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学者将主位理论引入翻译实践中，对不同体裁的英汉译文主位、述位结构和主位推进模式进行了分析，进一步推动了主位理论的发展。
有的学者分析了政论类语篇在汉译英中的主位理论。游辉[8]以1994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英译本第一卷的44篇为研究对象，按照重大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着重选取了其中的30篇，分析了每个篇章主位推进的特点以及在语篇中所起的人际功能。统计研究表明：《邓小平文选》英译本中出现次数最多、频率最高的主位推进模式是放射型、阶梯形、交叉型和聚合型。对体现人际意义功能成分的语气结构（主语和限定成分）和情态系统分类统计结果表明：放射型小句主语中第一人称指示代词“we”出现的次数最多，而情态动词“should”“will”和“must”使用频率最高。王莉淳[9]以政府会议的报告现场汉英交替传译文本为例，从小句和语篇两个层面分析了主位、述位结构。根据王莉淳的分析结果，要实现汉英语篇的对等，目标语应尽量保持源语的主位、述位结构；如目标语和源语结构出入较大时，应适当调整目标语的主位、述位结构。
更多的学者对比和分析了英汉诗歌等古文源语和英文译本中的主位、述位结构特点，如李发根[10]、谢志娟[11]运用主位结构分别分析了《滕王阁》的四种英译文和唐诗《登高》的主位结构，说明了主位结构和语篇意义、功能和文体之间的关系。王哲和马玉梅[12]对比和分析了《石灰吟》原文和英译文中主位的变化，发现中文诗歌中的主位由无标记主位转换成了有标记主位，汉语诗句中省略的部分在英语译文中得到了补充，对语序也有所调换。向心怡[13]以形式对等为基点，运用主位结构的理论对《如梦令》的原文和三种英译本的主位结构进行逐句分析，并用以衡量翻译中的形式对等，进而证明主位结构分析在诗歌翻译研究中的可行性。史嘉丽[14]对比分析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Sonnet 18的两个中译本，探究在英诗翻译中主位、述位理论的应用，并提出在英诗翻译中，在尽量再现原诗主位推进模式的前提下，不可过分拘泥，要以准确传达语义为前提，同时依据目标语的特点，在主位选择上做出相应调整，可在需要的情况下对小句进行扩充并调整小句语序。
也有国内学者对英语和汉语经典小说的主位结构进行了分析。李明[15]对张经浩和孙致礼翻译的《傲慢与偏见》两个汉译本片段的主位信息结构进行对比发现，张经浩的译本在主位选择上的随意性破坏了原文的信息结构，从而改变了原文的语篇意义，毁掉了原作的艺术价值。孙致礼的译本则深谙原作语言形式所负载的语篇意义，对原作语言形式中的主位—信息结构予以充分再现，做到意之所到，形式不忘，使译文浑然天成。何锡梗[16]从主位推进模式角度对比分析《苔丝》三种中译本，管窥译本是否真正地实现原作者的写作意图，做到“形神兼似”。付诗惟[17]以《醉翁亭记》为对象进行个案研究，比较原文和译本的主位、述位，梳理了译文信息出现的层次，认为译文流畅自然、形神俱似，这得益于它结构性的语篇特征（即主位结构）对信息高效的传达，但同时指出好的译作需保证语篇衔接连贯，但不必过分拘泥于原文信息的铺成模式。薛雨[18]从翻译的意识形态维度出发，以《红楼梦》及霍译本第 27 回三段语篇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译文与原文主位推进模式的差异。研究结果揭示《红楼梦》译文因翻译意识形态操控，原文语篇主位推进模式灵活多变，其模式呈现出简化单一的特点，体现出意识形态对主位推进模式的牵制规约。无独有偶，秦静[19]借助主位、述位理论，以《红楼梦》及其三个英译本的第三回为实际语料，并用语料库检索方法探析了译本中为了刻画人物贾母、黛玉和宝玉所显现出的主位变化。
根据以上研究成果，国内的学者不仅注重研究主位理论在语篇分析中的应用，也将这一理论和翻译理论结合起来，为翻译实践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如何将这种结合的理论应用到翻译教学中，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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