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研究的成绩

这一时期，在日本文学翻译界活跃着一大批老、中、青翻译家。一些1980年代前已逝世的老翻译家，如丰子恺、钱稻孙、周作人、尤炳圻等，其遗译在1980年代后得以出版。1930～1940年代就已成名的仍健在的老翻译家，如楼适夷、林林、葛祖兰、韩侍桁等，到了1980年代继续有高水平的译作问世。1950～1970年代走上译坛的翻译家，如刘振瀛、李芒、文洁若、叶渭渠、唐月梅等，他们是新时期日本文学译坛的中坚和领导力量。李芒在和歌俳句的译介方面，文洁若在日本诸家名作的译介方面，叶渭渠、唐月梅在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安部公房等作家的译介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80年代后涌现的翻译家，显示了强大的实力和阵容。如杨烈、申非、李树果翻译的日本古典文学，陈德文翻译的岛崎藤村的小说、特别是日本散文，金中翻译的石川达三作品，林少华翻译的村上春树小说，李正伦翻译的电影文学剧本，于雷、金福、郑民钦、吴树文、柯毅文、柯森耀、林怀秋、包容等翻译的一系列近现代名著，都是日本文学译作中的佳作或名作，在读者中有着广泛的影响。

经过翻译家们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和实践，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学翻译在语言、语体、译法等技巧、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已基本解决。大量的日汉、汉日语言工具书的出现，使日汉翻译在语言层面上趋于规范化。尽管每个成熟的译者都有自己的风格，但是由于现代汉语已经完全成熟和定型，大凡优秀的译文一定是合乎现代汉语的句法和用词规范的译文。特别是中青年一代的优秀的译文更是如此。先前的那种文白杂糅、日文化的句式，已不多见了。这与1920～1930年代，乃至1950～1960年代的译本有所不同，个人的译作风格并不表现为翻译家个人的汉语表述习惯，而在于对原文总体风格的真实地再现。所谓“直译”与“意译”的区分越来越模糊了，翻译家们找到了用地道的、标准的现代汉语真实地再现原文的途径与方法。但是，由于这一时期日本文学翻译队伍庞大，翻译者的素质参差不齐，而且多为日语专业出身，他们中有一些人的现代汉语修养、中国文学的修养还有所欠缺，缺乏对中文的审美感受力，词汇贫乏，构词方式单调。表现在译文上，即使弄清了原文的意思，在使用汉语来表达的时候也显得干涩乏味，词不达意，句不达旨。虽粗读尚可，但经不住推敲，甚至屡见错译，更谈不上什么风格、韵味了。这一时期许多译本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由于译品的数量成倍地增长，许多译本以追求市场效益为目标，从选题到译文，都缺乏精品意识。大量的翻译选题，片面追求“可读性”，翻译出版了若干不入流的、平庸的甚至低劣的作品。同时，质量不高的、粗制滥造的译文比任何一个时期都多。可以说，这是一个精品涌现的时代，也是次品不断的时代。

在这一时期，日本文学的翻译与研究相辅相成，有了很大的进步。

首先，我国的日本文学史的介绍和研究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谨慎起步。起初，是翻译日本学者的日本文学史著作。其中，有两部著作特别值得注意。一部是197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署名“齐干”翻译的《日本现代文学史》。这是日本著名文学史家吉田精一的有代表性的学术名作，其特点是要言不烦、材料精练、观点权威，在日本国内有着很大影响。另一部是1978年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署名“佩珊”（刘振瀛等）翻译的《日本文学史——日本文学的传统和创造》。本书的作者是西乡信纲等日本新一代学者，基本上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它把各个不同时期日本社会各阶级力量的兴衰，看成是决定文学史发展的决定因素，同时紧扣日本社会历史的实际，不从僵化的教条出发，所以在日本以唯心主义观点写成的文学史占大多数的情况下，该书反而显出了其独特的学术价值。此外，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罗传开、柯森耀、周明、吴树文合译的《战后日本文学史·年表》，这是松原新一等四位日本学者合著的一部篇幅较大（中文译本四十六万字）的日本当代文学史著作，对战后日本文学的思潮、流派、主要作家作品等，作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1986年，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卞立强译、中村新太郎著的《日本近代文学史话》（原名《物语日本近代文学史》）。这是一部深入浅出、内容丰富、篇幅较大（中文译本四十多万字）的日本现代文学史著作，作者不仅清楚地描述了日本近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而且对重要的作家作品作了详细的赏析，对二三十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学也高度重视，并以较多的篇幅加以评述。1987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倪玉、缪伟群翻译的市古贞次著的《日本文学史概说》，实际上只是一个日本文学史的纲要。1989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李丹明翻译的长谷川泉的《日本战后文学史》，是一本很简要的、不足十万字的小册子。1992年，长谷川泉的另一本书《近代日本文学思潮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以上各种日本文学史著作的翻译出版，向中国读者提供了日本文学史的系统知识，也促进了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

1982年9月，北京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王长新教授用日文撰写的《日本文学史》，这是为大学日语专业的学生提供的教材。同年10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王爱民、崔亚南编著的《日本戏剧概要》，系统而扼要地介绍了从古到今日本戏剧发展的概貌，分析了重点作家的重点作品。1983年和1986年，上海的学林出版社出版了彭恩华的《日本俳句史》和《日本和歌史》两部著作，全面地介绍了日本民族独特的诗歌样式俳句与和歌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对许多名家名作作了汉译。1985年，长春的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刘柏青教授根据日本的有关著作编译的《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简史》。1987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吕元明教授的《日本文学史》。这是我国学者自己撰写的第一部中文版的日本文学通史，其主要章节曾在1980年代中期的《日本文学》季刊上连载过。全书篇幅较大（三十二万字），资料、内容都比较丰富，在国内有一定的影响，但也有些瑕疵，如在概括和复述作品时把情节搞错了（像谷崎润一郎的《春琴抄》等）。1988年，李德纯的《战后日本文学》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按一定时序编排的日本当代文学的论文集。以上著作都问世于1980年代，可以说，1980年代是我国日本文学史介绍和研究的起步、草创和繁荣时期。在草创时期，大多数著作从材料到观点，还不得不较多地借鉴日本同类著作，以至于中国学者自己的独特视角和观点还不突出，但它们作为改革开放后我国日本文学史介绍和研究的填补空白的著作，其价值是不可磨灭的。

1990年代后，陆续出版了新的日本文学史著作。1991年，陈德文的《日本现代文学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2年，雷石榆的《日本文学简史》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同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李均洋的《日本文学概说》，肖瑞锋的《日本汉诗发展史》（第一卷）也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1993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平献明著的《当代日本文学史纲》；199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刘振瀛的小册子《日本文学史话》，这本小书中的各节内容曾在1983～1989年分期刊登在《日语学习》杂志上，分专题论述了《古事记》《万叶集》《源氏物语》《平家物语》、谣曲、井原西鹤的小说、近松门左卫门的戏剧、松尾芭蕉的俳句与纪行文等，篇幅虽不长，但每一篇都不是泛泛而论，而是取一独特角度，多有自己的见解。1997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何乃英的《日本当代文学研究》，该书基本上是作者已发表的有关日本当代文学评论与研究的文章汇编。2000年3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马兴国著的《日本文学史》，凡六十万文字，论述范围从古代一直到20世纪末。

1990年代，在日本文学史研究领域成果最多的是叶渭渠、唐月梅夫妇。1995年，叶渭渠和唐月梅合译的日本著名学者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学史序说》（上下卷）由北京的开明出版社出版。这部书在为数众多的日本文学史著作中，以开阔的文化视野、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的视角、独特的文学史分期和构架而著称学术界。它的翻译出版，有利于中国读者开阔眼界，对于文学史研究观念的更新也有一定的启示价值。1991年，叶渭渠、唐月梅合著的《日本现代文学思潮史》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1996年，叶渭渠的《日本古代文艺思潮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这两本书的基础上，叶渭渠又出版了将古代文学与近现代文学合二为一的《日本文学思潮史》，1997年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日本文学思潮史》从“思潮”的角度，评述了日本文学从古到今的发展历史。作者在该书的序论中，论述了他对“文学思潮”这一概念的理解。的确，从“思潮”的角度评述和研究日本文学史，有助于突破流行的日本文学史构架模式，这也是本书的特色和成功的地方。不过，将日本文学史上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都纳入“思潮”的范畴内，有时就不免显得勉为其难（尤其是对古代文学而言）。如“写实的真实文学思潮”、“浪漫的物哀文学思潮”、“性爱主义文学思潮”之类的概括，都有可以进一步推敲的地方。1998年，叶渭渠、唐月梅合著的《二十世纪日本文学史》，作为“二十世纪外国国别文学史”丛书之一种由青岛出版社出版。2000年，叶渭渠、唐月梅合著的《日本文学史》近代卷、现代卷出版发行，两卷字数共九十多万字。另外还有待出版的古代卷、近代卷，加在一起共有四卷，出齐后，将达到近二百万字的规模，是迄今为止篇幅最大、内容最丰富、资料最全面的日本文学史，也是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史研究成果的集大成，显示了他们在日本文学方面的长期的、丰厚的积累。这样大规模的、高水平的日本文学史著作，不仅在中国是空前的，就是在日本，也并不多见，体现了中国学者日本文学研究的实力和贡献。《日本文学史》近代、现代卷将文学思潮、团体、流派、重点作家作品等文学史的主要因素，有机地纳入比较完整、严谨的文学史体系中，作者显然参阅了许多已有的日文版文学史，但又有效地避免了日本学者常有的那种散漫繁琐、过于感性化、过多臃词赘句、缺乏理论思辨性的弊病，发挥了中国学者所擅长的思路清晰、表达准确洗练的优势。

到2000年为止，我国共翻译（编译）出版日本文学史著作近十种，出版我国学者自己撰写的日本文学史著作十多种，总数共二十余种。

不过，在日本文学的研究和评论中，也存在不少问题。由于对日本文学的研究有语言的隔阂，因此，一般性的介绍常常被看作是“研究”；许多文章将日本人的观点奉为圭臬，以论证和认同来自日本的学术观点为指归，缺乏中国学者的独立思考，在研究中丧失批判精神，对一些作家作品评价偏高。一些文章和译本序言，几近日本作家作品的推销广告。而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和以前各时期，特别是二三十年代相比，在大量的译本序言中，有个性的、体现着译者独特悟性和独立判断而又富有文采的译本序，非常少见。译本序言成了一种千篇一律的八股文式的文字。这是此时期日本文学译介中的一大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