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恰科夫的外交思想与实践及其现实意义
吴 伟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1789~1883年）是19世纪后半期俄国著名的外交家和政治家。他从1856年出任外交大臣，一直领导俄国外交部26年，他的睿智和坚毅，帮助俄国渡过了克里米亚战争后外交上的艰难时期，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保护了俄国的利益，并使俄国在欧洲外交舞台上重新发挥一个大国所具有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戈尔恰科夫的外交思想及其实践，仍被现在的俄罗斯外交界视为宝贵的历史遗产，并赋予它巨大的现实意义。俄罗斯外长伊·伊万诺夫说:“现实地看待国际进程，立足于本国利益，并善于在最艰苦的条件下维护本国利益——戈尔恰科夫外交的这些基本原则，即使在今天，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时代，对我们来说仍有现实意义。”[1]他在谈到2000年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的形成时指出:“新构想把戈尔恰科夫的思想和当今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任务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2]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列·斯卢茨基把当前采取更加灵活和多方面的对外政策，建立起地缘政治利益的均衡，称之为“俄罗斯传统的戈尔恰科夫外交”。[3]
一、戈尔恰科夫外交思想和实践的客观环境
19世纪上半期，俄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地位举足轻重。1812年它打败拿破仑，成为最强大的欧洲大国。经过维也纳会议和与普鲁士和奥地利组成的“神圣同盟”，俄国成为实际上的盟主和维护欧洲封建秩序的决定性力量。当时在位的亚历山大一世也因此“成为欧洲的主宰”。[4]19世纪20~ 40年代，俄国频频参战，不断扩张，占据了多瑙河河口和黑海东部沿岸地区，获得了使俄国军舰可以自由进出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权利，并且迫使土耳其对其他国家封锁达达尼尔海峡。[5]到19世纪中期，俄国已经成为一个地跨欧、亚的庞大帝国。
俄国的扩张导致它与列强摩擦和矛盾的加剧。为抵消俄国在黑海地区的特殊影响，1841年，英、法、普、奥、俄和奥斯曼帝国在伦敦签订了关于黑海海峡的公约，恢复了所谓奥斯曼帝国的“古老规则”，即在和平时期，“外国军舰应永远被禁止进入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6]在1853~ 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遭到奥斯曼土耳其、英国、法国等国的联合进攻，以及“神圣同盟”“盟友”奥地利皇帝佛兰茨—约瑟夫的“出卖”。俄国最终战败，意味着它也要吞下随之而来的苦果。
根据1856年3月在巴黎签订的和平条约，俄国丧失了对摩尔达维亚、瓦垃几亚和塞尔维亚的保护权，并失去了比萨拉比亚南部的领土，这不仅大大削弱了俄国对多瑙河的控制，也降低了它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更为严重的是，它在黑海地区的战略利益受到极大损害。和平条约规定黑海实行中立化:它的水域和港口对各国商船开放，但“永久地禁止沿岸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军舰通行”；俄、土两国也不能在沿岸设立和保留任何军火库。[7]黑海中立化使俄国在这一地区的边界几乎处于不设防状态，一旦发生军事冲突，俄国没有能力和可能抵御敌人的长驱直入。连俾斯麦也承认，对黑海的限制“不合情理，长久地禁止沿本国的海岸自由航行对于像俄国这样的强国来说是不堪忍受的，因为这是凌辱。”[8]
在接受战败的耻辱的同时，俄国还必须接受被孤立的现实。还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国就通过与挪威—瑞典王国的同盟，把俄国北方的这个邻国拉倒自己一边；通过奥地利达成秘密协议，成功离间了俄、奥关系。英、法、奥还设法控制住了土耳其。这样，从北到南形成了一道孤立俄国的“隔离线”。
与此同时，对外战争的失败不仅让“沙皇政权在全世界面前给俄国丢了丑，同时也在俄国面前给自己丢了丑。”[9]农奴制的俄国在社会和政治上的落后与脆弱暴露无遗，进一步加强了“社会舆论中达成了的取消农奴制经济和政治必要性的共识”。[10]而战争的失败“把尽快取消农奴制这一最重要的问题提上了日程”。[11]
可见，19世纪50年代正是俄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时期。俄国从一个具有举足轻重地位、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决定性影响的欧洲核心国家，经过战败的重创，国家利益受损，变成了在国际社会陷入孤立、许多方面要仰人鼻息的“二流角色”。外部环境的变化为国内变革注入了浓烈的催化剂。一场扭转俄国历史进程的大变革已经势在必行，无法回避。这种大变革也对外部环境的改善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这样的国内外形势下出任俄国外交大臣并且要有所作为，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相当严峻的挑战。
戈尔恰科夫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具有主持国家外交工作的必备素质。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沙皇是俄国外交政策的最高决策者，但外交大臣在对外政策制定上并非处于完全被动地位。情报的主要提供者和外交政策的执行者的角色，可以使外交大臣对沙皇及其决策产生一定影响，[12]并且这种影响的大小还与沙皇对外交大臣能力的信任和依赖成正比。1855年登基的亚历山大二世，更多接受的是军事熏陶，“很长时间对国务没有兴趣”。[13]他在登基的第二年对戈尔恰科夫的任命以及一直让他在外交大臣职位上坐了四分之一世纪，都说明亚历山大二世对戈尔恰科夫的倚重。戈尔恰科夫自己也承认，在俄国了解内阁对外政策的只有两个人:“制定政策的皇帝和筹备及执行政策的我本人”。[14]这也是戈尔恰科夫能够在困难时期取得外交成就的重要条件之一。
再有一个条件不容易忽视，即欧洲列强之间的关系。英、法、普、奥、意、土等国之间矛盾错综复杂，利益和目标远非处处一致。这就为俄国外交提供了相当大的活动空间和化不利为有利的可能。同时，俄国作为一个大国——即便是战败之后，也会因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凸显出它在欧洲外交舞台上的“分量”。这都说明，19世纪中后期俄国的国际环境和地位尽管不如克里米亚战争之前，但对戈尔恰科夫来说，仍为他提供了施展外交才干的机遇和“用武之地”。
二、戈尔恰科夫外交思想及其实践
概括地说，戈尔恰科夫面临的基本任务有两个:其一，尽快摆脱因克里米亚战争带来的不利处境，针对俄国国家利益受损的主要方面和利益扩张的重点方向，制定和实施相应的对策措施。其二，为国内改革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借助国内改革提高俄国的综合国力，为对外活动寻找更强有力的支撑。
围绕这两项基本任务，戈尔恰科夫提出一系列外交思想和主张。
（一）韬光养晦，养精蓄锐，树立统领对外政策的大局观
克里米亚战争使戈尔恰科夫对俄国的落后有了更加深刻的感受，因此他是俄国贵族中坚定的改革派。为国内改革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使改革在不受或少受外部因素干扰下顺利进行，是戈尔恰科夫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他主张，俄国对外政策应建立在友善和信任的原则上，集中精力于国内发展。他认为，国家统治者应“把他的臣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因而，俄国的国家政策首先具有的是民族性。针对人们对战败后俄国对外政策的种种猜测，戈尔恰科夫明确表示:“俄国没有愤怒，他正在养精蓄锐。”[15]他还说:“如果国内经济破产和混乱无序，俄国就不能在对外政策上发挥积极影响。”[16]他上任后第一次系统阐述俄国外交方针时提出，一段时间内俄国应避免积极参与欧洲事务。他得出结论:“为了自身安全，为了自己在外部舞台上的强大……也为了和平和保持共同的平衡，俄罗斯的头等大事就是完成国内改革，俄罗斯和所有斯拉夫民族的未来都将取决于此。这就是我们政策的原则基础。”[17]这种力保国内整顿和改革顺利进行的大局观，在戈尔恰科夫主持下的外交实践上有突出的反映。从19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俄国在法奥、普奥、普法等欧洲强国的一系列战争中，成功地保持了中立，并且避免了与英国在中亚和远东地区的正面冲突。面对统治集团内、特别是军方“与英国争夺亚洲的战争不可避免”的情绪下，戈尔恰科夫坚持对外行动首先要服从国内改造，力主优先用外交方式解决中亚问题。他提醒当地司令官要“小心行事”，不要把事情推向军事冲突。[18]他要求派到中东和中亚的国家考察团要保持谨慎，采取有助于缓和那里局势的策略，不要干预这些地区国家之间的冲突，以免使俄国卷入自己力所不及的战争。由于英国对1863年波兰起义给予积极支持，沙皇政权决定在中亚采取示威性军事行动以转移英国的注意力。尽管如此，戈尔恰科夫还是提醒内阁，行动应“非常谨慎，避免过分宣扬，能保持这种冷静”。[19]这充分体现了戈尔恰科夫出众的大局观和丰富的外交经验。
这种大局观和外交策略，不仅使俄国暂时置身于耗费钱财的纷争之外，而且有利于它“全方位”地从国外获取推进工业化的资金和技术。例如，在1856~1876年间，俄国铁路建设中有4.17亿卢布（9亿马克）是从普鲁士和统一后的德国吸纳的。还有，俄国与欧洲国家保持畅通的贸易联系以及置身战外，大大增加了其粮食的出口，而粮食出口又是俄国工业化资金的主要来源。从1862~1879年，俄国谷物出口增长了5倍，占俄国出口总额的56.2%。[20]值得注意的是，仅在1861~1870年期间，俄国粮食出口总额中的62%，是经由黑海和亚速海各港口输出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黑海地区安全对俄国的重要意义。
（二）国家利益至上，走出意识形态思维定式
国家利益在外交中所处的至高地位，本来是一个常识性的原则问题，无须赘言。但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并不是同一时期的每一种选择，或是不同时期的同一种选择，都能最好地体现这一原则。戈尔恰科夫外交思想和实践的一个亮点，就是他能够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对国家利益至上原则作出新的合理的诠释。
19世纪上半期特别是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不管是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年在位）还是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在位），俄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维护俄国从中获益的维也纳体制和作为其主要支撑的俄普奥“神圣同盟”。俄普奥三国同为君主专制政体，沙皇又是其他两国君主公认的“领袖”，沙皇便以保持这一政体，防止和镇压欧洲的民族、民主革命为己任，并视为俄国国家利益之所在。对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神圣同盟”越是偏爱和倚重，上述两位沙皇——尤其是后者，就不可避免地把在1848年革命中建立起共和国的法国，看做是从地缘上和意识形态上威胁俄国及其欧洲“秩序”的最大敌人。因此，在体现俄国国家利益的对外政策中，反法和依靠奥、普，自然成为首先的选择。
但是，克里米亚战争从爆发到最后的结局都证明了俄国上述对外政策的失败。亲身经历了这一切的戈尔恰科夫深刻地感受到，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反法和依靠普奥的政策，已经不足以在新形势下维护俄国的国家利益了；需要根据国家利益的新内容和新要求，调整对外政策，选择新的重点和突破口。尽管新的政策看起来与以前的政策有一定出入甚至完全对立，但只要它符合当前的国家利益就是可行的。
戈尔恰科夫对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的把握与运用上，集中体现在处理与法国关系上。在克里米亚战争后，作为新的“克里木体系”的主要制定者和维护者，法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得到提升。相反，俄国是这一体系的“受害者”。按照传统的外交思维，俄国本应把矛头死死对准法国，利用一切机会限制它，削弱它，甚至不惜与之公开对抗。但戈尔恰科夫从当时俄国的处境和国家利益的要求出发，认为欧洲国家包括俄国的“神圣权利是建立在它们之间可以共存的相互关系基础之上的”。[21]因此，与法国敌对不是满足国家利益的首选方式。摆脱在国际社会的孤立状态，集中精力于国内事务，通过和平的方式改造损害俄国利益的“克里木体系”，这才符合现在国家利益的要求。而争取与法国结盟，不失为满足这一要求的重要步骤。在戈尔恰科夫主持下，俄国外交把争取与法国结盟迅速提上了日程。1857年9月，亚历山大二世与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在斯图加特会晤，其后俄法两国在一系列欧洲重大问题上表现出外交行动的一致性。1859年3月法奥战争前夕，俄法签订条约，俄国允诺保持中立，并应法国要求去争取其他大国中立；法国则同意要更多地考虑俄国的利益。[22]尽管俄国最终从法国那里没有得到最想要的结果——取消黑海中立化，但与欧洲大陆第一强国的接近，“有助于恢复俄国在欧洲的威望”，使“俄国重新成为大国中的一员”。[23]
（三）灵活选择策略手段，刚柔相济
在戈尔恰科夫的外交思想和实践中，根据具体情况灵活选择维护国家利益，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策略手段占有重要位置。在戈尔恰科夫看来，通过妥协、让步，签订公开或是秘密的条约与协议，达到对外政策目标，是当时需要采用的主要策略手段。就俄国战败后的实力和国际地位而言，这也是最现实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戈尔恰科夫外交策略具有绥靖的色彩。但这并不是戈尔恰科夫外交的全部特点。无论是近代还是现代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只是一味地绥靖，并不能很好地维护国家利益。戈尔恰科夫外交遗产之所以具有丰富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其中一点，就在于它不仅提供了绥靖外交的成功经验，而且还提供了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地维护国家利益的范例。他在1856年8月给俄国驻外大使们的信中说，俄国希望在与各国政府达成的充分协议中生活，“达到此目的的最好办法是在与欧洲国际法权相关的任何一个问题上，都不隐瞒自己的想法。”在与朋友的私下谈话中他说得更明确:“俄国要是……在那些极不合法也不公正的事情面前沉默不语，将会受到责难。”“因此，当我们认为必须起来捍卫公正的时候，我们每一次都要提高自己的嗓门。”[24]可见，戈尔恰科夫并不认为，俄国处境不利就可以在外交上毫无作为、忍气吞声地在欧洲外交舞台上充当“边缘看客”。在涉及俄国利益——用戈尔恰科夫的外交语言表述就是遇到不“公正的事情”，俄国该“提高嗓门”的时候就要提高嗓门。当1863年波兰起义爆发后，英法奥等国暗中支持起义者，同时借此向俄国施加压力，要求召开国际会议讨论波兰问题。俄国统治者认为，这是俄国的内政，不容别国染指。戈尔恰科夫向欧洲列强“提高了嗓门”。他在给上述三国的照会中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列强的所有要求。
（四）确定明确的对外政策目标，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地付诸实现
在戈尔恰科夫主持外交部的25年中，为之努力并最终实现的一个最重要的对外政策目标，就是取消了巴黎和约中关于黑海中立化的条款，使俄国西南国境线的安全重新获得了保证。19世纪50年代后半期，戈尔恰科夫试图通过与法国结盟，达到改变黑海中立化现状的目的，但没有成功。19世纪60年代初，俄国外交转向了争取日渐强大的普鲁士的支持。当时的普鲁士王国首相俾斯麦一心要实现德意志的统一，他千方百计地避免俄国成为统一道路上的障碍。因此，他以支持俄国恢复在黑海地区的权益作为两国携手的条件。从长远来看，一个统一、强大且具有军国主义传统的德意志国家在中欧的出现，很难说不是俄国的一个潜在威胁。但站在现实的角度看，与普鲁士的接近，对实现俄国对外政策主要目标毕竟是有利的。用戈尔恰科夫的话说，俄国“与普鲁士认真和紧密的协同，如果不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计策。”[25]这里的“计策”一词，准确地道出了戈尔恰科夫以此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的真实用意。
俄国与普鲁士“协同”的结果之一，是使法国在1870年6月爆发的普法战争中受到孤立而战败。“克里木体系”的一根主要支柱严重受损，而尚未完成统一的普鲁士还需要俄国的继续支持，这对俄国来说是个绝好机会。戈尔恰科夫抓住了这个机会。1870年10月，他又一次“提高嗓门”，要求俄国外交代表向各驻在国政府声明，俄国“不能容忍（巴黎）和约的许多重要的一般性条款屡遭破坏，而涉及（俄罗斯）帝国直接利益的那些条款却必须继续履行的情况。”他坚持要向各国说明，这仅仅是“为了俄国的安全”。[26]在俾斯麦的倡议下，1871年初，欧洲列强在伦敦召开会议并签订公约，废除了巴黎和约中关于黑海中立化、禁止在黑海沿岸设立军火库的规定。[27]戈尔恰科夫和俄国外交终于实现为之争取了15年的目标，它被作为俄国外交的巨大成绩载入史册。
（五）利用机会，提升俄国的国际地位和发挥大国作用
戈尔恰科夫领导的俄国外交还善于利用各种机会，特别在出现危机局势的时候，参与欧洲事务，借此展示俄国的大国作用，提升俄国的国际地位。1874~1875年，由于俾斯麦试图趁法国战败不久建立德国在欧洲大陆霸权，德法关系再度紧张。亚历山大二世和戈尔恰科夫都清楚，在俄国已经达到取消黑海中立化目的的情况下，保持法国具有一定的牵制力，不使德国的进一步强大无疑对俄国有利。因此，俄国外交的迫切任务，就是发挥自己的作用，制止一触即发的新的德法战争。法国也通过外交渠道提请俄国注意法国面临的战争威胁。在这种紧张局势中，亚历山大二世在戈尔恰科夫陪同下访问柏林，向德皇威廉一世和俾斯麦明确表示，俄国反对德国在对法关系上选择使用武力。德国统治者在全面权衡之后承诺，德国绝无侵略意图。戈尔恰科夫不失时机地把这一信息传递出去:“皇帝在离开柏林时确信和平的意愿在这里居主导地位。维持和平已有了保障。”[28]其后，在1876年巴尔干爆发的“东方危机”中，俄国无法替代的作用再次得到了证明。
当然，俄国为提升国际地位进行的外交努力，并非一帆风顺。在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中，俄国虽然取得了胜利，并已经落实到了圣斯特凡诺和约中，但却遭到了英国和奥匈帝国的坚决反对。在刚刚结束了一场战争之后，俄国不能想象再同时与两个欧洲大国为敌。戈尔恰科夫不得不面对他外交生涯中一次重大挫折:接受了与圣斯特凡诺和约相比更为不利于俄国的柏林条约。这件事有力地证明，在实力决定一切的法则面前，外交艺术不可能随时随地超越力量对比的现实决定荣辱成败。
清楚地在内政外交之间树立一种大局观，善于从国家整体战略高度把握外交政策走向，以最本质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制定对外政策，采取外交步骤，坚韧不拔地追求主要的外交目标，并配之以灵活多面的外交策略，这就是戈尔恰科夫外交思想和实践的主要内容。作为一笔外交遗产，它的意义不在于戈尔恰科夫有什么重大的理论创新和贡献，而在于对俄国所处环境、实际状况和首要问题的清醒认识和为把这种认识贯彻到外交实践中而做出的种种努力。
三、戈尔恰科夫外交遗产对俄罗斯外交的现实意义
1998年适逢戈尔恰科夫诞辰200周年，戈尔恰科夫外交遗产及其所包含的现实意义，一时间成了俄罗斯国内议论的话题。戈尔恰科夫外交遗产内容丰富，其中的每一个方面，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背景下，都可以对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借鉴和启迪。从这个角度说，戈尔恰科夫的外交遗产不失为一座富含实践经验和成功范例的宝库。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及其国际影响发生急剧变化，昔日超级大国的权威和霸气已不复存在。尽管造成这种变化的首要原因不像克里米亚战争失败那样显而易见，但它对俄罗斯社会和民众心理上的冲击却同样是震撼性的。与此同时，公民社会的构建和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也刻不容缓地提上了日程。激烈的变革不可避免地引起社会动荡。经济发展迟缓甚至停滞，政治斗争白热化，民族矛盾层出不穷，直至导致大规模武装冲突，这些又从另一个方面削弱着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同是置身于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之中，同样要完成重大的历史性变革，也都面临着要重新振兴俄罗斯的艰巨任务，200年前戈尔恰科夫面临的处境，让现在的俄罗斯外交家以及政要、学者们深有同感。因此，人们对戈尔恰科夫外交遗产的现实意义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和感受，对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有了新的总结和认识。
（一）明确了国家利益在对外政策中首要与突出的地位，而这一利益目前的根本要求是致力于国内的改革与发展
在1999年10月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中，对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进行了新的阐释，指出它是由个人、社会和国家总体利益决定的，而“俄罗斯在经济领域的国家利益是最主要的国家利益。只有在稳定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才能综合解决与实现俄罗斯国家利益有关的问题。”[29]2000年1月，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在其报告中，阐述了俄罗斯面临的严峻局面和面对21世纪的对外政策构想。报告承认，20世纪90年代末俄罗斯外交经受了一连串失败，国家受损，外交处境更为复杂。报告提出了“有选择参与”的对外政策构想，在这一构想框架内，俄罗斯国家战略需要优先考虑的第一个原则就是，“采取非常坚决地只维护俄罗斯切身重要利益的方针”。具体说，重整国家政权，实现经济的稳定和高速增长，与世界经济接轨，就是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因为，“如果在最近一段实践俄罗斯不能集中进行振兴国家、恢复经济和人民福利的工作，国家就注定停滞，并最终走向解体。”[30]2000年2月，普京任代总统时在致选民的公开信中指出:“我们的优先方向是从本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制定对外政策。事实上，应该承认，内部目标高于外部目标”；“切实的国家利益，其中包括经济利益，理应成为俄罗斯外交家的法则。”[31]可见，俄罗斯新领导人的外交政策，带有明显的经济色彩和务实色彩，而意识形态色彩在这里进一步淡化了。
同年7月，俄罗斯又公布了新的对外政策构想，明确了“俄罗斯外交方针至高无上的优先方向是保护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利益。”在致力于实现的根本目标中，除了确保国家的可靠安全、维护和加强其主权、领域完整、对世界的进程发挥影响外，“为俄罗斯的稳步发展、经济振兴、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顺利推行民主改革、巩固宪法制度以及维护人权与自由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被提到了相当的高度。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系列对国家利益的认识，从一个方面看，它是一种创新，与苏联时期对外政策意识形态化和为争夺世界霸权服务具有明显的、质的区别。但放到更长的历史时段来考察，就会发现它有着厚重的历史继承性的基础。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在谈到上述对外政策新构想时特别提到了戈尔恰科夫的思想的重要意义，他选择在纪念戈尔恰科夫的报告会上首次披露这一构想并非巧合。他在报告中明确指出:“现实地看待国际进程，立足于本国利益，并善于在最艰难的条件下维护本国利益——戈尔恰科夫外交的这些基本原则即使在今天，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时代，对我们来说仍有现实意义。……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都能反映出这些基本原则。”一年后他再次强调，“努力为国家发展创造和平条件符合俄罗斯外交悠久的传统”，而对外政策新构想“正是研究前人经验的结果”，特别是借鉴戈尔恰科夫思想的结果，“我们对外活动的共同目标将是为顺利实现国内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32]
（二）调整外交心态，量力而行地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
明确的国家利益，势必引起对外政策方针的调整。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摆正俄罗斯的外交心态，即以什么眼光估价自己和看待外部世界。如果用过去那种着眼于领土面积、自然资源以及核武器数量的眼光看待俄罗斯，也许仍然觉得它是一个屈指可数的大国、强国。这种“眼光”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些人的“帝国”意识、“超级大国”意识挥之不去的重要原因。与此相适应，在对外政策上，主张“积极介入一切重大国际事件”，认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能解决国际社会的任何重大问题。这种眼光和或多或少在其影响下的外交实践，在20世纪90年代屡次使俄罗斯外交陷入窘境，国际地位受到进一步削弱。
普京执掌俄罗斯政府以及当选总统后，自我观察和横向比较的眼光发生了变化，因而在国家发展战略和外交政策上日趋务实。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普京直截了当地指出，俄罗斯即“不属于代表当代世界最高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国家”，又“面临着十分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33]这两点认识清醒而中肯。在2000年初完成的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的报告中，对上述两点给予了比较详尽的分析，并且指出了俄罗斯地位受到削弱的深层原因，即在世界经济中比重下降，经济发展开始落后于中等发达国家，落伍于世界后工业革命，越来越偏离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等等。它“损害了国家深入影响世界的能力:世界对俄罗斯的关注越来越少，不再考虑它的利益所在。”[34]
正是从这种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大趋势的眼光出发，俄罗斯政府在其外交构想中提出了“保持合理平衡”的外交政策，即“成功的外交政策应当建立在使其目标与实现目标的可能性保持合理平衡的基础之上。”[35]用简洁的话来表述，就是集中使用力量，去干应该干的事情；而该与不该的要以“是否符合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实际需要”，是否“真正有助于加强国家地位”来界定。用俄罗斯外交部长伊万诺夫的话说，“新构想的新奇指出，首先在于现实地看待世界局势和我们自身的对外政策资源。我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为了俄罗斯的对外政治生存而无所不在的任务。”[36]实际上，这也就是对外政策上的“韬光养晦”和“量力而行”。它主张，要清醒地把握对外政策的“优先方面”。在这些方面，俄罗斯外交要坚定、果断，要“提高嗓门”捍卫自己的利益；同时要学会“袖手旁观”，“放弃”，甚至是“绥靖”。俄罗斯在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要发挥作用，在与自己切身利益关系不大，或是无力发挥作用的地方，不必硬撑。从俄罗斯的地位和处境看，这无疑是现实和清楚的选择。戈尔恰科夫外交思想和方针的精髓在这里得到体现。著名政治评论家亚·鲍文早些时候就注意到了这种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他说:“如果我理解正确，戈尔恰科夫没有呼吁孤立主义。但从他的话来看，他认为，完全可能发生不需要俄罗斯采取‘外部行动’、不需要俄罗斯直接参与的国际事件。我相信，现在这也是对的。特别是现在。只有在涉及我国切实重要利益的地方和时候，俄罗斯的参与，俄罗斯采取‘外部行动’才是必须的。在其他情况下，我们没必要为自己对一些‘重大事件’袖手旁观感到不安。”[37]
（三）正如前面说过的那样，戈尔恰科夫的外交遗产是丰富多彩的
今天，俄罗斯人对它的介绍和宣传，往往在不同时间，根据不同需要而有所选择和有所侧重。
例如，戈尔恰科夫曾是与美国建立紧密外交联系的积极支持者和操作者。他不仅拒绝了法国拉俄国一起干涉美国南北战争的建议，而且态度鲜明地支持林肯政府维护国家统一的行动。阿拉斯加也是在戈尔恰科夫任内出让给美国的。一些俄罗斯学者们对这些史实给予了很大关注。[38]也许他们觉得，这段历史对现在的俄美关系至少有某种提示意义。有一种观点认为，要善于运用戈尔恰科夫的外交方法，在将来早晚要出现的美国与德国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中，起一种“十分负责任的、独立的稳定器作用”，“促使建立地缘利益均衡”。[39]还有的文章把亚历山大二世与戈尔恰科夫在对外政策上的实际“双决策者”现象，与叶利钦总统只授予外交部长普里马科夫有权就对外政策问题发表声明进行了耐人寻味的类比。[40]当然，戈尔恰科夫后期俄国在柏林会议上的外交失利，也被作为反证用来说明:“只有在拥有强大的经济、庞大的军事潜力和内部稳定的情况下，对外政策才可能成功。”[41]
（原载《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5期）
【注释】
[1]［俄］《劳动报》2000年5月26日。
[2]［俄］《国际生活》2001年第5期。
[3]［俄］《独立报》2000年9月26日。
[4]孙成木、刘祖熙、李键编:《俄国通史简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6页。
[5]В.П.波将金主编:《外交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705页。
[6]《国际条约集（1648~1871）》，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388页。
[7]《国际条约集（1648~1871）》，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417页。
[8]奥托·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第一卷，东方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页。
[10]А.С.奥尔洛夫、В.А.格奥尔基耶夫等编:《俄国史》，莫斯科2001年版，第250页。
[11]В.М.赫芙洛莉娜主编:《19世纪下半期俄国对外政策史》，莫斯科1997年版，第8页。
[12]参见亨利·赫坦巴哈等:《俄罗斯帝国主义——从伊凡大帝到革命前》，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392页。
[13]《19世纪下半期俄国对外政策史》，莫斯科1997年版，第9页。
[14]［俄］В.Е.诺尔德:《1859~1862年俾斯麦赴圣彼得堡的使命》，布拉格1925年俄文版，第39页。转引自《俄罗斯帝国主义——从伊凡大帝到革命前》，第390页。
[15]《19世纪下半期俄国对外政策史》，莫斯科1997年版，第52页。
[16]［俄］《独立报》1998年4月28日。
[17]［俄］《国际生活》2001年第5期。
[18]《19世纪下半期俄国对外政策史》，莫斯科1997年版，第89页。
[19]《19世纪下半期俄国对外政策史》，莫斯科1997年版，第97页。
[20]《19世纪下半期俄国对外政策史》，莫斯科1997年版，第28页。
[21]［俄］《独立报》1998年4月28日。
[22]《俄国与其他国家条约集》，莫斯科1952年版，第24~41页。
[23]《19世纪下半期俄国对外政策史》，莫斯科1997年版，第59页。
[24]［俄］《独立报》1998年4月28日。
[25]Л.И.纳洛琴茨卡雅:《俄国与60年代普鲁士争取“自上”统一德国的战争》，莫斯科1960年版，第80页。
[26]《政府通报》1870年第235号，第1页，转引自《19世纪下半期俄国对外政策史》，莫斯科1997年版，第77页。
[27]《国际条约集（1648~1871）》，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463页。
[28]《红档》，1938年，第6卷，第110~111页。
[29]［俄］《独立军事评论》第1期（1999年12月3日）。
[30]新华社莫斯科4月15日电。
[31]［俄］《消息报》2000年2月15日。
[32]［俄］《国际生活》2001年第5期。
[33]［俄］《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
[34]新华社莫斯科4月15日电。
[35]《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俄新社2000年7月11日。
[36]［俄］《劳动报》2000年5月26日。
[37]［俄］《消息报》1998年1月21日。
[38]参见维克多·安菲洛夫:《俄罗斯在养精蓄锐》，［俄］《独立报》1998年4月28日；奥尔加·沃尔科娃:《外交大臣阿列克赛·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俄］《国际生活》2001年第2期。
[39]［俄］《独立报》2000年9月26日。
[40]［俄］《独立报》1998年4月28日。
[41]《19世纪下半期俄国对外政策史》，莫斯科1997年版，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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