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政治整合困境探源与前景展望

郭小虎

（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讲师，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

［摘要］在全球化的今天，由于资源要素的大规模自由流动，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今天这样，对外部的依赖如此强烈。全球化时代对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而言，面临的最直接现实问题就是主权边界的相对衰微。随着各个国家对外部依赖性的增强，对外政策及对国内政治影响更加深远，在特殊的地缘政治背景下有时甚至具有决定意义，这在客观上要求每个民族国家站在全球化视野下重新审视政治整合的重要意义，确立政治整合的全球视野。本文以全球化为背景，以埃及为典型案例，重点分析以“穆兄会”为班底的穆尔西政府在埃及国家政治整合中所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对埃及政治未来走向作出展望。

［关键词］穆兄会　政治整合　政治冲突　现代性　内源发展

一、埃及政治整合困境分析

2010年底，在北非和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发生了一系列以“民主”和“经济”等为主题的抗议运动，俗称“阿拉伯之春”。在强大的抗议示威浪潮下，多位政治强人和独裁者如多米诺骨牌般接二连三地倒下，长袖善舞的穆巴拉克也未能幸免，被军方逮捕并接受审判。“穆兄会”也等来了自己的机会，但穆巴拉克倒台并没有给埃及带来预想的局面，穆尔西试图以埃及全民总统自居，先是通过修宪扩大总统权力，随即在政府中大力培育宗教派，压制世俗派，埃及政治伊斯兰化倾向抬头，借用埃及共产党总书记沙拉·阿德里的话:“穆尔西上台后，群众发现其独裁、法西斯的本性，他们对资本主义更反动和更寄生的阶层的利益的偏袒以及管理埃及这样规模国家的无能就暴露无疑。”^[2]与前任不同的是，“穆兄会”缺乏前任的政治经验与影响力，也没能拿出解决埃及社会突出问题切实可行的一揽子政策方案，结果在执政不到一周年之后，终因国内政局剧烈动荡，抗议声浪不断，民怨鼎沸，最终被埃及军方解除总统职务。青年反抗（Tamarud）运动在当时征集了2200万个带有身份证号码的埃及公民亲笔签名，希望撤回对穆尔西的信任，其人数足足占了埃及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足见其不得人心。^[3]此举在埃及又引发更大的社会分裂与动荡，埃及似乎又要回到历史的原点，埃及军方出面清场，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实行宵禁，社会秩序才得以简单恢复。

作为中东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埃及的政治之困折射出阿拉伯世界在民主化过程中面临非常复杂的国际与地缘政治背景和文化冲突，这种所谓的“夹生民主”与“夹缝民主”反映出阿拉伯世界在移植西方民主制度方面所面临的普遍困境。时下有很多人在理解民主时，认为民主就是“竞争性选举”，有了竞争性选举就有民主，没有竞争性选举体制就不民主。其实不然，埃及今天的困局就充分说明，在一个高度异质化、缺乏民主传统和有效的整合机制，简单照抄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可能就会埋下动乱的种子。对于发生在中东国家的这次动荡，学界从各个层面给出自己的解释，概括之，这一切可归因于政治整合之困。

政治整合概念，最早是针对政治冲突而提出的。政治体系的每个成员都有特殊的偏好，常常会因为利益、种族、民族、阶级地位观念、文化的差异表现出一定的冲突特征。美国学者兰尼认为:“政治即冲突，无论何时何地，人们总是为了实现各自的目标而展开各种形态的斗争，人之本性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4]公共选择理论奠基人布坎南毫不避讳地认为，政治体系的本质就是冲突，“政治非常直接地变成冲突的竞技场，其中占主导地位的联盟的成员从不具有联盟成员资格的人们身上获取所希冀的利益”^[5]。不同的社会形态，政治冲突的烈度呈现出较强的差异，民主社会到底是助长亦或抑制了冲突，恐怕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而且政治冲突不全具有消极意义。但在这一点上是获得普遍共识的:民主机制是化解政治冲突的最佳机制，其最大好处在于其通过一系列竞争、谈判、协商等非暴力手段为冲突的化解达成创造一个公共空间，在这样一个空间，各种不同的偏好都能得以自由表达。在此体制之下，“任何人都不能够肯定他们的利益最终将占上风，资本家在以民主模式处置的冲突中并不总是取胜……所有的力量都必须反复进行斗争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每一个人必须将其利益置于竞争和不确定之下”^[6]。

既然政治冲突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消除，最现实的策略就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将差异化的不同群体与个体纳入体制化的结构中，通过一系列制度化的安排协调矛盾，达成某种共识。政治整合理论产生至今，到现在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仍莫衷一是，外国学者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关注这一理论，而最早在中国提出这一概念的是孙立平教授，他在1990年发表《异质性社会·政治整合·政治稳定》一文，使这一概念第一次进入学术界视野。中外学者分别从各自的研究论域对其做出各种各样的解释。^[7]本文从系统论角度入手，认为政治整合是以现代国家为主体的政治组织，采取各种有效手段，消除系统“熵”的过程。^[8]这里须要强调的是:首先，政治整合必须突出现代国家主体性地位，并不排除其他力量的参与，无权力即无整合；其次，政治整合必须从优化系统要素配置入手，追求系统性的稳定，而非简单“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再次，政治整合绝非要消除政治冲突，而是为冲突协商达成提供体系化的通道；最后，政治整合必须实现政治系统与外部环境的良性互动，强调政治系统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和系统对外部环境能动改造。

二、埃及政治整合困局探源

著名比较政治学者白鲁洵（Lucian·Pye）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困境时，概括出了著名的“六大危机”说，其核心是整合危机，而整合危机则是由认同危机、法统危机、参与危机、贯彻危机和分配危机所致。^[9]埃及社会面临的危机，说到底就是政治整合的危机。埃及政治整合危机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埃及与美国与阿拉伯世界国家关系整合失范，导致自主性缺失

以往学界在谈论政治整合时，普遍重视国内政治整合，这本无可厚非，关键因素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主权国家在进行国内政治整合时，必须处理好内部与外部复杂的关系，需要充分考量来自区域内外各种力量的渗透与影响，很多国家政治整合失败与未能有效处理好于区域内外大国关系休戚相关。特殊的地缘政治构成政治整合的外部环境，有时甚至成为影响政治整合的决定性的因素。

作为阿拉伯世界较早实现政权世俗化的国家，埃及必须首先妥善处理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不管是纳赛尔还是萨达特，都曾经高举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旗帜，自觉承担起为阿拉伯世界收复失地的神圣使命，但中东战争的节节失败也使当时的萨达特认识到，承认以色列并修复同其关系更符合埃及国家利益，然而此举彻底惹恼了其他阿拉伯国家，在他们看来这是屈辱的“媾和”，埃及一度被开除出“阿盟”。穆巴拉克执政后，充分认识到阿拉伯国家的重要作用，大力改善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最终重回阿拉伯大家庭的怀抱。

穆巴拉克虽然没有前任激进的民族主义倾向，但也背负了很强的民族复兴责任:那就是带领埃及摆脱尴尬的处境，实现富强和民主。在这种良好愿望驱使与各种因素的撮合下，身为阿拉伯国家的埃及最终选择全盘西化，埃及一度保持了较高经济增长速度，一跃成为新兴经济体，甚至有机会加入“金砖国家”。但经济高速增长常常掩盖许多问题，加之美国长期以来对穆巴拉克政权支持也磨灭了其改革热情，削弱精英阶层再改革的意愿。尽管埃及极力表现出在外交的独立自主性，但无时无刻小心翼翼地维持在阿拉伯世界与美、以之间的战略平衡。政治强人穆巴拉克已经患上了严重的美国依赖症，穆巴拉克错误以为，只要有美国的支持，穆氏政权便高枕无忧。但穆氏忽视了一点，只要埃美地位不发生明显变化，埃及的棋子身份就很难改变。

阿拉伯社会内部深刻的变革浪潮下，形势开始变得微妙，曾经亲密无间的埃美关系，也开始变得脆弱。继续支持已进入耄耋之年已经有31年执政经历的穆巴拉克、甚至还要把总统宝座让位于其小儿子，显然不再合乎美国的价值观，这样也只能会使美国身份更加尴尬，美国该到和穆巴拉克分手的时候了，寻求新的合作伙伴更合乎美国利益。可偏偏事与愿违，得到军方与美国器重的沙菲克却最终败在了在美国人信赖的游戏规则下，埃及历史上真正的第一位民选总统诞生，可偏偏带有很强伊斯兰宗教色彩，尽管不是美国期许的，但终归是民选总统。“穆兄会”的领袖穆尔西一上台似乎就忘记了对选民曾经的承诺，反倒经常以民意、公投相要挟，通过绑架民意玩弄权力，全然不顾民众赋予的神圣职责。在执政不到一年后，美国终于可以以所谓的“顺应民意”暗中支持军方将其罢黜，“华盛顿对埃及局势看似出言谨慎，奥巴马用词也小心翼翼，竭力表现中立”。^[10]华府“不选边站”、“不干涉”，无非是默许埃及军方行动，新干涉主义与“巧实力”外交结合得如此巧妙，让人叹为观止。

（二）国家权力整合失范，带来民主运行的虚化

作为埃及政治整合的支柱依靠力量，埃及政治系统内部权力配置出现结构性失衡。从19世纪中后期以来，埃及也在效仿西方，进行了一系列的宪政试验。1922年埃及名义上获得独立，次年以比利时宪法为蓝本，通过了埃及历史上第一部君主立宪制宪法。自1952年的“七·二三”埃及独立革命以来陆续颁布了几部宪法，其中以1971年宪法影响最为深远，这部在纳赛尔去世后由其继任者萨达特颁布的宪法，号称埃及历史上永久宪法，其核心内容效仿美国实施总统制、多党制建立以自由民主制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制度，奠定埃及政治体制的基础。这部宪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对于维护政治稳定、保障社会团结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后在穆巴拉克执政时期，陆续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诸如降低反对党的门槛，增建协商会议和咨询机构，保证公民权利等，大大推动了埃及民主化进程。可是随着穆氏地位的稳固与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政治强人穆巴拉克开始愈发不受约束，有学者甚至戏称，埃及修宪与其说是推进埃及民主化进程，毋宁说穆氏为自己“量身打造宪法”，一步步将自己“法老化”。特别紧急状态权的规定就体现了这点，尽管这一权力并非赤裸裸地体现在了宪法文本中，许多埃及人抱怨，这一规定几乎赋予总统不受限制的权力。“宪法现在奉行的是作为埃及政治结构永久部分的一种技术性临时国家紧急状态，并且将安全措施从宪法监督中隔离开来。”^[11]

穆巴拉克下台后，其继任者民选总统穆尔西没有汲取以往的教训，非但没有扭转这种趋势，而且仰仗民意甚至更加变本加厉，先是自我授予了总统法令专权，限制司法权力，剥夺法院对议会的制衡权。“其实质性的专权程度甚至超过了穆巴拉克假惺惺的宪法承诺中所构建的权力。”^[12]其政治生命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悲剧结局。

另外值得注意的就是埃及军方及其特殊的地位，军人当政被看成是埃及政治现代化中的别样传统，军队及军队统帅始终是现代埃及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力量。埃及现代化进程的启动，与军人统帅息息相关，应该看到，在埃及社会每每陷入社会分裂与全面内战的紧要关头，军方都能力挽狂澜，最后还能还政于民，推进民主政治发展，如2011年初与2013年夏先后以坦塔维和塞西为代表的军方，前者通过政治手腕使政治强人穆巴拉克知难而退；后者借助军事政变使民选总统穆尔西立即下台。“军人当政与军队统帅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角色，既源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认知和维护，又仰赖埃及民众的政治倾向，兼具私心与公意，最终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推进政治现代化的有力工具。”^[13]

“军人干政的制度化”也是埃及政治的特色之一。本来军队应该保持国家化或中立化，但埃及军方地位就是特殊。中东问题专家马晓霖认为，“作为国家命运的中流砥柱的埃及军方，却控制国家40%经济命脉，享受多年的政治话语，但各个私心重重，不是去努力调解政党纷争，为民主转型保驾护航，却依仗民众的朴素信赖，剥夺民选政府权力合理化，粗暴地以监国之名发动政变”。“尽管从维护稳定，结束动荡，恢复秩序和重建经济生活的角度看，军队夺权有其自圆其说的理由，但破纪录的大流血，并未见证埃及军队的脱胎换骨和将军政治的超大智慧。”^[14]

（三）次贷危机下的埃及社会内部分裂加剧，社会整合失范

经济问题是这次西亚北非持续动荡的最直接动因。2009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也迅速波及到阿拉伯世界。中东国家不同程度受到了冲击，由于长期以来经济对外部的高度依赖（特别是对旅游业与航运业过分仰仗），加之政策失误和不受控制的人口增长，伴随世界粮食价格的日趋高涨，一度甚至有机会成为“金砖国家”的埃及，在美国“次贷危机”的波及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失业、贫困和通货膨胀，以及因特权滋生的贪腐和社会贫富差距的过于悬殊化，导致整个政治系统黏合力几乎不复存在，埃及社会容纳力到了极致，政治系统随时有崩盘的危险。

据联合国发表的中东国家发展报告称，2005年中东国家总体失业率高达14.4%，远高于同期全球6.3%的平均水平，其中又以高学历的青壮年失业为主。2005年，埃及贫困率高达41%，这些人日均生活消费不足2美元。与此同时，持续的高通货膨胀率导致物价上涨，2003年以来，埃及通货膨胀率就已超过了国际设定的2%警戒线，而2008年、2009年的通货膨胀率则分别高达18.3%和11.8%，已经严重超出其社会可能承受的程度。^[15]

与之相对应的是埃及社会贫富分化严重。严重的社会不公正和不平等导致的贫富分化，引发了民众对于国家与政府的合法性危机的质疑。开罗大学的社会学家阿明在2011年2月1日出版的《埃及新闻报》撰文指出:“埃及全国8500万人口可分为三个阶层，第一个富裕阶层占人口总数的20%，但他们拥有的财富却占社会财富总量的55%；第二个阶层是中产阶层，这一阶层20%的人口占有了27%的社会财富，而剩下60%的人口构成了第三个低收入和贫困阶层，他们拥有的财富仅占18%。”^[16]埃及社会的分裂空前加剧，尽管埃及人大多属于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但在政治精英集团内部，世俗派与伊斯兰派之间、穷人与富人之间的裂痕已经难以弥合。

如果说外部经济形势不佳，政府应对不力情有可恕的话，严重的腐败就令埃及民众难以容忍。以执政31年之久的穆巴拉克为例，其家族的财产估计有20亿～700亿不等。开罗美利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萨米尔·索里曼说，“穆巴拉克家人的腐败不是盗窃预算，而是把政治资本转移到私营资本中。使得这种腐败往往更加具有很强的隐蔽性”^[17]。可以设想，对于已经多年浸淫在所谓民主氛围埃及人来说，持续容忍这样的政府确实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四）多元文化背景导致埃及文化认同分裂

文化构成了政治发生的背景，提供了一种解释人的动机和行为的框架，离开了文化背景，任何一个具体动作就像演员在没有布景和道具的舞台上表演一样，其意义是无法确定的。^[18]埃及现行的民主制度主要是移植了西方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经验而来，这套政治制度是以西方的基督新教文化为前提的，基督教文化在“人性哲学上所宣扬的个人自由救赎行善等思想，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发端奠定了伦理基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融合并借助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将基督文明成功推向了世俗化”^[19]。这种以基督教伦理为范本的民主模式在遭遇伊斯兰文明所倡导禁欲、强调等级与集体规范价值时能有多大适用性本身成疑。身为阿拉伯国家的埃及，其政治发展道路不可能脱离伊斯兰宗教、文化等传统。西方的自由与民主制度搬到伊斯兰文化背景里，水土不服就不足为奇了。

埃及乃至整个中东国家政治整合的困境根源在于伊斯兰文化和新教文化的重大差异。这些年来，伴随着全球化的猛烈狂潮，中东国家一直在东方与西方、伊斯兰文化与新教文化之间徘徊、游弋。客观地讲，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碰撞与交融，西方文化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话语权的中心，阿拉伯世界在强势西方文化的渗透下，其挫折感与日俱增。其中原因很复杂，但很重要的一点是西方世界的崛起伴随着对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压迫、掠夺和征服，西方世界的崛起史可以说就是一部阿拉伯世界乃至整个第三世界的屈辱史，不管身处旧殖民体系还是新殖民体系，阿拉伯世界被边缘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社会结构越发畸形化，很多穆斯林精英阶层对自身文化的怀疑与日俱增。曾经作为世界闻名的中心，许多阿拉伯人正变得对自身文化越来越缺乏自信了。

三、埃及政治整合的前景展望

作为曾经世界文明的中心和“阿拉伯之头”的埃及，遭遇今天的政治困局，确实应该说是一件让所有埃及人痛心的事情，但只要所有埃及人能痛定思痛，摒弃前嫌，分析并总结埃及今天政治困局形成的深层次原因，着力于政治整合使之尽快摆脱目前的窘境，埃及的政治前景还是可以预期的，为此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重塑更加平衡的外交战略，摆脱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应该说在穆巴拉克执政早期，埃及非常注重平衡的外交战略，积极谋求与美苏等大国多边关系。为了摆脱在卡扎特时期因与以色列“媾和”在阿拉伯世界陷入的孤立，埃及积极寻求在美国与阿拉伯世界的战略平衡，只不过后期由于长期执政造成的惰性使得这一战略最终滑向对美国的过度依赖。随着政治强人穆巴拉克的倒台，埃及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尽管继任者穆尔西的执政堪称失败，但其对埃及未来外交战略的探索非常值得肯定。可以想象，具有某种宗教情愫的穆尔西肯定希望摆脱对美国的严重依赖。穆尔西总统的新闻发言人亚西尔·阿里指出，“穆尔西正试图为埃及外交政策打上独立和开放的标志，埃及外交将会更加积极，更加具有活力……埃及处理外交关系的准则是以保证埃及利益为目的的平衡外交”。“埃及并不是要和所有国家竞争，也不寻求与他国同盟，但我们在追寻埃及应当享有的真正的角色。因为无论就地理、人口而言，埃及都应该有一个大国的影响力。这才是重新定位埃及地区角色与国家安全的真正含义”^[20]。

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博弈中，外交定位最终要靠实力说话，尽管埃美实力差距悬殊，但作为地区大国和“阿拉伯之头”的埃及，也有自己独特的筹码，那就是埃及对于美国的中东战略至关重要的意义，“能源、以色列、巴以问题构成美国中东战略的核心”，埃及恰恰构成美国在中东“三位一体”战略的支点。埃及扼守整个能源运输的咽喉动脉，同时埃以关系对阿拉伯国家具有示范意义，美国当年极力促成埃以签署和平条约就是希望埃及带好头。开罗曾经也是阿拉伯世界文化之都，埃及在公众舆论、文化生活方面对整个阿拉伯地区的影响是巨大的。一个对美国友好、温和、现代、世俗政府统治的埃及，将对本地区产生重要而有影响的榜样作用。同样，一个对美国在本地区政策有敌意的埃及，将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21]美国对于反恐、巴以等问题的解决需要埃及的支持与协作。埃及有自己独特的砝码，相互依赖构成双边乃至多边关系的基点。由此看来，埃及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能在外交赢得更多的主动，赢得定位平衡外交战略的主动权。

（二）制定更具包容性的宪法，有效整合国家权力

1．制定政治路线图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民主转型由于涉及不同政治力量重新洗牌，过程绝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出现某种程度的回潮不妨看成黎明前的黑暗。尽管埃及的民主转型遭遇较大的挫折，但客观地看，政治强人穆巴拉克的倒台对埃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穆氏几乎将国家权威建立在个人魅力权威基础上，为自己量身打造宪法，几乎将自己“法老化”，实际是对民主的亵渎。从最现实的角度看，埃及当下最重要的任务是首先稳固政权、恢复秩序，发展经济，解决民众的生活困难。这一切若没有稳得住的权力，在时下这样一个分裂甚至有陷入内乱危险的国家想当然实施竞争性选举，只能使问题更糟，因此我们还必须理性看待埃及军方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使命与责任。得到军方支持的临时总统必须站在埃及国家利益而非狭隘的集团利益的高度制定新的政治路线图，促进民族和解，并提出“还政于民”的具体时间表，尽量避免“超宪法原则”的频繁使用，防止历史的重演，这真的需要责任与担当。

2．制定一部更具包容性并能保证有效实施的宪法

卢梭曾言:“最强者也不能总强大得永远做主人，除非他能把力量转化为权利和服从的义务。”^[22]专制政体也常常强调法制的作用，卢梭在这里所言的“法”强调法的“公意”属性。卢梭认为，要想获得国家长治久安，必须寻求制定一部具有更强的“公意”属性的宪法。在卢梭所处的时代，尽管其公意理论带有很强的理想化色彩，但卢梭的“公意”理论今天为我们理解并寻求法治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那就是法律必须体现更多的共识，包容更多的差异。从长远看，埃及未来的政治稳定与繁荣最终还需要靠一部能够团结并包容不同政治力量、并得到切实遵守的宪法来保障。后发国家政治发展经验教训揭示出一个普遍的规律:在异质化非常高、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国家，民主实施效果普遍不佳，甚至更糟糕。对于后发国家而言，由某种力量主导的政治格局建立一个具有追求共识、包容差异的宪法，以此整合不同的政治力量最终获得成功，不失为一种最现实的选择。

“宪法的生命在于执行”，包容性的宪法必须着力规范较强集团的力量，避免某一种权力过大伤害到其他团体或个人的权益，力求避免强势集团假借某种名义对其他团体或个人权益的恣意践踏。西亚北非政治强人们在执政初期都显示了非常高的执政能力与技巧，都曾获得了很高的威望，但随着地位的巩固，这些“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往往会利用宪法所赋予的种种权力谋取私利，这种宪法体制上的弊端和宪法文化上的缺陷，使得非洲的宪法建设步履维艰”^[23]。他们总会以自己独特的影响力以民主的名义为专制大开方便之门。因此，为避免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构建更加平衡的权力结构，注重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制度建设，防止某种权力的独大而导致整个权力结构失衡。

（三）以民生问题为着力点，加强社会整合

“穆尔西被罢黜后，埃及本应得到一个重建合理政治秩序的机会，但现在看来，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那些虽不是穆兄会及其政府制造的，但毕竟也没能有效解决的社会问题——失调的经济、老朽的基础设施、运转不灵的公共医疗系统与政府服务等——已经存在多年，并可能将继续引发社会动乱。”^[24]

选票与面包，抑即民主与民生，恐怕对当下埃及民众而言，只能是一道单项选择题。绝大多数埃及民众投身于这场运动，其主要目的是希望改变自身困窘艰难的生存状况，他们对于新政权的主要期待就是改善自己生活。经济问题应该成为埃及当前的最紧迫任务，在一年多的政治转型过程中，由于各利益相关方和各大政治力量均把主要精力和资源用于政治博弈，埃及的经济发展在政治变革后反而呈现加剧下滑的态势。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和贫困率粉碎了一些人寄希望于政治变革来改善民生的梦想。人们终于明白，民主并不能自动带来面包和工作。资本和投资总是喜欢与稳定的政治环境比邻而居。

着眼未来，对于已经享受到西方民主“好处”的埃及民族而言，避谈民主恐怕也不现实，民主即共识，没有共识就没有民主。作为过渡时期的临时政府，那就要在如何包容差异、达成共识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下大力气。必须深刻分析埃及社会动荡的深层根源，积极带领埃及以各种有效方式发展经济，恢复秩序，改善民生，取信于民。特别要注意解决好穆兄会的地位与“融入”问题，尽快摆脱目前的窘境。从目前情况看，埃及社会的分裂正在加剧，特别对于得到军方支持的临时政府必须摒弃前嫌，采取更加包容政策，积极搭建宗教派与世俗派平等对话的平台，妥善处理集聚的一系列矛盾，积极营造良好环境，最终实现政治和解。切忌用高压甚至暴力手段获得暂时的稳定，必须把保障并发展公民权放在突出位置，尽快摆脱目前非正常国家状态，这才是未来埃及政治发展的题中之义。

（四）着眼于伊斯兰文化内源现代性的挖潜，建设“内源现代性”国家

关于现代性的理解具有较强的西方话语权特征，通常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25]，长期以来，许多中外学者讨论现代性问题时只有一种视野，他们理解的现代性只是西方现代性，认为只有这种现代性才具有普遍意义和推广价值。^[26]现代化的过程无非就是一系列“西化”的过程，很多国家在这种思维引领下，纷纷模仿起了西方，结果成功者寥寥无几，陷入了政权分崩离析、民不聊生的困难境地却不在少数。事实证明:现代性并非唯一，其往往带有很强的多元色彩，以色列著名现代化研究学者艾森斯塔特（S.Eisenstadt）就是多元现代性的强力支持者，“现代性并非只有一种模式，而存在着多元的现代性”^[27]，人是文化动物，现代性的寻求必须到文化深处寻求基因，“任何真正的发展都应该是内源发展，以一个民族的文化为基础，以文明方案为目标和以人类本身为中心”^[28]，为解决不同民族国家发展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最终还必须从构成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背景去寻求最现实的支撑。

埃及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离开伊斯兰文化的土壤，简单照搬外国的政治民主而不注意创造性转化，可能就会沦为“失败国家”。用德国诗人海涅经典名言:“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来形容埃及政治现实再恰当不过了。此轮中东国家的持续政治动荡充分说明一味“西化”，可能会把国家引入歧途，自由民主式发展道路并非解决中东国家政治发展的“灵丹妙药”。作为中东政治大国的埃及，还必须立足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土壤，不断反思，借鉴、吸收不同文化民族国家建设的先进经验，萃取、提炼属于自己的现代性，全盘西化或者单纯为求文化自保而作茧自缚都是不足取的。在全球化的今天，更不能狭隘地认为伊斯兰世界的处境单纯是西方文化侵略的结果，把整个伊斯兰世界面临的困境一股脑归因于全球化。伊斯兰文化也一度有过成为世界中心文化的辉煌经历，基督徒们也曾遭遇过类似今天穆斯林普遍感受过的屈辱，后来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思想启蒙等一系列洗心革面的改革，才获得今天的优势地位。美国今天的地位虽已开始出现衰落，其文化的影响力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但任何文明自身的繁荣发展不能简单期许别国文明的衰落，毕竟美国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美国文明要真的衰落了，那才绝对是世界的悲剧。埃及必须从开发“内源现代性”入手，立足于本民族的精神家园，采取更加包容心态，恢复学习能力与创新精神，不断反思自身文化取向与定位，吸取各种文明的有益成果，努力寻求一条属于自己国家现代性建设的路径。

四、结语

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经验证明:政教分离是处理政治与宗教关系的不二法则，对于那些宗教仍具有广泛影响的国家而言，政治发展过程中某些政策失当很可能为某些极端宗教势力的复兴提供契机，这股势力常常成为推翻现政府的主导性力量。在当今时代，作为世俗公共事务管理者的政府，如果幻想沿用某种抽象的宗教原则和教义作为整合社会的主导思想而不去关注民众现实生活的治理模式，早已被证明不合时宜。埃及民众也曾给了“穆兄会”机会，但其背叛民众信任，不注重执政方式的重新变革与转型，并希冀用宗教运作模式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推历史倒车的行为注定要失败。埃及今天的困局也充分说明:在全球化的今天，对于那些异质化程度非常高的后发多民族国家，必须通过切实可行的整合机制，在冲突中求和谐，在分化中求统一，避免政治发展进程的大起大落，充分重视政治整合的作用。注意选择改革合适的时机与切入点，既不能盲目自大、裹足不前，也不能妄自菲薄，必须注重改革的前瞻性与顶层设计，着眼于从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中挖掘现代性因素并注意创造性转化，探索属于自己的现代国家建设道路，绝不可盲目照搬照抄，一味靠西方“输入现代性”推行经济和政治改革，而忽视“内源现代性”资源的开发与挖掘，很难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另外，值得注意的就是对于后发国家，必须站在全球化高度，注重国家建设与公民权利建设，实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双向互动，做到国家建设与公民权建设的有机统一，切忌将公民权简单等同于政治权利，深入挖掘公民权建设的内涵，厘清公民经济权利、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的逻辑层次，以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

【注释】

[1]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3AMZ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转引自《穆尔西政权垮台与埃及的未来选择:埃及共产党总书记沙拉·阿德里》，宋丽丹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5期。

[3]同上，第64页。

[4]〔美〕A.兰尼:《政治学》，胡祖庆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6页。

[5]〔美〕詹姆斯·M.布坎南等:《原则政治，而非利益政治》，张定淮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6]〔美〕埃尔斯特:《宪政与民主》，潘勤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1页。

[7]国内学者对于政治整合概念定义可能概括为以下几类:强调要素功能的系统整合说；强调主权一致的权力整合说；强调政党权威的政党整合说；强调国家社会关系的政社整合说；强调政治稳定的秩序整合说；外国学者对政治整合的研究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分为两个维度其中以梅因·温纳为代表横向整合理论（Horizonal Intergration）与卡尔·多伊奇伟代表纵向整合理论(Vertical Intergration)，具体内容不再赘述。

[8]之所以选择系统论，一是系统论本身强调整合属性，二是基于不同视角的政治整合概念确实需要整合，也就是对政治整合的“整合”。

[9]L.W.Pye,AspectsofPoliticalDevelopment,Boston:LittleBrown﹠company,1966.P.63-67.

[10]李伟建:《埃及未来局势走向解读》，http://xmwb.xinmin.cn/xmwb/html/2013-08/01/content_38_1.htm。

[11]NathanJ.Brown，Michele Dunneand Amr Hamzawy，Egypt’s Controversial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March23,2007.

[12]和静钧:《谁动了埃及宪法的奶酪》，http://www.changjiangtimes.com/2012/11/422698.html。

[13]刘志华:《军人当政:埃及政治现代化中的别样传统》，《世界知识》，2013年第15期，第25页。

[14]马晓霖:《喋血埃及，也许大家都错了》，http://bjyouth.ynet.com/3.1/1308/17/8210978.html。

[15]李伟:《现代埃及:历程以及多重因素》，《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29期，第78页。

[16]《埃及社会贫富分化严重，两成富人拥有五成五社会财富》，http://www.guancha.cn/54194/2011_02_17_ 54201.shtml。

[17]转引自安维华:《埃及政治变局与经济因素》，《北京教育》，2011年第4期。

[18]李路曲:《文化的冲突与认同的建构》，《学术界》，2012年第9期。

[19]胡薇薇，周一萱:《中东国家政治秩序失范与重构问题研究》，《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20]埃及向东:《“穆尔西主义”成型》，http://www.dfdaily.com/html/51/2012/8/28/851651.shtml。

[21]Abdel Moneim SaidAly and RobertH．Pelletreteeau，US-EgyptianRelations，MiddleEastPolicy，2001, Vol8，No2.

[22]〔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5页。

[23]贺鉴:《北非国家社会主义宪法述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4期。

[24]邹珊:《埃及过渡政府的挑战与任务》，《三联生活周刊》，2013年第31期。

[25]〔法〕福柯:《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534页。

[26]郭定平:《多元现代性视野下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分析》，《学习与实践》，2011年第6期。

[27]参见S.N.艾森斯塔特:《迈向二十一世纪的轴心》，《二十一世纪》，2000年第2期。

[2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内源发展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