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参与思想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民主的目标就是实现人民民主。人民群众如何通过广泛的、深入的参与来实践社会主义民主，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重要内容。参与思想始终贯穿着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执政理念。

我国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过程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的问题进行了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1945年，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一个政权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问题时，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3]毛泽东从两个方面阐释了人民群众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地位和作用：一是人民直接参加国家管理，“人人起来负责”；二是人民进行监督，“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其中，“人人起来负责”是毛泽东提出的人民群众直接参加国家管理的总体思路，指出了实现人民民主的根本途径。毛泽东的这一思路是对中国共产党探索人民当家作主实践的总结。土地革命时期，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为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积累了经验。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民主政权，是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在政权建设实践中对民主原则作出了生动的诠释。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也曾经明确指出，“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4]然而，在阶级斗争为纲和“左”的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在相当长时期内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的活动并没有得到有效实现。

改革开放后，如何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展开国家政权建设，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稳定保驾护航，是我们国家面临的新的重大历史课题。邓小平把社会主义民主作为国家政权建设的基本方向和目标，并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1979年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明确指出：“什么是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呢？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5]这种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大的民主。”^[6]邓小平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民主，既包括了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在内的整个社会领域的民主，也包括了国体、政体及非国家形态民主在内的全面民主。要实现全面民主，关键在于人民群众享有重要的参与权力。他说：“把权力下放给基层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我们讲社会主义民主，这就是一个重要内容。”^[7]可见，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解同样强调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并认为人民群众的参与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

社会主义民主之所以比资本主义民主优越，是因为资本主义民主注重形式民主，而社会主义民主强调实质民主，但实质民主也必须通过合理的政治体制和完善的民主程序才能真正实现。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如何具体实践社会主义民主进行了阐述，强调代表制民主与基层直接民主相结合的人民民主形式。他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人民代表代表人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人民群众在基层还要直接参与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这种代表制民主和直接民主相结合，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也是一个重要创造。它符合中国的国情，是得到全国各族人民拥护的最民主的制度，它有利于反映与集中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要求，有利于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兴旺发达。”^[8]为了有效地行使人民民主权利，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江泽民提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通过党内民主来推动人民民主的重大战略思想：（1）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2）改革的目标是要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扩大基层民主，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3）坚持不懈地加强和完善党内民主，以不断促进人民民主的发展。（4）改革是否成功，关键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能否改善广大人民的生活，能否增进各族人民的团结。（5）不能丢掉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民主，要根据我国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6）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推行。^[9]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系的日益成熟，公民的自主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等越来越强，充分发展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社会民众展现出对民主建设的极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要得到有效运行，人民的民主参与就显得尤为重要。胡锦涛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道路时指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努力与我国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10]胡锦涛尤其强调基层民主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地位，他指出：“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必须深刻认识发展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的重大意义，推动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发展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依法保证人民群众在基层政权机关、基层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中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11]

在如何丰富人民民主的形式方面，习近平进一步深化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参与思想，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大战略思想。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通过依法选举、让人民的代表来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是十分重要的，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让人民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也是十分重要的。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12]显然，只有选举民主并不是真正的、充分的民主，民主应当体现在日常政治生活中，体现在人民广泛的、持续的参与过程中。“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13]这就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功能，“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14]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民主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民的民主参与始终是无产阶级政治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后，如何将人民的民主参与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如何最普遍、最有效地扩大人民群众有序的政治参与，如何在与人民日常生活最紧密的领域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权利，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家们关心的重要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