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思想的国家风格

三、外交思想的国家风格

受一个国家历史、文化和政治体系的影响，不同国家的外交思想往往呈现出不同的国家风格。早在1987年，美国国务院外交事务研究所对不同国家的外交谈判风格进行了很好的案例研究，检索了不同国家的历史和制度背景、政治文化的特色、谈判者的风格、谈判的战略与策略，最后对美国外交官提出了一些讨价还价的原则。⁽³¹⁾对外交思想不同国家风格的理解，有助于把握不同国家的具体外交文化和对外交的不同理解，从而更好地形成有利于外交关系发展的游戏规则和秩序。

1.法国学派：民族主义和实力外交

法国是一个大陆国家，政治回旋余地有限，向来以西欧大陆代表自居，最不能容忍的是来自大陆以外的强权包揽和干涉欧洲大陆事务，法兰西的民族感情便是在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先是英国，后是美国）的抗争、对立和争夺中获取营养。同时，在欧洲大陆，法兰西民族与近邻德意志民族也存在瑜亮情结，尽管二战之后法德伙伴关系日甚一日，但此种情结依然不时凸显。此外，法国向来看重维护本民族历史传统和民族荣誉感。即使风光不再，依然表现出一副特立独行的外交性格。根深蒂固的“欧洲主义”和从头到脚的“法兰西民族主义”构成了法国外交思想的底色。

尽管如此，17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作为欧陆强国，一直是西方外交的领航者，法语则是当时国际外交界的通用语言。在三百年间，由红衣主教黎塞留首创，经过卡利埃、拿破仑、塔利朗，一直到二战后的戴高乐、密特朗和希拉克，法国外交思想传统得以形成和巩固，形成了注重礼仪和尊严、讲究持续和渐进、重视知识和经验、照顾当前各国实力的现实情况的特点，并把恪守信义、说话达意和用词精当定为搞好谈判所必不缺少的条件。⁽³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法国外交思想基本继承了从黎塞留到戴高乐一直坚持的民族主义和实力外交的传统。黎塞留在1688年出版的《政治遗嘱》中，坚持国家利益至上、追求法国天然疆界的思想，重视武力、谈判、外交谋略和国际舆论手段的综合运用，⁽³³⁾开创了现代国家外交的现实主义道路。黎塞留的思想在拿破仑·波拿巴手中得到了发扬。拿破仑坚持追求“天然疆界”，主张扩张主义的外交思想，但又反对干涉主义，重视并开创了以“大陆封锁”为主要内容的对英经济战的思想，对内坚持外交权力高度集中的思想，对外则强调马基雅维利的外交权谋思想，最终走向了以军事征服开创帝国外交的道路。二战以后，尽管法国已沦为二流国家，但以戴高乐为代表的历代法国领导人雄心不减，积极维护法兰西民族的独立和主权，以努力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为目标，开展独立自主的外交。特别是戴高乐，坚持重民族利益不重意识形态的外交思想，综合运用硬实力、经济实力和软实力推进外交，在东西方各大战略力量之间开展独立自主的大国外交，与欧陆强国德国化干戈为玉帛，积极推进所谓“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统一，并通过推进以法国为中心的“法语区”和“法郎区”来拓展法国在整个世界的影响力，呈现出鲜明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复合特色，使得二战后法国的外交打上了“戴高乐主义”色彩。

2.英国学派：经验主义和机会主义

英国是一个海岛国家，处于欧陆边缘，面临着欧陆强国的威胁。因此，英国长期形成的外交政策传统是“均势政策”：英国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反对来自欧陆最强大的国家或几个国家联合起来的政治上的独裁，无论法国还是德国，只要强大到称霸欧陆的程度，就要反对。英国人长期信奉“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因此，英国的外交带有很强的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和机会主义色彩，往往通过离强合弱、扶强抑弱、孤立干涉等手段的交替运用，维持一种有利于英国主导世界局势的地位。

英国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帕麦斯顿（Lord Palmerston）、丘吉尔和布莱尔等。他们的实用主义外交思想共同坚持英国奉行均势外交。⁽³⁴⁾英国的均势外交思想发源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都铎王朝亨利八世主张的均势外交。到17世纪，克伦威尔进一步认识到必须在欧陆强国之间保持有利于英国的大陆平衡，平衡手段包括干预、战争、联盟、瓜分、赔偿、建立缓冲地带、分而治之、军备竞赛等。相比之下，国际合作是权宜之计，国家利益是首位。这一思想到19世纪为帕麦斯顿勋爵坚持和发扬，他认为必须及时调整外交政策立场，国家之间只能通过实力较量才能调整利益结构。他以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和最发达的工业为后盾。帕麦斯顿在外交上常常表现得毫不妥协，甚至随时准备动武。二战之后，英国国力衰弱，以丘吉尔为代表的一批英国外交思想家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为大英帝国送葬，在传统均势外交传统上，确立了“三环外交”思想，主张在“英联邦和英帝国及其所包括的一切”、“包括英国、加拿大和其他英联邦自治领在内，以及美国在其中起如此重要作用的英语世界”、“联合起来的欧洲”之间保持平衡，并以发展美英特殊关系来为英国摇摇欲坠的大国地位苦苦支撑。这一思想尽管十分精密，但在英国国力日衰的情境下，多少有些显得心比天高。大英帝国主导世界的机会已经过去了，均势外交这种带有机会主义色彩的外交思想的空间已经越来越有限。

3.德国学派：保守主义和实力外交

德国是一个身处欧洲东南西北之交地带的后起的中欧内陆国家，脱胎于三十多个独立邦国，具有决心改变民族分裂命运的历史情结。同时，在思想上受到13世纪以来日耳曼骑士的条顿秩序旧理念的影响，强调日耳曼武力、种族优越感和扩张主义。从地缘政治格局视之，德国面临东西两线大陆强国法国和俄国的挤压，历来以经营中欧为战略立足点，确立应对东西两面的“东方政策”和“西方政策”。对此，俾斯麦曾经忧心忡忡地指出：“我们的地理位置以及根据德意志民族的内部联结与其他民族相比也许相当松散这一特点，我们比任何一个别的民族更容易遭到别人联合起来对付我们的危险。”⁽³⁵⁾多少年来，尽管德国的国际地位几经变化，但除了威廉二世和希特勒曾一度试图寻求世界帝国外交外，制定一项贯通东西的外交，并努力从夹缝中求生存的外交思想传统没有多少变化。

概括言之，德国学派的外交思想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相信武力和武力威胁是外交谈判的主要工具；二是强调国家的生存和要求，高于所有个别人的宗教信仰和哲学思想。⁽³⁶⁾从俾斯麦的容克保守主义外交一直延续到当代以来的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勃兰特（Willy Brandt）、科尔（Helmut Kohl）、施罗德（Gerhard Schroeder）等，都是沿着强调保守主义和实力外交的路线走下来的。尤其是俾斯麦，他坚定地认为，普鲁士人应该自信，具有独立自主政策和大国意识，因为“一个大国要别人承认自己的大国地位，首先需要深信并有勇气承认自己是大国”。⁽³⁷⁾为此，俾斯麦坚持以实力推进外交的现实政治原则，在奥地利、俄国、英国、法国、普鲁士组成的欧洲大陆同盟体系中确立有利于德国的战略棋盘，使得德国在19世纪末的欧洲大陆取得了优势地位。后来威廉二世丢弃俾斯麦政策，谋求独霸欧洲、征服世界的扩张主义战略最终陷入失败。二战之后，德国失去民族平等权利的“世界公民”身份，德国外交仍然在与西方结盟、推动法德合作下的欧洲联合以及推行灵活的东方政策中为德国的未来寻找机会，延续着德国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外交传统。

4.俄国学派：扩张主义与极端外交

俄国是一个跨欧亚大陆的陆权大国，自18世纪以来，一跃成为左右欧陆局势的陆路强国。然而，相对封闭的地理位置使得僻居内陆的斯拉夫人祖祖辈辈存在一个“探海梦想”，努力从西、南、东三个方向寻找出海口。这一“探海梦想”及其驱动下的“出海计划”令俄罗斯外交自18世纪以来充满了扩张主义色彩。对此，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作了深入详细的分析。他认为，彼得作为现代俄国政策的创立者，“把它的目标从推翻某个既定范围的权力提高到追求无限的权力”，但“不管被使用的敌对力量在姓名、地点和性格上可能经历什么样的变化，其政策和蚕食的方法并没有变”。⁽³⁸⁾同时，俄罗斯民族性格方面所表现出的极端性和矛盾性，使俄罗斯外交理念也具有极端性特点，中庸在其外交理念中没有地位。⁽³⁹⁾因此，在俄罗斯外交理念中，要么是激进超前的理想主义，要么是极端保守的现实主义，俄罗斯外交理念总是在激进与保守、东方理性和西方想象两端摇摆，不偏不倚对它而言十分少见。

彼得大帝是俄国学派的创立者，也是实现斯拉夫人向西北部和西南部“探海梦想”的拓荒者。彼得大帝将学习西方和用武力拓展疆域进而获得出海口结合起来，不惜以战争来争夺对海洋的控制权，在亚速尔海、里海、黑海、波罗的海与土耳其、波斯、瑞典迎头相撞，把俄罗斯的地缘政治一步步拓展开去，打通了俄罗斯通向海洋的战略通道。在彼得大帝的遗嘱中，明确表明俄国继续扩张的战略方向是沿着波罗的海向北扩张、沿着黑海向南扩张和突进波斯湾。这份外交遗嘱在实践中指导着俄国后来的对外战略。叶卡捷琳娜二世继承了彼得大帝的事业，积极学习西方以增强俄国势力，并乐此不疲地推进争夺出海口的计划。叶卡捷琳娜二世在继续巩固波罗的海地位的基础上，兼并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完成了对波兰的瓜分。她还把目光瞄准了南方的土耳其，争夺通往黑海的出海口，并不惜发动一系列战争。叶卡捷琳娜的宠臣祖波夫还制定了一个称霸世界的方案，建立包括彼得堡、莫斯科、柏林、维也纳、君士坦丁堡、阿斯特拉罕六个都城在内的俄罗斯大帝国，而且要进入波斯湾、中国和印度。⁽⁴⁰⁾后来，随着欧洲国家在全球扩张实力的崛起，俄国外交开始强调利用欧洲国家的矛盾为俄国寻找机会。苏联建国后，尽管国家性质发生了变化，但仍然不时显现18世纪俄国外交传统的身影。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外交中贯穿着欧洲—大西洋主义、现代斯拉夫主义和新欧亚主义三大主张的争论。但经过十年争论，以普京外交思想为代表，确立了所谓的“新欧亚主义”，此种主张认为“俄罗斯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亚洲，而是某种特殊的欧亚现象”，因此自称“欧亚人”。对外主张俄罗斯应为东西方均衡因素，应以东西方中介身份而复兴，在欧亚主权国家的联盟中占中央地位。⁽⁴¹⁾尽管欧亚主义居于东西两个派别，对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但能否真正改变俄罗斯扩张主义和极端外交的传统，还需继续观察。

5.美国学派：自由主义与帝国外交

作为一个身处西半球的新生大国，美国外交有着与众不同的少年老成。在美国外交中，自由主义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自由女神像的碑文上写着：将你的疲惫、贫困交付与我，享受自由的呼吸。⁽⁴²⁾自立国之日起，美国人便深信必定可以自己为范例，将自由与社会正义散布全人类，并且带领大家远离邪恶，迈向地球上的新耶路撒冷。这一点已经成为美国外交的一个明显标志。

美国的自由主义者非常在乎政府的性质，不仅极力避免自己的政府陷入专断和独裁，而且极力避免卷入专制政府之间的尔虞我诈。关于这一点，美国国父华盛顿的态度最具代表性。华盛顿离职前曾经留给美国人一篇“告别演说”，由于确信欧洲专制国家之间必然进行利益争夺，他警告美国不要介入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战争，以免引火烧身。⁽⁴³⁾华盛顿告别演说中渗透的思想后来被称作“孤立主义”。“孤立主义”在整个19世纪一直被华盛顿的继任者们奉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金科玉律。不论欧洲大陆风云如何变幻，美国一直避免介入欧洲事务，与法国等欧洲列强相安无事。美国的自由主义最初充当了制约美国政府卷入世界政治（主要是欧洲政治）的关键角色，特别是20世纪初在美国国内掀起的进步主义运动，自由主义者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如何让自己的政府成为一个“好政府”，一个保障自由的政府，而在对外事务上提出的政策主张是“孤立主义”。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美国改变世界的外交理想也在提升。1823年的“门罗主义”、海·约翰的“门户开放”、老罗斯福的“大棒政策”、威尔逊的“十四点”相应就提出来了。尤其是一战后，作为自由主义的杰出代表，威尔逊总统满腔热情地来到欧洲，开始向欧洲各国推销其“自由民主体制”。探寻美国外交历史发展的轨迹，伍德罗·威尔逊是自由主义者开始正式步入外交领域的第一人，他力图在国际上推行美国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外交。正如美国著名历史著作《美国的历程》所指出的，1917年美国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威尔逊及其支持者已把国家的尊严和所谓人权作为他政策的赌注”。⁽⁴⁴⁾威尔逊主义根植于古典自由主义理论，该理论推崇普济主义和个人理性行事，自信其规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威尔逊的创新在于将原本适用于国内个人的原则推广到国际范围内的民族国家和民众，比如威尔逊主义的自决原则不过是将个人自由原则转移应用到国际体系层面而已。随着二战的爆发，美国再无可能完全置身事外。因此，罗斯福新政启动了美国卷入世界的大门，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成为美国对外政治哲学的主导哲学。资中筠在观察20世纪的美国时，发现了美国身上的一个奇怪现象——“对内行民主，对外行霸道”。⁽⁴⁵⁾一方面，人们看到美国在国内奉行自由和民主的原则；另一方面，美国在国外却存在着一个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倾向，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道外交。两者看上去似乎相互矛盾，实际上是内在逻辑的统一。美国在对外事务上也坚持美国的自由平等相统一的民主原则，只不过这一原则并不适用于其他国家和其他种族而已。美国的逻辑是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大帝国，用美国的国内法取代国际法，用美国的原则和标准改造国际环境，使之成为和美国完全一致的样子。在世界范围内，作为一个后起国家，美国这一根深蒂固的战略意图随着美国实力地位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冷战结束后，美国人的自由主义受到“冷战胜利心态”的感染，迅速膨胀为一种对自由民主体制的空前信心。这一信心逐步进入外交政策领域，转变成为把世界美国化的新理想主义。其实，美国价值观中的商业意识、扩张精神和清教主义的“天定命运”早已为美国外交政策提供了思想基础。美国外交中根深蒂固的是“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的观念。“从安德鲁、杰克逊到塔夫托（William H.Taft），这是一个认为美利坚民族扩张其领土的‘天定命运’时代”。⁽⁴⁶⁾在此理念主导下，实现改造旧世界的帝国扩张从一开始就是美国外交的主线，传播基督文明，征服落后民族和落后文明，成为外交的重大使命。冷战的胜利为美国“天定命运论”提供了现实支撑，再加上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浪潮，理念的力量和现实的力量实现了整合，新自由主义、新理想主义、新保守主义在对外事务上开始走在了一起。约翰·埃肯伯瑞（G.John Ikenberry）在《为什么输出民主》中明确指出了这种合流，“美国对外促进民主，是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追求的目标，体现了美国对如何创造一个稳定和相对和平的世界秩序的实用、渐进和周密的理解，可以称为‘自由主义’的大战略，是建立在对其他国家具有对美国确保其安全和经济利益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特征之非常现实的观点基础之上的，并且是统一美国政治中左派和右派的一个向导”。⁽⁴⁷⁾保守主义虽然赞颂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赢得了自由世界、民主和自治的冷战胜利，口头上却不承认他是伟大的威尔逊主义者，自由主义强调人权、多边机构和经济相互依赖的作用，也没有拒绝国家追求权力的合理性和国际结构的地位。

总体而言，美国在全世界推进美国自由民主制、塑造新帝国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成为美国外交的一个重要走向。即便美国的理想超过边界限制，美国仍然坚持自己独立的政治哲学，亦即国内政治逻辑和国际政治逻辑没有任何差别。美国想当然地认为，既然美国的政治哲学在国内证明是正确的，在国际社会中也必然正确，因此希望能够用自己的逻辑改变整个世界。这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把握美国外交传统的一条线索。

6.中国学派：天下主义与和合外交

中国身处欧亚大陆东端，濒临浩瀚的太平洋，是一个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长期以来，这一地缘政治特征对中国外交形成了复杂影响。一方面，漫长的陆地疆界和海岸线为中国对外交往提供了进可攻、退可守的广阔空间；另一方面，来自东南和西北两面的威胁一直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巨大隐患，陆防和海防的争论成为困扰中国历史的核心问题。⁽⁴⁸⁾特别是近百年来，腹背受敌的压力一直是中国外交平衡的焦点，也成为影响中国外交思想传统的一个核心问题。

中国是一个早熟的国家，决定了在外交思想上也是早熟的。古代中国认识世界的传统观念可以用“天下主义”概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原华夏居天下之中，为一国独尊，四周为蛮夷番邦，未及王化。早在西周时期，姜尚《六韬》中就确立了“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外交思想，且实行仁义外交。武力固然重要，但最终还是要靠正义和公正服人，以正义和公正争取各国的支持和拥护。在本国富强的基础上，实行互尊、互敬、互利，并以尊王攘夷、多事四夷和以夷制夷的思想解决华夷矛盾，纳入礼制教化的秩序中。此种天下主义下的外交观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深刻影响了中国。尽管历朝历代不乏富国强兵、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甚至穷兵黩武的外交思想，但主流还是强调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注重近亲远礼、善待邻国、以理制人、和亲安抚、尊重小国、平等待边的思想，更看重厚往薄来的和合外交。

18世纪以降，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世界的兴起改变了传统中国天下主义视野下中原强大、四夷落后的华夷关系。面对来自西方坚船利炮的严峻挑战，无论是以咸丰、慈禧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确立的强调外敦信睦、隐示羁縻、借师助剿的新驭夷思想，还是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封建官僚确立的强调自强求富、保全和局、推崇诚信、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一直到康梁配合清政府的变法维新运动，都无法突破“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困境，无法避免丧权辱国的下场。最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确立了坚持民族主义，联合弱小民族抵抗列强和主张各国平等的革命外交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坚持独立自主、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坚持求同存异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准则的外交思想，带领中国走出了困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2005年9月15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鲜明地提出，只有世界所有国家紧密团结起来，共同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才能为人类社会发展创造光明的未来，才能真正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⁴⁹⁾这是中国第一次在代表世界最高权威的讲坛上、以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名义，向全世界推广和谐社会的理念，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理想追求和世界目标：建设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标志着中国外交之世界理想的正式确立。在中共十七大上，胡锦涛对和谐世界作了进一步阐述：政治上，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要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要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要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要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⁵⁰⁾总体来看，中国外交强调天下主义，倡导和合外交，在世界外交舞台上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文明特色和风格，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注释】

(1)王福春、张学彬著：《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G.K.Moorkerjee，Diplomacy：Theory and History，Vol.I，NewDelhi：Trimurti Publications，1973.

(3)金正昆著：《现代外交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5)叶自成著：《新中国外交思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谢益显著：《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7)参阅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8)［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曹化银译：《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

(9)Harold Nicolson，The Evolution of Diplomatic Method，London：Constable，1954.

(10)［英］哈罗德·尼科松著，眺伟译：《现代外交学》，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11)刘建军著：《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十六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2)［古希腊］修昔底德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英］富勒著，李磊等译：《亚历山大的将道》，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3)Harold Nicolson，The Evolution of Diplomatic Method，London：Constable，1962，pp.20—21.

(14)［苏联］波将金等主编：《外交史》（第一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0页。

(15)［英］哈罗德·尼科松著，眺伟译：《外交学》，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30页。

(16)［英］哈罗德·尼科松著，眺伟译：《外交学》，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42页。

(17) David S.Patterson，Toward a Warless World：The Travail of the American Peace Movement，1887—1914，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6.

(18)参阅陈乐民等著：《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王福春、张学斌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9)Harold Nicolson，“Diplomacy Then and Now”，Foreign Af fairs，October，Vol.40，No.1，1961.

(20)Henry E.Mattox，“Birth of a New Foreign Service”，Foreign Service Journal No.72，Septem‐ber 1995：38—39；Keith Hamilton et al.（eds.），The Practice of Diplomacy：Its Evolution，Theory and Administration，London：Routledge，1996；R.P.Barston，Modern Diplomacy，2^nd，London：Longman，1997；Jim Anderson，“The Future of Diplomacy”，Foreign Service Journal，No.74，May 1997：26—31.

(21)［英］哈罗德·尼科松著，眺伟译：《现代外交学》，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66—67页。

(22)它们通过信息政治、象征政治、杠杆政治以及责任政治等策略形成对政府对外事务的压力。参阅［美］玛格丽特·凯克等著，韩昭颖等译：《跨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23)James N.Rosenau，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p.3—5.

(24)［美］约翰·麦克唐纳等著，李永辉等译：《多轨外交：通向和平的多体系途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5)Secretary Condoleezza Rice，Transformational Diplomacy：Remarks at Georgetown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January 18，2006.

(26)Sheryl J.Brown，et al.，“Virtual Diplomacy：Rethinking Foreign Policy Practi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Year of issuance：2001”，Information＆Security，Volume 7，2001：28—44.

(27)Richard Burt and Olin Robison（eds.），Reinventing Diplomacy in the Information Age，CSIS Report，Washington，1998.

(28)Henry E.Mattox，“Birth of a New Foreign Service”，Foreign Service Journal 72（September 1995）：38—39.Keith Hamilton，et al.（eds.），The Practice of Diplomacy：Its Evolution，Theory and Administration，London：Routledge，1996；R.P.Barston，Modern Diplomacy，London：Longman，1997；Jim Anderson，“The Future of Diplomacy”，Foreign Service Journal 74（May 1997）：26—31；Wil‐liam C.Harrop，“The Future of the Foreign Service”，Foreign Service Journal 74（May 1997）：32—37；Strobe Talbott，“Globalization and Diplomacy：A Practitioner’s Perspective”，Foreign Policy No.108（Fall 1997）：69—83；George F.Kennan，“Diplomacy without Diplomats？”Foreign Af fairs 76（September/October 1997）：198—212；Richard Lanhorne，et al.，“Diplomacy towards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 Foreign Ministries：Changes and Adaptation，ed.Brian Hocking，New York：St.Martin’s，1999：16—22.

(29)参见www.fco.gov.uk/en。

(30)Evan H.Potter，Cyber‐Diplomacy：Managing Foreign Poli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thaca：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2.

(31)Hans Binnendijk（ed.），National Negotiating Styles（Washington，D.C.：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1987），p.11.

(32)［英］R.P.巴斯顿著，赵怀普等译：《现代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33)王福春、张学彬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4—67页。

(34)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

(35)转引自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4页。

(36)［英］哈罗德·尼科松著，眺伟译：《外交学》，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108页。

(37)俾斯麦：《思考与回忆》，北京：东方出版社1985年版，第224页。

(38)马克思著：《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9)杜正艾著：《俄罗斯外交传统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0)王福春、张学彬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页。

(41)《俄罗斯正在寻找自己的位置——普京总统访谈录》，俄罗斯《红星报》2001年1月6日。

(42)转引自［美］约翰·斯拜尼尔著，方海莺译：《当代美国外交史》，台北：桂冠书局1986年版。

(43)陈乐民著：《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44)［美］布卢姆等合著，戴瑞辉等译：《美国的历程》（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64页。

(45)资中筠著：《20世纪的美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79—291页。

(46)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页。

(47)G.John Ikenberry，“Why Export Democracy：The‘Hidden Grand Strategy’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The Wilson Quarterly，Vol.23，No.2，Spring 1999.

(48)晚清以来，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论者坚持认为，防范来自西北内陆的陆上威胁是国家安全的重心，主张应当把国防重点用于阻击陆上的军事威胁。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论者反对这一看法，认为相比陆上威胁，来自东南沿海的海上威胁更具杀伤力。参阅叶自成主编：《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284—285页。

(49)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9月16日。

(50)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