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民主的参与困境

从诞生开始，参与式民主就注定了其理论的不成熟性和实践的非现实性。参与式民主将参与作为核心概念和构建基础，强调参与的价值和意义，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参与的现实和人们对参与的真实需要。

毋庸置疑，在“参与”与“政治”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政治意味着集体活动，政治本身就是人们为了实现特定的目的而共同行动，因此它预设了一定程度上的参与。正是因为这一参与与政治之间的必然联系，关于参与的讨论和争议伴随着整个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

在当代经验主义政治观念中，将参与理解为个人在公共活动中追求自己目的的工具论获得了普遍支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工具性参与形式尤其投票是容易量化的，统计方法的运用使得参与的影响变得直观起来。政治科学家们将许多特定活动如投票、政党活动界定为参与，然后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分析这些参与活动。尽管学者们坚持不同的人性观，关于参与的意义和价值的争论仍在持续，但参与在现实中等同于影响的表述已经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参与主要是一个事实而非价值，是客观现象而非主观现象。研究者计算参与的场所、参与的次数，计算团体内部或政治组织之间参与的频率，评估个人参与或组织参与的原因或结果，这些均可以从客观的角度进行分析。

然而，参与式民主对参与的思考并未涉及更广泛、更深入的话题。首先，参与的主体。参与式民主假设所有的成年人均有权利参与，但它没有考虑成年人为什么去参与，参与是一种权利还是义务？特定的人群是否被排斥了参与的权利？人口中的某些部分如精英或专家是否应该享有更多的参与权利？其次，参与的渠道。人们应该直接参加全国性决策或全民投票，还是为了政府的有效，应该在代表与适度参与的选民之间进行分工？政治生活中的广泛参与与大规模的组织如民族国家、官僚组织、跨国公司能否共存？如果在全国性的决策与地方或基层之间的决策进行分权，那么，个人又如何影响全国性的政治决策过程？第三，参与的范围。由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政府决策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是公开的？公众在多大程度上被允许参与企业的决策？政治参与的边界如何与保护私人自由相协调？上述种种问题上的语焉未详，使得参与式民主遭到了广泛的批评。

近代以来，公民权的倡导和普及一度使得参与在民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但是，行为主义的经验研究却发现，政治冷漠而非参与在政治生活中十分普遍。传统上对大众参与政治的推动没有充分考虑到政治体系的一个主要前提，即稳定。根据他们的看法，理想的政治均衡是保持一定程度的公民冷漠。主流的民主论者对纯粹的或国家层面的参与式民主也表示出深刻的怀疑和担忧。伯纳德·贝雷尔森等人在1948年时就已经运用统计方法对美国总统选举中一个社区选民的选举行为进行研究，发现大多数人在选举时并没有表现出对政治的兴趣并积极参与。^[76]由此，贝雷尔森等人提出质疑，假如所有人都深深卷入政治的话，大众民主怎么能够运转起来？他们指出，极端的兴趣伴随着极端的党派偏见，并且有可能导致顽固的狂热，一旦蔓延到全社会，它足以毁灭民主过程。正是选民之间的分歧，由“强烈的情感驱使的行为和缺乏热情的行为之间的平衡”，才使民主得以运转。^[77]

达尔在分析20世纪50年代美国纽黑文市的政治参与时也指出，“在过去十年中，一些城市的选举中选民不参加投票的比例从四分之一上升到几乎一半。在那些不太经常参与的人们中间，参与的形式越是积极，参与的人就越少。……或许在大选或选举之外人们的参与要积极一些……但就像大选一样，大多数人除了与朋友进行交谈外很少有其他参与形式。”^[78]研究者对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参与行为进行了大量研究后发现，美国人的政治参与是非常有限的。莱斯特·米尔布拉斯曾总结过，“大约30%的美国成年人在政治上是冷漠或消极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了解自己周围其他世界的情况。大约60%扮演着政治旁观者的角色，他们会观察，会鼓掌，会投票，但他们不会互相争辩。”^[79]对于许多人而言，投票几乎是参与政治生活的唯一行为。^[80]

这些行为主义者的结论被认为建立在对公民态度和行为的经验观察基础上，比较符合真实的政治生活。与传统的方法不同，行为主义者是非规范的，因为他们关注现实而非应然，提出具有经验内容的、可操作的、可验证的假设，这使他们的结论更具有客观、科学的色彩。

实际上，从法国大革命时期开始，对大众社会和极权主义政权的恐惧一直困扰着人们，大众服从精英，以及政治领域的大众冷漠和自制，被认为是对大众政治所导致的社会混乱和无序的屏障。这一反对广泛政治参与的观点是保守的政治社会学传统的重要内容，这一传统被精英主义理论延续至今。

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精英主义者反对参与的理由主要包括：（1）鉴于政治活动的性质，以及大多数人的知识和道德水平的低下，大众参与是不值得期待的。从柏拉图以来，思想家一直认为政治是一个要求能力和专业的活动，只有当选的少数人才能合格。不合格的民众应该远离政治或在政治生活中扮演有限的角色，只有精英才能够统治，大众恰当地服从政府的权威。只有这样，一种文明的政治和公共哲学才能够得到维持；（2）不应该鼓励大众参与，因为它与隐私、自由的价值以及不参与的权利相冲突，参与决策应该是自愿的；（3）由于在大型团体中特定的组织限制和心理因素，大众参与是不可能的。这些因素包括政治和组织技能的需要、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分工、成员忠诚和对领导者的信任等，限制了大众参与和控制的可能性。^[81]然而，精英主义的这些观点充满了价值倾向，与经验事实之间也并非没有距离。

其他的一些观点并不反对政治生活中的参与，但反对所有人的、频繁的参与：首先，所有人参与政治生活并不见得是好事。可以发现，许多不参与者并不同情民主过程。大量证据表明，冷漠和不参与的人具有威权、愤世嫉俗以及非自由态度的特点。如果这些人进入政治生活中将威胁正常的政治运行如政治自由、政治妥协和政治稳定。那些被界定为社会、政治、经济领导者的精英和那些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者，往往被认为是自由民主价值的保护者和承担者；其次，高度的政治参与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政治发展的进程及其结果。特别是对于后发展的国家而言，政治参与的爆炸将危及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也破坏了民主；第三，高度参与意味着社会关系的政治化。大多数人对政治感兴趣并积极参与，意味着政治因素决定了一个人受教育的机会、工作、居住、享乐等事务。广泛的参与如果没有影响到政府的稳定，类似的规范也将影响到接近政府的非政治机构中的权威关系；第四，除非非政治领域也受到类似民主的规范所影响，否则高度的政治参与将威胁民主价值。证据表明，个人参与政治以外的决策过程与其参与政治体系具有一定的联系。^[82]

尽管上述对高度参与可能带来的后果进行的分析有一定的根据，但这些反对参与的观点却并未令人信服，因为每一个观点均存在着非客观之处。大量研究表明，人们无法断言高度参与对自由和政府稳定是致命的。当然，不可否认，在西方社会中人们的参与水平和功能如此之低，但整个政治体系却相对稳定地维持了下来。对此，彼得·巴克拉克等人批评了这一“假相”，强调广泛的大众参与对于健康的民主政体而言是不可缺少的。缺乏这一点，领导者不会对民众的要求作出反应。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权力鸿沟加大时，大众被异化而显得冷漠、吝啬，这使得民主容易受到反民主的大众运动的攻击。更重要的是，认可甚至推动大众不参与的所谓“民主”剥夺了大众在政治参与中获得的许多益处，由此破坏了促进人类幸福这一主要的理由。针对普通人非自由的、反民主的这一特性，巴克拉克等人认为并不是人们原本就缺少目标、责任和社会认同感，政治冷漠是可以改变的，普通人积极参与政治和在民主中发挥重要作用，就会消除他们的反民主态度。^[83]行为主义的研究建立在经验性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上，其研究假设认为现有的西方政治体系是令人满意的。毫无疑问，这些只看到过去和眼前的分析不可避免地具有维护现状的色彩。支持对大众参与进行限制的研究者，基于对政治稳定和保护自由价值的考虑，却未能够注意到从政治生活中的退却具有累积性和选择性，这种退却往往使糟糕的境遇在社会和经济地位不利者身上累积。结果是，整个政治体系的稳定以相对无组织和缺乏秩序为代价，尽管这种政治稳定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然而，当被排斥者的不公正感日益集中，并认为必须要进行变革时，或许政治生活就不再稳定了。

在其理论形成阶段，参与式民主作出了激进的反应。在努力使公民参与最大化的同时，参与式民主理论贬低了权威和领导的重要性甚至合法性。在一个参与性社会中，权力平等试图完全取代等级秩序。政治上积极的公民将剥夺领导者进行富有创造性的领导活动，导致政治体系陷入负荷过重的危险。亨廷顿等人在分析美国的民主变革时指出，20世纪60年代掀起民主浪潮的实质就是对现存权威的挑战，公众对政治领导人和组织的信任的衰落，以及政府的财政开支迅速增长，从而产生财政危机，政府负荷过重，反过来使得政府不能满足民众的要求和期望。为了避免政府负荷过重，民主要求一部分人保持对政治生活的冷漠和不参与，这实际上要求更少而非更多的民主，民主需要节制。这种节制来自两个原因，首先，尽管民主是建立权威的唯一办法，但它没有必要成为一个普遍适用的办法。在很多情形下，对职业知识、资历、阅历和特殊才能的需求超越了民主作为建立权威唯一办法的要求。其次，民主政治系统的有效运转通常需要就某些个体和群体而言某种程度上的冷漠和回避。^[84]

乔迈尼·萨托利批评参与式民主将参与的范围无限扩大到宏观层面的非现实性。他认为，参与只能在微观层次上展开，它是微型民主的本质。因为参与的强度即它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同参与者的数量成反比，参与者的人数越多，每个参与者的作用就越小。随着参与从小团体内部上升到政治制度的层次，参与便不足以维持整个民主大厦了。针对参与式民主试图通过公民表决式民主以取代代议制民主的做法，萨托利认为，公民表决式民主的缺陷在于它是一种加剧冲突的结构，是导致零和结果的民主，它不但是制度上的“多数专制”的完美体现，而且是它的最不明智的体现。因此，只有在小团体的范围内，参与才是有意义的和真正的参与。而这也使得参与式民主与代议民主能够有效结合起来，为上层结构即民主政体提供了关键的基础结构。^[85]

尽管参与在政治生活中不可能无限地扩大，但就民主的实质而言，参与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没有参与，便没有民主。参与式民主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将参与的范围不恰当地、不现实地予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