些系统里，政治系统只是其中一个。

七、能力的支持方面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强调了能力运行的诸多层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比率也许可以通过特殊种类的输出的量来计算。我们已经指出，能力的范围只能部分地从这些性能的比率上去推断，由于政治系统可以在“低能力”的状态下运行，或许它们也可以动用有限的储备。为了弄清楚能力的问题，我们需要先讨论支持的问题。如果我们想完成评估政治系统的提取能力这一艰巨任务，那么我们需要寻找量化的标准，或者评估根据社会总产品的比例来提取现金、商品和服务的价值。但是对提取能力量化时有两个问题可能会被忽略:第一个是政治系统征收的数量与支付的数量的关系。有多少逃税的？有多少逃兵役的和开小差的？每天的报酬和每天的付出相等吗？部队能在战斗中坚持下来吗？我们说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缺乏公民精神，意思是指存在一种不作为、规避、反应迟钝和逃跑趋向的政治文化。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一种评估政治系统的社会回应状况的方法。人们交税吗？服从法律吗？接受政治系统决定的价值、机会和财富的再分配吗？响应符号性的行动和呼吁吗？

与支持表现相关的是“潜在支持”的概念。政治系统的税收收入，应征收的税款与实际征收的税款之间的比例，不会告诉我们政治系统的潜在税收是多少。同样，对服从规则的输出的测量也不会告诉我们政治系统的服从潜能有多大。

能力的支持方面应该能够被测量。因此，我们可以依据资源征收额与支出额的比例、实际服从与服从需求的比例、接受的分配与强加的分配的比例，回应符号性输出的民众人数与预期的人数的比例等一系列形式来测量能力的支持方面。另外，除了测量支持行为之外，我们需要知道，在变化的条件下，一个社会在其政治系统和社会基本结构不变的情况下，政治系统能够接受怎样比例的提取、规制、分配和符号感受。

这似乎引起了不必要的概念混乱，但是我们始终坚持对于政治系统的这种判断。对忠诚、士气以及承诺的评估与政治系统的性能和稳定性有关。我们的建议是:测量能力的支持方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即通过对支持的表现的评估(换句话说，行为的评估)和通过考察政治文化，以此来确定支持的可能性、忠诚的深度、承诺的广度，以及各种目标支持的有效性等。这些构成了一种政治系统的“储备”，而且我们需要在比较政治系统的过程中，对这些储备的前景作出认真思考。

关于系统储备方面的内容，需要就能力的支持状况做进一步的说明，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一种普通的储备。可以以对政治系统提取、规制、分配或符号性输出等形式的支持勾勒出来。政治忠诚和认同可能来自于对更高的税率、更大程度的规制、更大程度的社会分配、更有侵略性的国际能力特征系统的支持。但是可能而且经常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对那些具有可交换性特性的行动的僵化支持通常会伤及另一方。这里也许有比规制措施更大的和更有效的潜在分配措施的支持。而且这些潜在的支持也会因阶层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系统能力储备构成政治文化的一个方面，这种“支持倾向”分布在政治系统的不同阶层和角色中。如果我们打算去解释和预判政治系统的性能，我们不得不去评估这些储备的内容、大小以及它的可变性。

八、致紊性输入

到目前为止，我们提出的问题不只是如何对变量进行分类，也没有超出政治系统的范围。它不只是一种分类方法，因为它阐释了能力之间、政治系统的结构与文化之间以及系统维护和适应功能的运行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至少有一部分源自假定，这种通过实证观察获得的假设可能与历史数据不符。它尚不能构成一种理论，因为先前的系统研究是一种开放性问题:这些对能力、转换和稳定功能的特殊的分类是否能帮助我们去区别这些变量。为了建构一个完善的理论，我们需要了解这些变量。

这些提议可以被视为朝向建构一种政治系统理论和政治系统发展理论第一步。例如，我们的能力分析暗含了一种明显不同于任何简单的或直线发展意义上的政治发展理论。能力分析的逻辑是清晰的，如果没有规制能力，就不会有提取能力；如果没有一种特殊类型和层次的提取能力，就不会有规制能力；如果没有规制和提取能力，就很难有分配能力。而且回应能力的发展将极大地影响这些输出能力。此外，政治系统运行的支持将会受到其他能力的大小、内容和相互关系（尤其是符号能力）的影响，并且反过来会影响它们。最后，国内能力的特殊模式也会显著限制和影响国际能力模式，并受到国际能力模式的限制。

此外，能力理论使我们能够将政治系统在其所处的国内与国际环境中的运行状况和它的内部特征联系起来。我们认为，系统环境运行的任何水平或模式都依赖一系列结构和文化状况。提取能力，无论它是多么的简单，也会依赖一些专门化结构和角色定位。规制能力需要军队、警察和官僚机构以及“命令服从”预期和方向作为支撑。分配能力的发展需要更进一步的结构专门化（福利机构、教育制度）与发展分配、福利所需的平等主义倾向。符号性能力依赖一些政治仪式和图腾，崇敬和尊重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崇敬和尊重政治仪式，以及政治角色和政治个体的态度的发展。回应能力依赖专业的基础设施和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发展，以及政治系统的其余部分对其出现的适应。最后，政治系统运行水平和模式的变化需要系统以角色分化，改变录用模式，以及新的政治社会化的形式来适应。

我们所呈现的内容尚不能构成一种理论，除了前文提及的原因，还有另外一层原因。政治系统能力分析会使我们概括出政治系统的能力获得何种类型的发展，但是它并不会告诉我们什么因素影响政治系统的变化和发展，什么因素促使了能力的变化。

能力的变化是特定种类的输入和政治系统进行互动的结果。试想，在一定时期内，处于均衡状态的政治系统存在各种形式的需求和支持，有的来自社会各类群体，有的来自国际政治系统，有的来自政治系统内政治精英的输入。也存在着从该政治系统进入社会或者国际政治系统进行提取、规制、分配和传播等的各种形式的输出。在政治系统内，需求与支持的输入转化为提取、规制、分配和沟通等形式的输出。当这些输出的变量处于特定的内容和范围内，而且现存政治系统的结构和文化能够处理这些信息流时，我们就可以说政治系统处于均衡状态。但是设想一下，如果这些输入的某一个或若干结合在内容上或重要程度上发生了变化呢？

假定一个政治系统出现了经济衰退和失业问题，需要从政府获得工作机会和食物，或者战争突然爆发，邻国武装威胁本国领土安全。或者设想一个新的统治阶级鼓励大规模地兴建庙宇、王宫及陵墓。或者假定一个政治集团开始实施激进的税收政策；或者强迫人民信奉统一的宗教并镇压其他宗教；或者实施大规模的福利项目。这些输入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具有开创性意义。功能失调，也就是说，它们需要这个政治系统在量级和表现形式上都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些致紊性输入就是导致政治系统的能力变化的“原因”，也是导致政治系统的转换模式和结构以及社会化和录用功能的性能发生变化的原因。我们需要明白这些致紊性输入是如何影响政治发展的，以及何种致紊性输入会影响何种能力模式。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找出影响这些输入变化的因素。我们认为引起输入变化的因素主要有:①数量上的变化，②实质或内容的变化，③强度的变化，④来源的变化，⑤在既定的时间点上影响政治系统的致紊性输入的种类的变化。我们也要记住，在考虑这些输入对政治发展的意义时，不仅要考虑到精英对来自国内和国际环境的致紊性输入的反应，还要考虑到我们研究的系统之外的那些系统——同一社会中的其他社会系统和国际政治系统的能力，当它们影响该政治系统的过程并被该政治系统的过程所影响。我们将分别谈到这些问题。

第一，数量维度。致紊性输入是可以增加的。因此，政治参与的需求可以从中产阶级中产生，扩展到城市劳动阶级，直至农村的劳动者。在其他国家，政治参与需求也许表现为要求普选。因为缺乏更好的术语，我们可以将这种变量表述为一端为“增量”而另一端为“高量级”的连续统一体。致紊性输入的量值对于政治发展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将影响到政治系统依赖的文化和结构的适应性。参与需求量值的增加所需要的仅仅是一点小的态度上的改变和一些有限的结构上的调整。而高量级的参与需求的增长通常需要的则是根本文化导向的重新定位和更复杂的政治基础机构的建立。

第二，致紊性输入涉及一些特殊的议题和领域。例如，土地所有制、市场关系、公务员的选拔和任用、宗教实践和家庭关系等。这些创新性输入的实质或内容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治发展的模式，因为政治系统更容易接纳福利上的变革而非监管或参与方式的变化。换言之，特殊的致紊性输入将会因业已存在的文化与政治系统的结构差异而变化。

第三，致紊性输入在强度上是有差异的。新的社会阶层争取投票权时常常采取有序的请愿方式，也可以采取暴力的示威方式。低强度的需求将使该政治系统面临一种与高强度需求不同的适应性问题。低强度需求也许导致系统丧失适应性。然而，高强度需求或者以新的阶层被赋予选举权的形式引起政治系统的回应能力变化，或者以警察和镇压行动增加的形式引起政治系统规制能力的变化。

第四，致紊性输入因其来源不同而不同。对政治系统而言，来源于国际政治系统、政治精英或国内社会的创新性输入会对系统的适应性产生不同的影响。在最后一种情况下，至于需求的输入来自哪一个社会阶层或国内社会的哪个子系统也都会呈现较大的差别。一个长期遭受大规模战争的政治系统与一个保护自身安全免受威胁的政治系统相比，前者会发展出一种完全不同于后者的系统能力、政治结构及文化。来自政治精英的创新性输入也许比来自其他国内或国际政治系统的输入更快地引起政治系统能力的变化。此外，上层阶级中产生的致紊性输入与相对弱势阶层产生的致紊性输入相比，前者会较少地触及现存的政治系统的结构及文化上的根本变革。

第五，当政治系统面临一种或者瞬间同时遭遇多种创新要求，其影响将会呈现较大的差异。例如，一个政治系统受到战争的威胁，同时又面临提高政治权利和改善福利的要求。它可能就需要对这些致紊性输入做出选择性应对，回应一些要求、而压制其他要求。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将受到突然发生的或累积的革命的根本影响，就像那些能够逐一应对各种危机、具有优势的政治系统才能在历史长河中留下印记。

我们也要关注那些受益于致紊性输入的政治发展。不论这种创新性输出的来源是国内政治系统还是国际政治系统，它们都会通过影响政治系统的输入影响社会变革的进程，或者通过影响政治系统需求和支持从而影响其他社会系统的能力。但是这些致紊性输入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是间接的，通过输入反馈体现出来的。因此，福利系统的能力的发展可能会产生社会结构及态度上的变化，这些变化会对社会带来一些支持性输入的增加。从侵略性外交政策到调和性外交政策的转变将会为福利系统能力的发展增加有效资源，并促使政治精英对福利输入进行创新。

在讨论致紊性输入时，我们已经强调过不同种类的需求在数量、内容、强度、发生率上的变化。但是功能失调可能由支持流的波动、道德失范、录用活动的失败、税收收入的下降、违法行为的蔓延等引起。毋庸多言，支持的波动将会受到社会上的政治精英制造的这种需求的影响，也受到精英对来自社会需求的回应的影响。

政治系统对功能失调的荷载程度因国内社会中其他社会系统及国际系统的能力不同而变化。一个经济体可以开发出新的能力——新的生产和分配系统，其结果就会使具有分配需求的政治系统的荷载大大减少，从而影响到政治发展。或者一个宗教系统可以开发降低政治系统中的创新性需求的规制能力；或者国际政治系统将发展减少该政治系统的压力的规制能力或分配能力，例如，联合国的国际军事或技术支持机构的成立为一些新兴国家的提取和规制能力的发展减轻了压力。同样，其他社会系统中的能力的存在或发展会影响到致紊性输入的速率，将这一流动保持在增值和低强度水平，而且也许能帮助避免一些“功能失调综合征”的出现。

在试图解释政治发展的特殊模式时，我们决不能忽视政治系统以外的创新和变化。其中有一个变量我们必须特别关注，那就是政治系统中的重要的角色录用遭遇到致紊性需求和支持时，政治精英们的反应模式和行为表现。也许“反应”这个术语是不恰当的，因为它会让我们忽视政治精英的原创性活动。政治精英既创造创新性输入，也对他者创造的创新性输入做出反应。当政治精英自身是创新的来源时，当他们在追求这些目标过程中发展新的目标和系统能力时，我们必须审视系统能力的变化，并追踪因政治系统能力的变化而对社会和国际政治系统能力发展带来的结果，以及这些环境对该政治系统的再反馈。

当政治精英对致紊性输入作出“反应”时，我们必须审视这些反应和政治系统的荷载之间的关系。政治精英的反应模式将会决定是否一种创新性需求会发生从低量级到高量级，从低强度到高强度，从单一变量到多元变量，从单一来源到多元来源的变化。从政治系统能力发展的视角看，致紊性压力和政治精英反应的互动与其他社会系统的反应模式是同等重要的。

当一个政治精英面临致紊性需求和支持时，他有三种可能的反应模式或模式组合可用。第一种是作出选择性反应。例如，如果某一社会阶层要求选举权，政治系统可以屈服于这些要求，并接受其带来的文化、结构及运行的变化。选择性反应是对这些需求的默许。为此，要求福利项目变革可以通过这样的创新来满足，尽管这些适应型的行为通常需要一些精英开展创新性活动，诸如对福利项目的内容详细的说明，人员的招募与培训，实施模式修订、验证与完善。

第二种政治精英可能的反应方式可以被描述为拒绝。对要求的拒绝包括以冷漠的形式(让他们吃蛋糕)，明确拒绝或者抑制创新需求等各种形式。拒绝的方式当然会影响到系统能力的发展。冷漠可以导致各类需求在数量、强度及关联群体上的集聚和增加。当创新压力集聚到一种程度时，政治精英必须作出适应或压制的反应的时候，任何一种反应或者反应的方式都将影响政治系统的能力和结构。例如，适应会导致福利能力的膨胀，而压制会导致规制能力的膨胀。

第三种精英反应的方式是替换。人们对“面包”的需求可能会以增加“马戏”输出的形式得到“满足”。人们对选举权的需求可能会通过提供国家荣誉感、侵略性外交政策或福利政策的形式得到“满足”。历史上充满了各种政治精英用替代方式来应对致紊性需求的例子，尤其是在福利及政治参与方面。政治精英通过替代的方式来影响政治系统的发展相当复杂。这种替代性反应可能会“吸收”致紊性需求，就像德国在建立第二帝国后那样，中产阶级倾向于“忘记”他们的自由主义冲动而代之以对民族统一和荣耀的幻象。有时这种替代性反应也可能推迟创新性需求的进度，或者这两者兼而有之。此外，替代性反应也可能影响自身的能力，例如，国际系统能力的扩张导致官僚政治、军事力量以及政治文化的发展。

九、系统适应、录用和社会化

系统变迁的核心内容是新的规则及新的态度的出现，例如新的能力或能力水平、新的政治制度及过程、对新的精英的呼唤、精英训练和灌输方式的改变以及各阶层的期望、义务、价值和信仰的改变。政治系统的社会化和录用过程与政治变迁有特殊的联系。我们需要考虑到这些系统的适应性功能的不同形式，因为这涉及政治变迁的过程。

录用和社会化模式影响政治发展通常是通过发生在其他社会系统内的变迁实现的。例如工业化进程。工业技术及相关领域的发展，如城市化和大众传媒的拓展，倾向于动员(卡尔·多伊奇语)社会中的新兴阶层，将他们录用进新的经济和社会团体中并承担不同角色，产生不同的态度。行动及态度的变化引起政治倾向的变化，并刺激新的参与和福利需求。新的政治精英(中产和劳动阶级的领袖及组织者)可能被录用并构成政治系统的结构变迁的新的需求来源。工业经济中录用的成年人会被重新社会化；城市工业家庭中出生的孩子和来自农村家庭的孩子的社会化方式存在较大的差异。这说明存在这样一个逻辑:工业化影响总体社会化、角色分化和录用，这些反过来又影响到政治社会化和录用，并对政治系统构成创新性压力。

宗教系统上的变化也有相似的结果。宗教改革运动及个别教派的兴起，例如卫理公会，改变了英国社会化和录用的内容与形式。新的宗教精英，牧师和教士得到录用并形成了一个新兴阶层，政治精英从这个阶层中被选拔出来。在卫理公会的案例中，早期的英国贸易联合会和工会领导人都是从卫理公会亚文化团体中选拔出来的，就像19世纪早期激进的中产阶级精英是从早期的基督教新教教派中选拔出来的一样。

录用和社会化影响政治变迁的第二种方式是通过政治精英自身采取的一些创新性行动。政治精英可能直接操纵社会化和录用过程。这种方式集中体现在全能主义国家的政策中。在全能主义国家，政治权力渗透到整个家庭、社团、教堂、学校等社会基础结构中。在这些地方，政党会建立组织系统并从年青一代中录用人员。通过政党、政党控制的组织和传媒对成年人的再社会化过程进行控制也是全能主义国家的一项政治策略。尽管这种模式主要发生在全能主义国家，在其他地方也很普遍。将公民教育引入学校是民主国家的一种普遍做法。在宗教威权国家，教堂和学校被自觉地用作政治社会化的工具。

录用和社会化影响政治变迁的第三种方式是精英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对创新性压力作出反应。政治精英对于人们的政治参与和福利需求的适应性反应不仅会对政治文化、结构和能力引起立竿见影的变化，也会通过为政治系统培养青年人、以实物、服务和归属感的形式提供支持等方式对家庭和社区的社会化进程产生持久的影响力。消极的或疏离社会的年轻人也许会通过政治精英的适应性和回应性行为被重新社会化，实现从疏离社会到忠于社会的改变。政治精英的拒绝性反应则会产生相反的影响，并影响支持率和政治系统的支持潜能。

为了实现政治社会化和政治录用的目的、侵略性外交政策的选择以及日常的福利应该被重视。如果一项侵略性外交政策获得成功，可以大大增加支持并将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内容引入到家庭、社区和学校社会化过程中去。如果这项政策没有成功或耗资巨大，它可以在民众中产生取消支持和疏离社会的趋势。法国和德国的政治历史很有启发性。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和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政治文化中的激进主义和疏离趋势导致法国在普法战争及两次世界大战中遭受耻辱性失败，虽然最终获得胜利，但是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法国共产党的快速发展壮大部分地受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巨大灾难激发起来的强大的绥靖主义思潮。第四共和国的垮台则是由那些经历过军事失败和法兰西殖民帝国崩溃的军官触发的。

德国民主化的失败归因于普鲁士及德国近几个世纪以来推行的侵略扩张导致的社会的官僚化和军事化。德国的教育制度和家庭生活被军事独裁主义社会塑造，并倾向于产生缺乏“公民勇气”的顺从。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精英大多是从一战时期的“另类分子”中录用的，多年的战争生活导致了这些精英们难以适应战争之后的和平状态。

这里的顺序涉及影响政治社会化、录用结果反馈的外交政策的特殊模式，这种特殊模式反过来影响政治系统中的需求和支持。我们试图将政治发展和致紊性关系通过社会和国际环境互动联系起来。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录用和社会化的过程因为反映了社会变迁并刺激了政治变迁，成为政治变迁最直接的工具，或者说因为它们通过公共政策的特殊模式而成为政治变迁的工具。

在这里，我们阐述了政治系统是如何运行的（例如它的“保守性”或“活动性”），它的转换特征(例如结构的协调或不协调，文化的凝聚或离散)以及政治录用和社会化过程。如果从政治系统及其社会和国际环境的互动的特殊历史的角度来理解，是解释得通的。我们不仅仅是想提出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观点:我们可以从历史学习中了解到很多有关政治发展的知识。我们的目标是通过系统地比较历史来探寻政治系统发展的路径。这不得不通过一个通用代码表、一整套分类标准以及关于它们的相互关系的假定来实现。政治系统的适应性理论也许仅仅是一个起点。我们不仅需要正视来自比较政治领域的最近两种研究取向的批评，同时，也要测试并系统地阐述违反人们既有的政治历史经验的政治系统理论。

【注释】

[1]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1911—2002年），先后任教于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刘少博，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中外政治制度方面硕士研究生。郭小虎，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中外政治制度方向博士研究生。

[2]这篇论文对于政治变迁理论可能具有的价值取决于和我的论文一起出现的一系列争论，Comparative PoliticalSystems，JournalofPolitics，XVII[August1956]，391-409，而且在AlmondandColeman（ed.），ThePoliticsoftheDevelopingAreas（Princeton1960）一书中的引文出现后稍微变得更加生动。一些早期的和部分的观点参见Almond，PoliticalSystemsandPoliticalChange，AmericanBehavioralScientist，VI（June1963），3-10.这一论证一部分来源于我自己的思考，一部分来源于研讨会上的研究生，一部分来源于评审人，更主要的是来源于我在比较政治学会的朋友和同事。这些观点在由比较政治学会举办的两个夏季研讨会期间被部分地阐述，这两个研讨会分别在1962和1963年举办。在夏季研讨会期间，西德尼·维巴花了几周时间和我讨论了“输入—输出”和“能力”理论。我的这些阐述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西德尼·维巴。

[3]Bronislaw Malinowski，Magic，Science，and Religion（Anchor Books:Garden City，N.Y.，1954）；A.R.Radcliffe-Brown，Structure and Functionin Primitive Society（Glencoe 1957）；Talcott Parsons,Essaysin Sociological Theory Pureand Applied（Glencoe 1949）；Parsons，TheSocialSystem（Glencoe 1951）；Talcott Parsonsand Edward Shils，（ed.）,To warda General The oryof Action（Cambridge，Mass.，1951）；R.K.Merton,Social The oryand Social Structure（Glencoe1957）；MarionLevy，Jr.，The Structure of Society（Prinston1952）.

[4]Levy,Structure of Society,I49ff.

[5]Talcott Parsons,Economyand Society（Glencoe1956），I6ff.

[6]ParsonsandShils（ed.）,TowardaGeneralTheoryofAction,I07ff.

[7]参见CarlG.Hempel，TheLogicofFunctionalAnalysis，和AlvinW.Goulder,Reciprocity and Autonomy in FunctionalTheory，以及Llewellyn Gross（ed.），SymposiuminSociologicalTheory（NewYork1959），24lff.

[8]功能的要素分析的路径和较早的工作有关，但是在功能的这三个等级的明确差异上是不同的。至于功能理论在政治系统研究中的其他应用，主要参见David Apter,The Gold Coast in Transition（Princeton 1955），325ff.；Apter，AComparative Methodfor The Study of Politic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LXIV（November 1958），221-37；Apter，contributionto Harry Ecksteinand David Apter（ed.），Comparative Politics（NewYork 1963），723ff.；WilliamC.Mitchell，The American Polity（NewYork1962），7ff.

[9]David Easton，The Political System（New York 1953），130ff.；Harold Lasswell and Abraham Kaplan，Power andSociety（New Haven 1950），176；RobertDahl，Modern Political Analysis（Englewood Cliffs，N.J.，1963），5ff.

[10]参见Max Weber，Politicsasa Vocation，in Hans GerthandC.Wright Mills（ed.），From Max Weber（New York，1946），p78.

[11]AlmondandColeman（ed.），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Areas，p7.

[12]Ibid.,p.8.

[13]AnApproachto the A nalysis of Political Systems，World Politics，IX（April1957），pp.383-400.

[14]GerthandMills（ed.）,FromMaxWeber，p.77.

[15]参见HaroldD.Lasswell，Politics:WhoGetsWhat，WhenandHow（Glencoe，1959）；Dahl，ModernPolitical Analysis.

[16]TalcottParsons,StructureandProcessinModernSociety，Glencoe，1960，p.181.

[17]SocialTheoryandComparativePolitics，inEcksteinandApter（ed.）,ComparativePolitics，p.77.

[18]参见DavidApter，AComparativeMethodfortheStudyofPolitics，inibid.,82ff.

[19]S.N.Eisenstadt，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Glencoe，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