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的前景展望

客观地讲，自人成为人以来，语言与世界发生了关联，这种关联展布为两个方面：首先，语言就是世界，因为语言指涉世界、表征世界，并由此而使之构成世界的疆域。反过来看，世界就是语言，因为世界必须通过语言方才得到呈现，获得边界，所以世界即是语言的世界。基于前者，语言充满了世界；由于后者，世界总是以语言作为其自身存在的内容和形式。人生于世中，首先是一种语言。当他把自身向世界言说的过程，就是人为的语言历史。因此，对于人，他既是语言的创化者，又是语言的历史真实。由于前者，语言获得了主体性、历史性；因为后者，语言具有了生存性、疆域性。这即是说，语言并不是一种既成的工具，也不只是交流的现成甬道。语言既是文化学的，也是哲学的；既是思维学的，也是心灵学的。对语言的思考与研究，对语言的困境和追问，必是认识论(工具)与本体论(生成)和实践论(生存)的整体化敞开。换言之，对语言的困境虽始于认识论冲动，但必要走向本体论追问，才可能实现其对人的生存关系的揭示。语言学只有达向这种境界，才可能真正消除对语言历史的沉重误解，才可能彻底摆脱古人的语言主义知识梦境，而走向当代的自身建设。

从最终意义讲，语言学建设不仅仅是对人类语言的建设，而是要通过对人类语言的建设为甬道，而展开人类生存精神的建设。正是基于这一最终的目标的激励，语言学建设不能仅满足于创设一套抽象的关于语言的纯粹知识，更为重要的是要创设一种关于运用语言和开辟新的语言世界的视界。现代语言学之没有摆脱古典语言学的思维模式和观念框架，最终沉重地弹出古典语言学观念和思维的最强音，其集中地体现在它始终停留在对“语言”的工具主义认识论层面，并以此为最后归宿。现代语言学发展所敞开的这种强劲的偏执倾向，恰好与19世纪至20世纪人类思想探索遗忘本体论问题，致力于开辟相对单一片面的认识论道路相同构。与此同时，认识论追求绝对类比化和操作技术的决定性，又恰恰构成了19世纪至20世纪这一特定时代的人的基本视界，现代语言学以其全部成就突显、照亮了这一视界，从而把人类语言规定在这一视界中。语言学的当代建设就是要突破这一视界，寻求和构建开创21世纪人类生存发展之道的生态整体的新视界。

当立足于21世纪来确立语言学的当代建设，自然要求从两个方面来展开对“语言”的重新审视和看待，这两个方面即是语言的人类学问题和语言的生存学问题。这两个基本问题构成了语言自身存在和演化的坐标构架，而人却是这一坐标的基点。人类学问题是语言坐标的纵向轴：对语言的人类学问题的关注，现实地沟通了语言与世界共存在和相交通的道路，接连起语言与人类的起源及其相创生的血肉关联。语言的人类学真实地展布着人类的历史学和世界的历史学，即自然的人化向人化的自然的循环开进的历史。与此不同，生存学问题恰恰构成语言坐标的横向轴：对语言的生存学语言的生存学问题的觉悟，才有可能真正发现语言的生存学语言的生存学价值与意义。因为语言的生存与创化的终极本质，永远始于人而终归于人对更新(即更新深度、力度、强度、广度)的生存权力的祈望。语言既表征为生存，语言更展布为权力。客观地看，人的生存的权力就是语言的权力。在人的历史化的此在生存的世界里，对语言的运用和创设，同时绵绵不绝地展布出人类生存的双重道路，即语言生存的伦理(政治)学方向和语言生存的哲学(美学)方向。

当对语言的人类学问题和生存学问题予以生态整体的综合考察，或更准确论之，当对语言的人类学问题和生存学问题进行生态整体的追问，这就进入了语言的哲学领域，并由此生成为语言的哲学问题，而语言的哲学，亦是哲学的一般问题。

［2-1］

当语言的人类学问题和语言的生存学语言的生存学问题以生态整体的(即哲学的)姿态进入我们的视野，语言学也由此获得不同于传统(古典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的任何语言学理论的无限广阔视域和气象恢宏的前景：语言学的当代任务不再是语法学和语音学，而是存在论的和生存论的语义学；语言学的学科性质也不再是工具主义的，而应该是认识论向本体论和实践论的统一，即语言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客体向主体的统一，物理主义与心灵主义的统一，文化主义与生物主义的统一，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统一，并且更是思维与行为的同一，语言与生存的同一。这种多元视野的统一，构成了语言学的当代前景。语言学的这一前景的全面展开形式则是语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