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翻译与翻译研究的本质目标

日前，国际译联(FIT)发布了关于2012年国际翻译日的主题文章，推出了今年国际翻译日的主题——翻译即跨文化交流(Translation a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1]。

“翻译即跨文化交流”这个主题其实算不上新鲜，因为帮助不同种族、不同政治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促进他们之间的相互理解，本来就是翻译活动的应有之义，也是翻译的一个本质目标。但是国际译联却把这个“算不上新鲜”的“翻译即跨文化交流”确定为2012年国际翻译日的主题，细究一下，似乎也不是一个随意之举。首先他们把它与不同文化中关于2012年世界末日的传言或所谓预言挂起了钩:“2012年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富有‘争议性’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充溢着大量符号、预言与含意。除了《圣经》里对世界末日的启示录之外，玛雅历法也断言2012年12月21日为世界末日。而一些研究者对中国3 000年前的古书《易经》进行分析后，也声称2012年12月是世界末日。数字占卦学还告诉我们，在2012年12月21日晚间11点11分，所有围绕太阳的星球将排列成一条直线，造成剧烈的海水运动，有可能导致巨型海啸和其他灾难……”^[2]而且在国际译联看来，“这些源于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预言，似乎的确在传达着焦虑、绝望与希望的信息”，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强调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的关系，似乎也就并不显得多余了。

不过在我看来，以上所言恐怕仅仅是主题文章作者为了让文章在一开始就能吸引读者眼球而找到的一个说事由头罢了，其更实质性的理由，我觉得应该同样是主题文章中所提到的，即国际译联看到了2012年的当今世界“不仅充斥着不稳定性、金融危机、政治冲突、文化碰撞和社会动荡，也充满着希望、机遇与可能性”，同时也看到了操不同语言的各民族都在深切地关注着我们所处的世界，关注着我们人类的未来，所以作为一个面向职业口笔译工作者与术语学家的规模最大的非营利性国际组织，希望在2012年继续在不同的文化间“架设翻译桥梁，推动跨文化交流，进而促进文化繁荣和提升所有人的文化素养”。我以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由此可见，是当前这个特定的时代语境促使国际译联把“翻译即跨文化交流”这个并不算新鲜的话题确定为2012年国际翻译日的主题，并以此号召全世界的翻译工作者关注翻译和翻译研究的本质目标——推动不同民族、国家间的跨文化交流。从更深的意义层面上而言，我们也可把这个主题看作是对翻译和翻译研究的本质目标的重申和强调。尤其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人类一两千年来的翻译史，我们也许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当今我们的一些翻译工作者和翻译研究者有时似乎恰好是在翻译的这个本质目标上偏离了甚至迷失了方向，从而把翻译只是简单地理解为一种语言文字的转换行为，把翻译研究的对象也只是简单地定位在探讨“怎么译”、“怎样才能译得好、译得准确”等问题上，于是在某些研究者的笔下，翻译研究只是被局限在研究翻译技巧的框架之内。

然而，如果我们对中外翻译史上一两千年来我们对翻译所下的定义进行一个简单梳理的话，那么我们应该能够发现，其实早在一千多年前，我国的古人就已经注意到了翻译的这一本质性问题，并给出了一个最为简洁明了、也最为全面完整的翻译定义:“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唐·贾公彦《周礼义疏》)这个仅仅十余字的定义包含着两层意思:首先是“换易言语”，指的是翻译行为或活动的本身;其次是“使相解”，则是指的翻译行为或活动的目标。这个定义言简意赅地告诉我们，翻译的完整意义不应该仅仅只是一个语言文字的转换行为或活动(即“换易言语”)，而还应该包含帮助和促进操不同语言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即“使相解”)。

令人不禁汗颜的是，与这个千年之前的翻译定义相比，我们今人对翻译的几则定义反倒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我们对翻译本质目标问题认识的“偏离”和“迷失”。谓予不信，请看以下几条“权威”的“翻译”定义:

翻译: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

(《辞海》1980年版，《现代汉语词典》的“翻译”词条释义与之完全相同)

翻译:把已说出或写出的话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活动。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1988年版)

不难发现，这几条“权威”的翻译定义都不约而同地把它们的目光仅仅集中在翻译行为或活动的本身、即“换易言语”上，却舍弃了我们古已有之的对翻译的本质目标的阐释——“使相解”。

当然，不无必要指出的是，这种情况也不独发生在中国，当代西方和俄罗斯的文化界和译学界在翻译定义的描述上也同样表现出对翻译的这一本质目标的忽视或“偏离”。譬如《牛津英语词典》中对“translation”一词的解释就是:

(a)The action or process of turning from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also，the product of this;a version in a different language;

(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行为或过程;亦指这一行为的结果;用另一种语言表述出来的文本);

(b)to turn from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to change into another language retaining the sense．．．

(把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并保留原意……)

这一词条的两条释义都只提语言的转换，而对翻译的跨文化交流性质及其目标不置一词。再如苏联著名翻译理论家费道罗夫在其《翻译理论概要》一书中对翻译所下的定义也只是:

翻译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在内容与形式不可分割的统一中业已表达出来了的东西准确而完全地表达出来。^[3]

(费道罗夫，1953:9)

而实际上，就像在中国一样，在古代西方，包括在古罗马时期，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甚至更晚一些时期，西方翻译史上的不少翻译家和学者对于翻译的目标问题其实也是很重视的。譬如古罗马著名政治家、哲学家和修辞学家西塞罗在论及其对翻译的看法时就明确提出，“要作为演说家、而不是作为解释者进行翻译”，其用意就是要求译者在翻译时要考虑读者因素，要考虑翻译文本的接受效果，也就是要促成原文文化与读者的沟通。所以他关于翻译的名言就是，翻译时“没有必要字当句对，而应保留语言的总的风格和力量”，翻译时“不应当像数钱币一样把原文词语一个个‘数’给读者，而是应当把原文‘重量’‘称’给读者”^[4]。再如19世纪俄国的普希金、屠格涅夫、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一批作家、批评家也都一致强调，“翻译的目的是为读者服务”，“不是使懂得原文的读者便于评价译出的某一诗句或某一措辞是否忠实，而是使一般不懂原文的读者也能正确地感受到原文思想和艺术价值”^[5]。这实际上也就是强调翻译应该为实现译文读者与原文的跨文化交流服务。

我当然无意挑战中外词典对“翻译”词条的释义，作为工具书的词典的释义自有它自己的特殊要求。但我们从这些工具书对“翻译”词条的释义中却还是可以窥见中外学界对翻译性质及其本质目标的某种忽视或认识偏差，由此也突显了2012年国际翻译日主题重新强调翻译的跨文化交流性质及其本质目标的现实意义。

与此同时，我也对中外学界在对翻译定义的描述上对翻译的性质及其本质目标的某种忽视和舍弃表示理解。从深层次看，这并不是无缘无故、凭空而来的，而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首先，随着宗教典籍翻译以及其后的文学名著、社科经典翻译发展起来的翻译活动，人们对翻译思考和研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笔译活动上，而甚少甚至根本没有把口译活动也纳入自己的思考和研究视野。而且历代对翻译活动有所思考、有所研究的作者，大多本人就是笔译方面的专家，或是其研究主要是建立在笔译活动和与笔译有关的材料的基础上的。这样，研究者的目光也就越来越局限在翻译文本之内的语言文字的转换层面，而越来越少地注意到文本以外的诸多因素，包括读者和接受环境等因素。这样，他们在对翻译定义进行描述时也就基本局限在语言文字的转换上面了。

这里顺便要对笔译与口译的各自特点做一点简单的说明。口译是贯穿人类翻译史始终的翻译活动，它的诞生甚至早于笔译。然而历史上对口译的描述文献和研究材料，存留下来的恰似凤毛麟角，少之又少。是20世纪“二战”以后的国际战犯大审判，以及此后频繁的国际交往，才让口译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并越来越引起当代翻译研究者的重视。而口译活动的交流双方的在场性和即时性，必然要求口译员把实现交流双方的有效沟通和交际放在第一位。与之相比，笔译员因为不存在交流双方的在场性和即时性，经常是独自一人面对原文，委曲推究，经营反复，揣摩原文的意旨之所在，希望译成之文与原文相比，“无毫发出入于其间”(马建忠语)，所以很容易专注于语言文字转换的成功程度(在多数情况下也即忠实程度)而忽视转换的本质目标。

其次，这还跟一两千年来翻译活动的“方向”有关。这里所谓的“翻译方向”，指的是所进行的翻译活动是“译入”还是“译出”，或是两者均有一定的比重。两千年来的中外翻译史表明，对极大多数国家而言，历史上的翻译活动基本上都是以“译入”为主的。而建立在“译入”翻译活动基础上的翻译思考和研究，它会越来越倾向于只考虑语言文字转换层面的一些问题。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对译入者而言，他们只需考虑如何把要翻译的作品译好就可以了，其余问题他们不必考虑。在“译入”翻译活动的语境里，已经形成了一种对外来文化的强烈渴求，因此只要把作品翻译好了，接受、传播、影响等都不是问题，而在此过程中实现跨文化的交流也就自然而然地水到渠成了。所以，建立在“译入”翻译活动基础上的翻译思考与研究，多把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文本之内语言文字的转换层面，也就不难理解了。

由此可见，是传统翻译活动的特点，即其主要形式是笔译，其翻译的“方向”主要是“译入”，导致了人们在对翻译定义进行描述时越来越偏重翻译的语言文字的转换功能，而逐渐淡化甚至忽视了翻译的本质目标——“使相解”，即要帮助人们相互了解。联系这样的历史背景，我们再来看2012年国际翻译日的主题文章——强调要在不同的文化间“架设翻译桥梁，推动跨文化交流，进而促进文化繁荣和提升所有人的文化素养”，那就不是简单的旧戏新唱了，而自有其深意在焉。

翻译界长期以来在讨论翻译定义时这种对其跨文化交流性质及其本质目标的忽视，在某种程度上也对我们的专家学者乃至翻译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譬如，我此前曾多次撰文批评过的鲁迅文学奖评奖中翻译文学的整体“缺席”就是一例^[6]。我们的评奖专家们显然甚少甚至根本没有考虑过参评的作品是否为“推动跨文化交流，进而促进文化繁荣和提升所有人的文化素养”做出了贡献，而把他们的目光只是盯着参评的翻译作品中是否有“翻译疏漏”，是否有“表达不贴切、不准确”，是否有语言文字转换上的“硬伤”等问题上，从而使得一场国家级别的翻译文学评奖在某种意义上沦为了文学翻译的“作业批改”。

再如，我国学界某些人对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文化学派”的分析和批评也同样暴露出这个问题。我曾经读到过一篇题为“反论:他山之石，可以毁玉——对文化翻译派的反思”文章，作者从“翻译的本质”和“翻译本体论”的立场出发，对所谓的“文化翻译派”^[7]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他们(即作者所称的‘文化翻译派’)主张采取描写的方法来研究业已存在的翻译现象，距离翻译的定义相去甚远”^[8]。作者所据的“翻译定义”是他们从网上下载的一个“佚名”作者所下的定义:“翻译是以译者为主体，以语言为转换媒介的创造性思维活动。所谓翻译，就是把见诸于一种语言的文本用另一种语言准确而完整地再造出来，使译作获得与原作相当的文献价值或文学价值。”正是基于这样的“定义”认识，所以在该文章作者的眼中，促成翻译活动发生的因素就只是“原本、作者、译本、译者”，而看不到不同语言民族之间交际的需要，看不到译入语语境中对外来文化的需要，看不到2012年国际翻译日主题中所说的“将某一特定文化下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态度、心态与价值观传输给其他文化”的需要。而实际上，正是这些“需要”才是促成翻译发生、发展、发达的深层因素和根本动力。离开了这些“需要”，翻译才真的成了“无本之木”了，而不是如作者所说的，“一个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倘若一味追求宽泛的视野，忽略了本体的回归与反思，则惜为无本之木了”^[9]。

这篇文章中还有一些似是而非、逻辑混乱的话语和观点，如作者批评说:“在文化派的眼中，译文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原文，成了塑造和左右目的语文化的一种势力。这与翻译的本体论南辕北辙。在翻译本体论的研究中，原语文本与译语文本如同一张纸的正反两面，是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10]然而众所周知，在中外历史上，“译文的作用超过原文，成了塑造和左右目的语文化的一种势力”的事实可谓俯拾皆是，圣经译本、佛经译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译本，无不如此，至于中外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我不明白为什么作者面对如此众多、如此明显的事实，却都视而不见。至于说原语文本与译语文本相互“不可替代”，更是让人难以理解。在讨论翻译问题的前提下，试问在哪一个译入语国家里译语文本不是原语文本的“替代”?译语文本如果不能替代原语文本的话，难道让译语国的读者直接去面对原语文本?

我不知道文章作者依据的是哪一家“翻译本体论”，但就我接触到的当代国外的一些译学著述而言(这些著述且并不属于该文章作者所称的“文化翻译派”之列)，这些作者所持的立场与该文作者所声称的“翻译本体论”显然也相去甚远。譬如当代著名俄罗斯翻译研究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科米萨罗夫，他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指出:“翻译的语言学理论把翻译置于跨语言交际这个广阔的背景下，研究交际的各个方面，揭示决定交际的语言内因素和语言外因素。它不仅涉及原语文本和译语文本，还涉及原文转换成译文的过程。翻译作为一种语言中介，其目的是保障操不同语言的人达成沟通，从而实现跨语言交际。”^[11]这里科米萨罗夫讨论的是语言学理论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但他却明确指出，要研究交际(即翻译活动)的各个方面，而且把“语言外因素”视作与“语言内因素”一样的“决定交际(即翻译活动)”的因素。他更进一步指出:“翻译不仅仅是个过程，是译者的活动，它更是一个跨语言交际行为。翻译的结果不可能完全保留原作的内容，翻译的目的仅在于实现交际等值。翻译不能仅从言语的角度去研究，从过程的角度来研究，它更要通过研究其过程中的言语行为来研究其实现的语言基础。”^[12]

当代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莫娜·贝克在其前几年刚出版的新著《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释》一书中，一开始就在“作者序”中对“传统的口笔译研究”中“对于同时代的政治和伦理道德问题”“采取回避态度”的立场提出批评，同时把那种“以为翻译，尤其是口译，是完全中立而纯粹的语码转换，不存在译者个人思想的介入”、相信“译者对现实的叙述能够‘完好无损’地传递语言及其他符号信息”的认识，称作“一种天真的理念”，是一种“模糊了真相的理论模式”。她的这本新著显然就不是从传统的两种语言文字转换的层面上去讨论翻译问题的，她极其敏锐地察觉到翻译(包括译者)在当今全球化国际政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以及翻译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复杂关联，所以她以极其清晰的语言宣称:“当今世界，无论你人在何处，都不可避免地生活在冲突的氛围中。……而所有冲突方要将自己的行为合法化，翻译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她甚至进一步声称:“很多形式的冲突都由翻译参与而形成的”，“翻译不是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副产品，也不仅仅是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结果，也不是人与文本物理运动的副产品。相反，翻译正是使社会、政治运动发展得以发生的那个进程本身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13]。在这样的层面上定义和界定翻译，肯定会让读者感到耳目一新，完全刷新甚至颠覆了他们心目中原有的那些陈旧的翻译定义。然而，这样的定义与界定又是完全符合当今翻译的实际情况的。难道不是么?

2012年国际翻译日主题文章最后指出:“过去30年间，全球经济、文化与信息技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其推动下，跨文化交流现在所处的语言、社会政治与文化背景与以往相比已有天壤之别。如果说，在当今时代，‘是否要全球化’对于个人和国家而言几乎是不言而喻的，那么，‘是否与翻译共存’也不再是一个选项，而是业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面对的现实。”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面对这样的翻译现实，我们的翻译工作者和翻译研究者显然有必要尽快调整自己原先对翻译的那种狭隘的、有失偏颇的认识，而应积极响应国际译联的号召，站到一个广阔的跨文化交流的平台上，无论是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还是在自己的翻译研究中，拓宽自己的视野，“通过自己的专业劳动使跨文化理解更上一层楼”，从而切实有效地“推动跨文化交流，进而促进文化繁荣和提升所有人的文化素养”。

(原载《东方翻译》2012年第5期)

【注释】

[1]中国译协会员电子通讯2012年第6期上的译文为《翻译与跨文化交流》。我以为译成“翻译即跨文化交流”似更贴近原文，并能把原文想要强调的翻译的跨文化交流性质更加突出。

[2]本文对国际翻译日主题文章的引文均转引自中国译协会员电子通讯2012年第6期，英文撰稿毛思慧，翻译付蕾，审稿黄长奇。

[3]费道罗夫:《翻译理论概要》，李流等译，中华书局，1955年。但必须说明的是，费氏在该定义之外，还单独列出一条“翻译的目的是尽量确切地使不懂原文的读者(或听者)了解原作(或讲话的内容)”。

[4]谢天振等:《中西翻译简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第265—266页。

[5]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46页。

[6]参见拙文《文学翻译缺席鲁迅奖说明了什么?》(《东方翻译》2010年第6期)、《假设鲁迅带着译作来申报鲁迅文学奖》(《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7月8日)等。

[7]我之所以说“所谓的‘文化翻译派’”，是因为在西方译学界只有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并没有什么“文化翻译派”。这个名称显然是文章作者杜撰的，且让人误以为是翻译实践领域内的某个流派。这里姑且套用之。

[8]罗益民、韩志华:《反论:他山之石，可以毁玉——对文化翻译派的反思》，《当代外语研究》2011年第8期，第36页。

[9]同上。

[10]同上，第37页。

[11]吴克礼:《俄苏翻译理论流派述评》，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17页。

[12]同上书，第516页。

[13]莫娜·贝克:《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释》，赵文静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