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的实践哲学思想与翻译研究

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类似的是，海德格尔的世界也是一个有人生活于其中、与人密切相关的领域，是此在的存在场所。他说: “‘世界’在‘在世界中’这个规定之下的意思根本不是指一个存在者，也不是一个存在者的范围，而是存在的敞开状态。”转引自 涂成林，《现象学的使命——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萨特》，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7页。 这里的“敞开状态”，即是指此在的存在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但是，与胡塞尔不同的是，海德格尔并不是通过观察的方式去认识世界，而是通过直观的方式，让事物自然地呈现。这关键在于他抽去了“反思”这一环节，强调自我处于世界之中，应该亲身去体验、经历事物的整个发展过程，让事物在自我面前澄明地展现自身。这不是一种置身事物之外的观察态度，而是介入事物之中、面向事物本身，亲自去考察、理解和占有的实践态度。海德格尔认为，传统哲学的问题就在于它总是将感性知觉视作最直接、最当下的东西，即一件事物当且仅当它能够为人们所感知、所理解的时候，才具有意义。这实际上是一种理论的态度，即人们总是处于事物之外，与事物保持一定的距离，从事物的对立面去观察事物，也就是说，这种方法在观察行为与事物之间设置了一道反思的屏障，认为人们必须经过理论的反思才能真正认识客观事物。海德格尔则认为，“有意义之物才是最初的东西。”转引自 张汝伦，《中西哲学十五章》，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197页。 在他看来，人们在世界中最初遇到的就是具有一定意义的事物，因此，人们不需要经过反思这一中间环节，而应当直接面向事物本身去认识它；人置身其中的世界就由许多有意义的事物构成，因此我们应当在这个世界之中去理解意义。这实际上表达了海德格尔摆脱形而上学的愿望，他希望将哲学的重心由绝对真理转移到个体的生命上来，用前反思的方法将抽象抑或沉沦的人还原为具有并且能够认识自己生存意义的个体的人，最终得以领会世界丰富的意蕴，这也正是他一直特别强调存在的特殊性、有限性和时间性的原因所在。

那么，存在的意义应当如何揭示呢？海德格尔认为，此在与其他非此在的存在者的区别就在于，此在以理解和解释作为其存在的基本方式；而且只要此在存在着，就会询问并揭示存在的意义。让我们先来看看理解，它是“此在同在最根本的关系，它是人的一切其他活动，包括意识认识活动的基础，它是前意识的、先验的。只要此在在，它就理解在，理解在是此在的本体论条件。只有理解在，才有此在，才有此在的认识活动。”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4页。 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无法脱离理解而独立存在，因为没有了理解，此在就无法询问，也就不具有各种可能性；唯有借助理解，此在才能理解自己的存在结构，进而才能展开其认识活动。理解可以对此在的可能性进行筹划，也正是通过这一筹划活动，其他非此在的存在者才显示出它们存在的意义。例如，通过人的筹划活动，钢筋、水泥、木材等才会作为建造房子的材料而存在，也才能突显出它们可以为人所用的特征。因此，理解并非只是人所拥有的一种认识功能或人可以进行的一种意识活动，而是认识活动的基础和条件，是此在存在的构成性因素；正是因为有了理解，此在才具有种种可能，也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展开各种认识活动。再来看解释，它主要揭示此在的存在方式，并说明事物存在的目的。“解释并非把一种‘含义’抛到赤裸裸的现成东西头上，并不是给它贴上一种价值。随世内照面的东西本身就一向已有在世界之领悟中展开出来的因缘状态；解释无非是把这一因缘状态解释出来而已。”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 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83页。 解释受到三个方面的制约: 首先，人总是存在于世界之中的，因此世界中早已存在的传统观念、风俗习惯、文化背景、社会环境等因素必然会影响到个人，而个人由于所处特殊历史、年代、地域等条件的制约，其认识水平、思想状况、民族心理等也必然会影响他对于周围事物的理解和解释，这些来自外部世界、隐而不显的因素被称作“先行具有”。在翻译活动中，这种“先行具有”是译者理解文本的前提性条件，没有这些经验、文化、知识等方面的积累，译者无法真正走近文本，更无法揭示出原作的内涵意义。但是，由于作者和译者在“先行具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因素也有可能造成译者认识和传达文本过程中的困难。而如果译者对于作品中一些潜在的“法则”无法形成清晰而准确的认识，就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误读，并直接影响到译作读者的阅读效果。其次，解释也会受到“先行见到”，即特定的角度、切入点的影响。“先行具有”是外部世界赋予我们的理解条件，而“先行见到”则是我们对认识的对象进行反思后的结果。从什么角度去解读作品不仅显示了译者独到的见解，也代表了他对于这一作品的立场和态度，表达了他引导译作读者的愿望，因此必然会影响到译作传达的效果。再次，任何解释活动都包含了某种预设，人往往明显地抑或有所保留地表达了对于某种观点或概念方式的赞同，这就是“先行掌握”。在文本解读的过程中，“先行掌握”代表了译者对于原作在异域文化中可能会产生的影响的预测和估计。译者在进行翻译之前，往往会对于这一作品可能会吸引的读者群进行大致的估计，并对其会产生的社会影响进行预测，这也代表了译者对原作价值的总体评估，这一评估结果也会直接影响译者作出是否翻译这一作品的决定。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和先行掌握共同构成理解的基础，成为解释者的不言自明、无可争议的先入之见，并构成了筹划的何所向。“意义就是这个筹划的何所向，从筹划的何所向方面出发，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得到领会。”同上，第185页。 这种可以指明筹划的方向被海德格尔称作理解的“前结构”，它是帮助解释者追寻文本意义的理解基础。这一“前结构”不仅影响着译者对于作品的取舍和理解，更决定着他进行解读和传达的态度和方式；而且，作者的立场、态度、思想和感情同样会感染译者，在使译者的心灵受到震撼的同时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并改变译者原有的前结构，使译者对于他者、他物甚至对于整个世界的认知逐渐清晰化或是发生一定的偏移，在这一偏移的过程中，译者同样会丰富、充实自己的前结构，从而更加接近作者，成为作者内心所期待的理想读者，这样，译者才能更好地传达出原作中的信息、思想和情感。

对于存在的强调贯穿了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包括其语言观。亚里士多德曾经将文字看作对于声音的显示，将声音看作对于心灵的体验的显示；而由于人们拥有相同的心灵体验，因此声音和文字都是可以被人们理解的。海德格尔指出，“显示”这一概念是亚里士多德整个语言观的支撑点，“显示以多样的方式——或掩蔽着或揭蔽着——使某物得以闪现，让显现者获得审听、觉知，让被审听者得到审察(处置)。”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08页。 随后，这种显示与它所显示的东西的关联逐渐转变为符号与符号所指的东西之间的关系；直至希腊文化的鼎盛时期，符号都是通过显示而且也是为了显示才被创造出来的。但是，自斯多亚时代以来，符号已经转变为标记、描述某一对象的工具，而不再只是为了展示意义的显示。海德格尔认为，这一变化从根本上而言源于真理在本质上的转变，即真理由存在者对存在的去蔽转变为与事实相符的认识。发端于希腊的这一语言观被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发展到了极致。洪堡从发生学的角度，将语言看做一种活动，看做一种持续地存在着、不断发生着变化、并时刻有可能会消逝的东西。他认为，“语言乃是永远自身复现着的精神活动，它能够使分音节的声音成为思想的表达。”转引自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09页。 洪堡将语言表象视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将语言看做一种生产过程，而非一件已经固定下来的产品。海德格尔认为，洪堡的语言观深受形而上学的影响，是从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意义上去理解语言的。莱布尼茨将单子看作有知觉、有欲求的精神实体，将世界的运动归结为单子的运动，即精神运动；同样，洪堡也将语言看作主体以人为指向的一种活动，它试图探索和描述人类精神的发展。然而，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语言观并没有揭示出语言的本质，“语言的本质存在是作为显示的说。”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郜元宝 译，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70页。 即，不是我们在言说，而是语言自己在讲话，我们讲话的目的只是为了让语言自己言说。

海德格尔认为，传统形而上学遗忘了存在，因而没有能够从存在的维度来思考语言，而是将语言看作了人的主体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将语言看成了人用以统治其他存在者的工具或手段，从而掩盖并损害了语言的本质。在他看来，“在思中，在成为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在其家中住着人。那些思者以及那些用词创作的人，是这个家的看家人。”同上，第32页。 他试图通过“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这一命题来表明语言并非来自人，而是产生于存在，因此语言并非人的所有物或附属品。应该说，海德格尔从一种崭新而独特的视角出发批判了长期以来的传统语言观，不再将语言看成是一种人用来表达思想的手段，而是将其视作人存在的场域；不是人决定语言的内容，而是语言左右人的存在方式。这样，他就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人的决定性和能动性转移到人的受动性和被决定性上。但是，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的是，“海德格尔的语言观对后现代主义的彻底解构人的语言观产生了重要的先导性影响。”刘敬鲁，《海德格尔人学思想研究》，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03—304页。 在解构主义译学范式中，由于语言并不是由人决定或掌握的，作品就被视作了一种没有确定意义的语言游戏，其意义的理解也就有了无限的可能性和多重的阐释空间。这一方面大大提高了译者的自由度，因为既然承认了原作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角度和多样的阐释方式，也就在实际上肯定了译者和作者在对原作的看法上存在一定的距离。随着作者渐渐失去了对于作品的解释权威，译者逐渐享有了与作者同等的地位，译作也不再从属于原作，译者和译作的地位也因此而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另一方面，这也为误读打开了方便之门。因为原作的意义并不是固定的、单一的，而人又丧失了对语言的拥有权和对文本的解释权，那么，译者对于文本的阐释只是为了能够不断地追随语言，“语言破碎处，无物存在。”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32页。 既然我们无法把握语言，我们又何以能够透彻地理解文本？既然文本的意义有无限的可能，我们又怎能断定译作的准确与否？既然作者的原意并不构成对于作品理解的约束和限度，我们又应当用什么作为衡量译作优劣的标准？这种语言观在提供了阐释自由的同时，并没有为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合理的方法，因此很容易造成翻译研究中的混乱，尤其是翻译批评中标准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